香港特区官员因问责辞职或被免职下台并不罕见，每届政府均有发生。不过今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任2年5个月后更换两位局长，属近三届政府中最快有问责班子成员被调动。有学者认为，问责制下出现人事任免很正常，相信换人也是因“找到更好人选”出任局长。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右）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被免去职务。
学者料因“找到更好人选”
翻查资料，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02年引入问责制，任内有数名司局长亦因而请辞，包括因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风波，而以私人理由请辞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因“偷步买车”而辞去财政司司长一职的梁锦松，以及在沙士疫情中被轰“警觉性不足”，而辞去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职位的杨永强。
不过行政长官在任期中段“主动换人”的举措，则始于梁振英时期。梁振英在2012年出任行政长官后，事隔3年、即在2015年7月撤换多位官员，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邓国威、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相关职务其后分别由张云正及刘江华接替。
至林郑月娥时期，也先后两次大规模“换人”，包括在2020年4月，即上任后2年8个月，林郑撤换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另外她也在2021年6月，换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并提名李家超任政务司司长、邓炳强任保安局局长；至2022年1月，徐英伟亦因在疫情期间出席“洪门宴”请辞民政事务局局长。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指，行政长官冀通过人事任免提升管治效能，故在问责制下，出现人事任免很正常，亦能提升社会对政府的期望，他估计日后若“正常发展”，人事变动应会更加频繁。被问到此举会否打击管治班子士气，刘认为不排除会对现任官员造成压力，但压力也有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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