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初唐的经济状况

从李渊武德元年到李隆基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在这时期中，因国内统一，政治比较良好（贞观、开元）​，对外侵略不断胜利，社会经济一般是向上发展，超越隋朝杨坚时代。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摧残的社会，到初唐才恢复了两汉的盛况。隋末杨广的暴政，全国的混战，社会遭受极大的破坏，幸而不到十年，李世民统一了中国。他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在位二十三年，建立制度，节用爱民，确使人民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世民以后，虽然发生不少宫廷政变，经济基础，却没有过大的损害，所以开元、天宝间，唐朝的经济，发展到最高点。

均田——武德七年，制定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残废人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残废人、寡妻妾自立户头，加给二十亩。工商业者，比丁男受田减半。所授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田身死得转授承户人，口分田由官收回，转给别人。唐初人口死亡流徙，土地宽旷，这种制度，可信其实际行施。唐制，庶人身死家贫，或流徙他地，听出卖永业田，乐迁（自愿）就宽乡，并听出卖口分田。堪作住宅、邸店、碾硙（水磨）的土地，即使不是乐迁，也听私卖。土地出卖以后，不得再请受田。这分明允许官吏、商贾、地主兼并贫民，而且狭乡地价总比宽乡高，势必迫使贫民流向宽乡。虽说法律上规定买地人占地不得超越定制，显然只是一种虚文，开元时朝官们广占良田，工部尚书张嘉贞独不营家产，被称为难得的达人。杜佑《通典》说，天宝以来，法令废坏，土地兼并，比汉朝更剧烈。其实初唐兼并的事实本来存在，只是被驱逐的贫民还能向宽乡谋生，因之形式上比天宝以后似乎和缓些。租庸调——武德七年定租庸调法。租是每丁岁纳租粟二石或稻三斛。调是每户纳绢二匹（每匹宽一尺八寸，长四丈）​，绫、[插图]、绸各二丈，绵三两。如纳布加五分之一，并输麻三斤。庸是每丁岁役二十日有闰加二日，不能应役，纳绫、绢、[插图]每日三尺。唐制本取元魏以来旧制，但有重要的改革。第一，旧制奴婢依良丁受田，缴纳租赋，唐制不给奴婢土地，也不课税，奴婢的剩余劳动，全归奴婢主专有。第二，旧制妇人受田仅得男子的半数，有妻人负担却比无妻人（半床租）加倍（一床租）​，这种制度，迫使贫民宁愿做鳏夫，不敢娶妻。唐制妇人不受田不课税，与丈夫共同劳动，加强男丁的耕作效率，对人口增殖，有很大意义。

官吏——唐制文武京官有职分田，一品十二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得田二顷。外官也按品分给职分田。李世民贞观十一年，因官吏借职分田侵害百姓，下令收回职分田，转给流亡还乡的贫户。别给官吏每亩（按职分田亩数）粟二斗，称为地租。官吏们不愿意。世民只得借水旱的理由，废除新法令。李隆基开元十年，收回职分田，每亩改给仓粟二斗。十八年，又给还职分田，职田的忽收忽还，说明官吏不肯放弃优厚的利益。随着官吏的增加，职田也逐渐扩大。贞观元年，选举文武官仅六百三十四员。李治时，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每年入流（考选合格）士人超过一千四百人。李显（中宗）时，大置员外（额外）官，自京师至外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又近千人。又定价卖官，纳钱三十万文，即得官职，正官以外，有所谓员外、同正、试官、摄（代理）官、检校官、判某官、知某官等名目，士人到吏部求选，每岁数万人。显封爵一百四十余家，五十四州的上等腴田，都被爵家割去。人民充当爵家的封户，剥削比朝廷更苦。户部每年给爵家六十余万丁，一丁纳绢二匹，朝廷每年亏短一百二十余万匹，朝廷因此亏短的数目，当然由增加农民负担来补偿。开元二十一年，一品官以下多至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多至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奴官王毛仲生儿二日，赐五品官，毛仲不满意，说：​“这小儿难道不堪给三品官？​”宫中宦官三千余人，多封三品将军。京城附近田园，三分之一以上被宦官占有。开元二十五年，定文武勋（勋位）官永业田制度，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下至云骑尉（正七品）​、武骑尉（从七品）也各受田六十亩。散官（非职事官）五品以上与职事官同例给田。永业田得传授子孙，不再收回。官吏获得大量土地，也就是人民的土地大量被侵夺。

府兵——一种征兵制，全国男丁，每年服兵役若干月。李世民分全国为十道，置军府六百三十四，关中有府二百六十一，占总数三分之一强。府分三等，上等府统兵千二百人，中等千人，下等八百人。每府自都尉至队正，共置官六十九人。民年二十充兵役，六十免役。兵丁每年轮番去京师当宿卫，兵部依道路远近给番。五百里以内五个月轮到值番上宿卫一个月，称为五番，千里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一律十二番。每一丁男，不论离京远近，服役及往返路程，一年平均耗损耕作时间两三个月。兵士所用服装、器械、粮食，都得自备，更是苛刻的负担。沿边戍兵，经常六十余万，名为守边，实际只供将官们役使营利。农民既要自费当兵，本家杂徭，仍不能免，生活非常穷困，不得不逃匿避役。开元时代，府兵已成空名。隆基改府兵制为[插图]骑制，招募九等户或八等户身高五尺七寸的壮丁，充当宿卫兵士，数凡十二万。一年六番，免除苛杂役使。边地戍兵也改为募兵制。从此兵农分业，统治者无限扩大军额，农民必须负担养兵的义务。

宗教——北朝旧俗尊信佛教。贞观时代，佛、道两教都没有新的发展。世民死后，李治令旧宫女全数入灵宝寺做尼，又改玉华宫为佛寺，这是佛教将盛的征兆。武曌（音照。武则天）选淫僧怀义当男宠，封他做白马寺主。又命怀义作夹纻（用纻麻和布缝成）大佛像，小指中能容数十人。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明堂北造天堂，高五层，供大佛像。天堂第三层已能俯视明堂，想见天堂与佛像的高大。发工役数万人，费用亿万，府藏因而耗竭。怀义还挥金如粪土，公私田宅，多被僧寺占取。李显时，僧寺更盛，敢和权力最大的太平公主（武曌的爱女）争碾硙，而且得到胜利。李显命僧慧范在洛阳造圣善寺，又在长安长乐坡造大像，府库虚耗，慧范得贮钱数十万缗（钱一千称一缗）​。显遣使官分路到江淮买鱼鳖水族放生。谏官李乂请他节省放生的钱物，减穷人的徭赋。他大造寺庙，务求崇丽，大寺用钱百数十万，小寺三五万，总数在千万缗以上。人力劳弊，怨声满路。李旦（睿宗）时谏官辛替否上书说：​“中宗皇帝大封官爵，造寺不止，费财货几百亿，滥度僧尼，损失租庸数十万。岁出益多，岁入益寡，夺百姓口中食物，养育贪残，剥万民身上衣服，涂饰土木，终于公私俱困，众叛亲离。现在陛下为两个公主造金仙玉真二道观，逼夺民产，用工数百万，用钱百余万缗，陛下是否知道人民的切齿怨恨？​”从李显时起，贵族争造佛寺，度人为僧尼，富户豪强，出钱三万买度牒，就得免除一切徭役。李隆基淘汰天下僧尼，查出假冒，勒令还俗的一万二千余人。禁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得官府检视，才许修理。又禁百官家不得与僧尼、道士往还，民间不得铸佛写经。令诸寺院设病坊，京城乞丐贫病人得入房养病。隆基这些措置，多少给佛寺一点阻碍。

商业——武曌的男宠张易之曾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到曌前饮酒赌博。宰相韦安石跪奏道：​“商贾贱类，不得参与宫宴。​”宋霸子得入宫赌钱，大概是大富商。李隆基问富人王元宝财产，元宝对：​“臣请用一匹帛挂终南山一株树，南山树尽，臣帛不尽。​”隆基说：​“我是天下最贵人，元宝是最富人。​”元宝家住京城，既非贵族和官吏，在当时，也不容庶民兼并广大田地，他应是营商致富。开元二十二年，没收京城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万贯。据上列诸例，想见初唐已有巨大的商业。贞观时，各官司置公廨本钱，每司设令史九人，号称捉钱令吏。五万本钱，交富商大户经营，每月收息钱四千文，就是说，一年收百分之百的利息。经营官本的富人得免除徭役，贫户欠债破产，一生还不完。开元时收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交富商大户放债，按月收息，供官吏用费。直到唐亡，商贩富户勾结官司，借口官本，广求私利，债户纳利十倍，还被指为逋欠，受官商的非理逼迫。唐制分民户为九等，等次愈低，纳税愈少，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私情托请，冒列下等，官商相互利用，联合向贫民剥削，捉钱制度是他们的主要工具。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武曌时广州都督路元睿及僚属侵夺商舶，被番客刺杀十余人。唐朝凡到广州做官的，无不贪赃致巨富。扬州是国内商业的中心，中外商贾往来如织，中唐以后，更趋繁盛。钱币——隋末钱币轻小，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李治时民间私铸盛行，严禁不能止。武曌为讨好富人，允许恶钱通用，盗铸更盛。李隆基禁恶钱，不许私卖铜、铅、锡及用铜做器物。铜、铅、锡出矿，由官收买。当时钱少不敷流通，钱与铜价略等，官铸无利可取。开元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请不禁铸钱，隆基集百官公议，录事参军刘秩说，法令不行，人民难治，都是贫富不齐的缘故，如果许私家铸钱，贫民绝不能为，势必贫民愈贫，给富家服役，富家愈富，更逞贪欲。隆基从刘秩议，下令货（钱）币（布帛）并用，所有庄（田）​、宅、口（奴婢）​、马交易，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得钱物兼用。私钱被禁，物价略平。

工业——工部掌管全国工匠，按州县组成工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工匠必须有专门技巧，每年轮番应役，每日受佣资绢三尺。工匠有一定的名额，也有特定的地位，有缺额，先补工巧业作人的子弟，补工匠后，不得改做诸色（别种行业）​。还有一种更专门的工匠，终身在官立工业部门工作。如少府监总管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少府招请传家巧技的工师，教工人各种技术，细镂工四年，车工乐器工三年，刀矟工二年，矢镞竹漆工一年，冠冕弁帻工九月，每年季考四次，大考一次。制成物品刻工人姓名。武曌禁民间用锦，侍御史侯思止私藏锦，发觉被杖死。当时绫锦坊有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工匠称为巧儿，应是制作特精，怕民间仿造，所以下令禁止（她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都面涂红粉，身着锦绣）​，徐敬业讨武曌，就江都钱坊驱囚徒工匠授兵甲。李亨时李光弼守太原，募得蔚州铜冶钱工三人，善穿地道。朝廷严禁铸私钱，这些钱工当是在公家终身服役。武曌用铜铁铸天枢，武三思令四夷酋长聚钱万亿买铜铁，不足，更敛取民间农器。天枢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撰文。后来李隆基毁天枢，发工匠镕铜铁，逾月不尽。曌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鼎上图画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又铸十二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这样巨大工程，说明冶铸技术的优良。李显女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卉、鸟兽细如粟粒，正看旁看，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可见当时织工的精妙。初唐土地兼并还不很剧烈，各种剥削制度，还没有发展到极度，所以从武德到开元，户口一直上升，历史上也就称为唐朝的兴盛时代。

户口——唐制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民户百户为里，五里为家，四家为邻，四邻为保。每里设正一人，城居称坊，有坊正一人，野居称村，有村正一人。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村满十家，附入大村，不别置村正。估量民户资产等第，定为九等。每年造计账，三年造户籍。户籍分课户、不课户两种，凡九品以上官，贵官的亲族，学校学生，鳏寡、废疾、奴婢、部曲客都免课役，称不课户。户内有课口，称课户。不课户的增加，也就是课户负担的增加，所以贫民逃亡隐漏，避免徭役，或出入关坊，或往来山泽，或此地检查，急转他境，暂时容身。这种逃人，其中一部分成为有组织的流氓。李治从长安往洛阳，怕路上多小偷，命监察御史魏元忠保护车驾前后。元忠到长安狱检视，得盗一人，神色言语有异常人，元忠命开释刑具，给官员服装，乘驿车随从，一路共同食宿，托他防止窃盗。此人微笑许诺，车驾到达洛阳，人马数万不失一钱。中唐以后，朝廷和藩镇盛行募兵，应募的主要就是这些流氓。从李渊时起，就存在着括户与隐漏两个相反的现象。武德四年，诏括天下户口。贞观三年，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来及四夷降附男女凡一百二十余万口。十六年诏天下括浮游无籍人，限明年末登记完毕。当时民户不满三百万，自洛阳到山东，本是人口密集的地区，隋末乱后，人烟稀少，荒草弥望，世民不敢往泰山封禅（祭天）​，怕被四夷酋长看出内地的空虚。李治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通天下户三百八十万。李显神龙元年，得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开元九年，监察御史宇文融奏称天下户口逃移，巧伪极多，请加检括。隆基下诏，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内自首，过期不出，罚迁徙边远。据史载一次括得八十余万户，百姓大受州县官的侵扰。十一年下令停止检括逃人，借安生业。十二年又派宇文融出去括户，岁终增得税钱数百万缗，百姓受害更甚。十四年户部奏今年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六，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一年天下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二十八年，天下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这是初唐户口最高的纪录。其中课户、不课户各占若干，记载不明。不课户每户口数一定很大。课户中口数平均也应在五人以上，因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时别籍异居。州县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两丁赋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足见朝廷重视多丁大户，不许无故析户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继别户，新析户仍须与本户同等，不得降下，供应徭役，与本户共计丁数，不得借口析居减免，所以唐朝每户口数平均应不止五人，再加实际存在的大量逃户，总人口也许达五六千万，与两汉户口数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