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提倡玄学的人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以玄学来粉饰名教的危机，遮盖当权者的荒淫，有的则将清淡玄理作为对当权者表现抗议的方式。嵇康就是后者中的突出代表。嵇康（224—263年），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在魏做过中散大夫，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音乐家，是“竹林七贤”之一。其着作辑为《嵇康集》。他曾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2页）(4)，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闻之大惊失色，劝他不要因此而闯下大祸，嵇康则仰天大笑，毫不在意。他鄙视儒学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满足人的自然欲望。他把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以为名教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这和老、庄的道家思想有承继关系。但是，嵇康和庄子的“避世”“全生”的人生态度是不同的。他坚守自己的志向，当他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写信劝他不要与当权者顶撞时，他勃然大怒，当即挥笔写就绝交书。在他被扣上“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的罪名而押上刑场时，依然执着自己的志向，从容不迫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这是孔墨以身殉道的原则精神而不是道家的人生理想。
在天道观上，嵇康基本上是继承了汉代王充的气一元论。他魏晋时期提倡玄学的人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以玄学来粉饰名教的危机，遮盖当权者的荒淫，有的则将清淡玄理作为对当权者表现抗议的方式。嵇康就是后者中的突出代表。嵇康（224—263年），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在魏做过中散大夫，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音乐家，是“竹林七贤”之一。其着作辑为《嵇康集》。他曾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2页）(4)，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闻之大惊失色，劝他不要因此而闯下大祸，嵇康则仰天大笑，毫不在意。他鄙视儒学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满足人的自然欲望。他把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以为名教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这和老、庄的道家思想有承继关系。但是，嵇康和庄子的“避世”“全生”的人生态度是不同的。他坚守自己的志向，当他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写信劝他不要与当权者顶撞时，他勃然大怒，当即挥笔写就绝交书。在他被扣上“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的罪名而押上刑场时，依然执着自己的志向，从容不迫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这是孔墨以身殉道的原则精神而不是道家的人生理想。在天道观上，嵇康基本上是继承了汉代王充的气一元论。他谓“意足”，就是固守自己的志向。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人最主要的是“得志”，“人无志，非人也”（《家诫》，第315页）。
自从儒术独尊以来，董仲舒的天命论占据了统治地位。王充将必然和偶然对立起来，也导致了宿命论。王弼用体用不二的观点看待必然和偶然，认为必然性的常道和偶然性的变动是统一的，但他强调重要的是把握必然。他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第591页）“无妄然”即必然，天地万物都要遵循必然的规律。王弼把这个规律叫作“天命”，说：“天之教命，何可犯乎？何可妄乎？”（《周易注·无妄》，第343页）这样，王弼实际上用必然性吞并了偶然性，把宿命论变得更精致了。他说统治者是“上承天命”，而被统治者是“顺命而终”。嵇康在人道观上肯定人力的作用，并突出了一个“志”字，具有向宿命论挑战的意义。这在当时可称为空谷足音。他认为，一个人不论是处于穷困的境地还是显达的高位，都应当要“遂其志”（《与山巨源绝交书》，第116页），即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志向，坚持不懈，保持节操；始终行心之所安，一切出之自然而非勉强。嵇康强调人应当成为这样的“守志之盛者”（《家诫》，第316页），犹如牧羊之苏武那样。在这里，嵇康认为培养人的德性、节操，要靠意志力；道德行为，要出于意志的自愿选择，因为只有出于自愿，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心安。先秦儒家已指出意志具有“专一”和“自愿”的双重品格，嵇康的独特之处，是把意志的自愿同道家的自然原则相联系。他说：“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难自然好学论》，第259页）他以为六经、名教引诱人们追逐名利，压抑人的自然欲望，就是对人性的“扰”与“逼”。所以，人们只有挣脱名教的束缚，不受外力的干扰和逼迫，行动出于自愿，才能真正安逸。他还说，在远古时代，没有文字和教育，但人们可以“不学而获安”（《难自然好学论》，第264页）。可见，嵇康强调的是伦理学上的自愿原则，而对自觉原则（通过教育来培养自觉的德性）未免有所忽视。不过，他敢于向宿命论挑战的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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