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玲：爱的悖离——重读张弦《挣不断的红丝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张弦15岁，正值青春年少。对于这一代青年人来说，“天空是那样晴朗，阳光是那样明丽，理想是那样美好，心灵是那样纯净，前途是那样广阔……”[ 张弦：《关于《〈青春万岁〉改编的一封信》，《电影新作》1983年第1期。参阅《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然而1958年，初出茅庐的张弦，就因一篇未发表的小说被划为“右派”，[ 张弦：《苦恼的青春》前言，《钟山》1980年第2期。]下放安徽农村，一搁笔就是21年。所幸在新时期到来之际，凭藉着对共和国初期的美好体验和单纯信念，张弦迅速恢复创作状态，奉献了一系列在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优秀作品。1980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举成名后，他继续在婚恋题材上开掘，发表了《污点》《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银杏树》《回黄转绿》等小说，每一篇都匠心独运，耐人寻味。刘志权评论说：“张弦的浪漫、他的真诚、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和探索、对社会问题持久的关注、对人生和人性的思索，都带着那一代人特有的气质，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气质。”“对张弦而言，浪漫与真诚熔铸为小说及影视中众多形态各异、内蕴丰富、与时俱进的女性形象，形成了他区别于同代作家的鲜明标志。”[ 刘志权：《张弦创作论》，《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27页。]的确如此，青春、理想、爱情、婚姻、女性，是张弦小说富有魅力的关键词。1981年，《挣不断的红丝线》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关注和争论。[ 刘志权：《张弦创作论》，《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13页。]如今重读，仍然让人思绪飞扬。“我要走自己的路”“结婚是不是爱情的坟墓”，小说中这两句打着引号的话，貌似无关宏旨，却扣人心弦。这熟悉的语调，坚决又响亮，伤感又迷茫，恰恰都是百年前五四文学的回响。

“我要走自己的路！！！”，这是小说开头，少女傅玉洁写给父亲的信，“像电报似的简短明确”，用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她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冲出家门，无所畏惧地走向社会，走向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恍若是那个“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在说的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她的这一呼喊，“正是西方个性自由、人格自主的回声”[ 邓晓芒：《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75页。]，成了一代五四青年的自由宣言。

在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没有“自由”概念。近代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周桂笙说，“近世欧风东渐，自由之潮日盛，奔腾澎湃，骎骎乎灌输及于全国”“夫所谓‘自由结婚’者，非近时人民所自定之一新风俗哉”[《自由结婚（四则》），周桂笙译，原载《月月小说》第14号（1908年3月），参见《吴趼人全集》（第九卷），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29页。]。“自由”一词正是在近代随着“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呼声才四处播扬的，最终汇成了五四一代的主流话语。从近代言情小说主人公们的“殉情”“惨死”，到五四文学中的“出走”“私奔”，他们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决绝姿态，誓死挣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绳索。他们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抗争，其实就是对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的抗争。

可是，“自由”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和宣言，作为个人权利，它的基本要义是“自我和自我表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莫提默·J.艾德勒：《大观念：如何思考西方思想的基本主题》，花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57页。]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一系列个体为人生负责的作为。“所谓自主能力和自由并非某个特殊机能的内容，而是整体自我的一种性质——一种思而后感，感而后择，择而后动的一系列机能。”[ 罗洛·梅：《爱与意志》，蔡伸章译，甘肃人民出版1987年9月版，第264页。] 人在青年时期的叛逆行为，本能地渴望独立，解脱对原生家庭的依赖，未必能领会自由的确切涵义。也就是说，“我是我自己的”“我要走自己的路”的宣言，可能只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发展”，成长为一个能自主、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体。[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0月版，第27页。]真正的自我，是一种成熟的整体人格。这是一个变化、生成的过程，个体在不断地反抗中成长，并使主体得以确立。康德说：“自由概念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收入《康德着作全集》第6卷），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228页]他还说，“自由即是理性在任何时候都不为感觉世界的原因所决定。自律概念和自由概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71页、第77页。]。自由与自律同在，自由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性，也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与之相反，自由是一种责任，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独立自主、特立独行并非遗世独立，与世隔绝。在反抗束缚的同时，人必须以爱的方式来重新面对自己，回应他人和世界，以理性、创造力、劳动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结。

子君失败了，她逃脱了专制家庭，却像传统女性一样，一旦结婚就失去自我，一心依附于一个男人， “吃饭”、小油鸡、叭儿狗成了她狭小的精神和现实世界。正如邓晓芒指出的，子君的话，翻译过来其实是：“我是‘你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 邓晓芒：《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76页。]。她始终只是一个听话的女学生，满是“孩子气”“稚气”，并未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独立自主的成人。“鲁迅的目光所捕捉到的却仅仅是女主人公们那表面的自由行动，而忽略了其内心的自由挣扎。实际上，表面行动的自由未必就代表主体内心的自由；究其实质，自由还是属于内在的一种东西，这种内在的自由绝不会因为外在的自由与否而改变。”[ 路文彬：《中西文学伦理之辩》，中国文化战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年4月版，第89页。]子君在外在行动上貌似自由，其实内心是不自由的，她并未用心考虑过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就是操持家务，所以她很快就进入了“贤妻”的刻板模式。这种境况的她，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由，自动停止了生长，不再探索和寻找未来，故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付出了年青的生命。对于“娜拉走后会怎样”的问题，鲁迅指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女性必须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既然旧社会并没有给予她们中的大多数以生存的机会，涓生、子君的恋爱悲剧就被解读为个人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个人必须汇入革命洪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然而，当新中国到来，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涓生、子君们面临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吗？

与子君献身于爱情不同，傅玉洁投身于革命。此时，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已成为过去，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刚刚建立。但对于“革命”究竟是什么？作为建国初期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年青的傅玉洁亦未假思索，天真单纯的她竟然“把革命看得像演戏那样简单而有趣”。 在革命中，她扮演的也是追随者的角色，盲目地相信组织、信任领导。她走的是“我们”的路，并不是“我”的路。没想到，窘境马上到来，她被部队领导齐副师长“相中了”。而她能做的只有以泪洗面，内心作着痛苦的挣扎。尽管恋爱自由，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对她而言只是常识。但在强大的组织面前，作为个体的她，立即变得渺小。除了屈从，软弱无力。当面对权力，她只能放弃权利时，就已然处于某种被奴役状态。可以想见，若没有外力的介入，她很可能就会放弃爱情的信仰，含泪应允了。幸亏有苏骏追着她，送上几句“大胆”又“敏锐和尖刻”的话：“不是总批评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吗？那为什么他们老革命不爱农村的无产阶级姑娘，偏要找小资产阶级小姐呢？不是总讲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吗？那他们这种感情又是哪个阶级的呢？”正是这种不合适宜的论调，一下点醒了傅玉洁，“道破了她苦恼深处的症结”，给了她“反抗的力量”，她毅然拒绝了马秀花的撮合。

显然，苏骏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青年，他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能力。作为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他能说会写，相貌英俊，个头儿高高，皮肤白净，长着一双含笑的眼睛。但傅玉洁们却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经常爱发议论，提意见，讲几句尖酸的怪话”，老挨组织批评。在追求进步的女战士看来，苏骏分明就是“典型的落后分子”，显然不是她们青睐的对象。离开部队后，因缘际会，傅玉洁和苏骏竟被分配到了同一座陌生城市，两个战友自然而然地接触交往起来。不久他们就惊喜地发现，彼此竟有那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西方古典音乐和文学作品。于是，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共享风花雪月的浪漫。三年后的新婚之夜，在深情、柔和的月光下，在热烈、温柔的音乐里，在新郎温暖的怀抱里，美丽的新娘傅玉洁幸福、欣慰地哭了。她是多么感激命运之神，多么庆幸当年自己的反抗啊，正是勇敢拒绝他人的摆布，她才能享受到今夜甜美的爱情果实呀！

令傅玉洁始料未及的是，生活的道路，从来就不只是鲜花遍地的阳光坦途，坑坑洼洼的坎坷小路也是常态。如前所述，自由意味着挣脱了枷锁，个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变得与众不同，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必须能够特立独行，承担起自由的责任，包括孤独和焦虑。这是傅玉洁没想过，也是无力担负的。不像子君，傅玉洁是个出色的俄语老师，她能自食其力，但在心理上却还是如小草依傍大树，视丈夫为精神上的支柱。在苏骏被打成右派时，他们并没有反思能力和自我意识。既然是“组织”认为他错了，那他就是错了。他们早已习惯了服从组织决定。就连当年那几句曾拯救了傅玉洁的话，如今也让他惊恐万分，那是“错误的言论”，是“恶毒攻击老干部”。而傅玉洁也只有默然，并未反驳。在丈夫被劳改时，傅玉洁期待的是“苏骏无疑会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会很快摘掉帽子，会精神振奋地从农村回来。于是他又成了同志，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比过去更高，更美，更富有革命气息。”这闪烁着光辉的遐想激励着她，昂着头高傲地生活，不但赢得了别人诧异又不无钦佩的目光，而且“她为自己的坚强而感动、而自豪”。没想到，摘帽回来的苏骏，永远摘不掉的却是“摘帽右派”的帽子。就连“简单的恢复”都不能够，报社回不去了，他被下放到妻子学校当后勤“总务”。这时的他变了，在外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在家像丢了魂一样，经常呆滞默坐。修长的身材、潇洒的风度、开朗的性格、眼睛里的神采和笑意、精辟而风趣的言谈，统统不见了。苏骏的变化是令人震惊和同情的，残酷的政治迫害，恐怖的精神折磨，会导致一个人的内心彻底崩溃。他还年青，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革命信念，建立起坚定、足恃的自我。跟傅玉洁一样，他一心想成为“同志”，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而不是被孤立的“我”。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雨面前，他完全乱了分寸，失去了可怜的一点自我。预感到即将来临的更大政治风暴，他变得如惊弓之鸟，坠入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极度恐慌之中。然而丈夫的遭遇和变化，并未唤起傅玉洁的同情和理解，她对他的消沉、畏缩，只有失望和不解，不知道应该同情、劝慰还是责备？她在学校的境况尚自春风得意，停止俄语课，改教英文，更能施展她的才华，毕竟她曾是教会女中的学生，大学又是英文系的。然而，当拉着煤球的丈夫，汗流浃背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对于别人的窃窃私语，追问和叹息，“傅玉洁犹如被当众打记耳光，脸色苍白，快步逃开了。”此时的丈夫，不但不再是她的精神支柱，反而成了她的精神累赘和负担。她开始对他产生了怨恨，不正是他“把严酷的现实”带到了她的生活里来的吗？当她怒气冲冲地说出“分开”时，面对苏骏的苦苦哀求，他的“跪”，她只有鄙视和厌弃。很快，随着运动升级，为划清界限而到来的离婚，终于让她如释重负。在她的“自由”概念里，分明就没有与之相伴而生的责任重担。

自由恋爱带给子君的是分手和死亡，带给傅玉洁的是离婚和悔恨。“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多么傻！……追求、期待、振作、失望、挣扎……除了深深的疲惫，她什么也没有得到。”她是多么懊悔呀，要是当年点个头就好了，哪怕是含着泪。后来，大学室友汪婉芬得了不治之症，她又有了成为齐副师长续弦的“热心的安排”。这次，傅玉洁果断地下定决心，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美妙心愿”。新婚之夜，当他们聊起了俩人的姻缘时，傅玉洁不清楚是满足还是讽嘲地说“那是根挣不断的红丝线”。

这根“红丝线”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度成了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当然，它不是月老牵来的，绝非命中注定的姻缘。爱情自由无法超凡脱俗，它就是“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 [裴显生：《向生活的深处开掘——论张弦的小说创作》，《钟山》1982年第1 期，参阅《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61页。]；它“其实是一条传统力量（按：权势和物质）的锁链，在人们没有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人’之前，不仅傅玉洁挣不断，一般的人也挣不断”[ 卢同奇：《思考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评张弦近年来的几个短篇小说》，《雨花》1982年第12期，参阅《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108页。。]。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中，没有与他人的合作，他将无以立足于世界。是故，人虽生而自由，却会因恐惧孤独而选择逃避自由。只有在健康、合乎人性的社会中，人才会自由成长为人格健全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把傅玉洁的不幸遭遇归咎于外在因素，似无可厚非。但是，经济、政治条件的限制总是相对的，哪种社会制度又是完美的呢？在理想社会到来之前，难道我们只能处于被动、无助、茫然的等待之中吗？显然不是。事实上，无论何时，规避因自由带来的个体责任，随波逐流，个人终究是无法获得幸福的。“我们不仅天生就拥有自由，而且我们还有意愿去捍卫自由。”[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论自愿为奴》，潘培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7页。]若无法承担责任，就只能放弃自由，遵从外力的束缚和羁绊，这让子君和傅玉洁的自由宣言，成了她们之后命运的一个反讽。

傅玉洁的人生，像是画了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陈骏涛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傅玉洁曾经是生活的强者，但她如今却屈服于某种外力，成了生活的弱者了。这就是傅玉洁命运的悲剧。”[ 陈骏涛：《谈一种简单化的文学观念——从〈挣不断的红丝线〉谈起》，《上海文学》1982年第1期。参阅《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47页。]在今天看来，相较于子君，傅玉洁的悲剧尤其倍感沉重。子君毕竟年轻单纯，所处的社会环境严酷，她无力独自生存，绝望而逝，却依然没有怨悔、乞求、妥协。傅玉洁年轻时对革命的天真狂热，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之后，她的认知能力非但没有提升，相反却变得无知和脆弱。“高傲的身姿，洒脱的风度，俨然不可侵犯的神情，如今只不过是她的单薄的外壳，凭借它来支撑自己空虚、软弱的心灵而已”。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和可怕！傅玉洁即使读过大学，即使无需为糊口出卖自由。可是，多年的教育和阅历却没有让她提升“人”的境界，反倒降服于曾经反抗过的“愚昧”。“红丝线”指向的正是“社会生活当中甚至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仍然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残余”，“那些传统的习惯势力、封建主义的旧观念，以及人们对于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依附。这正是小说的命意所在。” [ 陈骏涛：《谈一种简单化的文学观念——从〈挣不断的红丝线〉谈起》，《上海文学》1982年第1期。参阅《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47页。]苦难过后，她并没有反思外在压迫的不合理性，丢弃的反而是自己对爱情的合理诉求。最终，她舍弃“存在”，选择以“占有”的方式继续生活。[ 弗洛姆在《占有还是存在》一书中论述，重“占有”（to have）或者重存在（to be），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它们是马克思关于“新人”（New Man）思想的核心。（[美]埃利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李穆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月版，第145页。）]“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对于一个人来说，幸福就在于他能胜过别人，在于他的强力意识以及他能够侵占、掠夺和杀害他人。而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中，幸福就是爱、分享和奉献。”[ [美]埃利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李穆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月版，第68页.]她更在乎的是“这浴室 ，这客厅，这幽静的小楼和她不知道怎么开门的轿车”，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她，她心甘情愿地变成特权牢笼里的金丝雀，得到“最有力的保护，最安宁的归宿”，而不再看重自我存在的价值，即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去分享、去付出。近代女性寻觅的灵魂伴侣，五四女性追寻的灵与肉统一的爱情，到了此际的傅玉洁这儿，统统又不见了。用颜值来交换金钱、地位,人生的价值再次回到了价格，女性又失去了人格，变成了物品。世事无常，依赖他人而不是自己的未来，哪里又会是“安宁的归宿”呢？更可悲的是，在生活中像她这样的“弱者”，并不鲜见。张弦在谈到创作傅玉洁这个人物时说，小说虽是虚构，人物却有影子，情节也是“很平常的事”，傅玉洁的个人境遇“更平常”，就像他从年轻时就“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张弦：《从两篇小说谈虚构》，《钟山》1982年第2期。参阅《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296页。]

人是世间唯一有理性，能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爱情是存在的象征，作为孤独的个体，实现人与人的结合，是其内心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张弦赞叹说，“啊，爱情，感情的升华，精神世界的绮丽花朵！” [ 张弦：《感受与探索——<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创作回顾》，《电影艺术》1982年第2期。]男女相爱，不单是一种肉体欲望，身体（色相）的相互吸引，还是一种心灵的默契，精神上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接受。因为爱情，所以结婚，傅玉洁承认曾有过“美好的岁月”，“尽管它是那么短暂，那么遥远，又那么使她怅惘。”在步入婚姻之前，傅玉洁与苏骏曾无休止地讨论过“结婚是不是爱情的坟墓”。而多年后，傅玉洁之所以抛弃爱情信仰，也是因为“爱情”让她感到空虚、失望，并没有带给她想象中“鲜花遍地、坦荡无垠的大道”，反而是“平凡又平凡、没有丝毫罗曼谛克奇迹的坎坷小径”。

在傅玉洁那儿，“自由”“革命”，是天真、冲动的；“爱情”，同样是虚幻、迷惘的。“一见钟情、卿卿我我、生死不渝”等等，这就是她对爱情的想象。“傅玉洁寻找满足个人情感需求的浪漫之爱，本无可非议，可惜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却是经不起风雨袭击的”。[ 裴显生：《向生活的深处开掘——论张弦的小说创作》，《钟山》1982年第1 期。参阅《张弦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第60页。]其实，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并非“爱情”本身，而在于她对于爱的认知，以及随之采取的行动。

同“自由”一样，“爱情”一词也是舶来品。民国文化名人范烟桥说：“中土人于爱于情，不相连属。自与外通，两字遂相结合。小说风行，而爱情成为日常所用之名词。无论口边笔底，一日二十四小时中，不知须说及写及若干遍。”[ 范烟桥：《我之爱情观》，载于《小说日报·星期增刊》，1923年1月14日“爱情号”。]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禁锢之后，随着女性的觉醒，近现代时期，“爱情”开始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遗憾的是，爱情给人们带来了梦想，也带来了失望和困扰。五四青年们很快就发现，经由爱情步入婚姻，也未必是幸福人生的开端。鲁迅在《伤逝》里借涓生之口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两人婚后的安宁、愉悦，不久就渐趋静寂、凄苦和空虚了，这篇小说似乎刚好验证了爱情与婚姻关系的宿命：“结婚是恋爱的葬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笔下，“有情”“多情”甚至“痴情”，都是一种美德，与“无情”相对而言，“情”是“善”的。事实上，情如流水，无孔不入，“情”随时可以产生和消失。同时它不但善变，而且还很容易陷溺与浸淫。是故，以礼节情就成了古人的常训。其实，爱情的核心意义是“爱”，而不是“情”。如舍勒所言，“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 马克思·舍勒：《爱的秩序》，刘小枫主编，孙周兴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104页。]西田多几郎研究“善”的结论是，“真正的善只有一个，就是认识真正的自我。”[ 西田多几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版，第126页]还有，“知与爱就是同一的精神作用。”“知即爱，爱即知。”[ 西田多几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版，第149页。]因此，要爱自己、他人，就必须认识自己、他人。认知会加深爱，爱会加深认知。斯科特·派克说，“不爱自己的人，绝不可能去爱他人。”“爱，是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而具有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 M·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于海生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55页。]成熟和完善，不会一蹴而就，爱必然是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一个人付出毕生的努力。当我们去爱，滋养的不仅是他人的心智，自己也会获益。

“爱情”不只是一个名词，存在的唯有“爱”的行为。[ 埃利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李穆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月版，第33页。]弗洛姆说，“爱某个人并不只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允诺。如果爱只是一种情感，那么，永远彼此相爱的允诺便没有基础。”[ 埃·弗洛姆：《爱的艺术》，载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74页。]斯科特·派克也进一步阐释道，“爱的愿望不等于爱的行动，真正的爱是行动，是基于灵魂的行动。” [ M·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于海生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55页。]爱，不止于口头的表达，而是要付诸行动。白雪公主遇上白马王子，这样的邂逅只是爱的开端，仅仅解除了最初的障碍。巴迪欧说，“一种真正的爱，是一种持之一恒的胜利，不断地跨越空间、时间、世界的造成的障碍。”“因为爱首先是一种建构。爱的思想的秘密，就在于这种最终完成‘爱’所经历的绵延岁月。”[ 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62页。]

傅玉洁从文艺作品中领略的“爱情”——“浪漫之爱”“激情之爱”，只是两人相爱的一个契机，相遇的喜悦和激情注定是短暂的，爱的持续性远比爱的激情重要得多。“永恒之爱”“持久之爱”，属于婚姻之爱，它需要两人在一起生活的“绵延岁月”里共同完成。激情一定会归于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爱随之减弱，而是爱在不断地生长和升华。两个有差异的个体，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生活，让爱的情感历久弥坚、绵绵不绝呢？“只有一个词可以给出答案，那就是交流。” [ 莫提默·J.艾德勒：《大观念——如何思考西方思想的基本主题》，花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18页。]通过持续的沟通与对话，身心交流，实现爱与爱的交融，延续并一直加深彼此的情感。任何一种爱，若中断交流、深化即已终止、死亡。可惜的是，“不论是涓生或是子君，其所谓的爱皆只不过是一时的‘任性’使然，也正是这任性使得两人在爱的世界里只顾沉溺于各自的角落，而疏于对对方的回应和关心。这样的爱注定没有未来。”[ 路文彬：《中西文学伦理之辩》，中国文化战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年4月版，第84页。]傅玉洁与苏骏的爱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结婚十年，傅玉洁与苏骏的爱仍停留在对已往激情的回味里。面对丈夫为结婚纪念日特意制造的“小浪漫”，刚因遭众人议论而深感耻辱的她，已了无回应的心情。听到苏骏说四清运动开始，自己很快又将遭受磨难，并悲叹“真不如当时一死了之，如今，连自杀的勇气都也没有啦！”她非但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怒火中烧，反唇相讥，“不必用死来威胁我，要死，我们分开再死！”看到惊慌失措的丈夫，哭着哀求她，“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你再抛弃了我，我就完了！全完了！”然后，蓦地跪下。这一跪，竟然“把傅玉洁最后一点眷恋击碎了。”此时，她对他不只是失望、责怪和怨气，进而变为鄙视、嫌弃和厌恶。她认为，他已经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不值得她再为他牺牲和付出。她的“绝情”，其实就是“无爱”，或说自始至终都不懂何谓爱以及如何去爱。爱是一种创造性能力，是个体与他人、世界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爱是付出，是给予，不是单纯的欲望，自私的占有。“爱根本就是利他的，慷慨的，而欲望根本就是自私的和索取的。”[ 莫提默·J.艾德勒：《大观念——如何思考西方思想的基本主题》，花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08页。]除了“给予”的特性之外，爱的基本要素还包括：责任、关怀、尊重和了解。[ 艾·弗洛姆：《自我的追寻》，孙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94页。]在苏骏被打右派后，他成了被社会孤立的对象，他因极度恐惧而内心崩溃。这时，唯一能在心理上给他安慰和激励的，只有最亲近的妻子傅玉洁。他的“跪”，他的“哀求”，表明的正是这一点。而傅玉洁的反应，却恰恰不是一个爱人的回应。对他表现，她非但没有同情和怜悯，反倒是绝望和鄙视。爱是一种责任，“责任（responsibility）与反应（response）是属于同一根源。反应的意义就是‘回答’，负责就是随时准备反应。” [ 艾·弗洛姆：《自我的追寻》孙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85页。]对于彼爱的召唤，此爱做出积极的回应。真爱，分享的不应只是沉醉音乐、文学，花前月下的欢娱，更应该是面临苦难时的并肩担当，最不应该的是大难来时先自飞。爱情使自己和对方变得更完美，只有在承当中才会显现出爱的高贵和尊严。只有无畏地接受艰难险阻，永不退缩，个体才会成为强者。成熟的个体不会在意他人的目光，而是注重自己的内心召唤。如果说傅玉洁的处境艰难，往远处望，那么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又经历了什么呢？她们从小养尊处优，未必能理解丈夫们的事业和追求，却宁肯舍弃贵族的头衔，毫不犹豫地追随至西伯利亚。[ 参阅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领导文萃》，1998年第4期；[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项星耀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就近旁来说，十年动荡中，并不乏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夫妻，相扶走出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遗憾的是，傅玉洁不是她们之一。当政治厄运把苏骏吓成惊慌失措的弱者时，傅玉洁还在哀叹，“爱情在哪里？温存的拥抱和醉人的甜吻在哪里？坚定的等待和牺牲的自豪感在哪里？”她抱怨，爱情送给她的是无尽的“空虚、失望的岁月”。所幸，不久到来的红卫兵拯救了她。苏骏起草了离婚申请，签了字，她在上面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一如涓生在得知子君离去后，“心里有些轻松，舒展了”。爱本应是强大者对弱小者的施与，“爱所缺乏的是自私；它不会在为自己逐利寻欢时不考虑他人或他物的利益。爱更多的是给予而不是取得，即使取得，也仅只是作为给予的一种结果。”[《西方大观念》陈嘉映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827页。]面对没有自我生存能力、怯弱的子君，涓生只想扇动翅子，寻自己的活路；傅玉洁则一心想摆脱丈夫，逃离由他带来的严峻现实。在身陷困境时，他们都不想以奉献、牺牲去激励并拯救曾经的恋人。在他们的“爱情”词典里，没有去爱，只有被爱；没有利他，只有利己。吊诡的是，他们的背弃都是假“爱情”的名义。

从爱的历程来看，爱情不过是初相遇，是偶尔的一瞥美景。“爱人在浪漫时期互相爱慕，视彼此为完美无瑕、无可指责，而结婚就是为了让这种爱慕在今后的年月中永恒持续下去”。[《西方大观念》，陈嘉映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98页。] “爱情”本身不具有神祇的力量，只要膜拜她就能轻松获得幸福。人生是行进的，生活是变动的，个人的心智也在不停地发展变化。在经由爱情开启旅程之后，两个人必须齐心协力才能继续爱之征程，创建与最初的美妙感受相匹配的亲密关系。“爱是‘两’的体验，是‘两’的宣言和永恒。” [ 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80页。]如前所述，爱要走过“绵延岁月”，从激情之爱到婚姻之爱，是一段不断更新、生成的历程，经过时光打磨，铸就爱的丰碑。岁月沉淀成历史，两人成长为心智成熟的男人和女人。

尽管浪漫之爱的激情与婚姻之爱的安宁，皆有其独特的价值。作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爱情具有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激情之爱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 李银河：《李银河说爱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版，第60页。]好在从婚姻中诞生的那种“永恒之爱”，深沉、宁静，同样弥足珍贵。“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是大多数年青人的愿望，即使在离婚率高的美国。[一项对美国18—29岁年轻人开展的调查显示，86%的人期望获得持续一生的婚姻。（阿合夫·本泽夫：《爱情守护》，李菲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11月版，第5页。）]是故，两者都得到了艺术家的反复吟咏和歌颂。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婚姻先于爱情产生。“如果所有未经历爱情就同床共枕的人都是可鄙的，那么，人人都出自道德败坏的祖先。婚姻以爱情为基础，这样的时代和社会占少数。”[ C.S.路易斯：《四种爱》，汪咏梅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77页。]因而有幸的是，美满、持久的婚姻并不取决于是否由爱情进入，而是取决于是否酝酿出了真爱。假如傅玉洁不是误认为“爱”就是那种有所依赖、被爱、被呵护的感觉，当苏骏遭受不公平对待时，她能坚强地担负起爱的责任，对丈夫依旧体贴、关怀，不轻易离弃，坚决守护家庭；不在意马秀花们的眼光，无惧众人的窃窃私语，内心像外表一样坚定、高傲。结果虽也是艰辛地独力将女儿抚养成人，但藉由理性、爱及创造实现的人生，又怎么会感到空虚和疲惫呢？携手走过漫长黑夜，在黎明到来之时，一家团聚，共沐阳光，是否会升腾起更强烈的幸福感呢？比起以色相来交换所谓“有力的保护”“安宁的归宿”，这样无惧风浪的人生，难道不是更充实、也更踏实吗？试想，若有这样一位母亲的言传身教，女儿难道还学不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吗？或者不用出走，亦无须又一次冲动地宣告。“我要走自己的路！！！”这是小说结尾，左英写给妈妈的信，“象电报一样简短而坚决”。就像当初年青的她，在这句话的语尾，不约而同地，她也用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对此，傅玉洁有些茫然，也不无担忧，“生活重新开始了，但愿她的命运是另一种样子”。

傅玉洁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从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到傅玉洁写下“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中国女性一次又一次地宣告，却仍然挣脱不了不能自主的命运。传统观念的力量是强悍的，掣肘无处不在，就像无形的枷锁，缠绕和困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先去清醒、理性地认知，然后才能坚定、果敢地去行动。自由肩负责任，爱必须有理性。背离了爱与自由，个人将无法自主选择和行动，从而收获人生的幸福。自由与爱同源，当人的内心不自由，无法建构自我，拥有健全的人格时，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一百年过去了，到了今天，独立自主的女性终于开始出现，她们选择自食其力，特立独行，不为结婚而结婚，“走自己的路”。就像萨提亚的诗里所写“我就是我”，“我拥有我自己，所以我能掌管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而且我很好”。接续20世纪五四时代、八十年代自由思想的芬芳，真诚地观察和思考已出现在生活中的新女性，当代作家们理应创作出更多有个性的、不朽的时代女性形象，这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