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旭：从资本积累到贫困积累：数字帝国主义的生成逻辑与本质透视——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视角

【摘 要】随着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数字资本具有了强大的全球扩张功能，数字殖民体系取代了旧殖民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为数字帝国主义批判提供了科学逻辑，是剖析其内在特征、演进过程、危机形态的理论工具，同时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数字资本是从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等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生成，并反向对职能资本产生操控作用的一种总体性资本形式。数字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不仅使得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造成巨大的全球数字鸿沟。因此，数字帝国主义具有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的双重逻辑。数字资本在数字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整套数字寄生性积累体系，实现最大化地吮吸全球数字劳动者，从而导致数字资本积累和数字贫困积累的根本对立。

【关键词】数字帝国主义 列宁 数字资本积累 数字贫困积累 数字地缘政治

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阐明了其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提出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字资本的快速积累，旧殖民体系转变成数字殖民体系，旧帝国主义也转变成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调控着全球数字经济生活，一方面在数字垄断之上促成了数字资本，另一方面在数字霸权之上促成了数字殖民体系。因此，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批判需要遵循双重逻辑：数字资本逻辑和数字地缘政治逻辑。列宁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数字帝国主义有明确的分析。但正如他所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1]。列宁帝国主义论依然是数字时代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本文正是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视角，对广泛出现于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数字寡头及其所占有的大量的、过剩的数字资本进行分析。同时，对数字资本输出进程中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与数字边缘国家之间关于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贫困积累的矛盾实质开展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一、列宁帝国主义论在数字时代的价值

随着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数字资本具有了强大的全球扩张功能，数字殖民体系取代了旧殖民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并非如一些人所断定的只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无法适用于分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随着数字资本支配着全球数字市场，只要数字寄生性积累的基础没有被撼动，全球数字殖民体系就无法被根除，列宁帝国主义论就依然具有理论价值。

（一）为揭示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资本逻辑提供了理论工具

在全球数字化下，由数字资本的无限增殖性推动并由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数字经济、数字地缘政治和数字殖民体系，正变成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寻求正义秩序的障碍。虽然数字帝国主义打着全球数字治理的噱头，但其真实目的并非为了构建有序的全球数字格局，而是在数字资本逻辑操控下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数字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形式的区分之处正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2]。数字帝国主义所构建的全球数字格局，也是为了维护其数字霸权统治的畸形模式。只有把辩证法运用于考察数字资本的自我否定运动，才能深刻揭示数字资本的形成路径和内生矛盾。

在数字生产关系下，从数字资本融合及职能资本的垄断交融中分析数字资本的形成逻辑，并将其当成操控数字生产关系的总体性资本形式来分析，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数字生产关系机理。这与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单纯从数字资产、虚拟资本和数字平台等视角来分析数字资本的路径不同。在对数字资本形成逻辑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数字资本已经从“中介者”跃升为“统治者”。数字资本推动了数字技术革命，使得数字劳动、数字技术跃升了一个新台阶。数字技术的垄断是数字资本操控数字生产、支配数字市场、阻断数字边缘国家自主权、保障全球数字市场垄断权的基础。数字资本在数字平台的全球经营中实现了全球数字产业的融合，进而实现了全球数字空间的扩张。

数字资本借助所操控的数据资源来支配数字产业、开展数字垄断，确保超额数字利润的获得，又将这部分数字利润投放到数字资本市场上进行数字资本化，再次获得超额的数字利润，从而加强了数字资本的垄断和操控。因此，对数据资源的操控是数字帝国主义的内生性。虽然数字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数字劳动的社会化，但其也借助数字平台垄断、数字空间寻租、数据剥夺等手段构建了一整套数字寄生性积累体系，逐步转化为数字帝国主义，并由于其反动性而迈向数字危机。数字寄生性积累与数字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揭露了数字资本的内在限度。希法亭提出当一种资本已经取得垄断地位时，它就可以消除无政府状态的缺点，实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抽象的崇拜。为了避免这种抽象的崇拜，必须按照列宁的思路，用辩证法剖析数字资本的自我否定过程，以此揭示数字资本的内在限度。

（二）为批判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地缘政治逻辑提供了理论武器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旧殖民体系的逐步解体，发展中国家虽然得到了政治解放，然而经济关系却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本在美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借助数字平台垄断构建“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3]，并逐步形成了全球数字资本。全球数字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相结合，操控着这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政治关系，使得这些国家转变成数字边缘国家，进而被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4]。数字帝国主义有两种表现模式，即对数字边缘国家进行直接的数字殖民和间接的数字操控，目的都在于确保数字资本能够在全球数字空间自由畅通并实现增殖。[5]在全球数字化中，数字资本凭借数字寡头垄断和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构建了受其控制的数字帝国主义。数字资本的增殖空间由于旧殖民体系的解体而萎缩，却由于数字殖民体系的构建而扩展。与旧殖民体系相对比，数字殖民体系基本上实现了数字资本的全球融合。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借助数字殖民体系，一方面实现了“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6]；另一方面实现了对数字边缘国家的数字经济、数字政治和数字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控制。

从旧殖民体系解脱而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零星国家迈入了独立自主的数字发展道路，多数国家都被纳入数字资本积累的全球体系中。此时，数字帝国主义似乎操控着全球数字空间，数字社会发展好像会在数字帝国主义的全球秩序中终止。然而，数字资本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造成数字寄生性积累逐渐扩展，进而导致数字社会全方位地落入数字危机之中。数字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内在矛盾深化，在转移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其与数字边缘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加深。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数字资本输出、数字产业链转移、数字垃圾倾倒等，都是在数字边缘国家进行的。这使得数字边缘国家爆发了多次数字危机并逐渐转移到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支配下，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以对外转移数字危机的手段来解决自身的数字危机，把数字危机又转回到数字边缘国家，这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数字关系的主要局面。这种局面所造成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数字边缘国家怀疑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所构建的全球数字体系，探索自主的数字发展道路，这为数字社会主义的萌发创造了条件。

美国的数字危机也使得其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改变，返贫化的数字劳动者正愤怒地行动起来。数字自由主义遭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困境，共和党分化出以特朗普为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其借助Twitter等数字平台企图将充满愤怒的数字劳动者聚集起来，并爆发了“1·6美国国会暴乱”。从全球范围而言，对数字霸权的抗争运动逐渐形成规模。例如：2019年，美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爆发了激烈的“数字税战”。为了稳固数字资本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依靠超数字经济的强制性构建了数字地缘政治体系，不惜通过停止数字服务，发动“数字税战”，强力打压数字边缘国家自主的数字发展道路。数字帝国主义国家还将数字霸权和数字自由主义相结合，借助数字软实力和数字硬实力相配合去削弱他国的数字实力。为了遏制中国数字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持续挑起“数字贸易战”，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数字产业进行精准打击，例如：对数字产业的“命脉”——芯片对华实施禁运。这体现出数字地缘政治逻辑下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狭隘性和腐朽性。

（三）为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危机形态提供了理论透视

数字资本作为把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加以融合的资本形态，同时也把数字生产、数字流通和数字信用等数字体系的构建作为自身积累的方式。数字资本促进了数字生产模式和数字交往模式的变革，进而促进了全球数字化和数字技术的快速更迭以及大规模应用。这是数字资本的数字生产性积累，是数字资本非自觉地成为促进数字社会发展的历史手段。21世纪以来，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寄生性积累更加显着，甚至影响到其“一切社会政治条件”[7]。借助数据商品的定价权、数字平台的支配权、数据资源的导向权等方式，数字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逐渐扩展。数字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使得实体产业的生产成本增长，也使得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活成本提高，陷入数字贫困积累之中。

在数字危机层出不穷的同时，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依然不断实行纵容数字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方案，既无法解决数字危机，又如列宁所说：“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8]，进而加重了数字危机。数字帝国主义解决数字危机的手段本身导致了数字危机的扩大化，一方面使得解决数字危机的手段愈加减少；另一方面使得数字危机的规模愈加扩大和模式不断更新。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数字社会化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要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彻底解决，只要数字帝国主义是垄断的数字资本主义及其所有特征没有彻底消失，数字帝国主义的各种数字危机就不能彻底解决。一旦数字寡头还操控着数字社会关系、数字公共权力和数字政策走向，那么数字寡头解决数字危机的办法就无法依靠本身数字利益的损失，而必须依靠数字危机的转移。就其实质而言，数字帝国主义转移因其数字寄生性积累而造成的数字危机，是全球性数字危机的诱因。数字时代所呈现的数字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各种不确定性，就是数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本质的体现。

为了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数字危机，数字产消主义、数字公地、数字民主主义等方案，都显得力所不及。数字垄断的普遍化进一步激化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最终结果就是引发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这正是列宁所描写的资本主义垂死性。尽管数字帝国主义会在“垂死”阶段经过很长的“腐朽”时期，但是其被数字社会主义所取代具有必然性。数字帝国主义的危机也是数字资本全球积累体系的危机，为数字社会主义创造了数字条件。由于数字资本的实现形式已经具有了全球性，对数字资本的否定，并非直接地取消数字经济或取消数字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建构与数字帝国主义的战略平衡，并有效利用全球数字资本，为数字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数字资本的代替与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抗争是紧密相关的，也是与国际共运相结合的。

二、资本积累：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资本逻辑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逻辑在于，借助分析20世纪初资本积累结构的整体趋势，犀利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从自由竞争转变成寡头垄断。进而，借助对“金融资本”这一垄断的显着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本国劳动者及落后国家的分析，得出其实质是“资本帝国主义”[9]。在数字时代，数字生产关系运动中的数字资本是从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等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中生成的，并反向对职能资本产生操控作用的总体性资本形式。

（一）数字资本产生于职能资本的垄断融合

在列宁之前，考茨基、卢森堡等学者还是从工农业比例失衡、剩余价值实现等产业资本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矛盾。他们都没能掌握资本融合之后资本形式的变更，在分析金融资本的生成性中都没能从资本生产关系的总体性中加以掌握。列宁加以批评并提出金融资本才是帝国主义的根基，而并非产业资本。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对自由竞争的产业企业具有攫取贡税的特殊数字权力。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等职能资本都具有融合的趋向，而数字资本积累的趋向也是从分化走向融合。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是数字资本融合的两大杠杆。Google、Meta、Twitter等数字寡头分布在全球数字空间，操控着庞大的数字生产部门。数字寡头借助剥夺数据、操控数字平台、中止数字服务、实行数字垄断等手段来驯服其他企业。

数字寡头给数字社会中的全部数字经济行为都“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10]，数字资本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操控着数字生产中数据流通的关键环节，是操控数字生产关系的主体。食利资本、虚拟资本、数据资本等概念描述仅仅体现了数字资本单个方面的特性，而无法体现出数字资本的总体性。数字资本的融合主要体现在用户数较少的数字平台被用户数较多的数字平台所取代。数字平台的融合使得数字资本逐渐聚合起海量的数据流，把原本松散、分离的数字经济结构加以融合。数字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别有融合的趋向，而且彼此之间的融合又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数字资本的融合促进了产业资本的融合，产业资本的融合又反向促进了数字资本的融合，例如：Uber与专车司机的联合就促进了出租车行业的整合，进而推动了数字资本的融合。

随着资本信用从流动资本转向固定资本，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也从原本短暂且临时的关系转变为长期且稳定的关系。数字平台的产生使得数字资本和产业资本发生融合。数字平台为产业企业提供数字劳动者的数据分析支持，并分享到相当比例的产业利润。高额利润的诱惑促使数字平台对产业企业的深度操控具有内在冲动。数字寡头与工业寡头不仅借助业务和产权的相互融合，而且借助人事关系的结合加强了融合度。例如：身为工业设计师的乔纳森·伊夫同时兼任苹果公司的副总裁。由数字平台的寡头融合中生成了总体性的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而数字寡头的产生加速了数字资本和职能资本的融合。

（二）数字资本是数字帝国主义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

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属于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数字机制，天生就具有在数字空间中的扩张性。虽然在数字帝国主义中，列宁所阐述的帝国主义属性发生了很多改变，然而有些特征反而得以强化。例如：数字生产垄断的强化、数字资本关键地位的增强、数字资本输出借助数字平台的全球运营等。从数字帝国主义的实质而言，其与传统帝国主义具有一致性，皆为霸权国家对被其控制的国家输出“秩序”。列宁通过剖析银行的功能及其变更，提出金融资本被少部分人所控制并通过证券、公债等方式而获得丰厚的利润，从而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政权。与列宁眼中的“金融资本”一样，数字资本也具有“精于谋划且力量集中”[11]的特征，并且“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12]，这也恰是推动数字帝国主义运作的重要因素。数字资本以数字货币和数字证券等形式出现，借助投机性而取得数字利润，达到了其自身增殖的顶点。原因在于数字资本能够彻底脱离物质形态的限制，脱离时空局限，取得了最高程度的自主性，进而能够最大化地追寻数字价值的增殖。

数字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是数字资本的拥有与其“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13]，数字资本与生产资本相脱离，依靠数字资本的收益为生的数字食利者与所有直接使用数字资本的个体相脱离。在数字帝国主义阶段，这种脱离达到顶点。数字资本对其他资本形式的优势，代表着数字食利者的支配性，更代表着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处于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列宁通过考察德国银行资本的发展，提出帝国主义用金融扩张取代商品扩张来实现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在数字时代，数字帝国主义用数字资本扩张融合金融扩张，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数字价值增殖形态。这种数字价值增殖表象上具有“自主性”，实质上隐藏着“生产中创造的财富转移的机制”[14]。数字资本以其特殊的增殖性而变成最大化追求数字利润的最佳呈现方式，变成数字帝国主义的关键性数字经济特征。

（三）数字资本是《资本论》理论谋划的实现

在19世纪，金融资本与土地资本相结合支配着西欧诸国的政治生活。金融资本掌控着铁路和矿产，操控着国家的商业和信贷。在对法国二月革命后阶级形势的剖析上，马克思着重剖析了金融资本在反抗民主主义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马克思一方面通过政论文章直接剖析金融资本，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的撰写中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演进也暗指金融资本。[15]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6]。在数字社会，数字价值形式转变成数字货币，数字货币转变成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分化成职能资本，达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演进。正如列宁和希法亭所剖析的金融资本的产生过程，数字资本对职能资本的操控也是由形式转向实质的过程。也正如列宁笔下的“食利者阶层”，数字资本“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17]。然而，数字资本越是远离数字生产，就越是在“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18]。

原因在于，数字货币从工具变为目的，数字资本作为高级媒介把其他媒介形式都呈现为数字劳动的属性，并将其当成数字剩余价值的来源。例如，就数字平台与产业企业的关系而言，前者相对于后者呈现为数字剩余价值的产生；后者相对于前者呈现为数字使用价值的规定。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数字时代预留的、需要继续推进的逻辑环节就是数字资本的形成。对数字资本的剖析可以看成《资本论》的理论谋划在数字帝国主义的实现。“实体即主体”是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概要性总结，主体的产生进程对媒介既依赖又扬弃。“否定性辩证法”也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准确总结。在数字帝国主义中，对数字资本的分析鲜明地呈现出主体借助中介过程而形成的辩证过程：数字货币是从数字交互中生成的，但是当数字货币能够中介着一切数据商品的分发时，其就会把自身固化成数字劳动的一般呈现。

随着数字货币变成主体的深入发展，其转变成自我增殖的数字价值，进而转变成数字资本。当数字货币呈现为数字交互价值和数字使用价值之间的中介时，则会在最高次方上呈现为数字交互价值。数字货币作为中介物能够把两个原本独立的数字价值相结合，从而实现了数字经济关系的有效对接。从本质上讲，数字货币作为中介物对于两种数字价值而言总是呈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19]。原因在于，原本在两种数字价值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数字交互关系呈现出主体性，两种数字价值变成这一数字主体的要素。数字资本就是从职能资本的“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20]，对中介过程既依赖又扬弃，从而具有了主体性和能动性。

三、寄生性积累：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地缘政治逻辑

列宁认为对辩证法本质的把握必须从事物的内在限度入手，从事物的本质“发现它自身所具有的矛盾”[21]。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核心要义既能运用于剖析数字帝国主义的种种现象，也能运用于数字资本的剖析上。数字资本既呈现出数字劳动的社会化，也在数字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数字寄生性积累。由此，数字社会生产和数字寄生性积累变成数字资本的内在矛盾。

（一）“数字食利国”是数字地缘政治构建的结果

数字资本操控着数字公共权力、数字市场活动和数字社会关系，催生了在数字空间中“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22]，即“数字食利国”。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垄断而具有数字定价权，并以此攫取超额数字利润。数字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垄断会造成停滞的趋向。换而言之，一旦数字资本掌握数字技术的定价权，数字技术更迭作为数字社会“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23]。数字资本借助对数字平台的垄断而获得向数字空间寻租的机会，形成了数字垄断地租。同时，数字空间存在速率、流量、容量等限制又形成了数字级差地租。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特点，依然是列宁所说的“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24]。数字寡头能够借助自己所掌握的数字垄断权，与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合谋，获得数字空间的特殊开发权，从而取得丰厚的数字地租收益，甚至能够改变全球数字地缘政治格局。

数字资本一方面借助国家权力而维持数字垄断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收买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从而操控国家机器，还借助构建各方面数字政策咨询机构以影响国家的数字政策。由此，达成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以政治和法律手段为数字资本的全球积累体系创造秩序条件。[25]数字资本到数字边缘国家去推广数字殖民体系，控制各种数据流动渠道，操控数字殖民地的数字劳动、数字税收和数字平台等。在数字资本输出时，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经常向数字边缘国家强取数据攫取特权，强取数字平台垄断特权，倾销数据商品等。数字资本在对外输出时对数字劳动者进行了双重剥夺：第一重，对数字必要劳动时间的剥夺；第二重，对数字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夺。数字边缘国家的数字劳动者为了获得数字交互权而为数字资本付出数字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也付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换而言之，数字必要劳动和数字剩余劳动在发生顺序上具有同一性。区别在于，前者是显性的、有意识的；后者是隐性的、无意识的。总之，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形成“数字食利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数据商品世界越来越成为依附于数字劳动者身上的寄生虫。

（二）数字殖民体系是数字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

数字资本能够促进数字劳动社会化，其所支配的数字经济具有数字社会性，并借助数字平台把数亿的数字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26]。如果只看到数字资本与数字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性而忽略了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就忽视了数字寄生性积累对于数字资本的关键作用。这就容易陷入了希法亭在金融资本分析中所犯的理论错误。希法亭提出金融资本步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生产已经由无政府状态转变为计划调节，从而化解了经济危机。遗憾的是，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危机随之而来，直接证伪了希法亭的这一理论。数字寄生性、数字腐朽性并非数字资本的偶然特征，而是其本质内涵中的必然特征。数字寄生性积累并非外在于数字生产关系，而是构建于对数字生产关系的全方位操控之上。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垄断构建数字殖民体系，逐渐向数字帝国主义转变。数字资本的密网遍布全球，数字寡头达成了全球性协议，实现了按照数字实力瓜分全球数字市场的数字垄断同盟，进而实现对全球数字地缘政治格局的构建。

由于数字技术更新非常快速，目前无用的数字空间，不久的未来可能很快就实现了数字使用价值。这使得数字资本可能收获未来的垄断收益，并把这种未来的垄断收益带入数字市场实现数字资本化，变成数字资本构建数字殖民体系的动因。依靠对未来产生数据财富的数字空间的提前谋划，数字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在数字地缘政治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考茨基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为了解决原料匮乏问题的偶发现象，仅仅是对正常秩序的背离。针对这一观点，列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考茨基妄图“‘粉饰’资本主义”[27]。同样，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数字寡头、数字垄断、数字殖民等)并非数字帝国主义的一种偶发现象，而是数字帝国主义无法消解的延续。这种无法消解的延续不仅有数字殖民体系，还有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平台垄断、数字依附关系、数字空间寻租等。

（三）“数字税战”是数字地缘政治冲突的表现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其“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28]，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呈现于数字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美国）的腐朽上，并造成了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爆发了“数字税战”。欧洲国家所征收的数字税主要针对数字广告、数据商品销售等，整体指向都是美国的数字寡头。美国是全球数字化的主要推动国和输出国，美国的数字寡头对全球数字市场具有绝对的支配权。据统计，Amazon占据全球数字商业份额约40%，Meta占据全球数字社交市场约67%，Google占据全球数字搜索业务约90%。[29]

在全球数字化中，没有任一国家可以推行“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30]，数字税的征收更是如此。2019年开始，欧洲国家陆续对美国的数字寡头征收高额的数字税。这激起了美国的强烈反抗，随即展开了数字税“301调查”，认为数字税不符合全球税收的普遍准则，对美国数字企业具有歧视性，使其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举步维艰，并对等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一场“数字税战”表面上是数字贸易纠纷，实质是争夺数字地缘政治空间。在数字时代，美国构建的数字殖民体系已经把全球数字空间都收割殆尽。欧洲国家的数字资本快速发展，却没有数字殖民空间，而且本国的数字空间也不断受到美国的蚕食。这正如列宁所说：“殖民地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31]。在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空间已经被美国独占的情况下，欧洲国家要凭借自身数字资本实力夺回数字空间甚至重新瓜分全球数字殖民空间，“数字税战”由此爆发。“数字税战”一方面使得数字垄断资本主义由商业性质转变为国家性质；另一方面导致了数字经济的破坏和数字危机的深化。

四、贫困积累：数字帝国主义的“腐而不朽”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一条连续的内在逻辑线，即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现状为起点，归纳出社会化生产之下的垄断形态。再借助这一“特殊阶段”[32]的典型代表，即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对殖民地和无产阶级的实际操控，总结出帝国主义的历史趋势和内在特质。在数字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把数字生产力的发展及数字劳动力的释放仅仅当成数字资本的扩张方式。在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中，必定最大化地吮吸全球数字劳动者，从而导致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贫困积累的根本对立。

（一）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贫困积累的根本对立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借助很多“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33]，造成个别国家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贫困积累代价则在霸权政策下转移给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数字时代，就数字资本积累的全球向度而言，数字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数字技术垄断而享有高额的数字利润，相应的数字贫困积累则借助输出数字自由、提供数字服务、构建数字公共秩序等噱头之下隐秘地转移给数字边缘国家；而就数字资本积累的内在向度而言，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垄断而获得超额数字剩余价值，借助“泛娱乐化”的数字文化工业造成数字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腐化”[34]，从而维持其在数字社会的操控地位。数字帝国主义所体现的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贫困积累的对立全面扩展的趋向，使其数字垄断经济和数字寡头政治所蕴含的数字腐朽性和数字寄生性原形毕露。由此，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演进的最高阶段，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35]

数字贫困积累及其数字危机主要呈现于三个层面：首先，数字资本竞争性地吸纳数字个体劳动力，并把其最大化地转变成数字资本。在数字资本积累最大化的进程中，必定从整体上最大程度剥夺“剩余数据”，以致实现“免费劳动”，进而产生数字贫困积累。数字贫困积累与数字资本积累的相对立造成了数字消费匮乏，从而产生过剩性数字经济危机。其次，数字资本竞争性地吸纳数据商品世界的算力以取得本身数字积累最大化，这必定在整体上过度占用数字公共领域而造成数据资源的数字贫困积累，因此产生数字社会危机。再次，数字资本竞争性地吸纳数字社会劳动力以取得本身数字积累最大化，这使得数字劳动者变成数字资本增殖的一行字节跳动的代码，造成数字生命在数字空间中的数字贫困积累，从而导致数字劳动者产生数字生存危机。

这一通过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固有的且外在为无限的、竞争的数字资本积累及因此导致与数字贫困积累的内在矛盾，必定使得数字资本在持续扩张中，不断生成更高级的数字社会形态所需的“数字条件”（即高度发达的数字生产力）和扬弃原有数字社会形态的“数字主体”（即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数字寡头不会将过剩的数字资本用于改善数字劳动者的数字生活水平，而是把过剩的数字资本输出到数字边缘国家。从而，数字寡头才能在一片没有数字竞争对手的数字价值洼地中，享用免费劳动、海量数据和低成本数字空间的数字资本盛宴。数字帝国主义一方面导致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贫困积累的矛盾持续深化；另一方面随着数字资本的输出，数字资本积累的强制性增殖逻辑与数字贫困积累的剥夺性积累逻辑全面地推广到数字边缘国家，使得数据剥夺和数字殖民等非正义的形式得以极端呈现。数字帝国主义所体现的这种数字资本主义形式已经成为美国对全球数字劳动者“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36]

（二）“相对数字贫困”弱化了数字劳动者的阶级意识

依照马克思在社会演化中的“两个决不会”观点，并结合列宁以资本批判视角对帝国主义的剖析，可以看出，随着数字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其所造成的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贫困积累的矛盾已经从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向数字边缘国家拓展，并不断推向顶点。数字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数字条件”和“数字主体”必定可以同时达成，数字帝国主义由此也必将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被数字社会主义所取代。由此意义而言，列宁坚信的“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37]的论断，在数字境遇中也将成立。但是，还应注意的是，数字帝国主义在借助数字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同时，也正在通过防沉迷机制、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数据隐私保护等多种手段，企图克服由数字资本积累与数字贫困积累的矛盾所造成的数字危机。

在列宁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整体上弥漫着紧张的劳资矛盾，当时初显的“外在的缓和”，无论就涵盖面或是文明程度而言，都远不及数字资本主义国家所呈现的如此深刻。无论是免费的数字空间或是免费的数字服务，都必须以高额的数字成本为代价。但在数字资本全球扩张的形势下，这种数字成本却无需由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来承担，而由数字殖民体系来承担。只有如此，才可以撑持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数字资本积累及其数字劳资关系改善所需要的高额数字成本。因此，数字帝国主义国家的数字劳资矛盾日趋缓解，但是数字边缘国家却因被其所操控而持续走向数字贫困积累。数字发展模式从列宁所揭示的殖民地野蛮掠夺转变成借助数字文明景观的数字产业链，形成了“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数字态势。

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掌控高附加值的数字技术研发以构建数据商品世界，并把数字产业链低端的数字产品装配转移到数字边缘国家。因此，数据商品世界具备了数字资本批判意义上的数字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显然，这一产生条件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对于数字帝国主义国家而言，其数字生产力已经高度数字社会化，进而具有迈向数字社会主义的条件。然而就其数字贫困积累而言，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进行赤裸裸的数字剥夺，催生了畸形的数字劳资关系。虽然随着一部分数字空间的免费开放，作为数字革命主体的数字劳动者从“绝对数字贫困”转变成“相对数字贫困”，从而产生了阶级意识淡薄、数字改良呼声压过数字革命诉求的趋势，但是正如列宁所坚信的“决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38]

（三）数字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分离的实践自觉尚未形成

数字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在数字社会生产力方面具有数字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是由于作为数字革命“主体条件”的数字劳动者的数字贫困积累还没有达到最高点，因此他们并不能立即发动数字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只要还有未被数字资本开发的数字空间，只要数字资本逻辑还可以在这些数字空间中发现数字剩余、创造数字剩余，进而侵占数字剩余，那么，数字帝国主义在全球中也就有进一步发展的数字空间。由此，数字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克服自身数字发展的制约，愈加借助数字资本全球化的数字寡头向数字边缘国家转移数字贫困积累。而且，数字边缘国家为了融入全球数字化以提升自身数字生产力，主观上也愿意接纳这些数字贫困积累的数据量。这使得数字帝国主义逐渐具有了“腐而不朽”的数字条件。对于数字边缘国家来说，虽然其在数字资本积累的逻辑中持续发生数字贫困化趋向，但是其也达到了数字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因为其数字生产力及由此引发的数字社会化生产尚未到达顶点，由此，数字边缘国家仍然不具有数字社会主义产生的完备条件。

数字边缘国家在迈向数字社会主义时所需的“数字条件”先天不足，导致他们的数字社会主义实践从头就遭遇两难困境。一方面，对于试图从边缘状态迈向独立自主的数字边缘国家来说，在其本身数字化中产生的数字社会主义和在数字资本全球扩张中产生的数字社会主义，两者具有历史同构性。因此，数字边缘国家无论是其自身实现数字化或是走向数字社会主义，都需要融入数字资本主义体系，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拥有数字资本文明创造的数字生产经验和数字管理模式，从而无法为实现数字社会主义积累“数字条件”。另一方面，倘若数字边缘国家以原本数字弱国的地位融入由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那么，庞大的数字资本力量就必然会借助自身的垄断优势，使得数字边缘国家在数字产业、数字商业和数字金融等方面都处于被操控的边缘地位，并由此把这些国家长期压制于数字发展的低端地位，从而自始至终地处于数字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最后承担者。如此这样，数字边缘国家的数字社会主义发展就变成了一个空谈，而且其数字发展也必然坠入低端发展水平而无法自拔。这就需要数字边缘国家及时促成与数字社会主义产生的数字条件分离相匹配的实践自觉，并把准备和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39]

结语

在数字时代，从“推特革命”到“数字税战”，一方面呈现出数字帝国主义在全球的各种数字霸权行径；另一方面暴露出数字自由主义导致了数字社会结构的失衡，进而造成了全方位的数字危机。这些数字危机使得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寄生性显露无遗，也验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在数字时代的价值所在。随着全球数字化的发展，数字帝国主义与列宁所处的年代有了巨大的变化，数字资本输出与数字盈利模式已经从旧帝国主义的暴力掠夺转向依托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数字金融等非常隐秘的手段攫取数字剩余价值。实质上，追求数字剩余价值依然是数字资本的本质特征，数字霸权依然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数字资本逻辑是数字帝国主义的主导逻辑，数字地缘政治逻辑是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数字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不仅使得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造成巨大的全球数字鸿沟。因此，在批判数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从数字资本逻辑开展深入研究，也要善于对数字地缘政治价值进行分析。列宁帝国主义论指导下的数字地缘政治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政治学在数字时代的深度融合，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全球数字格局，进而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指引。

温旭，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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