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涛：欧美驻雅典考古机构与古希腊文明的考古活动

考古发掘是学者对古希腊文明进行知识生产的关键依据，也是塑造古希腊文明与西方文化关联的重要方式。18—19世纪，欧美国家争相在希腊建立驻雅典考古机构，并承担相当数量的大型考古发掘工作。这些欧美永久性考古机构是如何建立的？他们所进行的考古活动与古希腊文明有何关联？本文试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文艺复兴之后，希腊古物、古迹等成为古典文明研究的对象。尽管如此，对古希腊遗址系统化、专业化的考古发掘迟至19世纪才出现。翻开历史的画卷，可以发现19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下于1821年爆发了希腊独立战争，此后，如何叙述古希腊文明成为新生的希腊国家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为了扭转18—19世纪希腊古物遭到掠夺、破坏与大量流失的状况，1833年，现代希腊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短短三年内便成立了希腊国家考古局，主要负责监管希腊境内所有的考古发掘、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但同时，对古希腊文明的发掘、研究与书写远远超越了希腊的能力范畴，勃兴的欧美民族国家在构建自身认同之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命题：古希腊文明与欧美现代民族国家有何关系？在“爱希腊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希腊古物与遗迹被赋予“神圣”的地位，19世纪的欧美强国纷纷投身于古希腊的考古发掘，意图通过“占有”古物与遗址来“占有”历史，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古典文明之间的联系。

法国是第一个建立驻雅典考古机构的国家，这一老牌强国为与英国竞争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对希腊独立战争给予长期支持。1828—1833年，法国派遣“摩里亚远征队”出兵伯罗奔尼撒半岛，驱逐奥斯曼帝国及其盟友，与军事远征呼应的是，法国科学院委派了所谓的“摩里亚科学考察”，目的是“记录这些珍贵遗址的状况，复兴或修复这些遗址”，同时“像军事远征一样，恢复崇高希腊人后裔的自由”。此后，在七月王朝（1830—1848年）期间，法国政府在1846年建立法国驻雅典学院，借此派送学者和学生在“古典”的土地上进行考古挖掘、教学和学术研究。自成立后，法国驻雅典学院主持了希腊许多重要的考古项目，地区涵盖马其顿、北爱琴海、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等希腊大部分地区，其中最为着名的是古希腊的两大宗教圣地：位于陆地的德尔菲与位于海洋的提洛岛。

19世纪的法德两国是彼此政治军事、学术研究上的竞争对手。面对法国对“古典”的关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和洪堡代表的上层精英意识到支持德国古典学者考古挖掘的重要性，而建立一个专业机构尤为重要。尽管政局动荡，1872年帝国议会通过决议，以“德国考古所”名义在雅典成立一个考古研究机构，两年以后“德国驻雅典考古所”正式成立。1873年，法国人开始在提洛岛开展发掘，德国人在1875年也迅速在奥林匹亚开展竞争性的挖掘工作，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宗教圣地，不仅是希腊的重要遗址之一，也是现代奥运会的起源地。德国驻雅典考古所还系统整理了施里曼在迈锡尼的发掘成果，承担由施里曼发起的另一处迈锡尼时代重要遗址梯林斯的发掘，此外，还发掘了雅典公墓凯拉美科斯、萨摩斯岛等重要遗址。有学者强调，在19世纪70年代，法德两国的竞争奠定了此后欧美驻雅典考古机构围绕宗教圣地和重要城市开展大规模考古挖掘的传统。

法德在希腊的考古活动很快为美国人和英国人追赶效仿。美国距离“古典土地”更为遥远，但“为了美国学术的长远利益，加入与已立足者的光荣竞争”，也加入了古希腊考古的竞争。1876年成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1880年成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量希腊古物越过大西洋进入美国。在此背景下，1881年，在新成立的美国考古学会推动下，“美国驻雅典古典研究学院”成立，由美国多所高校联合创办，并获多种基金会等社会资本支持，成为希腊规模最大的欧美驻雅典考古机构。并在1888年、1926年先后在学院内建成布利根与根纳迪厄斯两座图书馆，如今已是希腊最重要的图书馆。美国驻雅典古典研究学院主持了阿提卡南部的托利科斯、科林斯等重要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在1929年获得雅典市政广场的考古授权，对这一雅典民主政治核心遗址的系统性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今天对古希腊政治史的理解。

英国紧随其后，1886年“英国驻雅典学院”建立，1887年在塞浦路斯进行初次挖掘。此后，该机构承担了斯巴达、米洛斯等地的考古工作，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从伊庇鲁斯、马其顿、诺克拉提斯到爱琴海的广阔地区。英国驻雅典学院协助伊文斯在克里特克诺索斯的发掘，1926年，伊文斯将遗址所属地产和别墅捐赠给英国驻雅典学院，后者在此基础上建成克诺索斯研究中心。相较于施里曼与德国驻雅典考古所对迈锡尼时代遗址的发掘，英国人对克诺索斯的考古研究再次改写了20世纪早期认为希腊史开端于公元前8世纪的认识，揭示了“黑暗时代”之前希腊历史的面貌，建构起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古希腊历史的基本时间框架。

此后，奥地利驻雅典考古所于1898年成立，意大利驻雅典考古学院于1909年成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希腊的考古挖掘活动受到不小冲击，但从1946年以来，希腊迎来欧美驻雅典考古机构成立的第二波高潮。瑞典、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挪威、丹麦、以色列、格鲁吉亚、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等先后在雅典建立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这些外国驻雅典考古机构的资金来源具有不少差异，比如法德两国源自政府的直接支持，而美国则更多来自高校和社会资本，但在此后的快速发展中，特别是大型考古发掘，仍主要依赖国家资助。发现“古典”，占据“古典”，解释“古典”，成为某种意义上欧美国家的一种文化战略。二战初期，法国驻雅典学院主任德芒热尔强调，对希腊的考古活动是法国“所能坚持的最有用的宣传”。有学者强调，在二战之后反殖民主义浪潮之下，欧美驻雅典考古机构对古典文明的考古活动具有重建国家荣耀的意味。

希腊国内曾存在本国考古发掘被“殖民化”的担忧，比如1924年希腊考古委员会就规定：外国考古机构每年同时进行最多三个遗址的发掘，只有已承担的考古遗址数量不超过两个的情况下，才会向外国考古机构批准新的发掘地点。因此法国驻雅典考古学院将阿尔戈利斯的阿西奈遗址的发掘转让给瑞典，这也成为后来瑞典驻雅典学院成立的基础之一。如今，希腊政府对考古挖掘拥有了更强的把控力，希腊本土的研究机构和考古学者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欧美驻雅典考古机构的考古发掘活动必须取得希腊政府的认证和审批。

从古典文明到当代世界，希腊考古遗址事实上是多个历史时期文明不断层累的结果，通过“控制”文明叙事依托的考古资料，欧美学界在国家竞争过程中，将古希腊文明融入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中，最终“古典的”希腊被塑造为整个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因而，今天我们如何重新发现和全面研究古希腊文明，进而使古典学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是值得所有古典学研究者共同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郭涛，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古代早期国家形态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