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七年的“初心”：《大学小课》的缘起

我记得，2014年5月4日上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先生在汇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时，讲到了要开展“小班教学”。

开展“小班教学”的意思是：只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学术前沿的课程，只要目前世界一流大学有的基础课、前沿课，我们都要争取开。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着作导读》这门课，就符合这样的原则，它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课、公共课，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包括我曾经任教过的纽约大学都有这个课，只不过他们那是开大课，而不是小班教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这样讲到：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着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着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着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由此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峰，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去孤立地讲马克思主义。

自2017年第一学期起，我开始在北大开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着作导读》，开课的理由，就是从问题出发，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这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门选修课，采用的是小班教学的方式，这也是响应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所以，把它称做“大学小课”。

中世纪晚期，中国学术思想与西方缘何分流

说到“西学”，我想起较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严复的话。在《天演论》中，严复说：“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

“明嘉靖隆、万之间”，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马克思认为，1500年开启了资本生活的世界史，长期的资本历史积累，导致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分流”，而到1800年左右，一系列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形式方才奠定。马克思这样说：“资本积累的不同因素，是按照时间顺序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17世纪的英国鲜明地综合为殖民主义、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与商业战争联系的保护关税制度。”

像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着作，对我们研究世界史、“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当然有启发意义，但必须认识到，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发展道路比较的思路，是马克思开启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国系统介绍西学自严复始，而严复所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由六部分构成，它以伦理法则为核心，批判地考察了科学与资本这两个问题。我们抛开科学的问题先不谈，其中第四部分叫《资本——劳动之母》，在赫胥黎那里，“资本”是指自然。赫胥黎认为，正是“劳动”，使得自然成为“合目的的”，劳动是对自然的合目的的利用。然而，不知为什么，严复的《天演论》对赫胥黎着作里的这一部分只字未提。与赫胥黎不同，严复不但没有从“对自然的合目的利用”角度谈论劳动，且《天演论》里几乎没有“劳动”的地位。

《天演论》关注的是焦点，是“科学的法则”与“伦理法则”之间的关系，进而划分出“进化”与“进步”的区别，它呈现了人类的生存斗争与其伦理追求之间的矛盾。进步——是指将生存斗争置于人类的伦理目标所能忍受的目标之内，而只有在自然人与伦理人之间的矛盾之中，我们才能思考什么是“进步”，从而努力超越“进化”。

对我们来说，《天演论》提出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虽然有高明的学术，但科学——分科之学，为什么发生于西方，而没有发生于中国？随之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高峰——理学，它所提倡的“格物致知”，是否相当于西方的科学，用“格致”翻译“科学”是否恰当？

再如，傅斯年认为，哲学是印欧语系里特有的，不能把中国固有之学术称为“哲学”乃至哲学社会科学——而这些问题都是这门课所要面对的。

我个人认为，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方式的“大分流”（1500年）对应，在中世纪晚期，中国的学术思想与西方发生了根本的分流。中国的学术，无论经学、理学、心学，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是总体性的知识，立足于人类行为的意义；而在13世纪，即理学发展最高峰的时代，基督教的知识，却简明地划分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人类行动的理性世界，一个是无目的的外部世界。所谓“奥卡姆的威廉”，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个神学家，他划分了信仰的世界与认识的世界——信仰是个人的心灵的世界，认识活动则是赋予相似的事物以概念，并在概念之间建立逻辑的关系。所谓“奥卡姆剃刀”，以断然切割的方式，将自然的研究从预定的道德结论（道德和意义预设）中解放、分离出来，使“自然科学”从总体性的学术中分化出来，从而造成康德所谓的“震撼”：浩瀚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之间的分化。

中世纪最后的神学家“奥卡姆的威廉”，仅比朱熹晚生85年，他所谓的“科学”的认识活动，当然不是朱熹的“格物致知”。侯外庐先生等着《宋明理学史》说得非常清楚：“格物致知”，关键在于“知止”，“知止”就是“止于至善”，从理学的立场说，探索与面向至善的“天理”无关的、无目的、无意义、无限的自然，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不知止”，即这种探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理学的“格物”，是指读书、研究历史、人情练达三个主要方面，而这都与研究“无目的的自然”没有任何关系。

伊懋可的《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举出的一个着名的例子是：无论沈括，还是方以智父子，他们对于数学的研究以及光谱的观察与分析，几乎都比同时代的牛顿要先进；但是，他们要取得的却不是依靠观察和分析得来的知识，而是用这种知识来印证和修炼“我心”。证明天理就在我心，即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君子与圣贤，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因此，他们不能接受一个无目的的、非道德化的自然。侯外庐先生认为，人对于自然力的把握和利用——生产力，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绝不可能从理学中产生。

除了“总体性的学问”与“分科的知识”之外，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严复对于赫胥黎的介绍中，偏偏删去了其关于“劳动”的论述，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反过来说，正是对劳动的关注，划分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时代，洛克的《政府论》从保护劳动财产的角度，第一次为保护私有财产提供了合法性。对于劳动的强调与关注，也是古典经济学最进步、最鲜明的特征，这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里体现得非常清楚，无论“劳动价值论”还是“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劳动产品交换的理论，都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最大肯定，是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从而把现实的人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

进一步说，启蒙运动最革命的地方，还不在于提出民族、国家、主权这些范畴，而在于发明了“劳动人民”这个范畴，这就是狄德罗所谓：“贵族和教士长期垄断以全民族的名义发言的权利，或自称是民族的唯一代表。”而“人民，即民族中众多的劳动者，却不能为自己申辩”。这大概是第一次把“劳动”与“人民”挂钩——在此之后，正像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解为劳动主体性的构建一样，马克思把现代产业发展与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如果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来反观中国的学问，会很自然、鲜明地发现，分科化的科学知识、系统化的劳动学说，这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两个鲜明特点；科学与劳动，这也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个力量。

马克思学说，为何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水岭

那么，为什么说马克思的学说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分水岭？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在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体系”。这在人类历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正像康德以理性为主题，对既有的知识进行梳理与批判，黑格尔以“精神”为主题，对知识进行梳理和批判一样，马克思要以“资本”为主题，对既有的知识进行了梳理和批判。这种批判同样采取了分科批判的方式：首先是法学批判，即1943年3～9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然后是宗教批判，即10～12月的《论犹太人问题》；随后是1844年4～8月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1857年起，马克思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1861～1863）（1863～1865）三个手稿，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由德国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面最深刻的思想，体现为他围绕着“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进行的研究。围绕货币体系，他划分出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最简单地说，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表现为金融资本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此前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的运动，其关键是国债与银行的关系；但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虚拟资本，即金融资本的运动，这涉及到技术与社会融资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分水岭，它划分了立足于产业劳动的古典经济学，与立足于货币政策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的主题是劳动，在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的主题是信贷和资本。离开了信贷、离开了资本，离开了从劳动到资本与信贷的转变，我们就不能理解欧洲革命的失败，也就不能准确地观察美国统治的世界。

如果说，黑格尔完成了欧洲的思想体系，那么，马克思则率先揭示了这一体系的瓦解与转变。因此，如果我们以黑格尔、马克思为界，向前追溯西方学术的历史，那就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而如果向后观察其变异，那主要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壤主要是在美国。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西方发展道路密切联系，理解西方发展道路，就必须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必须看到它的长处与短处。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认为，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人类发展道路；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胜利，它是失败了。在神圣同盟利用金融的力量打败了拿破仑，扑灭了大革命之后，西方的发展道路陷入了两个困境：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所预示的“机器体系”对于人类劳动的取代——其实，早在1846年给安年科夫的信中，他就指出：对于机器的利用，这是历史上都有的，但是，机器体系训练人、支配人、取代人类劳动，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性和发展前景；二是马克思反复指出的：金融体系（银行和证券市场）对于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排斥，这必将使社会两极分化无可遏制。

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马克思认为，就是那些被机器体系的无限发展所排斥的剩余人口、剩余劳动力，就是那些被金融扩张造成的巨大社会分化，推入债务陷阱的“牛马”。

福山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马克思的意见完全相反。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批判，开启了一个反思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传统：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欧洲道路的失败。但马克思认为，历史没有终结，那些过剩人口、过剩劳动力，那些债务牛马毕竟曾经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虽然这一系列斗争失败了，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失败了，但它的原则永存。

“满头飞雪”，实实是以正“初心”

近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批判地反思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深化对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还能从我们的祖宗那里，从中华文化的优秀成分里汲取什么呢？

想来想去，也许是一个字，就是心、或者“初心”，就是人皆有不忍之心。正心诚意，对自然、他人恭敬感恩的心——这是我们的祖宗认为最容易丢掉、也最不该丢掉的东西。

我们置身于高度生存竞争的世界里，在“内卷”中完成着知识与自身的“进化”，至于这种“进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进步”，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使得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冒险去阅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由，不在于浪漫的空想，而恰恰在于——从“反诸我心”的角度，去反思这个高度生存竞争的世界，包括从马克思的角度，去系统地批判和反思西方哲学社会科学。

这门小课已经讲了7年，来者全凭兴趣，可谓自生自发，在我则是只有提纲，并没有讲义，更没有形成教材、传之后世的打算，因此可谓是自生自灭。

郭晓琳老师这学期来听课，临近期末，她忽然发来了整理好的部分听课笔记。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读起来使我感动到了内疚，因为这些散漫之论，本不值得她如此劳心费力，整理成文字的，正是她触发了我的初心。所谓初心，也就是以学问报答亲友、报答读者、报答青年的心。

其实，我的同事总是问我：你点灯熬油，把自己熬得满头飞雪，你每天这么干，有什么意义？你快乐吗？

我想说，我这么干，当然不是为了评奖评职称戴帽子，我这么干，简单说就是为了报恩。我这辈子，受纳的恩情实在太多了。

我20岁的时候，去上海访问鲁迅故居，因为没有钱买回程的火车票，汾阳路上的一位宾馆服务员，给了我十块钱，没有打借条。两年前，一个萍水相逢的兄弟，为了救我父亲，在疫情之下，一夜开车一千里，送我进北京。我22岁时，北大研究生招办的李俊杰老师，给我这个陌生的外地考生，买了一盒北大的午餐，还安排我睡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吃饱了，他突然告诉我：你的英语考了86分，这可是很高的分数，小伙子，你不简单。

那天，我离开了李老师的办公室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永远地离开了他，李老师不久就去世了。想来，也是那天，离开了李老师的办公室后，我在北大东门外，突发奇想，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来北京看病的老大娘，而那个大娘告诉我一句话：好人应该住在好地方——

后来，每当我走过李俊杰老师工作的地方，我就会想起老大娘的话：好人应该住在好地方。

好地方应该是天堂吧！忘记了谁说过，读人类伟大的经典着作，你会听到造物主在天堂哭泣；又忘记了谁说过，每当想起马克思的形象，就仿佛看到造物主化装成一个乞丐来到人间，向我们伸出他的手，悲恸地说——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又使我想起，2008年冬天，我在百老汇看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的《悲惨世界》，这也是西方经典和保留剧目，其中马吕斯唱到：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啊朋友！朋友们都已离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而那一刻，我痛彻心扉。但却又感到无话可说。

如果说，1500年开始了西方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那么，这一“大分流”的结果，至今晦暗不明。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它深刻地依赖于我们今天的实践，历史没有终结，学术更没有被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终结。深刻地认识西方，就是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只有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我们走过的中国道路。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没有奠定唯一正确的人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去寻找和开辟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路。

因此，每当我走进红楼，走进诸如杨家沟十二月会议的窑洞，乃至走进西柏坡那个由伙房临时改成的会议室，这歌声似乎总是自天而降：

他们在这里点燃火炬，他们在这里讲述革命的奇迹，在这里，他们唱着明天的歌，而明天，却永远不会来临。

从桌子的一角，他们眺望了新世界的诞生，此时此刻，我听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新世界歌唱，歌声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共同体。

到了我这个岁数，许多事情其实不必再做，更不必拼命去做，写书并没有那样重要，多写不如少写——这些道理我也懂，但对我来说，有些事情不做，总是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心。

“人还在，心不死”。我不能战胜自己的心。所以，有人说，你事多，因为你心软，你命苦，是因为心事太重。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啊朋友！朋友们都已离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说到底，做学问，应该是个良心活。

虽然名曰《大学小课》（编者按：《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实，这里面没有多少学问，也许就是因为很寂寞，就想与大家说说心事而已吧。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