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斌：早期中国和早期希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两千多年前，中国和希腊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古代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高峰期，涌现了老子、孔子、孟子等影响深远的文化名家。大约同一时期的古代希腊也正处于文化高度繁荣的古典时代，出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文化巨匠。

古典文明的高度发展、古典文化的高度繁荣，根植于一个文明长期以来不断发展积累的社会土壤中，同时也是充分吸收借鉴其他文明要素的结果。古代中国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在各自的发展早期，就与其他文明有着丰富多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并最终将这些文明要素纳入本土主体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典文明。

早期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在中国文明发展的早期，中国就通过欧亚草原与其他文明有了较为频繁的交流。源自西亚和欧亚草原的绵羊、山羊、黄牛、小麦、青铜技术、马车等先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最早在中国驯化的粟、黍、水稻等农作物，家猪等动物，养蚕织丝等技术，也经过中亚传播到了西亚地区。商朝时期，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更加频繁，交流的内容和范围也更加广泛。商代中国不仅延续了早期文明通过北方草原地区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商贸活动，还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商贸往来。越南永富省的冯原等地曾出土过4件牙璋，年代在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之间，这些牙璋的形制特点与商代二里岗出土的牙璋特别接近。商代甚至还可能通过东南亚地区与西亚地区有着间接的商贸往来。在妇好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几千件海螺和海贝。经鉴定，其中有一件是经过加工的阿拉伯绶贝。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的古代史书都记载了商周易代之际商朝贵族箕子从中国到朝鲜的事迹。到了西周时期，中外文明交流沿着此前的北方草原之路和中亚地区进一步扩展。

早期希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古代希腊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就与近东和埃及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互鉴。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南部，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不仅是古代地中海东部连接爱琴海、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重要枢纽，还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约公元前2000—前1680年，克里特岛各地形成了一批以宫殿为中心的早期国家。大批彼此独立的同质化宫殿国家的“突然出现”，很可能是克里特岛上各地的原始部落受到近东王宫国家的影响而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起来的。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上发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来自两河流域和埃及的物产和手工制品。克里特宫殿里出现的真人大小甚至超过真人体型的人体雕塑，就被认为是来自埃及和西亚的传统。同时，克里特文明颇具特色的壁画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对埃及和近东的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克里特文明更是直接影响了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与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交流互鉴更加密切。在迈锡尼时期的考古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来自埃及和近东的物品。在迈锡尼遗址的祭祀中心区域，发现了一块釉陶匾牌的大块残片，上面刻有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前1386—前1349年在位）的名字，说明这一时期希腊的迈锡尼王国可能已经与埃及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一些考古资料表明，迈锡尼文明还辐射到了近东和埃及地区，更是向西影响到了意大利半岛地区。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逐渐从迈锡尼文明衰亡后的低潮中重新发展起来。随着希腊人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活动，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变得频繁而丰富起来。这一时期文明交流的主要方向是希腊人向更加发达的东方文明学习，除了来自西亚和埃及的艺术品和手工制品大量传入希腊，希腊人还向东方文明学习了更多精神文明元素，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宗教等领域。正因为这一时期希腊与东方密切的文明交流，学术界将约公元前750—前650年的希腊历史称为“东方化时代”。

文明交流互鉴对古代中国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经历了早期文明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文明富有成效的交流互鉴，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几乎在同一时期迎来了古典文明发展的高峰期。但是，早期中国文明和早期希腊文明发展的道路却有很大的区别，这两个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早期中国文明在发展进程中基本上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中原地区的文明不仅发展得更快，且发展程度更高，因而大部分文明成果是在中原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原地区吸纳和借鉴其他文明主要是一些具体的物质文明。从整体上来看，早期中国文明是典型的原生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与之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的近东地区和埃及地区发展得更早，发展程度也更高。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古代希腊文明深受先进的古代东方文明的影响，是典型的次生文明，甚至将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国家形态也定义为次生型国家。

早期中国文明与早期希腊文明发展进程的另一个不同特点在于连续性。早期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尽管有政权的更迭，有文明中心区域在一定范围的转移，但总体来说没有出现大的断裂，因而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呈现出整体上的扩大化趋势。早期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迈锡尼文明取代之时，克里特文明的很多特色都消失了，包括宏伟的宫殿建筑和至今尚未破译的线形文字A。文明中心也从克里特岛转移到了希腊的迈锡尼等地区。迈锡尼文明衰落以后，虽然希腊文明的发展并未彻底中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缓慢发展，但是“黑暗时代”的希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基本上停滞了。

早期中国和早期希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点，那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并未改变主体文明的基本特性。中国在周代形成的一系列政制和礼制，包括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都是基于中国文明本土特色而建立起来的，也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希腊在古风时代形成的城邦制度和各种政治制度，包括贵族制、僭主制等，也是基于希腊本土土壤而形成的，也为后来的希腊文明框定了发展方向。因此，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只是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的内在发展趋向，都在古典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两个古典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2月25日 第8版）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