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毅：地缘政治竞争为何复兴？

【摘要】地缘政治作为主权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合作的地缘政治战略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通常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危机状态或出现变革的态势。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折中主义的视角，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详细分析，可以发现，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单一的世界经济和多重的国家体系是国家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的内在动力，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及周期性变化(特别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缘政治竞争复兴和加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美国霸权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个曾经被誉为“流金岁月”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地缘政治竞争的复兴、国家安全的回归及各种反体系运动的兴起。其中，地缘政治竞争的复兴尤其令人忧心忡忡。地缘政治竞争为何复兴?似乎已经成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变革时代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议题。

一、地缘政治分析：构成要素与战略互动

在明晰地缘政治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地缘政治与政治地理学这两个专业术语的关联性进行一个简要的知识谱系回顾。

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通常被定义为探讨人类政治活动与地理空间之间关系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而地缘政治(geopolitics)则是指国家维护和拓展其生存空间的思想观念和战略行为，无论是政治地理学还是地缘政治分析，其发展都经历过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探讨人类政治活动与地理空间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古已有之，如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代中国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都曾做过论述，但这些论述或停留在抽象思辨中，或停留在某些经验的描述中。而真正探讨人类政治活动和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并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于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在其中他提出着名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之后经过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美国历史学家马汉等人的努力，关于人类政治活动和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逐渐被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冠之以“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发展。

然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是在德国，以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为首的一批对策研究者借用瑞典人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制造的词语“地缘政治”(Geopolitik),掀起了一股为德国侵略扩张寻找理论依据的思潮，鼓吹“地理环境决定论”。这股逆流使人们一谈到政治活动和地理空间的关系就心有余悸，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误将“政治地理学”和豪斯霍费尔所用的“地缘政治”混为一谈,都不愿把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地理学逐渐摆脱了豪斯霍费尔式的“地缘政治”笼罩的阴影，首先在欧美学术界得到快速发展，并将其冠名为“新政治地理学”。同时，伴随着冷战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主要以研究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为特征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作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兴起，并被赋予全新的含义来阐释国家之间关系、国家体系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布。

当我们将地缘政治看作是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行为进行分析时，一般涉及三个最为基本的组成要素，即国家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国家的社会特征及国家的疆界。

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是国家的自然特征，这是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时首先需要关注的因素。地理位置一般有两种表示方式：一是绝对位置，包括数理位置(主要气候区、经纬度等因素表示的位置)和自然位置(主要是用自然环境表示一个国家的存在，如临近海洋的被称为海洋国家，而远离海洋的通常称为内陆国)。与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相对应的是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的位置赋予国家不同的自然资源，这是国家进行财富积累的重要条件；二是相对位置，又称战略位置，通常是以其他政治区域作为参照系的位置，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所称的“近东”“中东”和“远东”,冷战时期所说的“西欧”和“东欧”,这是欧洲国家和美、苏的地缘政治战略表达。

国家的社会特征主要包括人口状况、经济形态、组织状况和意识形态，这是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关键要素。如果说国家的自然特征为国家的政治力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政治力量的实际产生及强弱与否则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特征。人口状况主要是指人口数量、人口质量(诸如所受教育的程度及劳动熟练程度)、人口构成(诸如种族和民族);经济形态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产品、畜产品、鱼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工业燃料的空间分布状态；组织状况主要是指立法系统、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以及政党、行业联盟、阶级联盟，等等；意识形态和宗教虽然不是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力量，但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会成为国内政治稳定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直接原因。

疆界则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进行政治活动的空间界线。地理界线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即有形的界线和无形的界线。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言，有形的地理界线主要是指该国的领土(领陆、领海和领空),在这个有形的界线内，国家实施其合法的主权，对其人口和资源进行管理；而无形的地理界线则是指国家的力量所影响的范围，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势力范围就是地缘政治分析的典型表现。

将地缘政治看作是国家维护和拓展其生存空间行为进行分析时，不但要关注以上构成地缘政治力量的三个基本组成要素，还要关注国家之间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或相互竞争而改变这些组成要素的变化，这就涉及到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或权力分布。

任何国家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为了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国家之间有时相互合作，有时相互竞争甚至不惜冲突或战争，古代城邦之间如此，王国之间、帝国之间也是如此，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的现代国家之间还是如此。正是在相互合作或相互竞争中，国家的生存空间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的是有形的(诸如主权边界),这关乎国家生存空间的维护；有的是无形的(诸如势力范围),这涉及到国家生存空间的扩展。

在国际体系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通常都将地缘政治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以维护和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国际秩序的失衡和变革时期，由此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人们所熟悉的四种地缘政治战略。第一种是霸权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而实施的地缘政治战略，最为典型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推出的全球战略，以及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rebalanceto Asia);第二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实施的“势力均衡”战略，最为典型的是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均势形成的欧洲政治地图(西欧和东欧)和东南亚政治地图(东盟五国和印支四国)。第三种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实力相当的国家通过“大国协调”形成的势力范围，最为典型的是美国、英国和苏联1945年构建的雅尔塔体系。第四种则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联盟，既包括大国之间的联盟，诸如“五眼联盟”;也包括大国和小国的联盟，诸如欧洲联盟、美国与菲律宾等的军事联盟；还包括小国和弱国之间的政治联盟，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南锥体。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是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合作(安全领域或经济领域)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安全领域或经济领域)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出现变革的态势。

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态

我们今天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既是起源于1500年的欧洲并在之后不断向全球扩展的体系，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取代英国霸权而赋予其某些特征的体系。为了更好地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的态势，在这里有必要先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哪些基本特征?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美国的主导下出现了哪些时代特征?

(一)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历史体系，这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欧洲区域体系的形成主要始于16世纪的欧洲。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这种扩张的特征是领土扩展与经济掠夺并存),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诸如美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逐渐被纳入到这个最早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到19世纪末，这个起源于欧洲的区域性体系不断扩展，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与16世纪以前的区域体系相比，这一体系的特征是：在经济上形成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单一世界经济；在政治上是多个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在文化上则是多元文化并存。

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从建立起来以后便围绕着两个二分法运行，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核心区和边缘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

“资本积累”和“不等价交换”首先体现在阶级的分化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核心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每个人加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产过程之中，并成为剩余价值的贡献者和获得者。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就是通过创造合法的机制，使得剩余价值的分配两极化：一方是通过不断的资本积累而最终成为剩余价值的剥夺者(资产阶级),而另一方是通过工资劳动不断出卖劳动力而最终成为剩余价值的被剥夺者(无产阶级)。正是这种阶级分化以及相应的不等价交换的出现，才使得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并最终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运行和延续。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拓展，阶级分化不但体现在单个国家的国内，同时也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体系之中。

“资本积累”和“不等价交换”也体现在世界体系的结构之中。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础，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体现。根据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资本积累速度快的核心区和资本积累速度慢的边缘区。与此相对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双重结构，即核心区国家和边缘区国家。

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拓展，在国家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双重过程：一个过程是核心区的国家“中心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竞争，出现了霸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以及富裕的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但核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区(边缘国家)并非是固定的，在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被不断重新做出安排，如以前的核心地区可能由于国家竞争力的下降而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因此，劳动分工并不是如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完全由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而是国家有选择的干预，这就最终导致一部分人的资本积累速度快于另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资本积累高于另一部分，一部分国家的资本积累高于另一些国家，随着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拓展，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不断加剧。

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世界经济意味着相关国家只有参与劳动的国际分工才能进行资本积累，而多个国家并存的国家体系则意味着国家为了维护和拓展其生存空间，相互之间既要进行地缘政治合作，也要进行地缘政治竞争，与一部分国家进行的地缘政治合作对于另外一部分国家而言必然意味着地缘政治竞争。正是在无休止追求资本积累以及国家间相互合作或竞争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得以延续至今。

(二)世界体系的当代形态：美国霸权和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并且在冷战时期开始通过地缘政治战略构造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以此对抗和平衡苏联和其他采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推行的反体系运动(反帝国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二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基于其全球地缘政治战略构想进行全球层面的制度设计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地区层面的制度设计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继续推动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在美国霸权及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出四个基本趋向。

第一，世界体系所涵盖的国家范围更为广泛，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其范围继续扩展，既有历史上形成的核心区国家和后来进入核心区的国家，诸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以及美国和日本；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西方殖民体系而成为边缘区的发展中国家，诸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南亚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及东盟四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还有冷战后积极融入世界体系不断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和转型国家，诸如原来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实行“革新开放”的越南，世界体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体系。

各国的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与先前相对单一的“重商主义”(16—18世纪)或“自由主义”(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50—70年代)占主导地位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大批国家加入之后，这些国家在制度选择上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英美式的“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也有日本的“发展型的资本主义体系”和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还有德国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深入，呈现出“网络化”特征。在美国及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财富增长极化、收入不平等加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范围广泛，类型多样。现有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有如下四类受益者：第一类是组织良好的国内公司和利益集团，他们通过政治游说成为所在国家开放经济政策的受益者；第二类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诸如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他们通过开放经济政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第三类是全球性、地区性或跨国性的国际组织，诸如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及东盟，他们通过制定规则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第四类则是那些跨国性的具有专业知识的营利和非赢利的组织机构和专家，他们通过在全球市场中构建和推广某些专业性的规则和规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

在这些全球化受益者的共同推动下，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这些经济要素在不同层次行为体(个人、公司、国家、国际组织)之间流动，从而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呈现出网络化状态，单个行为体很难像之前完全控制或主导这些经济要素的流动，即使是霸权国家也只能是有选择地干预。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交换和积累体系，但国家仍是全球生产结构的主角。在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经济中，跨国公司作为一种“自由企业制度”得到爆炸性的发展，世界体系论者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当支撑冷战世界秩序的美国霸权开始出现危机时，跨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交换和积累体系，它不受任何国家权威的约束，而且有力量将国家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置于它自己的一系列‘法律’约束之下，美国也不例外”。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实施“垂直型”投资战略(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由同一个公司来完成)和“水平型”投资战略(同一个公司在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将国内生产的专业化和国际生产过程的地理扩散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和地区性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和地区性生产网络中，产业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工逐渐转变为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进而改变了各国在国际生产体系的传统分工：跨国公司产业内部的贸易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各国产业之间的贸易，跨国公司与其所拥有和控股的子公司进行技术转移内部化消弱了东道国技术升级的能力，跨国公司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对国际资本市场构成了挑战。

面对由跨国公司主导和协调的全球生产链和地区生产网络，不管是核心区国家还是边缘区国家，为了资本积累竞相加入其中，并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其中，有两种方式尤为突出：一种方式是将国家安全直接植入跨国投资政策中，通过列出“敏感性工业”或“战略性工业”目录，监管或限制跨国投资对所列产业的参与；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签署多边投资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来引导和塑造生产网络。

第四，世界体系的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不但缘于“美国的世纪秩序是否终结”的争论，更主要缘于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历史体系，它还能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因中国的加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而不断被问及。自1978年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而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的第二大经济体。就像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崛起的日本被设想为美国霸权的替代者一样，对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和身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有的认为中国是利益攸关者，也有的认为中国是美国霸权挑战者和竞争者,还有的认为中国是世界秩序重塑者或修正者。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共同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或能否在2035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主导性国家，中国是否会改变或修正世界体系持续多年的基本规则?

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地缘政治战略选择

美国霸权及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这个本质特征。恰恰相反，围绕着资本积累，国家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更加突出。这些结构性危机体现在世界体系的政治悖论、经济悖论、意识形态悖论以及文明悖论之中。为了应对和化解这些悖论，无论是核心区国家还是边缘区国家，纷纷选择地缘政治合作战略或地缘政治竞争战略，以维持或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

首先是政治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其产生之日起，真正从这一体系中受益的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对这一体系抱有抵制情绪，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但这些反体系运动(诸如民族主义运动和种族主义运动)通常会导致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这种抵制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而且导致新的政治调和，每当这些新的政治调和倾向于抵制运动时，它虽然在短期内削弱了掌权者的政治力量，但在长期内却加强了掌权者的资本积累能力。所以，每一次政治调和最后都将反体系运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的框架内。

同样情况存在于国家之间，在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出于追求资本积累的目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真正从这一体系受益的国家毕竟是少数(诸如霸权国家和核心区其他国家),而大多数国家(边缘区的国家)对这一体系抱有抵触情绪，进而发起反体系运动。这些反体系运动(诸如反对霸权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迫使核心区国家和霸权国家不断进行政策调整，而地缘政治合作成为这些国家进行政策调整时选择的一种重要战略手段。例如，美国于1951年推出“马歇尔计划”,为之后与苏联形成势力均衡奠定了基础；1957年，欧洲六国签订《罗马条约》,提出将欧洲建设成“欧洲人的欧洲”,开启了欧洲联盟的进程，以此缓解欧洲相关国家对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担忧；1974年4月，联合国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但最后由于边缘区国家为竞相吸引来自核心区国家的跨国公司而不了了之；1997年，“七国集团”正式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成为“八国集团”,以期消除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担心和对抗；200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对冲了世界主要国家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反美情绪。

其次是经济悖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每个公司的目标，这样通过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但如果每个公司都如此，由于工人工资的相对下降，全球的市场需求就会下降，最终会给所有公司的利润实现带来困难。这种经济悖论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断地扩张和收缩。

为了解决这个经济悖论，公司纷纷选择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或跨国生产，以寻找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效率优势),并通过交易内部化，对自身的生产组织、战略及经营理念进行改变，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个复杂的全球生产链或地区生产网络。通过区位选择及交易内部化，跨国公司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体，这不但影响母国的就业和社会福利进而影响母国的国内政治，而且对东道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国内政治分化产生影响。全球生产链或地区生产网络使得几乎所有国家都陷入“两难困境”:如果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推动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如果保证本国经济不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就必须对跨国投资进行监管和限制。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困境，许多国家不得不做出地缘政治选择：或者将各自富裕的要素禀赋(诸如资源和技术)武器化，以期应对不对称的相互依存，诸如美国对出口中国芯片的限制，中国争锋相对做出的对出口镓和锗的限制；或者构建制度(全球/地区)并将其武器化以便将他国排除在生产链之外，诸如日本推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框架》应对中国的崛起。

再次是意识形态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悖论主要来源于其所创造的国家和民族。国家是由国家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来定义的，并且受制于这些国家；民族是由民族和国家结构的关系来定义的，而且受制于这些关系。国家和民族的这种特征既被资本家也被其反对者用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悖论：资本积累要求国家介入市场的建设以及重建之中，为达到这一点，国家就必须利用民族主义加强其结构的凝聚力，这样，国家结构成为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调和力量，同时，民族主义最后也成为资本积累的阻碍力量；反对者的抵制运动要求在国家结构内获得权力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获得国家权力就必须助长民族主义，然而，国家权力的获得及民族主义的增长反过来又削弱了抵制运动。这种意识形态悖论尤其体现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选择中：一方面，冷战结束后，为维护和拓展其国家利益，美国默许制度不同的国家加入世界体系，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合作，诸如亚太经合组织；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国内民族主义而强调“友邦外包”和“新华盛顿共识”,将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假设为竞争者而进行地缘政治竞争。

最后是文明悖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早产生于西欧，然后开始向全球扩展，这样就产生了现代化和西方化这样一对矛盾。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解决这一矛盾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换句话说就是，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有能力从前现代进化到现代。按照这种逻辑，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对于那些后发展国家来说，要想实现现代化，或接受西方的文化(包括宗教),或接受西方的语言，或接受那些被认为基于普遍科学规则的西方技术。但这些鼓吹普遍主义的人们在鼓吹西方化或“同化”的同时，也宣称其他文化的永久性存在以及文化差别的本质，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引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在单一世界经济中从事不同的工作，以此证明世界体系中等级存在的合理性。这样，在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出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为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必须主张西方文化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但为了保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等级性，又主张文化的多样性。而边缘区国家则陷入了另外一种两难困境：完全接受西方现代化担心丢失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拒绝接受西方现代化则需面对西方强国文化的排挤和物质力量的胁迫。

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加剧的结构性危机，无论是处于核心区的国家还是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都力图通过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促进或阻碍经济要素在世界市场中的自由流动，在核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区(边缘国家)的相互转换中加快本国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本国资本积累的程度，以维持和拓展各自国家的生存空间。

四、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与美国霸权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历史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结构性特征，而且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也会导致国家之间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变化体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体现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垄断竞争和劳动分工是世界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尽管无休止地追求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没有哪种垄断能够持久。从短期来看，一些市场的参与者由于垄断而总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没有占中心地位的政治结构诸如世界帝国及单一的文化系统来维持已有的劳动分工。因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没有哪种垄断能够持续不断，垄断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垄断的变化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不断呈现出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的周期性变化，而劳动分工在世界经济中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调节作用，当经济扩展时期，会出现更大的专业化以此来对付更深度的相互依存，而在经济停滞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将收缩。俄国的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于20世纪20年代根据生产、价格、资金供给率先发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周期问题，认为世界经济平均每40—60年就会出现扩张和衰退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主要基于新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的发明，这些新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在开始阶段有广阔的市场，这就为产品的高价格提供了保证，并为那些从事这些新的经济活动和新的生产技术公司提供了高额利润的机会，比如，钢材生产和蒸汽机的新技术使得19世纪40—60年代掀起了一个铁路建设的高潮。这些新的行业刺激了经济的其他方面，这样就出现了经济的增长阶段，即A段。高额的利润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吸引大量新的公司进入市场，但市场本身的规模是有限的，因为在特定的阶段人们的收入以及财富是相对固定的。随着更多的新公司加入，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和供给过剩，这样，新的产业不能再为经济提供刺激，经济就进入到衰退阶段，即B段。比如，1870年以后，当英国的制造业耗尽了国内市场而且面临着来自德国和美国的竞争时，钢铁制造和铁路建设的高潮就削退了。经济停滞为新一轮的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因为经济停滞对核心地区的资本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这就促使他们一方面通过兼并小的公司而重组经济，以此提高经济的集中性；另一方面，促使核心地区的资本家为了维持或提高利润的边际效用而到边缘地区寻求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其结果便是发现了新的剩余资源来支持下一个经济周期中的A段。

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基础上，世界体系论者们经过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还存在一个“特长周期”(150—300年),时间大致相当于两个或三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如沃勒斯坦和霍普金斯(TerenceK. Hopkins)等人根据生产、价格、资金供给、人口、土地利用发现，第一个“特长周期”发生在1450年到16世纪早期，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第二个“特长周期”发生在1750年到1897/1917年，是工业化的初始时期；第三个“特长周期”发生在1897/1917到现在，是我们正在经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乔瓦尼·阿里吉则根据世界规模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资本扩张，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四个不同“特长周期”,第一个“特长周期”是热那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第二个“特长周期”是荷兰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到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第三个“特长周期”是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贯穿到20世纪初期；第四个“特长周期”是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金融扩张阶段。

其次，体现在国家体系中霸权的更替上。就像世界经济因不断出现垄断而呈现周期性变化，国家体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因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主导权而出现周期性变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霸权周期”。与之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帝国体系不同，资本主义最为根本的特点是追求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表现为多个国家并存，结果必然是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为争夺主导权或霸权相互竞争，通过国家这个政治机器为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最大利润提供垄断政治条件，这就是霸权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政治职能。然而，当霸权国家将自身的喜好强加于国家体系时，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如17世纪的荷兰曾遭到英国和法国的反对，19世纪的英国曾遭到德国和美国的反对，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遭到日本和欧共体的反对。因此，霸权并不是一种永远的状态，国家体系也不总是处于霸权统治之下。但是，就像经济活动中不断追求垄断一样，追求霸权地位一直是核心区国家的目标。根据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世界体系论者们经过研究发现，不但霸权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很少，而且每个霸权国家都有一个兴衰历史，即霸权上升阶段—霸权胜利阶段—霸权成熟阶段—霸权衰退阶段，而真正达到霸权的时间却是非常短暂的。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共出现过三个霸权国家，其霸权时期和周期如下：

如果我们将经济上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特长周期”和政治层面国家体系中的霸权周期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如下图所示),可以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个特征是，从1990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段，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上升阶段，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扩展；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则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下降阶段，也就是目前正在经历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另一个特征则是，美国从1967年开始进入霸权周期的衰退阶段，虽然关于美国霸权周期终结的准确时间还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是，美国护持其主导的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霸权行为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停止，直到其霸权彻底终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济上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段(下降期),而政治上仍然处于美国霸权衰退阶段，处于这个体系的所有国家，不管是核心区国家(包括霸权国家)和边缘区国家，还是正在迈向核心区的半边缘国家，都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合作战略或地缘政治竞争战略，维护和拓展各自国家的生存空间，早日从世界经济的衰退中走出来。与以往的地缘政治战略主要立足于军事要素维护国家的安全不同，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网络化，所以，这次复兴的地缘政治竞争则主要以经济要素和制度为手段，通过将其武器化来维护和拓展各自国家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美国为了继续维护其在世界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同时将中国设想为主导权或霸权的竞争者，不但在2018年发起贸易战，而且通过《印度—太平洋经济繁荣框架》(IPEF)和《芯片与科学法》(CHIPSand Science Act),从投资和技术上围堵中国。2023年6月，欧盟以“战略自主”和“去风险”为名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宣称在与美国联盟中保持战略自主，在与中国的相互合作中“去风险”。而正在迈向核心区的中国则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合作，并先后于201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202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应对正在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互联网空间蓬勃兴起的数字经济，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全，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

五、结语

地缘政治作为国家维护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战略手段，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稳定与变革的晴雨表。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合作的地缘政治战略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通常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当国家之间采取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战略时，表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出现了变革的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地缘政治竞争的复兴，既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加剧有关，也与世界经济周期性衰退对美国霸权的冲击相关，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混合主义的制度选择、网络化的要素流动、国家有选择的干预、主导权的更替),使得资源、技术和制度成为相关国家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或地缘政治竞争战略选择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