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燕：以图证史的发展趋势及其存在的问题

随着史学研究视域的日渐拓宽，研究者的兴趣与视角逐渐从重大历史事件与杰出历史人物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更多的资料被纳入研究视域，其中图像资料显得尤为重要。美国艺术理论家W.J.T.米歇尔曾说过，“文化的历史部分是图像与语言符号争夺主导位置的漫长斗争的历史”。以往的历史书写，文字占据了绝对上风，即便会使用图像材料，也仅把它们用以佐证文字材料已得出的观点，是一种辅助性的补充资料。

然而，事实上图像自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它们承载着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记录下大大小小的人物与事件，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以及不同时代人们的言谈举止、衣着方式、生活细节乃至心态与观念。譬如，许多教堂内的作品带有向未受过教育的阶层传播宗教或其他理念的意图。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与天主教都充分使用廉价的版画来宣传各自的教义并对对方加以抨击与丑化。而勃鲁盖尔家族在16—17世纪创作的作品，为后世保留了该时期尼德兰地区乡村生活的珍贵图像资料，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套水粉画则描绘了当时普通民众在革命最激烈时期的日常生活。大量的绘画作品在这些方面可为后世提供丰富的可视材料，尤其是在文字材料匮乏的领域。

广义上的西方图像史研究，即收集、整理、分析图像的工作，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图像学家凯撒·里帕就已经开始，他编撰的《图像志》整理分析了约六百个西方图像中常见的象征形象，在17—18世纪的欧洲被译为多国文字，多次再版。在18世纪初，欧洲有学者以“贝叶挂毯”为主要证据进行史学研究，这可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图像研究的起点。按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观点，图像史是真正把图像作为基础史料，以图像为研究切入点，由此提出新的观点，而非用图像来佐证作者通过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

图像史的经典着作除了伯克的《以图证史》之外，德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早在1939年发表的《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也是难以逾越的经典。他大量运用史学领域的思想史、心态史、文化史甚至社会史等相关内容，用以解读文艺复兴时期图像的象征意义与当时关注的有关时间、爱欲、真理等人文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并进一步提出，研究政治、宗教、哲学和社会情境的历史学家也可以这样利用艺术作品来窥探时代背景与时代心态。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家乔治·杜比出版了《大教堂时代：艺术与社会980—1420》。作者通过分析中世纪教堂内部空间布局、教堂内外的雕塑、祭坛画像以及圣礼书的插图等图像资料，揭示出这些现象背后欧洲大地上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结构演变。20世纪80年代起，新文化史蔚然成风，阿居隆、林亨特等史家着眼于分析政治文化中某些特殊的寓意符号如何形成以及发挥作用，其中阿居隆的《战斗的玛利亚纳》可谓该时期典型代表作，以法国共和女神形象从诞生到最后定型的过程，呈现了从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曲折发展。对圣像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艺术史内部议题，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的《图像与崇拜：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史》中使用了数百张图片，该书致力于研究18世纪之前欧洲各地宗教图像如何作为一种救赎力量在社会各阶层发挥巨大的作用，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东西方在宗教图像上一直存在着交流与互鉴的观点。

近年来，国际学界在运用图像作为史学材料方面取得的进展颇为可观。英国历史学家沙玛的《英国面孔：从肖像画看历史》以及另一位英国学者琳达·科利所撰写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都是基于大量的图像资料，对近现代英国在社会文化上的变化以及英国人的国家认同提出了新颖的视角或观点。例如现代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坎纳丁所撰写的《装饰主义：英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帝国》，通过分析19世纪传回英国国内的有关殖民地的图像，得出结论：“大英帝国”的观念是建立在对殖民地愚昧落后形象的强化塑造之上，对于大英帝国来说，阶级、等级和地位比种族更重要。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评价此书揭示了大英帝国“更为复杂的现实”。早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詹姆斯-R-瑞安的《影像帝国：摄影与大英帝国的视觉化》从摄影作品中也得出了与上述相近的结论，提出有意制造的图像为加强英国对其帝国的控制提供了重要手段。有评论者指出，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充分扎实的证据。

法国图像史学者德巴克认为，对于图像的关注与讨论是一个非常具有法国特性的历史现象。他的研究表明，图像与君主制权威之间的紧密联系到18世纪启蒙时代，遭遇到严重危机。在此之前，主流图像的表现形式基本由官方掌控用以展示权力与威严。而到了启蒙时代，公共沙龙画展的举办使公众获得了对人物肖像和风景画等主流图像做出评价的机会，图像的生产以及评价体系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另一位法国学者比亚尔则通过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期表现战士英勇气概的图像发现，大革命时期图像所形成的话语表达体系也与其他政治文化一样对后世影响深远。为了国家利益无畏死亡的战士英雄形象一直持续到法国二战时期，成为法国现代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霍利斯·克莱森于2002年出版的《绝望中的巴黎：围城之下的艺术和日常生活1870—1871》亦是备受学界关注的一部着作。作者研究了普法战争期间巴黎的艺术和日常生活，特别是围城期间的图像记录，通过当时的绘画作品重新构建了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下普通民众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克莱森还分析了战后巴黎市政厅是如何选取历史画作来重新讲述围城这段历史。市政府想要强调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与民众从日常生活而来的记忆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图像诞生背后的故事揭示出历史的多层次性。同样是关于重塑战争记忆的研究，美国学者柯克·萨维奇主编的论文集《艺术和记忆中的美国内战》于2016年出版，书中共使用了140多张图片，包括美国内战时期纽约征兵暴动的插图、当时跨种族家庭肖像画以及战后的各类纪念碑等，不仅呈现出一个文字材料未曾涉及的内战维度，而且揭示出当时的照片如何改变公众对战时暴力的认识。

克莱森等人的研究都深度关注图像资料诞生以及传播的过程，这就涉及有关图像入史的另一个研究路径，即聚焦于特定时代如何看待图像这一特殊文化产品的地位与作用。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反圣像运动”说明只有准确把握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人们对于图像的基本态度，才能在此基础上讨论与分析该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图像与社会政治以及民众心态之间的关联。

综上所述，以图证史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表明，聚焦于图像资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史学新方向，尤其是关于社会文化、民众心态、历史记忆等具体领域，图像资料具有文字材料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早期的杜比还是晚近的沙玛，这些研究者都用图像资料展现了图像能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多样、层次复杂的重要素材，这些素材为历史打开了一个不同于文字材料记录下来的全新世界。而阿居隆、坎纳丁等学者的成果，则让我们看到图像资料对于研究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它们能清晰地呈现出政治文化如何生产、如何发挥影响以及如何被操纵。至于克莱森等人以图像为切入点，分析历史话语再造甚至记忆改写等议题，则进一步深刻呈现出图像在重塑历史叙事过程中如何被广泛运用。

不过，虽然图像资料能为历史学者提供更多样的研究素材，但目前看来，图像入史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首先，最大的障碍在于与文字材料相比，图像材料所指向的意义的不确定性，除非图像作者留下确定的文字材料记录下自己作品的意图，否则不论是肖像画还是那些在街头巷尾售卖的版画，所蕴含的意义总是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稳妥的办法便是多重印证，就像英国学者林达·尼德的着作《维多利亚时代的巴比伦：19世纪伦敦的人、街道和形象》中所采用的方法，运用多种图片和文本，包括议会法案、文学作品、报纸报道、私人信件、地图、绘画、广告、海报，以及夜间旅游指南等，将文字材料与视觉资料充分结合，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这座城市逐渐变得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其次，就受众层面或者传播对象而言，图像显然比文字材料更难把握。真正的艺术品自有它们的订购者，对它们的评价与关注也相对而言容易考证。但无特定顾客的图像，不论是面向哪个群体的产品，都较难获得它们是如何被接受的直接证据。从图像生产制作层面来看，同样存在严重的阻碍。流传至今大量通俗图像只有极少数是署名的，或者署有具体日期，大多只能大致判断年代，这为理解与分析图像的创作意图与接受情况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追踪制图作坊、售图地点、版画师群体、图片售价等方式来框定基本要素，就像法国史家伏维尔在编撰《图像与叙事》时收录了大批18世纪晚期巴黎版画师的名录，并对其中一些进行了详细研究。

最后，以图像为基础史料，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将真正的史学研究与艺术史相区别。虽然分析与阐释图像资料，离不开基础的艺术史常识，也需要运用不少艺术或者艺术史的理论，但是其与艺术史最核心的区别在于，艺术史研究的对象是作品本身，而历史研究则聚焦于图像作品所传达的信息与文字材料之间的区别，其背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民众心态，以及图像作品蕴含的意义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联，图像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在特定时代如何运行，从中更全面地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因此，历史学家需要把握两者的异同，从艺术史家那里借鉴某些艺术分析的手法，掌握特定时代人们常用的象征与模式化的表现方式，了解更多艺术发展自身的演变节奏，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文化产品与社会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张力与互动。

事实上，潘诺夫斯基以及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等艺术史家已经踏出了艺术史自身的藩篱，不再墨守艺术史的成规，就像米歇尔在《元图像》中用愚人船的图像资料，结合文字材料，勾勒出不同时代人们关于疯癫、理智与自我认知等一系列文化与心态，这些学者的成果显然更接近历史学科的研究。而前文提及的多位史家，亦已经采用图像资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历史工作者今后或许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材料，在严谨地将其与文字材料相互印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图像这个充满了象征意义但交织着争议的空间。使用得当的话，图像会为历史研究开拓一个与文字材料交相辉映，但更复杂更迷人的世界。

（作者：汤晓燕，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