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近代中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在哲学领域也发生了一次伟大的革命。它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以新的生机，开启了中西哲学合流的趋势。

一、​“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

我们把哲学史理解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因而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制约着近代哲学的发展。近代中国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着重考察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如何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华民族怎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获得自由解放。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这一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的反映。当然，​“古今中西”之争的内涵在历史的发展中是变化着的。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从严复的“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把“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看作一回事，到“五四”前后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并在以后衍生出“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从学习西方的革命民主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虽然不同的阶级、阶层对“古”和“今”​、​“中”和“西”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今中西”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但是，​“古今中西”之争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

中国近代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正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而去研究哲学的。要解决“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这样的规律性，因此历史观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非常突出。同时，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便付之于实践，这就涉及很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近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论争，集中地表现于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这是同哲学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密切相关的。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方面的论争，后来在心物之辩上结合起来了，这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科学地回答了在心物之辩上结合为一的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方面的哲学论争，正确地解决了“古今中西”之争，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

从哲学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即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关系来看，中国近代哲学既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纵向联系，又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有横向联系。但这些联系却因各家各派见仁见智而颇为不同，因而在这方面也有“古今中西”之争。这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也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的流派众多繁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相联系，它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从戊戌变法前后到“五四”前夕，整整一代的先进者都是信奉进化论的。后者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化相联系，它在“五四”以后被中国的先进者所接受，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进化论阶段转变到唯物辩证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获得了积极的成果。

除了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在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中，较有影响的有两种：一是实证主义的思潮，二是非理性主义的思潮。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等，属于实证主义的思潮；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罗齐等，属于非理性主义的流派。这两种哲学流派在中国近代的影响，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例如，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主要代表罗素，对于数理逻辑有划时代的贡献。罗素的逻辑学，通过金岳霖的介绍，在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他的唯心论观点通过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介绍，在中国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外来的哲学理论传到中国来，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固然要看它本身是否有合理的东西，但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它需要的程度。如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在中国近代颇有影响，一些先进者曾介绍过它们，如鲁迅翻译尼采的作品，李大钊推崇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他们试图以这些西方的思想反对中国的封建主义。这种反封建的作用是尼采、柏格森的哲学在西方所不具有的。当然，中国近代也有些人借助柏格森的哲学为封建的孔孟之道作辩护，借助尼采为法西斯主义张目。这显然是违背历史进步的潮流的。同时，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发展起来的。近代的思想家大多向往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并兴的局面。先秦是中国文化的“童年时代”​，它揭开了中国哲学史的光辉灿烂的第一页。近代中国人又一次回顾了这个具有“永久的魅力”的时代，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大思想家已经具有一些反对封建专制、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因素。他们继承了先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这些人在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在戊戌变法时期被大量翻印，起到了教育作用。中国的先进者在“五四”之后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与中国固有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有关。哲学史的螺旋式发展，总是表现为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中国近代哲学就是向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复归，向先秦复归。

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对经学的否定。自汉以来，儒学成了经学，正统派儒学用天命论和经学的独断论来维护名教。这是近代哲学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近代哲学在否定经学的形式和封建糟粕的同时，对经学也有所继承。例如，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近代还继续发生影响。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在批评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的局限性时，也将近代实证科学方法与之相沟通。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讲经世致用，尤其是公羊三世说，对龚自珍、魏源直至康有为等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陆王心学在近代的影响有明显的二重性。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倡心学；​“五四”时期，吴虞反对封建礼教，推崇李贽，而李贽的思想是王学的向左发展。这些都说明王学在中国近代有其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是，后来有人用王学来为所谓的“力行哲学”作辩护，那就是王学影响的消极面了。程朱理学自宋代以来就占据统治地位，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官方哲学。所以，在近代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先进人物大都对其持批判的态度。但是，程朱理学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精神在近代也有积极的影响。

此外，佛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在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与近代哲学发展的关系，包括两方面：从哲学根源于社会实践来说，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发展；从哲学本身的相对独立发展来说，哲学家就是把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加工，来回答现实问题。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在近代的演变

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中国近代的哲学革命是中西哲学合流的过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在中西哲学合流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近代的先进思想家们随着近代社会革命的进展，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把西方近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在地联结起来，才能建立我们的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自由理论方面的缺点，则必须加以克服。关于思维方式，近代哲学已开始重视传统哲学所忽视的形式逻辑，同时也继承了固有的辩证法传统。严复明确提出要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取代古代的经学方法。他认为，西方近二百年的学运昌明，首先归功于培根的归纳法；他批评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明晰的逻辑分析；他强调学习西方的逻辑学，以改变从“子曰”​“诗云”出发的经学方法。此后，章太炎、梁启超等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印度因明和《墨经》的推理形式进行比较研究；胡适把清代朴学方法和西方实证科学方法相沟通，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在系统介绍罗素的数理逻辑的同时，和冯友兰一起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于哲学研究。可以说，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就在于形式逻辑不再被冷漠地丢弃在一旁。近代也有不少哲学家注意并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善于辩证思维的特点，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都试图把辩证法和唯心论相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社会革命问题，取得了重大成就，使得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获得了比较自觉、比较科学的形态。不过这主要是指历史的辩证法，在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辩证自然观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经学方法未能彻底清算，这是明显的不足之处。

关于人的自由问题，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接触了西方文化之后，就意识到西方人比较强调道德行为的自愿原则，并着重探讨了意志自由问题。这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复、章太炎在伦理学上虽有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对立，但都肯定每个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行为可以区分善恶、功过的前提。他们这种强调道德行为的自愿原则的观点，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赞成。然而过分强调自愿原则，就会引导到唯意志论去。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强大的唯意志论传统，但在中国近代确实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并且首先在一些先进者身上体现了这一倾向。从龚自珍、谭嗣同等颂扬“心力”到鲁迅早年鼓吹“意力主义”等，就是明证。同时，儒家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的传统，在近代继续有很大影响，这在许多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但也有人片面强调自觉原则而陷入宿命论，例如冯友兰“新理学”的“道德境界”说。

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对峙，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革命队伍产生“左”或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群众观点，其基本精神是既要尊重群众的自愿，又要启发群众的自觉。但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也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比较强调自觉原则而对自愿原则有所忽视，因而在实际上，自觉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未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在理论上，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也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可见，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中的优秀传统，如朴素的辩证法和重视道德的自觉原则等，在近代哲学革命的过程里得到了发扬，并在更高层次上结出了新的理论成果。同时，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中某些不足之处，如对形式逻辑的忽视和对道德的自愿原则的忽视，在近代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克服。但也应该看到，在长期封建专制下形成的某些腐朽的传统，如独断论的经学方法以及宿命论等，尽管在近代哲学革命中屡遭批判，但并未彻底克服。这不仅造成了近代哲学的缺陷，而且使这些腐朽的传统在十年动乱中再度泛滥。中国哲学的近代化进程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正如李大钊所说：​“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我们相信，我们民族的哲学也将如扬子江、黄河一样，无畏地冲过障碍，战胜险境，奔向大海，最终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