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助力中非合作

从就读北京大学到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再到重返北大为人类发展与繁荣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实践探索，林毅夫正带领其团队的学者们为中非合作交流、非洲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积极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与力量。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前夕，《了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他表示，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出的适合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繁荣的经济学理论，希望通过中非政学互动、智库交流等方式，从人才培养、产业政策咨询等方面助力非洲国家发展。

2024年3月，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上，中国和非洲学者发表了《中非智库关于深化全球发展合作的共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每个人追求美好生活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强调要加强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冲突，尊重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础国情，支持各国走符合自身发展要求、具备各自文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林毅夫说：“我们希望，中非学界能够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动，为中非合作交流、全球南方国家繁荣发展贡献积极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强的互信和智力基础。”

《了望》：新结构经济学创立的背景是怎样的？近年来，你和北大师生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对非学术研讨、智库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林毅夫：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后，开始全心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其切入点是各国在每个时点给定、随着经济发展可以改变的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国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的最好方法，是在市场经济中遵循该国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降低生产成本，并在有为政府的作用下改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各种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贫穷并非宿命，思路决定出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使我明白，一个国家在找到正确路径和方法并践行之后，能够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甚至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同时，我一直非常关心、关注中非合作交流以及非洲国家发展。在世行工作期间，我曾到多个非洲国家开展调研，并应一些当地政府负责人邀请对当地经济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回国后，我继续致力于中非合作交流，并希望能够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积极助力南方国家共同繁荣。

2016年，在多方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北京大学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目标是培养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官员。学院成立至今，共培养了约210位非洲国家学员。在这里，每名学员都要挑选一个和其国家发展相关的问题，选择专业老师指导，结合在中国的学习、观察，思考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学院汇聚着来自不同大洲的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他们带来最鲜活的发展实践样本，为学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学习交流、探索思考的平台。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截至目前，研究院国际智库团队在非洲贝宁、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几内亚等国开展了智库交流，助力非洲国家甄别出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提出改善当地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取得了良好成效，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我到访贝宁，受到贝宁政府高度重视，总统帕特里斯·塔隆中断出访，专门与我会谈。

当前，国际社会非常关注非洲，一些基金会、国际组织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开展了合作，研究院师生也与多边机构积极交流，通过三方合作，进一步让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更好地助力非洲发展。

《了望》：新结构经济学如何助力非洲的发展实践？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为非洲发展中国家政府因地制宜选择产业提供政策建议，通过“产业甄别—园区规划—招商引资”的体系框架，推动中非交流合作，对接产业机会，助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推动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多方共赢。研究院倡导非洲国家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利用外资，引进龙头企业，通过产业的发展促进大规模就业。

比如，我曾向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建议从本国劳动力和皮革优势出发，发展制鞋业，建议被采纳后，来自中国的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投资设厂并投产。现在，华坚的投资为当地创造了8000多个就业岗位，日产皮鞋15000双——此前当地鞋企平均日产低于400双，累计为埃塞俄比亚创收超过2亿美元。该鞋厂超过60%员工是女性，还雇佣了30多名残疾人；鞋厂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水平2到3倍；品牌女鞋产品出口欧美，让世界见证“非洲制造”，吸引非洲多国领导人到访参观。

《了望》：哪些中非合作项目令你印象深刻？

林毅夫：中国对非洲提供的服务非常专业，也具备成本优势。从统计数字上看，2013年以来，中国在非洲参与建设6000多公里铁路、6000多公里公路、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特别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等标志性工程，有力促进了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是非洲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过去三年，中国企业为当地创造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投资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覆盖农业、加工制造、商贸物流等行业，吸引超过千家企业入区，为当地纳税增收、出口创汇作出重要贡献。一些中国企业“深耕非洲”，从发展传统的制造业、工程建设等逐步扩大到科技、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加速推进，中国企业“扎根非洲”将迎来更多便利和机遇，为中非高质量合作增添新活力。

《了望》：中国对非融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2023年发布《中国对非主权融资有效性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对非融资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非洲国家自身发展战略，释放非洲资源禀赋，助力非洲发展，同时在教育、降低碳排放领域产生积极作用。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贷款每增加1%至少（以下数据均为至少）贡献0.176%的非洲经济增长，带动当地基础设施提升0.027%、出口创汇增加0.244%，吸引外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增加0.293%，提升非洲入学率0.118个百分点，拉动当地工业就业增加0.143%。

报告显示，中国贷款释放了非洲资源禀赋，加强了其出口创汇和吸引外资能力，助推非洲工业化转型，有效提升了非洲经济发展水平和债务可持续性，改善了当地教育和就业情况，提升了当地人力资本。

报告还分析了中方主权融资重点领域的代表性项目，涵盖交通、能源、通信、供水、能力建设等，研究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培育产业，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人类共同的发展理想。

《了望》：当前，中非合作面临哪些新的机遇？

林毅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当前，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完全遵循现有国际通行规则，坚持公开透明，在加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风险管理，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持续发力；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规则标准对接与互认，促进基础设施及其规则标准互联互通，推动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服务等方面开展互利合作，共同实现“软联通”。

中非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坚持绿色低碳方向，大力推动建设绿色发展工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未来，中非合作有很大比重将集中于可再生能源领域。地球的资源有限，非洲国家未来人口占全球比重不容小觑，随着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发展势必增加能源消耗。中非合作将有助于非洲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当地能源转型，在满足当地能源需求同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鼓励中国企业进一步扩大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绿色低碳产业等方面的对非投资规模，包括在非洲生产组装绿色产品等，以支持非洲国家绿色转型，帮助当地创造就业，帮助解决当地民生问题。

《了望》：你如何看待中非合作存在的挑战？

林毅夫：首先，非洲一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这限制了其发展经济和吸引外资的能力。虽然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不断增加，但一些国家的投资环境——包括政策透明度、法律体系完善度以及对市场准入限制的规定等，仍有待改善。一些非洲国家面临较高的债务水平，可能影响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未来吸引投资的能力。

非洲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需要进一步提升其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

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营商环境、结汇、关税和出口政策等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在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平衡当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挑战。

《了望》：你对中非合作有哪些建议？

林毅夫：首先，中非合作依然大有可为，是互利双赢的。中非各方都应该对此坚定信心，认真推进。

其次，中非都要加强对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其中包括对借贷资金的风险管理，也包括对项目本身可持续性的风险管理。对于非洲当地政府而言，如果投资项目失败，无法偿付资金，形成主权债务风险，将会伤害本国的国际信用；对于投资方而言，项目失败造成直接损失，不仅影响已经投资的项目，也会影响未来投资的实力和信心。

很多年前我提出过一个词叫“自生能力”，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非洲投资项目都要认真考虑项目本身的“自生能力”。也就是说，项目自身要能造血，不能总靠商业融资、政府信贷或国际组织输血。投资者需要关注并投资符合当地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能够更多创造就业机会、更多出口创汇的项目。

对于非洲当地政府而言，也应该想方设法帮助这些项目活下来，改善供水供电条件、营商环境等。一个成功的项目不仅让投资方受益，还能给非洲当地带来更大的收益——好的项目往往能拉动当地产业链和就业发展，对教育和整体民生改善都很有好处。为此，当地政府要守护自己的信用，不能因为领导班子的更替交接而改变合作条款。

企业家和政府还应该认识到，不能仅仅将商业视作一个个独立的项目，而是要将其视作经济生态系统的嵌入体。因此，所选的项目不能和当地原本的经济生态格格不入。这样的项目不容易在当地立足、生长，最终很有可能失败。

再次，中国投资企业在非洲可以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很多园区可以鼓励其他国家的企业入驻，不限于中国或东道主国家企业。

在非洲，国际金融机构是相当活跃的力量，中非合作过程中，不要忽略国际金融机构的潜力，尤其是基础设施类项目投资，其回报周期长，就要更多注重资金性质，避免项目融资过程中出现资金性质不匹配和期限错配。比如铁路的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很长，就不宜采用高利率的短期商业借贷，而应采用援助性的或战略性的长期资本。

最后，还是要以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看待中非合作和非洲发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管是战略性援助，还是商业性投资，都要立足于当地能力的发展，立足于战略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