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回忆方国瑜教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学的门对学子打开了，我在1978年考进了云南大学。在大学的茫茫书海中，惊奇地接触到了不少中外学者在过去写的种种民族田野调查资料，其中有不少是关于纳西族的。虽然描述一般都比较粗糙，但已使我领略到故乡有趣而神秘的风情民俗，而我对其中的很多原来却竟是茫然无知。我在选修民族民间文学课时读到了着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的《麽些民族考》等文章以及西方学者洛克（J.F.Rock）着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油印译本等，一次次惊讶于自己民族丰富博大的文化和历史，也为自己身为纳西人，但对本民族历史、宗教、社会、文字、民俗等所知甚少而感到汗颜。

我虽然在中文系读书，但对民族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于是就在学好本科课程的同时，选修语言文字学、宗教学、民间文学等课程，埋首于过去很多未曾涉猎的民族学书籍中，为解读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打基础。这样，我走出了最初单纯的文学青年之梦，步入探研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文字学之迷宫。

最早见到方国瑜教授是由和方国瑜教授在一起研究纳西东巴象形文、参编《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和志武老师领我去的，当时我开始跟和志武老师学习一些东巴象形文和纳西语法、国际音标等方面的入门知识。方老知道我开始对纳西族文化感兴趣，很高兴，问了我不少问题，其中问到我的家世，我一一告诉他。当他听说我曾祖父叫杨绳武时，高兴地说，我在丽江读小学时，杨绳武曾经当过我的校长呢，他是个相当不错的老师。

后来我从丽江着名的教育家和志坚（1893-1951）于1932 年所编撰的《丽江县教育小史资料》中读到这样一段记载：“民国二年，以杨绳武为县高小校长。扩充两班，共合六班。计二百五十名。”（1）方老所指当是这个阶段他和我曾祖父的师生之谊。

方老多次跟我谈到他对纳西象形文字的收集整理经过。后来他为鼓励我研究纳西东巴文化，特地把他珍藏数十年的一本李霖灿先生编撰《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赠送给我，这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由转移到四川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用棉纸石印的，如今海内外所存无多，这本珍贵的书与方国瑜教授的《麽些民族考》、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等成为我从事纳西学研究的入门书籍。

方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当时的视力已经很弱，但戴着安上高倍放大镜的眼镜，浏览各种历史文献。常常与他的助手傅于尧老师一起在书房兼会客室的二楼那间小屋子里潜心治学。我记得每当话题涉及到云南某个地名某个事件，方先生便会信手拈来地旁征博引各种史料，说出这个地方的很多史事，他对地方史料之烂熟于心和那极强的记忆力，使我甚为叹服。

方先生治学专心致志，博大精深，是大学者，而他的生活则很简朴，听他说平时喜食米线。当时在中文系任教的杨世强老师（纳西族）曾对我说过，方先生像一头牛那样地能吃苦，旁人很难得有他那种一天十几个小时埋首书斋的毅力。

1980年，西德学术代表团来云南大学访问，其中有曾作为洛克博士助手，致力于西德国立图书馆收藏的纳西东巴经典编目工作十多年的着名学者雅纳特（Janert K.J）教授，他此行是为推动西德与中国学术界之间的纳西学合作研究而来，经方国瑜与和志武先生提名，我作为他们的助手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当时我还不会讲英语，学校派历史系英语口语相当娴熟的陈同学帮助我翻译，和雅纳特教授一起工作了十多天。

从此之后，我更努力地学习英语，雅纳特教授给方国瑜与和志武先生的很多英文书信，都由我来翻译给先生，雅纳特也常常写信给我，讲他研究纳西语言文献的一些打算，我也常常把他的一些想法和观点翻译给先生听。

雅纳特教授是语言文献学家，他认为洛克博士在纳西学研究上做了非常伟大的工作，但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从语言入手研究纳西文化。他想弥补这一不足，用德国语言描述分析学的方法，从现代纳西语入手另辟研究纳西学研究的新路。他仔细地听我讲述了我利用假期回家收集的几个民间故事，让我用国际音标将它记录下来。我当时开始写研究纳西族民间殉情长诗《游悲》的论文以及研究纳西东巴神话的论文，雅纳特对我喜欢学术探索的习惯比较欣赏，便动了和我一起从现代语言文献入手研究纳西族文化的念头，向方国瑜先生正式提出想邀请我到西德去从事合作研究的想法。方国瑜先生非常支持这一想法，建议雅纳特教授尽快形成研究计划，正式发邀请给我。

一年过后，雅纳特教授就给我发了邀请我到西德科隆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正式邀请函。那是1981年下旬。当时，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要出国还是非常艰难的事情，还没有一个单位作为栖身之处，没有身份，几乎不可能去做访问学者，我永远不会忘记方国瑜教授为我出国的事多方奔走，他找到当时的云大校长赵季先生，乃至曾经当过云大校长，后来当了省委副书记的高治国先生，但由于当时出国事比较复杂，一直就拖到了我在1982年终于分配到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以后，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在1983年1月22日成行，从此我就注定走上了这条学者的路，而且二十多年来的精力主要花在研究纳西学上。我的成长，与方先生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尽管我没有成为方先生的嫡传弟子，能够在他身边接受耳提面命的指导，但方先生的煌煌大作，那些深钻细研，博大精深的历史地理学考据论着，是时时警策我严谨治学的灯塔和楷模。他与时下一些靠各种手段炒作出来的所谓“着名学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是靠一种如老黄牛般踏实勤勉、老老实实的学术精神、靠扎扎实实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而博得学术界同仁的由衷敬服的真学者。

我在这里，还想补上一笔，方国瑜先生除了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我很难忘他晚年为他的外孙阿自立所操的心。阿自立当时在昆明的一个工厂里工作，常常来看望方先生，1980年前后，他那年老体弱，生活在丽江的母亲得了急病，急需儿子回来照顾。方老托和我多次一起来看望他的我父亲帮帮忙，将阿自立从昆明的工厂调到丽江去工作。方国瑜先生多次和我父亲谈起他这个外孙的事，我父亲看到这样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为自己外孙调回丽江的事情如此焦虑，心里非常感动，在丽江多方奔走，终于帮忙将阿自立调回到丽江，和他的母亲相聚生活在一起，方国瑜先生为此非常高兴，我至今很难忘他获悉外孙已经调回丽江工作的消息时，脸上露出的那种开心慈祥的笑。

往事已矣，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9年。此时此刻，夜静风轻，明月临窗，几句不成章法的诗句，涌上我的心头，寂寂中以此缅怀远逝的先生：

潜沉史海五十载，

南中泰斗不虚传。

滇云有幸生国瑜，

“南蛮” [1]青史动山川。

高山质朴劲内敛，

大海无言蕴真元。

浮世熙攘闹纷纷，

静夜怀师见南山。

（1）载《丽江志苑》第三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88年12月。

[1] 在“华夏中心”观的影响下，云南曾长期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落后莽荒的“南蛮”之地。

载《丽江日报》201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