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怼了某前主编的文章,我的结论是不具备辩证历史唯物思维的CPCer论国内经济社会民生问题极易高级黑。该文章一贯风格是肤浅地阐述社会民生的问题,然后既无思考更无建议,引得一群对现状不满的网友在评论区绞尽脑汁地宣泄情绪。
关于生养孩子的负担。这个负担由谁定义?由谁解释?参照系有吗?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生育率高峰与今天相比,这个负担发生了什么变化?是谁“洗脑”了年轻人生养孩子必须吃什么、必须学什么、必须卷到大城市抢教育资源?对这一串的发问,我的认知是:
1.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无大病大灾前提下生养孩子,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比、占用家庭收入比率、占用父母生计外时间与精力比率,都是大幅度下降的(1991年以前中国执行每周单休制、农民全年基本无休);与奥巴马总统退休才还完学贷的美国相比,衣食住和公立教育基本持平、但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中国成本更低。
2.过去几十年的中国,资本深度耕耘了教培、保健、兴趣技能等领域,通过媒体等渠道逐渐把“优生优育”的倡议引导向“精英生育”,并成功PUA了大多数中青年。于是如某前主编那样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把“精英生育”的成本视同为全民生育适龄人的成本。
3.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适龄婚育者与自身收入的矛盾。还是那个对比,中国生育高峰的半个世纪前与今天相比,生养成本与负担是当初远超今天的!三天两头揪着生育率说事、然后引火到财富分配、劳资矛盾或公知问等方面的人,非蠢即坏。
4.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的变迁。解放前儒家“家天下”的文化所塑造的价值共识下,生育是人生大事;改开后西方文化强势进入,借由西式文化作品传递的精致个人利己主义价值,强调个体人“自由、享乐、排他”的自我价值。当适龄生育群体的人生价值优先级里,自我生活的品质>组建并经营家庭时,婚恋生育自然就成为了次要人生追求、甚至是无必要的人生追求。至于为何把财富分配问题说成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无非是挑事者求制造社会对立撕裂、不满者求以弱骂强、媒体者求炒作流量……分配问题只不过是这些群体实现各自诉求的“最大公约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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