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人实在太忙碌了。看到报道说，忙碌加上压力大，很多年轻人性生活都没兴趣了。报道管它叫“性萧条”。心理压力大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此普遍的过度忙碌，缺少时间休息，实在没必要，也不应该。
▲凤凰网报道称，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一同发起的“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中，6828份有效问卷显示：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在下降。只有大约一半的95后（1995年-2003年间出生）每周有不少于1-2次性生活，频率低于80后和90初。
大家都忙得出圈了，需要寻找原因，尽量加以缓解。
首先有一些机构并非生产性的，而是处于社会管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们如果过度忙碌，要考虑自己是否管了不该管的事。社会运转的主线索是生产和消费，那些参与管理的机构，社会设计了它们的规模，也就是它们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和经费，它们的管理工作理应大体由这些人员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完成，那些工作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恰当部分，管不过来的，可能就是不必要管的。如果工作需要长期加班加点，甚至需要外部“临时工”增援，那么有一种可能，这些管理机构的工作“做多了”，管了它们不该管的事情，或者把事情管得过细了。那样的话它们虽然非常努力，但对激发社会活力未必就是有利的。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进行的一项有2002人参与的调查显示，56.2%受访者呼吁遏制超长加班、隐形加班。
第二，过度忙碌的各种机构需要自我审视，是否内部有严重的“内卷”。“内卷”的问题如今在国有和民营机构中，都广泛存在。也就是说，大家的忙碌并非以创造社会价值的真实效果为导向，而是以自我表现、压过同事、交差、让领导高兴为目的。有事做事，没事也要生事来做。
在许多机构我们都可以听到大量对“内卷”的抱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只好随波逐流，写各种各样的报告，开十几分钟就能解决，却拖成两三个小时的会议，根本不讲效率。本来为了同样的工作价值可以按时下班，但不得不拖到很晚，并且搭上周末加班。
第三，加班越来越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习惯。前几年互联网大厂反“996”，在那些大厂内部起了一些效果，但对全社会的影响其实很有限。大多数机构让员工加班，占用员工的休息时间，仍然没有道德上的不安，而且认真执行有偿加班的机构并不多，劳动者的休息权利远未受到应有尊重，上司让直接下属加班，通常是无所顾忌的。由于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容易，很多人如果可以通过加班多挣点钱，或者能以此得到上司的好感和赏识，也往往愿意付出。这种情况促进了上面说的“内卷”，也让一些机构负责人通过扩权来增加KPI有了更多意愿。
▲2019年，互联网相关从业者发起项目“996.ICU”，其意为“工作996，生病ICU”。该项目是为抵制国内互联网行业的“996工作制”，曾引发广泛关注。2021年，针对“996”等加班文化，新华社曾发表评论称，“拼搏不是拼命，勤劳不能过劳，漠视劳动者权益、透支劳动者健康的所谓‘奋斗’，绝不是什么‘福报’，这既违反劳动法，更背离奋斗精神，其社会危害性不可小看。”
国人这么忙，对经济发展并非有利，因为工作忙碌成了许多人生活的主题，消费既缺少时间，也少了愿望。大家越忙经济越好，这种印象不符合市场规律，创造与消费需要的是平衡。可以说，在我们社会消费不振的诸多原因中，国人过度忙碌，无效忙碌，无疑是其中之一。所以说，我们需要重视这个问题，劳动法要发挥作用，加班必须有加班费，那会使加班受到限制。
把过度加班的问题解决了，肯定有助于扩大消费的活跃度，经济更多内生动力，那样的话，工作岗位就会增加，另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没事情干，没钱赚的情况会随之缓解。一个工作与生活更平衡的生态只会让我们的社会更有生气，也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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