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所著的《乡下人的悲歌》一时洛阳纸贵。
乡下人原文是hillbilly，原意指刁蛮愚顽的山民，后来扩大到阿帕拉契亚地区乃至整个铁锈带的“白人无产阶级”，差不多与白人垃圾同意。hillbilly与农村人并不相干，所以翻译成“乡下人”容易误导，比如说，蒙大拿、怀俄明的正经农民并不是hillbilly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可能也是红脖子。不过大家都用“乡下人”的说法，这就算约定俗成了，跟着用吧。
万斯在书里提出一些问题：
– 为什么贫穷会一代一代遗传？
– 什么样的外在环境会让人染上习得性无助？
– 习得性无助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什么？
– 在最糟糕的外部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能出人头地，有的人却不能？
– 如果要帮助那些处在逆境中的寒门子弟，哪些政策或措施最有效？
必须说，这些问题有相当大的普遍意义。这里，习得性无助是共同的主题。
“习得性无助”的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指个体在忍受超出其控制的反复的厌恶刺激后，接受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停止尝试躲避或避免厌恶刺激，这样一种状态。这种无助感不是先天的，是人类在生活经验中后天习得的一种乏力感。说白了，就是极端内卷之后的躺平心态。一旦进入习得性无助，容易感到无助、无望、自我评价低，出现严重抑郁，甚至出现自伤自杀的风险。
这是“乡下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或者说“乡下人”自暴自弃的心理学解释。但“乡下人”的心态不止习得性无助。
万斯指出，他们容易：
– 自以为勤劳，实际上疏懒
– 将成功归咎于运气和出生，否定个人努力的作用
– 拒绝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一味等待政策、福利、良心老板
– 追随消费主义，不量入为出，而是在超前消费和财政破产的怪圈里挣扎
– 反智，反权威，吸毒，滥交，偷盗，好斗
万斯的身世不用重复了。他在写《乡下人的悲歌》的时候，可能还在被自由主义唯才是用洗脑后的“觉醒”中。现在发现他可以把身世兑现为政治资本，所以从“永不特朗普”党人摇身一变为“铁杆特朗普”党人。万斯的个人操守和政治时运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但中国是否会出现某种“乡下人化”，这才是问题。一些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征兆。
一段时间以来，“奋斗无用”、“出身决定命运”很是盛行，“大环境不好”成为躺平的理由。更是有人一味抨击资本，以“为什么不能对中国人好一点”为名，期望有政策出台，迫使老板“良心化”，给工人的钱更多，才能有更多的人买东西，才能把整个经济盘活起来。
这些想法都貌似有道理，但仔细想想，不乏“乡下人”的思路，关键不外是否定劳动致富、否定奋斗改变人生。
必须说，“乡下人”与其说是社会经济状态，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万斯在书中正确地指出：他的成功并不是靠天才，几乎所有人都应该能达到他的成就，但不幸的是，大部分人做不到，因为他们的思维锁住了他们的成长。
在佛教里，有一个“锁智障”的说法。“乡下人”正是被锁了智障。
诚然，中国的“躺平族”与美国的“乡下人”有很多不同，尤其是没有吸毒、滥交、偷盗、好斗这些问题。他们也未必追随消费主义。但他们在怨天尤人、拒绝改变、否定奋斗方面与“乡下人”很是相似。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美国的“乡下人”是一代又一代“遗传”的，中国的“躺平族”则是第一代，现在还说不好是否会遗传，但从他们拒绝奋斗、拒绝婚姻、拒绝生育来看，下一代要是还有，有可能是又一代原生的，而不是遗传的。
有点相似的地方则是前辈。“乡下人”的前辈可能是煤矿工人、钢铁工人，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靠着好时运成为蓝领贵族。“躺平族”的前辈可能去深圳或者义乌下海，在“清华北大不如胆大”的时代捞到第一桶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乐于”被啃老，“我辛苦赚钱不就是为了你能过得好点嘛，不想干就不干，我养着”。
美国铁锈带有过锃光瓦亮的时代，但那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躺平族”的前辈在90年代下海冲浪的时候，中国并非遍地黄金，反而是遍地荆棘。没人知道会大海捞金还是葬身怒海，即使“听说阿宝在深圳赚到大钱”，跟着到深圳，最后赔钱的不在少数。现在的“90年代钱好赚”里有很大的幸运者偏差。
如今，发展的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但寻找机会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双倍多。而且被前人的淘金故事吊高了胃口，期望更高。达不到期望，就走另一个极端：否定奋斗，直接躺平。
或许，不仅美国人，中国人也应该看看《乡下人的悲歌》，思考一下如何不成为“乡下人”，如何不沦落到悲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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