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晓生：正在排队卖掉自己睾丸的伊朗男人们

倘若走在伊朗德黑兰街头，便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广告”：出售本人肾脏一个……眼角膜待售……男，30岁，O+型血，出售睾丸，左右随意。

缓缓走进一条街，街巷两侧的墙壁常年打满“补丁”，晚来的人只能满墙找空位，把提前印好的广告见缝插针地贴上去，这便是有名的“肾脏街”。

甚至在显眼的地方，还能看到几名所谓的卖家称自己是“运动员”，他们称自己身体很健康。

睾丸移植已经被作为解决不育症患者的生育问题和解决家庭矛盾的一种手段,虽然医学技术上目前已经完全可行,但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却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医学范畴。

此外,睾丸移植从组织细胞学原理来说,移植了睾丸的受体所产生的精子其基因型等同于提供睾丸的供者,移植了睾丸的受体所生育的子女的遗传基因将继承提供睾丸的供者的基因型。

1988年起，伊朗准许有偿器官移植，所有的肾脏移植手术均由各个大学附属医院进行，移植费用均由政府承担。

接收移植者须先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寻找供者，如无合适捐献者将被转入透析与移植患者联合会成为等待移植者，该联合会为患者联系匹配的器官提供者。

其次，而接受者给予提供者的补偿由透析与移植患者联合会安排，受者、供者(或家属)之间不得直接交易。

对于患者而言，患者需要肾脏移植，医生会写一封信证明其需要一个肾脏，然后患者拿着信到一个促进全国肾脏移植的非盈利组织———伊朗肾脏基金会的办公室。

该组织根据患者的血型及其他情况将其添加到列表中。在该列表中急诊病人和残疾军人会排在移植需求列表的最前面。

对于供者而言，对此有意向提供活体器官的伊朗人要得到批准，供者去伊朗肾脏基金办公室接受体检，体检费用由供者自己承担。体检后，如果基金会认为供者肾脏足够健康、可以移植，该人就会被批准为活体供者。

伊朗肾病患者协会德黑兰分会的接待处挤满了人，接待处的走廊狭长又逼仄，人们排着队，填表、回答医生的问题，然后接受检查或照X光扫描，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能被放行到手术环节。

填好了登记册，大家小心翼翼地在信息卡上贴上自己的照片。

在激烈又混乱的讨价还价后，有人达成意向，有人愤然离席。

移植手术后，器官提供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定的补偿。首先:由伊朗政府对器官捐赠者予以约相当于1200美元的补偿和一定限额的健康保险(通常为1年)，该保险涵盖1年内的与手术相关的病症。

其次，器官接受者给捐献者的补偿(如果接受者一贫如洗，特定的慈善组织可以给予器官提供者以补偿)，补偿数目一般在2300~4500美元之间。

谢里夫理工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家法尔沙德·法特米表示:底价为4600美元。在整个过程中，“伊朗政府为器官捐献者提供术后一年的健康保险和支付器官移植手术的费用。伊朗肾脏基金会担当中介角色，器官捐献者由器官接受者或其家人向其提供报酬”。

伊朗采取器官捐献来源和器官交易来源双轨制的多渠道来源方式，除了人们自愿捐献器官之外，国家控制器官交易并由国家出资取得器官无偿地提供给患者，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人体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

这种模式使伊朗成为唯一无肾移植等待国家。

从这点上说，伊朗政府切实地担负起自己提供公共产品的完全履行国家义务。但是这一制度也存在较大的缺陷:由于刑法规制的缺位，司法机关难以规制受胁迫或者在生活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出售自己的器官组织的行为，也难以打击胁迫他人出售人体器官的行为。

在“器官黑市”上，从骨髓、肾脏、部分肝脏以及“任何其他可以移植的东西”都在黑市上出现，并如同禽肉一般任人买卖。

总部设在巴黎的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简称NCRI）说，随着伊朗经济在美国制裁的重压下挣扎，器官交易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眼角膜2.43万元人民币起步，一份肝脏的价格最低为2.27万元人民币，骨髓可以换取1万美元。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每年全球黑市的器官买卖至少有1万宗，即每小时就有一个器官被卖出——这其中近七成半是肾脏。作为买卖数量最多的器官，肾脏买卖的价格往往会在3万至7.5万元人民币之间。

当然，影响价格的因素包括“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患者健康状况的严重性、卖家的年龄、对器官的需求有多迫切以及卖家的绝望程度”。

过去的数十年里，经济制裁通过投资行业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影响。外国投资在伊朗受到了阻挠和限制，在伊朗的项目面临恐吓和起诉。同时，伊朗的金融市场也遭受了制裁，金融交易和银行业务遭到限制。

  多年来，伊朗建立了很多经济制度，但是大多都没有达到预定目标，甚至与原初目标相背离。多重汇率制度本是为了节约外汇资源，并将其分配到最需要的部门而建立的，但却为寻租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手段。

配给制度本来是为消除贫富差距、满足普通民众基本生活所需而立的，但却使各层中间商大发横财。

在一个对500名随机抽取的肾脏捐献者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出卖者是男性（占90.2%）、穷人（占 84%，中产占 16%）、受教育程度较低者（6%是文盲，24%受过初等教育）。

而在器官接受者中，则有50%是穷人，36%是中产，13%为富裕。

在另一次对301名在1989年到2000年期间在伊朗克尔曼沙赫在国家的规范狭隘进行的有限制地进行肾脏买卖者的调查中，71%是男性，27%失业，18%从事家务，35%是文盲，25%受过初等教育。

84%的伊朗器官捐献者来自贫困家庭，（某些文献特别指出与世界相关标准作比较，按照伊朗的贫困标准，这意味着每月收入低于5美元）。

2023年，伊朗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300美元，平均工资水平在500至600美元之间，但即使是首都德黑兰，也有60%的人收入低于该区间。

器官出售者本来打算使自己活下去的行为最终更直接地导致他们丧失生命。人体器官买卖的合法化即为穷人提供了一个改善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获取收益提供一个合法途径。在社会经济的矛盾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还存在着大量“穷人”。器官买卖表面上是穷人主动签署买卖，他们面对生活走投无路，但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器官的“珍贵性”给了他们一个“赚钱”的机会。

放眼望去，德黑兰的“肾脏街”上“整条小巷，你找不到一扇门、一间车库、一堵墙，上头或里头没有写卖器官的电话号码的。”一名寡妇为了早日把女儿嫁出去，不分日夜地前往德黑兰各大医院附近贴街招卖肾，所赚的钱只为替女儿买嫁妆，最终维持那个摇摇欲坠的家族最后的名声。

一名30岁的博士生，他将自己的肾脏出售，只为支付照顾残疾母亲的费用。

一位46岁、B型血的教师驻足良久，最终用一张便签条将自己的电话粘在了那面墙上。他因无力支付房屋抵押贷款和妻子患病的费用，打算以8000万土曼（约合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自己的肾。

器官买卖的合法化，使他们可以通过出卖自己健康的器官来换取他们的生存资本，甚至通过其他途径所得不到的财富。如果并非生活所逼，他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以此同时，在器官买卖的做法中，器官的供体多来自贫穷的家庭，他们本来就没有多余的金钱去进行术后调理，同时器官的受方则多来自富裕家庭，他们连高额的器官移植费用都能支付，术后调理费用对这些家庭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

伊朗的经济大报《Jahan-e Sanat》，报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伊朗社会现状——无数穷人，需要被迫出售自己的器官。

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如此向《Jahan-e Sanat》哭诉：“我们已经没有钱购买足够的食物和基础生活用品了，更别提一些紧要的药物了。”

“我必须要卖掉自己的一个肾脏，这样我的家人，才能生存下去。”

雷扎伊来自当地的中产阶层，一场职场变动却让他的境遇急转直下。

当时的伊朗发起了一项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行动。他负责部分项目住房的空调供应。然而，许多公寓因质量低劣无法出售，一些开发商逃离伊朗，分包商得不到报酬，雷扎伊也受到牵连。

他欠了银行近7000美元，并因企图跳票入狱。在借钱保释后，他因无法偿还贷款再次被捕，这一次是他姐夫抵押了自己的公寓，垫上了他的保释费用。

不还钱，姐夫的房子会被收走，他本人也会重回监狱。

雷扎伊走投无路，他在一张白纸上用蓝笔大大地写下诉求，然后把它贴在了一家医疗用品公司外的砖墙上——“急售肾脏，价格可议，AB型血阳性”，白纸下方是他的电话号码。

雷扎伊为自己肾脏标定9000美元，而肾脏的官方定价仅为3000美元。

只不过在黑市，价格人为可控，所以雷扎伊期待等来中介的电话，他的肾脏可能会被偷运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私人诊所。或许他也能直接和买家接头，假扮成对方的亲朋好友，尽快完成手术。

雷扎伊说：“如果卖肾能帮我摆脱债务危机，那肝也能卖。”

不过，没有经验的雷扎伊对行情显然缺乏敏感。当地黑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年龄越接近35岁，器官会被认为折损过多，售价就越低，大多数卖家的年龄都是二十多岁。已经42岁的雷扎伊显然没有太强的议价权。

最终，银行限定的还款日期过后，雷扎伊的广告还贴在墙上。当《洛杉矶时报》再度拨打他的号码，电话那头再也无人接听。

一张张海报，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字眼，背后藏着一家家不幸的血泪，藏着一个动荡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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