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内容摘要】中华文明的人口载体，在古代是“天下之人”，在现代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持续演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提供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坚实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重要论述为价值引领，在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机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局限、文明冲突与族群边界预设的思想藩篱，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文明；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文明的人口载体，在古代是“天下之人”，在现代是“中华民族”。受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华文明的历史发生与演进始终保持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内部性”，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先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从夏代开始，中华文明不断向周边扩散，其所能达到的地理边界极限基本上就是清朝鼎盛时期的领土疆域边界。这一片广袤疆域包含丰富的多样性文化，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是中华文明以“天下观”为代表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历史观。

这种形态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西方现代性文明兴起之后。中华文明受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从自在走向自觉。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大一统政治秩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预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璀璨的未来。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之根

（一）大一统秩序

中国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仍然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久不衰的大一统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中央集权体制配合天下主义世界观，文明核心区对边缘地带构成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感召力，这种农业社会的先进性文化不断吸引周边社群，从而形成文明的漩涡。前现代时期，不同民族对中华文明皆有贡献，尤其在元清两代由少数民族构建出空间扩大、文化兼容的大一统王朝。各民族在东亚大陆的广袤空间内，经过长历史时段的交往交流交融，造就了大规模人口的文化融合，形成香火不绝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秦灭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开了大一统王朝国家之先河。历代王朝在天下一统之后，革故鼎新，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大融合之基础，扩展天下的辐射边界。即便天下纷争，天下融合之势亦不断加深，不断为后世大一统埋下复兴之因子。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各族统治者无一例外选择中原政权国号；北魏孝文帝以汉俗改制；宋辽金夏相峙持久，各称“正统”，以致元代为之修史，不得不分修《宋史》《金史》《辽史》。对此梁启超曾言：“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

清代，清王朝逐渐转变为实体疆域国家，“天下”的地理边界逐渐被固定下来。然而，近代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恰是“天下”崩解的开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力量已经扩张到了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仅“天下”之内的神州子民尚能勉强独善其身，然“天下”与“世界”两种文明体系的冲突却已势不可挡。1840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倾覆神州，“天下”体系日益沉沦。纵然文明生存之根基危殆若此，但中华儿女仍不惧艰险、同仇敌忾、救亡图存，探求国家民族存续之道。外侮深重之下，西学东渐之中，“中华民族”的概念油然而生且不断传播。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境地被迫处于西方民族国家体制给定的制度框架之内。在民族问题上，北洋政府“五族共和”和国民党政府“三民主义”两个解决方案皆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最终成功。党的民族政策创造出平等、团结、进步、繁荣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融会贯通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综而观之，气象恢宏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大地上世代生息繁衍的各族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始终以共同体的形态存续数千年，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延续是其根基所在。

（二）中国式现代化

从古至今，共同的经济活动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成型、壮大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祖先率先驯化了水稻粟黍，使得人口快速增长、地理分布迅速扩张，并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官僚体制和文化上层建筑，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确保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群体由此在农耕区形成并不断发展。经济原因也使非农耕群体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中原周边的林地、草原、沙漠、高山地带的人群与中原精耕农业区保持着长期密切的经济互动，并且总体上来说这种经济互动的强度和重要性远超过其与非中华文明区的经济来往。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地理边界逐渐形成并经久不衰。

传统上，东北森林地带、蒙古高原、新疆的草原与沙漠绿洲、青藏高原、西南山地的全部或部分，其生产方式不同于东部的精耕农业，因而被视作“夷狄蛮荒”之地。农耕区域水源充沛、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宫殿堂皇、财富诱人，对上述地区的人群始终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北方从事游牧、渔猎的各民族，多次入主中原，统治全部或部分农耕地区。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群体要维持对农耕地区的统治，就不可能不采用适合农耕地区的统治方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改变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乃至文化、艺术偏好。

基于历史经济区域的完整性，近代以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强化了这种完整性，成为现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的物质基础。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其经济根源在于，当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农业文明不可避免地落伍了。近代之后，这种中西方之间经济上的巨大差异，不仅成为刺激中华民族产生自觉意识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为中华民族提出了“迎头赶上”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这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小农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更为关键的是，国家实行“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依靠农村积累为工业化筹集资金。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初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进入腾飞期。这一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断缩小城乡剪刀差。进入新时代，国家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2023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内蒙古时指出，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不同民族的利益一致、城乡的利益总体一致，实现了真正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由此可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一脉相承，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超大规模融合性社会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以精耕农业社会为核心，各民族通过与周边社会持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的一个超大规模的融合性社会。

自上古始，中华民族先民为避难而远徙，为求生而奔赴，在不断地流动和迁徙中相互交流交融。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划定出“天下之中”的最早区域。自此，从中原到岭外，从巴蜀到滇南，从关内到塞外，从蒙古大草原到青海湖畔，处处都留下迁徙的足迹。历代王朝常行移民实边之策，大量中原人口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方式驻防边疆，周边民族亦常内附流动；政权分立对峙、战乱与社会动荡、遭遇天灾等，往往造成大量人口被迫迁徙；人口增长、人地关系紧张亦不断造成大量中原人口自发向边疆流动。人口迁徙不断打破血缘、地域、族属界限，因战争、迁徙与通婚而不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大融合局面。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党项等最终消融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泱泱人口之中。

编户齐民源于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后经历代王朝渐趋完备，从秦汉的乡亭制、北魏的三长制，到隋唐的里甲制，构成“百代皆行秦制”的重要内容。经由编户齐民，历代王朝借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并以较少的官员和管辖经济成本不断扩大了疆域和增加了人口。郡县制下，作为社会治理机制的编户齐民，将王朝疆域内多样性的广土民众构造为一个社会统一体，从而推动王朝统治的精细化以及对更远疆域的辐射。编户齐民的基层治理经验一直延续至今，演变为现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伦理教化为根基的世俗性社会，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以“礼仪”之有无辨别夷夏，以“有教无类”推行普遍教化，奠定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世俗性底色。依托大一统秩序，士大夫政治和隋唐后科举制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儒家伦理为规范，以士大夫群体为核心，儒家文化不断浸润边疆，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群体在伦理道德层面上逐渐黏合在一起，推动了天下万民在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共同性的不断增多，从而形成了融合性社会不断拓展的趋势。

传统中国形成的大规模融合性社会，到鸦片战争遭遇西方现代性力量的全面挑战，天下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剧变，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持续百年的大动荡历史阶段。然而，正是在这个社会腐败、战乱频发以及包括早期铁路交通发展等现代性生产生活要素逐步生成的时期，中国社会迎来人口迁移高潮，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史无前例。随着人口持续由内地向边疆流动扩散，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口密度不断提高，边疆与内地交融日趋深化，各区域社会的人口混合性得到显着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加速，人口与社会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加快。全国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催生出空前的社会一体性和凝聚力。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从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城市中国”迅速转变，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与融合性极大增强。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人口大流动、大交融之中，一个超大规模的融合性社会共同体正以前所未有的繁荣面貌出现在中华大地之上。

（四）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创新

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不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原生古代文明。“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儒家文化作为整个东亚社会曾经普遍信奉的道德伦理，其世界观从起点就与西方文明不同，其价值归宿是源于精细化农耕社会的天下为公、关系主义、集体优先、有教无类。尽管西学东渐对中华文明造成巨大冲击，但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实现或初步实现现代化。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崇高地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历史确实可能终结在西方现代文明手中，非西方社会只能处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半依附地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这一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核心要素，没有实体国家作为基础，文明无法生存。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原生性古代文明那样成为一种“消失的历史文明”，正在于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文明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与历史规律，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始终超越内部差异，是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共同体生机盎然的文化机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对西方“文明冲突论”悲观预言的根本否定，中华民族追求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的道德坐标。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之路

（一）新时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完善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思路。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巩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拓宽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创了全新局面。

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新时代，党和政府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民族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在经济层面，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里程碑事件。2021年，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健全，科教文卫事业迅速发展，民生保障日益强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在文化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更加突显。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融合创新，不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至2020年，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已超过80%，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

在社会层面，党和国家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提高。各民族杂居、混居、融居的现象日益显着，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共同性日益增强，民族团结、信任与凝聚力日益提升。人口大流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日益形成。促进共同性、增强一体性、升华融合性，使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让中华民族呈现出新的精神面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加快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两个结合”的指引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天下观中，周初统治者即意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政权的授命更迭与家族神祇的护佑无关，而取决于执政者自身的“德性”。换言之，能否拥有“德性”成为是否获得上天授命的主要依据。但上天自身无法言说，故“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由此，其以民心为心，“天之立君以为民”，民本思想因之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德性”实际上就是“公共性”。统治者是否具有“德性”，那就看其政权所蕴含的公共性程度，能否得民心，能否照拂人民的福祉。自孔子以降，儒家倡导“君子”人格的目的，就是要提升社会精英的道德精神境界，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精英阶层以推崇“民本”思想为己任，方可领袖群伦，建立理想的礼乐社会秩序，也就是要培养责任与担当意识。

这与在当代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地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由此可见，民本思想对于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要培育现代公民的责任伦理意识，必然要涵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公共精神。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未来之势

（一）超越民族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实践经验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尽管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借用了发端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与外壳，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欧式民族国家理论并无法解释中国。现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超越西式民族国家体制，核心优势来源于自身的文明传统。

一是传承久远的天下观。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天”代表着人间的普遍伦理、自然秩序法则。由此，“天道”成为一切秩序的自然生成之道与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最高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对于单一理性主义支配的现代性文明不仅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更是一种超越。

二是集体主义规范。诚如马克思所言，“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而中华文明重视伦理责任，强调家国天下，以共同体为本位，集体优先。可见，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基础，在西方是个体权利，在中国是集体主义规范。

三是大一统政治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一，“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在西欧，无论希腊还是罗马，都没有孕育出“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是天下观映照下政治秩序的基本逻辑，而在政权与教权分立的欧洲，即使存在相对较大的区域国家，如英、法、德，世俗政权亦无建立欧洲统一秩序的能力。

四是文字优势。整个东亚历史上都是汉字文化圈，近代之前东亚的文字史书都受到汉字书写的强烈影响。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具有超越语音差异的稳定结构，比较之下，罗马帝国虽然实现军事政治上的统一，但没有完成语言上的统一。作为表音文字的拉丁语逐渐分化出不同的方言群体，最终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单一方言集团发育成为单一语言族群，以此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形成的语言基础。

五是世俗化优势。“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华文明很早就完成世俗化，由此，历来包容各外来宗教，政主教从、各教并存、多元通和。传统中国从未产生过像基督教会那样势力强大、与世俗政权相对立的教权组织，也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更从未因为宗教分歧而发生国土分裂。

总而言之，中华文明传统中不包含欧式封建国家衍生的民族主义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性质，亦无法沿着欧式民族主义的内涵而进行全面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不是种族同化的产物，也不是国家建构的副产品，而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同人群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生成之物。这样一种包容内部多样性的共同体社会生成经验，是人类文明的特例。在种族主义依旧存在、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中国智慧。

（二）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是西方文明必然导致的现代性之病，其病因在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主体性”思维方式，解决文明冲突问题需要借助中国哲学中的“跨主体性”思想资源予以超越。

1991年底，随着苏联解体，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终于落下帷幕。然而，正当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为所谓“自由民主的胜利”欢呼雀跃时，一种新的冲突形式正在浮现，这便是“文明的冲突”。在巴尔干半岛、中东、高加索、南亚以及非洲的一些地区，混杂着宗教、部族和种族等理由的战争在“文明的断层线”此起彼伏，仅在20世纪90年代就造成了上百万的人员伤亡和为数更多的难民。由于这些流血冲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外，西方精英大多对之予以忽视。然而，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的垮掉，迫使西方人从“历史终结”的幻梦中惊醒。显然，尽管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和平远未实现。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民族之间的互动除了合作还有竞争，彼此之间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要素。由竞争引发的冲突也包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关于欺骗、征伐与杀戮的叙事充满民族中心主义式的对立的道德性。因此，如果不能超越自我中心的主体性叙事，文明的冲突似乎是人类历史永恒的政治命题。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一神论式主体性哲学在文明解释层面的必然选择。从学理角度而言，利益对抗属于显而易见的基本冲突，而精神对抗属于复杂冲突，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深度。尽管西方学界一直试图在主体性哲学内部纠正其弊病，但是由于不能超越自我主体的排他性和独断性，因而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一开始，作为中华文明主体的中原文明并非源自某个地区的单一传统，而是融汇整合了“满天星斗”格局下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历史。跨主体性思维方式，使得中华文明善于寻找和构建各种文化的共同“聚点”，从而形成一种循环性的意识相会点，深化互相理解与共情，恰如儒释道在中华文明中“三教合一”。创造文化聚点就是创造跨主体性，具有跨主体性思想传统的中国文明因而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具有独特的融会贯通气质，彰显开放性、多元性与和平性。

当下，在一神论的思想阴影笼罩之下，西方现代社会几乎无力解决主体性冲突造成的问题，而中华文明“天下体系”的价值观与制度实践或许可以成为未来世界跨主体性秩序的最优方案。“天下体系”同时兼备历史性、当代性与未来性，它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为基础，定义了一种“化敌为友”的最优政治方案。无论如何，世界政治亟须在不同文明之间寻找跨主体性的聚点共识，这意味着，世界需要从单一的西方现代性方案转向融汇了中国智慧的新方案。

（三）超越族群边界

现代涵义的“民族”是近代思想的产物，一方面指称一国之民（或称国族），另一方面指称在起源、体质特征、人口分布、生存技术、信仰制度、语言与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共性的不同人类社群（或称族群）。族群认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既包含了血缘、地域、历史、文化因素，又包含了主观性的社会认同。现代汉语中的“民族”一词，始终混合了西方概念中的国族与族群二者含义，这也可以构成理解“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内在起点。

中国的56个民族在语言、习俗、信仰、传统居住地等方面呈现出显着的多元化特点，这些特点在前现代条件下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即“那种依靠传统的自然感情而紧密联系的交往有机体”。在世界各地，族群差异的普遍存在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中国的特殊之处正如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超越族群边界，成为实体性社群，核心在于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近代之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自觉的中华民族观念渐渐崛起。在这种历史基础上，共产主义思想与儒家传统的“选择性亲和”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革命的人民战争实质是农民战争，而“农民”之阶级属性是超越族群的。人民战争理论的阶级论原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概念无限包容，以土地政策将农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同时创造了统一战线理论将爱国知识精英阶层吸纳到共产党的政权中，从而将中国共产党塑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成为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导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党的民族工作实践受到苏联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但却是对苏联民族理论的实践性超越。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向少数民族提供系统性优惠政策的国家，也曾努力构建具有整体性的、超越族群分界的苏维埃民族，但在承认民族自决和建构苏维埃民族之间，苏联的民族政策一直有一种双重性，构成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照搬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道路选择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中华各族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远非苏联人民可比。

如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处境已经改变，中国不再是仅以奋力追赶现代化为己任的后发国家。从2020年到2023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化、流动性和国民教育体系创造出国家内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致力于构建一个增强共同性、尊重差异性的更为团结和谐的稳定秩序。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超越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二元区分，既尊重民族文化之分的历史，更强调各民族间政治经济社会之融的现实与未来；既承认多样性文化传统，更重视一体化制度建设；既尊重少数民族的差异性，更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融会贯通一体和多元，而非让二者对立起来。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族群边界，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融汇传统与现代，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领域的共同体，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四、结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性意义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挑战有增无减。尽管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积累，全世界的总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值，物质生产力也处于空前高度。但是自然环境危机、意识形态对峙、身份政治导致的社会冲突、瘟疫与饥荒等全球性挑战仍然是高悬在人类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在这些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各国政府尚未达成世界人民亟须的思想共识和集体行动。这意味着，现有的国际秩序是残缺不足的，无力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提供光明的出路。

以世界为政治的起点演化和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并非西方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而是古代“天下万民”的现代转译。“中华民族”观念的诞生，与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关联甚重。正如晚清一系列变局所证明的，晚清的统治与传统的天下秩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性的各种变化，天下之民必须在新的组织方式即类民族主义的方式下被重新组织起来。但是，欧式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规律具有巨大的遮蔽效应，凭之无法准确解释中国之现实。中华民族的边界是在对外国侵略者，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的西方民族而言界定的，它在内部早已经历了数千年的跨边界、跨文化的多元融合。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含天下”的民族建构，与西方一神论式排他主义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创立者和担纲者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逻辑与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学习并运用了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与教育模式，以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指引；另一方面在于传承、融汇并转化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天下观和民本思想，比如为政以德、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吸收了现代性的一切先进成果之时，还能在观念和制度上有效动员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转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就不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内化了天下观的世界主义。在对民族内部边界的界定上，中华民族是以一统天下秩序所及的天下万民为人群来界定的，所有人都共享同一个文明传统。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的深厚积淀，是一套整合性的世界秩序方案，以“和而不同”的跨主体性思维为方法论，以“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为全人类的终极社会理想，超越了个人、民族、国家、文明与意识形态等主体性边界，化解了现代性主体之间的精神对抗。从天下万民到中华民族的转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之道，而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延展，则为更美好的未来世界秩序创造出新的可能。

关凯，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民族学，政治人类学。

【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建设视域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理、实践经验与现实挑战”（项目编号：17ZD151）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