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铭：数智时代学术期刊的平台化生存

摘要：人类社会正发生自工业革命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技术与产业革命，可以将其称为“数智革命”。数智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文明时代，期刊也面临着从数字出版向数智出版转型的挑战。数智时代，学术期刊面临从数字化到数智化、从印刷出版向多媒介出版、从数字素养到数字能力、从“GAI”赋能学术到引发一系列“出版伦理”的多重挑战。面对挑战，期刊要改变印刷时代的内容组织方式，期刊人要转身为数智出版人。平台崛起引领潮流，平台的“连接”与“互动”能够创造价值，学术期刊要积极拥抱平台实现自身的“数智化”转型。第一,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转型。数智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技术升级,更是内容获取、编辑校对、产品输出、出版管理、传播展示、反馈互动等全业务流程的平台再造。学术期刊要全面梳理分析自身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症结,实现编辑、作者、用户、平台商等各方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第二，从“内容为王”到“创新为要”的转型。“内容为王”一直是学术期刊赢得权威性口碑的压舱石,但随着平台不断升级、流程不断优化,学术期刊要想跟上数智时代的发展潮流,必须与时俱进、“创新为要”。第三,从“单一传播”向“复合传播”转型。学术期刊借助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开始从单一传播向复合传播转型,不仅积极建设自有网站,也入驻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抖音、喜马拉雅、腾讯新闻等聚合平台,将论文内容进行结构化、动态化组织,形成多媒体、多形态、多向度的方式呈现,支持读者和用户个性化阅览与订制。第四,从“纸媒期刊”向“媒体平台”转型。作为传统媒体中的重要一员,学术期刊平台化是数智时代媒体融合的重要趋势。首先,媒体平台要能够整合纸本期刊、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传播平台,打破各自边界,实现各媒体终端的资源共享。其次,媒体平台应具有实用性、兼容性、开放性、创新性,旨在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手段,优化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思想观点、话语方式、表现形态等各个环节,提升学术期刊的竞争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再次,媒体平台应建构学术期刊“整体”新形象，构建起丰富的社交化网络“场域”,形成学术期刊内容传播的整体效应、规模效应、平台效应。

关键词：数字化；数智化；数智时代 ；学术期刊；平台化生存

2023年是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的十周年。十年融合，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在大众传播领域，平台不断升级、流程不断优化、内容不断创新，从“小融合”新媒体业务简单相加，到“中融合”一体化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转型，再到“大融合”的“互联网+跨界”，将媒体的自身定位从信息传播机构转变为嵌入社会建设和治理的体系的基础设施，打造数智媒体生态，新的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媒体融合十年，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不断冲刷人们的认知时，我国学术期刊人也开始了主动探索和学习，产生了刊网融合、集群融合、网络出版、移动端融合、智能融合等出版模式，但大多数探索还处于对纸质内容“搬运”的阶段，没能打造出融创精品力作，让内容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瓶装旧酒”。学术期刊采用更多的是“相加式”的融合，即把纸本内容平移到网站、微博、微信、App和短视频上，以自己为原点，构建自己的小圈子，视新媒体为纸质期刊价值链条上的一种延伸。二是“对内融合”。部分学术期刊把投稿约稿、专家审稿、编辑加工、在线出版、传播互动等关节点都打通，再在上面增加一些数智时代的新媒体传播工具。这种修修补补“相加式”的物理融合，很难产生“相融式”的化学变化，改变不了整体格局。

2023年以来，从ChatGPT到Sora代表的技术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穿透了网络资源壁垒，成为下一代网络入口。ChatGPT这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拥有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可以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代码等任务。“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全面智能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传播与社会的治理逻辑将随之发生深刻变革：首先，主流媒介的角色需要从‘To C’转为‘To B’；其次，要注重智能算法模型的‘赋魂’机制；最后，构造‘算法失灵’的社会补充及‘算法脱轨’的干预机制。”从ChatGPT到Sora的发展，就是通过大数据纳入人类语料到视频图料的发展，意味着从文本语境到现实情境的提升，实现从自然语言到笔墨语言的多模态扩展，反映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趋势。典型案例如澎湃新闻的智媒开放平台已接入多个大模型，实现智能写作、海报生成、视频生成和财报撰写等功能。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在AI层面为媒体提供三个层次的服务：首先是“文转音”服务，通过TTS等接口自动将文本更新为音频，极大提高了合作伙伴的效率；其次是“短带长”服务，通过算法优化增加了用户的订阅和粘性；最后是“走出去”服务，通过提供产品的多语言转化等功能助力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在滚滚的时代浪潮里，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实践始终慢了半拍，公众号的技巧还没搞明白，很快就到了短视频时代。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正发生自工业革命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技术与产业革命，可以将其称为“数智革命”。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数智革命也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文明时代。期刊也面临着从数字出版向数智出版转型的挑战，当下学术期刊人，必须重点关注、研究期刊在数智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道。

一、数智化与数字化的区别

（一）数字化的概念

数字化，狭义是指利用各类传感器、机器视觉等信息通讯技术，将物理世界中复杂多变的数据、信息、图片、知识引入计算机内部，用0和1一系列二进制代码表示，形成可识别、可存储、可计算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相关的数据模型，进行统一处理、分析、应用，这就是数字化的基本过程。通俗讲，就是把原来模拟的、手动处理的信息，交给计算机去做。比如传统的档案管理以纸质档案为主要形式，包括收集、整理、分类、编目、存储、检索、利用和保护等环节，采用手工或半自动化的方式进行档案管理。而数字化档案管理使档案信息对象转变为机读档案，查阅起来极为方便迅速，且节约了大量资源。再如从前去银行转账，需要排队、填单，而现在所有的流程都能在App上实现，这就是数字化的好处。

广义的数字化是通过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等各类主体进行系统性的、全面的变革，重点在于数字技术对整个组织的赋能、重塑和创新。

（二）数智化的内涵

“数智化”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出现在2015年北京大学“知本财团”课题组发布的思索引擎课题报告中，其定义为“数字智慧化和智慧数字化的集合”。从2020年开始,“数智化”这个概念才真正火热起来。短短几年内，“数智”及其相关术语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热词。

数智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驱动的方法，实现智能化、自动化和优化决策的能力。它结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深入挖掘,为行业、企业提供更深入的洞察力和智能化的决策支持，使其能够发现趋势、预测未来、优化流程和提高效率。所以数智化的逻辑，就是人机互融、虚实同构与算法主导。简单说，数智化就是数字化+智能化的有机融合，最关键的是要有系统思维、数据思维、平台思维与变革思维，贯通多维空间，使行业、企业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实现最大价值，达到最佳效率，创造最佳生态。

（三）数字化与数智化的区别

1.技术应用区别

数字化是指将各种信息转换为数字形式，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存储、处理和传输的过程，强调电子化、网络化和可操作性。数智化是在数字化基础上的发展和深化，注重对数字数据的智能分析和处理。一是数智化更加注重数据的应用,以期让数据反馈经济社会,并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进步,特别是实现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优化与重塑；二是数智化在数字化基础上实现了决策自优化、执行自动化与自我学习提升。

2.决策方式区别

数字化由人来做决策，数据提供依据；数智化则是由算法来做决策，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决策的最优化模型，代替人来做决策。

3.业务创新区别

数字化强调的是将传统业务转化为数字业务，实现数字化转型，主要关注业务流程的优化和规范化，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数智化则通过数据洞察和业务模式的创新，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更能够创造出新的业务机会和增长点，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4.供应链生态区别

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强调通过从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等到最终顾客的协同，打通链条上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建立高速、可靠的商业模式。数智化则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推动供应链产生深刻变革，为满足客户越来越升级的个性化需求，“企业从提供产品到提供集成式、具有开放扩展功能的数字—服务—产品包。在网络化、动态化、虚实结合的供应链基础上，基于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供需关系，形成了成员间相互依赖、关联互动、共生共存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概括而言，数字化是线，强调用户的业务线上化；侧重平台、系统、应用，关注协同，关注数字运营，解决的是效益问题。数智化是面，是由领导层牵头自上而下的思维转变，侧重在管理决策上。通过智能分析出来的数据辅助决策，优化业务方向，解决的是战略问题。新质生产力推动学术期刊出版的数智化转型，将涉及战略、平台、产品、流程、文化、方法与路径等多个方面，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具体来说，“新质生产力将从新技术、新产品、新平台、新流程、新业态、新生态、新机制等维度全面推动出版的数智化转型”。

二、数智时代的挑战与学术期刊的平台化生存

（一）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挑战

数智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学术期刊的投稿、审稿、校对、出版和传播等流程造成了颠覆性的变革，许多刊物已经实现了“无纸化”“数字化”办公。目前，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成为全文阅读下载和信息发布的重要平台。在线采编系统已成为学术期刊网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涵盖了稿件、用户、系统管理以及查询统计等功能，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内容制作流程向全数字化制作流程的转变。

然而，学术期刊虽然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但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社科学术期刊改革的动力不足。社科学术期刊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制度赋予其公益性质，享受着“政策红利”，遵循“向上负责”的科层逻辑，缺少改革的主动性。第二，社科学术期刊主流学术传媒地位依然稳固。学术期刊既拥有公开出版的期刊刊号、编辑力和品牌资源，具有体制授予的合法身份，又牢牢把控着专业边界、作者资源和学术敏感度。在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下，尽管纸本期刊的传播功能早已名存实亡，但其“记录功能”和职称评定时的权威性仍然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第三，社科学术期刊在数字出版中的主导权缺失。在“知网模式”中，学术期刊和知网两个出版主体并存，知网充当了数字出版的唯一主体；学术期刊虽是纸本期刊的出版主体，却被排除在数字出版之外。这导致学术期刊出现“路径依赖”，不重视数智出版平台基础设施的建设，不重视数据反馈业务、赋能业务，从而在产业链中的“价值核心”地位被剥夺，导致融而不合、融而不深。

（二）从印刷出版向多媒介出版的挑战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中，媒介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从技术层面看，可分为手抄媒介形态、印刷媒介形态、电子媒介形态、数字媒介形态等不同类别；从阅读载体看，经历了石质、金属、布帛、纸质、磁带胶片、数字硬盘等不同形式。媒介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逻辑的演变。“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改进、发展的历程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尺度”，改变了手抄本时代信息交流方式，重塑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印刷媒介建构了信息或知识载体的多元化、分工的专业化、印刷的标准化、知识产权化和传播大众化，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近代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欧洲印刷业从16世纪前半叶开始，先后致力于出版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书籍。1609年索恩在德国出版《艾维苏事务报》，每周一次，这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定期出版的报纸。不久，印刷报纸便在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流行起来。据统计，1789年至1791年间，巴黎出现了500家新报纸，为60万人口提供服务。报纸成为呼吁舆论的启蒙力量，记者成为那个时代的“第四等级”。17世纪中期，以传播知识为主，摘要介绍学术进展与新书信息的期刊在欧洲陆续出现。1665年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哲学汇刊》，被认为是最老的同行评议学术期刊。期刊的社会影响力比书籍更大，因为所有阶层的人都会阅读它们，“几乎是日常谈话的必备品”，在当年也曾被看作敲响了书的丧钟。“在19世纪的话语中，报刊不仅被赋予了独特的政治地位，而且还经常被置于与书籍不同的类别而加以渲染。”

《哲学汇刊》创办之后，经历了从学术通信到学术期刊、从编辑把关到同行评议的发展历程，开创了通过期刊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成果的历史。大约1840年后，英国皇家学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专业条件，只有在《哲学汇刊》发表过文章，才能被接纳为会员，这从制度上规定了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成为跻身学术共同体的资格凭证。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学术会议三位一体，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学术讨论、批评和传播的空间。在印刷时代，纸本期刊是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中心所在。《哲学汇刊》已经存活了359年，虽然面临着各种学术出版新模式的威胁，但至今仍焕发着活力，传统学术期刊并不会很快走入坟场。在开放获取论文质量难以保证的现状下，传统学术期刊仍会是论文发表、学术交流的主要方式。

在数智时代，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业态正发生重大变化。从媒介看，单介质印刷出版正向多媒介出版转型；从出版流程看，传统出版正向数字出版转型；从编辑加工看，传统纸上制作流程向数字化网上制作流程转型；从产品形态看，纸本期刊出版向数字产品形态拓展；从学术传播看，从纸本单向传播向数字化多向传播转型；从期刊定位看，编辑“把关”者正向知识服务者转型。挑战与机遇并存，特色与创新共进。学术期刊的内容被重新“打包”和“组合”，最终被消费者“购买”和“享用”，这并不是遥远的梦，其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传统学术期刊所重视。

（三）从“数字素养”到“数字能力”的挑战

1997年，美国科技记者保罗·吉尔斯特首次提出了“数字素养”的概念，将其界定为“能够理解和使用来自多种来源、经由计算机呈现的信息的能力”。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将“数字素养”界定为“为了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通过数字技术安全适当地获得、管理、理解、整合、沟通、评价和创造信息的能力”。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首次在政策文件中对数字素养进行了明确、具体的阐述：数字素养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近年来，国际上先后构建出不少公认度较高的数字素养相关框架，如欧盟“数字素养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全球数字素养框架”等，数字素养已经逐步发展为全球范围内最基本的生存素养。

数字能力是一种自信和批判地运用信息社会技能的能力，它可以说是数字素养的更高级阶段,也是数智时代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王佑镁、杨晓兰等学者结合欧盟数字能力概念模型，阐述了数字能力的构成要素：（1）工具性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操作性知识和技能，涉及在具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有使用数字工具的意识以及对这些工具及其功能和用法的理解；二是媒体相关知识和技能，涉及对相关媒体的理解以及安全使用的方式。（2）高级知识和技能。通过深度交流与合作，能够建立和保持与有关人士和相关网络联系起来的个人通讯网络系统。通过信息管理，发展自己的个人信息系统，并通过有效过滤信息来维持个人和共享资源的鲜活度。通过在学习和问题解决中使用的数字工具和媒体来掌握知识和技能，能够在专业和个人领域得到有效发挥，能从合适的人和资源网络中找到方向并从中受益。

数智时代的学术期刊编辑，不仅要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媒介素养、计算机素养、网络素养和数字素养，更要努力提升关键素养和技能——数字能力。一是数字思维能力。这一能力强调使用数字技术来解决学术期刊编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重在转变思维。首先用数字思维加速学术期刊出版的流程再造，如选题策划、编辑出版、生产印刷和营销发行；其次用数字思维收集数据、策划选题、匹配作者，可以甄别、挖掘和整合出有价值的优质内容；最后用数字思维提高学术期刊内容的个性化精准推送。二是数据分析能力。在数智时代，“从用户画像、身体、位置、行为到情绪与心理、关系、评价，人的多种维度，都有可能被数据化，甚至思维方式也在受到数据化的影响”。数据作为人与数字空间进行交互的介质、手段与方法，越来越重要，因此学术期刊编辑要具备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将原始数据（数据库、文件系统、微信公众号、评价机构等不同数据源）转换成有用信息的过程。数据处理主要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如分析用户的阅读兴趣、阅读环境、研究方向等，并对其进行分类、描述、定位，目的是寻找规律、发现价值，以便能够深度挖掘并剖析数据内涵，揭示出潜在的关联性和发展轨迹，从而为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和目标。三是数字生产能力。学术期刊编辑如果仍然以为简单地复制纸本期刊的论文与服务，就可以包打天下，那将很快被时代淘汰。面对平台不断升级、流程不断优化、新事物不断涌现的趋势，学术期刊必须以智能技术变革生产工具。首先要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保护数据不被未授权访问或泄露，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确保数据在不同系统和流程中的一致性。其次要依托智能技术辅助选题策划，整合数据资源，分析学术热点，避免同质化竞争，挖掘潜在读者和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和话题。再次要以数字内容重构产品结构，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对内容进行表达，可以使学术期刊的内容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多模态的数字产品会给用户带来更多感官体验和价值。四是数字传播能力。数智时代学术期刊的知识传播，实现了从纸质到数字的转换，传播形式及传播手段在时空上实现了从横向到立体传播的范式转换，传播的主客体互动性增强、个性凸显。传播力已经成为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内容只有通过客户端、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号、抖音等各种智能媒体发布渠道，才能实现传播的有效、高效；用优先出版、预印本等网络平台首发，才能保证作者的首发权尽早实现。立体多维、交互共享、无限链接，实现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传播效果，才能让更多的学者、读者和用户认识到学术期刊在刊载学术思想、提供学术新知、引领社会思潮中的巨大魅力。

（四）从“GAI”赋能学术到引发一系列“出版伦理”的挑战

2022年11月底，可以根据用户问题生成内容的ChatGPT悄然上线，引起巨大关注。2024年2月16日，OpenAI发布视频模型Sora，更引发全世界互联网业界一片沸腾。视频模型Sora，仅需要提供一段提示文本就能生成时长60秒，具有多个角色和特定动作类型、主题与背景基本准确的高清视频。有研究机构称其为AI领域过去10年最具前景的进展。从ChatGPT到Sora的发展，就是通过大数据从纳入人类语料到纳入视频图料的发展，反映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重要发展趋势。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GAI），正逐渐渗透到学术生产中，它不仅能够基于机器学习和语料构建研究假设、验证判断、拓展研究视野，还能自动生成论文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甚至“生成模仿人类输入数据的样式和结构的类人文本；生成对给定提示文本的响应，包括回答问题或写故事；生成多种语言的文本；修改生成文本的样式，比如正式或非正式的样式；厘清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输入数据的意图；回复与之前上下文一致的文本，比如对前面问题的理解、对后续的说明。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可以执行图像、音频和视频类的任务，比如GPT-4就可以执行跨模态的任务”。GAI对我国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影响，目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选题策划。机器学习算法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出版数据，辅助期刊编辑策划出主题更鲜明、特色更突出的选题和专题，帮助学术期刊关注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动。其二，稿件编校。GAI具备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识别常见的格式、排版错误，纠正语法、拼写错误，从而减少编辑的重复劳动。入选2022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的铀媒智能校对系统，就将人工智能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于出版行业的校对环节。其三，检测学术不端。我国不少学术期刊已启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等，拥有全面专业的数千万条中文文献、数百万条英文文献支持。学术期刊通过智能技术实现内容的相似性检测,从语言上识别文献相似或重复的部分，确保论文的原创性；从技术上检测稿件是否存在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的学术不端行为。其四，提升编校质量和编辑效率。借助专业语料库和关键词监控等技术，GAI将编辑人员从琐碎、具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更具专业性、创新性的工作中，逐渐向人机协同编校转型。

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术期刊出版领域的应用，虽然显示了高效率助手、个性化服务和创新思维方面的显着优势，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伦理风险。ChatGPT等GAI所产生的新闻、演讲、小说、论文等智力成果是否能够被认定为“作品”，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一，版权方面存在归属问题和侵权风险。在最新的美国《版权指南》中，“作者必须是自然人”原则成为判断作品可版权性的标准。“在确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时，人类作者与创造性，是其中两个最核心的元素。为此，《版权指南》要求申请人在提交注册人工智能作品时，必须解释人类在其中的创造性贡献，以方便识别版权类型。”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虽然适用于我国境内所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向公众提供的生成式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服务”，但并未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本身的版权性质及其保护问题。因此国家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GAI生成内容的规范表述，以及侵权行为的认定和处罚措施。其二，Sora文生视频“逼真的失实”。在文生视频中时常会出现文本语境和物理情境之间的失配，从而导致文生视频在形象极其逼真的同时，有违物理规律的缺陷频现。究其原因，“由于文生视频模型不能直接把握物理世界的具体情境，其所能把握的仅限于提示词字面表达的语境，字里行间的语境必须有理解能力才能把握。……因此在其文生视频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本语境和视频情境之间的失配，从而导致文生视频模拟形象逼真而规律失范，出现‘逼真的失实’”。其三，学术伦理挑战。GAI使用多种来源的海量数据、知识作为训练数据，但这种直接或间接“搬运”，掩盖了原创内容引用的严谨性，会使作者与编辑忽略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结果导致涉嫌抄袭或学术不端。由GAI生成的论文，拼接、拼凑、无自主思考,干扰学术创新；数据陈旧，带有偏见与“幻觉”，破坏论点论据真实性；具有“奖励效应”“马太效应”“迎合倾向”，扰乱价值判断。在技术赋能之下，语音录入、机器校对和机器写作等已成为一种新的内容生产形态，然而面对学术伦理风险的挑战，国家立法未能及时跟上，部门临时性规章制度又作用有限。如何发挥好立法在引领、推动和规制知识资源平台创新中的作用，成为数智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

美国新媒体思想者乔纳森·格里克，在2014年发表的《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中提出“平台型媒体”概念，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不久后一位叫“digiday”的撰稿人将平台型媒体定义为：既拥有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又拥有面向用户平台所特有的开放性的数字内容实体。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平台，首先，平台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内容生产机构、中介化的媒介和媒介化的运营机构；其次，平台作为一种技术结构，提供了搜索引擎、算法技术和数字劳动等基础设施；最后，平台作为一种商业资本，“数据”的商业化、货币化和流通性成为盈利的重要途径，追求垄断成为重要特点，资本日益通过聚合连接，自觉担当起“把关人”角色，实现了对市场资源的匹配、计算和再分配。

互联网作为第一代平台，使人类的信息得以数字化；社交网络成为第二代平台，可以捕捉到人们的数字化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将人际关系数字化。第二代平台的结构日趋复杂，已经形成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平台构成的平台群，其结构往往由一个核心平台和附在它周围的数个周边平台组合而成。美国Meta就是以它为核心，辅以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形成一个多平台的社群。另以中国知网为例，它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全文数据库为核心，辅以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学术期刊个刊影响力评价分析数据库等大小平台，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丰富的活跃平台群。在多元化的理念之下，中国知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专利、标准、科技成果、工具书等各类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性数字知识服务平台。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平台化逻辑的“人类社会正在从‘数字化生存’转向‘平台化生存’”。

三、“平台再造”的三种模式

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学术期刊应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坚持一体化发展，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选题策划、论文采集、编辑加工、出版传播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平台已经从‘新鲜物’逐步转变为‘陪伴者’，平台变得日常化，它对于人们生活意义的生产变得潜在和隐晦，形成了一种‘默会文化’。”学术传播模式从印刷时代到数智时代业态的转换，实际经过了编辑出版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路径的网络化、发布内容的平台化、服务功能的多元化等不断升级迭代的过程，带给读者、作者更好的用户体验和互动服务。我国学术期刊从纸本时代转型到数智时代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数字平台模式。

第一种模式，加入中国知网数据库。利用中国知网的技术优势、资源聚合、市场化占有率，获得互联网搜索、电商、社交、内容四大领域占据强势地位平台（如百度、淘宝、微博、抖音等）提供的公域流量，实现数字化传播。腾云协同采编系统是由中国知网主持研制的面向期刊采、编、审、校、发全流程业务的综合性服务平台，系统通过“稿件中心”“统计中心”“用户中心”“费用中心”“出版中心”等成熟的功能模块，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编辑、作者和专家提供全流程稳定的专业服务。根据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简介，截至2021年该系统在线期刊用户3 464家，个人用户量超过1 000万。

“知网模式”就是将小而散的学术期刊的原始数据聚合在统一平台上，实现了数字出版和传播。然而，这种模式也使纸本期刊的出版与数字出版和传播发生断裂，期刊几乎完全放弃了数字出版和传播。编辑部只需要在纸质期刊排版定稿后将电子版提交知网，就能以单篇论文形式汇入知网数据库及数字平台，实现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这就绕开了学术期刊缺乏数智技术人才的劣势，极大地减少了网络运营和管理的成本，能收立竿见影之效。然而，社科学术期刊将数字传播的权利转授给了中国知网数据库，完成了信息聚合的数据库平台也就垄断了具有专业编辑“把关”的学术期刊传输。在知网数据库中，知网充当了数字出版的唯一主体，而内容提供者却被排除在数字出版之外。学术期刊扮演的是“内容奶牛”的角色，面临的是有传播但不一定有盈利、有盈利但不一定有尊严的境况。当然，知网在数据库出版中的地位也有缺陷，缺乏自有期刊，远离内容生产过程，与论文作者没有签合同，作者没有分享到利润，所以不断被告上法庭。2022年12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出8 760万元的行政处罚，2023年9月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知网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处罚5 000万元。正如朱剑教授所言：

（中国知网）以无视甚至侵犯作者和期刊权利的简单粗暴手段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但当他们准备向国际市场挺进时，与爱思唯尔这样的对手简单一比较，就会发现，早期成功之门道如今却成了致命的隐患——没有作者，没有期刊，没有版权，没有品牌，只有单篇文献汇成的大库，无奈之下，只能做些诸如“双语数字出版工程”这样的既烧钱又无实际效果的“国际化”花样文章。

如今，知网连同被其引入的学术期刊都处于困境之中，学术期刊苦于找不到一个数字化转型和“走出去”的平台而不得不自建，知网则因急功近利而被“走出去”的期刊集群无视后，又因涉嫌市场垄断、侵犯版权、牟取暴利而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

第二种模式，学术期刊主动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合作开发自己的采编系统，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我国学术期刊的集群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基于出版单位的期刊集群，如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转企改制的科技期刊，旗下拥有31种期刊和一批新媒体产品。期刊包括《车主之友》《汽车与驾驶维修》《工程机械与维修》《今日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面向汽车、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多个垂直行业领域。新媒体涵盖了PC端、移动端互联网产品，如“第一工程机械网”“知谷农机网”等网站，“汽车导购”“修车帮”等APP，以及“HD说车”“匠嘴说机”“农机TV”等视频与直播IP，和期刊结合起来建立了服务于行业垂直领域的全媒体矩阵。公司设立了数据智能中心，进行技术应用研究与支持；牵头成立“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及全流程管理重点实验室”，面向学术期刊与技术普及期刊等不同类别期刊的数字出版、发布与传播的全流程管理系统，形成了卓众AI数字视频制作平台和营销服务云平台。二是基于学科专业内容的期刊集群，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一体化学术期刊出版服务平台。2023年7月，北大“方正电子”参与建设的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一体化学术期刊出版服务平台正式发布。150余种期刊借助这个新上线的内容采编系统，提升了共建共享的能力。内容采编系统借助先进技术，为加盟期刊提供论文“采—编—发”的全流程一体化出版与传播服务，缩短传播周期、提升发布效率。新系统内置代理投稿监测、恶意集中投稿监测、篡改基金项目监测、一稿多投监测、内容重复检测等项目，做到实时风险监控，有效防止学术不端。统一数据格式、知识分类体系、排版样式、学术诚信名单管理、论文编号规则等，提升了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期刊群的共建共享效率。三是基于刊学研联动的协同式发展期刊集群，如上海大学期刊社。协同式发展就是同一主办单位将分散在各编辑部的人、财、物实施统一管理和资源共享，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长板与短板、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既要各展优势，又要协同发展、错位发展、联动发展，形成差异化定位、优势互补的期刊群。上海大学期刊社提出集约化、信息化、专业化、国际化、数字化的“五化”发展路线图，同步推出“实、专、深、新”一系列重点举措。首先设立公共平台，组建“上大期刊屋”、期刊融合出版实验室，全方位发力提升办刊质量。其次根据刊物定位，着力推进学术期刊与学科、科研之间的“刊学研”联动，紧密跟踪学术研究前沿选题组稿，做强内容。目前上海大学期刊社有17种期刊，率先实施社科类期刊与科技类期刊、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性期刊、中文期刊与英文期刊集约化管理模式。作为综合性期刊社，不仅培育出了在全球电化学学科领域持续位列第一的新锐刊《电化学能源评论》（英文），应用数学领域名列前茅的老牌期刊《应用数学与力学》（英文版），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期刊的《社会》等本土高质量期刊，而且扎实推进高校期刊集群化建设实践，形成了可复制可迁移的高校期刊集群化建设“上大样本”。

第三种模式，学术期刊采购第三方商业公司开发的采编系统。玛格泰克稿件远程处理系统、勤云稿件处理系统、三才期刊采编系统、方正文采四溢期刊采编系统等就被千家以上的学术期刊采用，从而强化了数字化、专业化、集约化出版服务，加快了从纸本内容出版到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转型。北京玛格泰克稿件远程处理系统，特色产品（服务）有多种类平台建设：行业期刊群平台、知识出版平台、期刊数据支撑平台、专业门户平台，期刊网站和网刊发布系统、学术会议管理系统、多刊协同远程采编系统、期刊广告管理系统等，应用领域主要是医药、化学、石油、材料等行业期刊。西安三才期刊采编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一个机构、一个行业的多个期刊，可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搭积木”式构建集约化期刊群，实现数据共享、服务共享。三才期刊采编系统提出“傻瓜式”操作，设置“今日工作”菜单。用户可用 QQ 账号登录采编系统，专家不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邮箱审稿。系统支持把出版后的论文推送到新浪微博等网络社区，并有集成论文相似度检测、优先出版、一键发布过刊等功能，支持一键式操作，方便作者投稿。北京勤云远程稿件处理系统，采用“云计算”架构，实现了期刊和期刊、期刊与集群平台之间的双向互联互通，使编辑部不再是孤立的办公系统。系统实现了论文信息自动提取，一键完成投稿，并且可以智能推荐参考文献、智能推荐审稿人，自动查找比对相似文献，进行一稿多投检测。另外，勤云相继推出了“期刊界”垂直搜索引擎、分布式期刊集群平台、自引互引控制器、参考文献校对系统等产品和服务，不仅服务单本期刊实现办公自动化，而且可以帮助建立集群化发展平台。

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与否，最终只能以数字说话。学术期刊全方位使用网络采编系统之后，数字化平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取得了多种效益。一是数字化平台提升了学术期刊的工作效率。通过对大数据价值的挖掘，为选题策划、高质量专家遴选、优质稿源的获取，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通过对先进数字技术的熟练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缩短了稿件处理周期，使编辑能够把更多时间、精力和创造力用在挖掘热点、策划选题、组织专题上面。二是数字化平台提升了编辑部的管理效能。如对稿件资料的归档管理、审稿专家和作者的信息管理、出版数据统计管理、稿酬发放及学术会议费用管理等，各个模块实现了流程的无纸化、高效化，建立了一个规范的内部管理系统，能及时为作者、专家与读者提供高效服务。三是数字化平台增强了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共振效应”。学术期刊实现了投稿、编辑、审稿、校对的全程数字化，突破了传统期刊出版中作者、编者、读者联络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距离障碍，加强了学术期刊编审工作的透明性，促进了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画面等媒介符号传播优势，使得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思想与情感交流更加紧密；通过建立互动关系、参与学术讨论、策划选题、分享研究成果等，推动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四是数字化平台扩大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2023版）》统计了6 888种学术期刊的国际被引情况，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学术期刊总被引频次为216万余次，同比增长27.1%，实现12年正增长。以《细胞研究》《分子植物》为代表的175种科技类期刊、以《心理学报》《考古学报》为代表的80种社科期刊，分别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四、期刊网站的生存困境与微信公众号的生存探索

（一）期刊网站的生存困境

学术期刊网站是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内容、交流、传播、服务的虚拟空间，读者和用户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来访问网站，获取自己需要的内容并与志趣相投者进行交流，或者享受网络服务。20世纪90年代末，门户网站大热为刚刚学会上网的人提供了一个入口，带他们进入网络世界。21世纪以来，门户网站不再满足于“门”，而希望成为“目的地”。为了留住用户，为了拥有更多的流量，门户想要自己网站上有内容，这就出现了原创与聚合两种方式之争。学术期刊网站大多选择原创方式，也有少数选择聚合方式。随着技术的迭代、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这两种方式也在融合。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20年传统出版单位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这标志着网站与平台融合已成为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共识和趋势。

2013年，上海市科技协会项目课题组针对我国科技期刊重要出版地——上海的期刊网站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在228种期刊中，141种建有网站，87种未建网站，分别占61.8% 和38.2%，说明上海市仍有较多期刊未建网站。网站功能主要以现刊浏览、过刊查询、在线采编系统、期刊信息与宣传、行业动态发布、互动平台、专业超链接、广告窗口等基本功能为主，对高级功能的建设明显不够重视。网站主要以PDF形式进行全文上网，仅有个别期刊采用html、APP应用及多媒体(视频、动画、电子期刊等)等高级形式进行全文上网。集群运营期刊网站的功能建设情况，好于单刊运营的期刊；财务独立运营科技期刊网站的功能建设，好于财务非独立运营的科技期刊；盈利能力强的期刊建有网站的比例最高，亏损期刊建有网站的比例最低。与此同时，有学者以浙江省高校学术期刊为样本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学术期刊自建网站水平参差不齐，分化严重。一方面，一些期刊高度重视期刊数字化并在建设上卓有成效，如《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走在数字化发展的前沿，引领数字化发展潮流，在不断创新中使自建网站平台功能日益强大，吸引了大批忠实读者。另一方面，有些网站建设“沉睡”多年，内容陈旧，信息量小，编读互动性弱，期刊网站如同摆设。

2018年，有学者对河北省48家高校主管、主办的79种学术期刊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期刊社自建网站占64％，微信公众号占48％，自建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加入数据库占36％。同年10月有课题组对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2 348种期刊进行调研分析，其中自然科学1 948种，社会科学400种。调查分析结果显示，自然科学期刊有官网的超过95%，社会科学期刊有官网的未超过80%，仍有7.5%的期刊没有建立网站，且绝大部分为社会科学期刊。

总之，从地域看，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学术期刊建设网站的数量更多；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学术期刊建设网站的数量较少。从学科看，科技期刊建设网站的比例比较高，社科期刊建设网站的比例比较低。从质量看，国外学术期刊网站平台的内容类型更丰富、呈现形式更多样、数字化程度更高、视觉效果更佳、内容推送服务更普及、交互性更强；国内学术期刊网站平台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内容呈现形式单一、数字技术应用不足、网页设计感弱、视觉效果比较差、交互性比较低、对差异化服务重视不够等。我国传统学术期刊普遍存在规模小、分布散、影响力弱、同质化严重等弊端，即便是已建成的期刊数字化平台，大多缺乏品牌效应与流量资源，陷于信息孤岛困境，由于访客量有限、市场能见度低、不能变现，而不具有标杆性意义。

（二）微信公众号的生存探索

2018年8月，微信公众平台正式上线6年之际，一篇题为《六年，公号改变命运》的推文刷爆朋友圈。秉承“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的宗旨，微信公众平台在6年间孵化出2 000多万个大大小小的公众号,彻底改变了内容传播的生态格局。微信公众平台用12年时间书写了无限的可能，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掀起了一股剧烈而持久的风暴。微信公众平台的崛起，原因在于其既是技术平台又是基础设施。平台不仅是内容生产机构，还是“中介连接”的媒介和媒介化的运营机构。正如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弗·普兰蒂恩等指出的，平台和基础设施相辅相成，互相映照，形成了基础设施的平台化和平台的基础设施化的双向互动。因此，微信公众平台以其综合性、便捷性、社交性、安全性等特点，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数据表明，2021年度，700余种CSSCI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微信公众号共发布5.4万余篇推文，平均每种期刊一年推送七八十篇之多。“搭建学术成果的微传播矩阵、构筑微传播力，成为学术期刊运行的重要工作。”2023年2月至2023年12月间，有学者采用问卷调研和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具有融合发展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中国国家地理》《三联生活周刊》《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中国激光》等50家期刊社进行深入考察发现，“官网与微信渠道的融合布局成为期刊单位的普遍选择。92%的单位拥有官方网站，50家单位全部设立了微信公众号与视频号。此外，62%的单位设立了新浪微博账号，38%的单位拥有官方客户端。设立抖音与今日头条账号的单位均占据52%”。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可以看出微信公众平台的打造，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与“内容为王”的传播。《三联生活周刊》于2017年推出“中读App”，由此开始探索以互联网方式进行内容生产的进程。“中读App”的第一款知识付费音频产品——“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就是将纸本期刊中的两期“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及同名图书等系列产品进行IP系列转化的产品。“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邀请学者、专家对宋朝历史进行讲解，形成10集700分钟的同名音频课；在音频课上线的同时，中信出版社与《三联生活周刊》签约出版的同名图书同步上市。优酷平台在与三联生活周刊开展版权合作的基础上，围绕“我们为什么爱宋朝”的IP融入传媒新技术——三维地图、VR等，将产品升级为付费视频。以《三联生活周刊》的内容报道为例，一些重要选题的主战场是微信公众号，以此为龙头，形成了包括微博、中读App、《三联生活周刊》在内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矩阵。其中，以微信公众号作为原创报道的发源地，微博迅速跟进成为信息服务与传播重地，中读App作为内容汇集地，最终成为结构分明、功能清晰的三阶互联网内容供给链。《三联生活周刊》的经验在于，“必须要有内容产品化的思维。内容生产的创意必须由单点走向系统化，以拥有版权为核心，运用产品思维在供应链里长期生存。在内容产品系统化的同时，作为垂直型平台的传统媒体客户端，必须更加强调垂直和丰富的内容供给，同时重视社群运营，才有可能在互联网时代实现真正的转型”。

我国社科学术期刊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理想很美好，但大多数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多元化的界面设计和功能，数字版内容缺乏二次加工及内容提炼，平台缺乏数据挖掘、语义出版、智慧出版、多维度聚类等的协同创新，缺乏运营团队和优秀的技术人才，缺乏用户互动和参与感，缺乏网络流量和盈利模式等。社科学术期刊应该把微信公众平台作为自己在数字时代安身立命的主阵地，而不是将其视作配角。期刊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微信公众号，从而在新媒体的内容创新、用户互动、宣传推介、内容分发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基于这样的重新定位，学术期刊要处理好纸本期刊与微信公众号、学术前沿与资讯动态、分众传播与个性传播、深度好文与碎片化阅读的辩证关系，既避免微信公众号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信息孤岛，又能搭上媒体融合的浪潮“借船出海”，以优质内容的方式进行一次平台流量的变现。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如何走出挣扎的沼泽？须在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原创度。学术期刊要践行好助推学术原创的担当和使命，比较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成为学术原创的重要推手，具体体现在选题、栏目的优化、研究。二是学术期刊要做“青年学人孵化器”。期刊要为青年学者提供公平的展示机会，为青年学者的原创研究做好把关和服务。互联网上不缺内容，但缺少真正具有思想内涵的独立观点。学术期刊内容只有在量的扩展的基础上，进行质的提升，才能不断地为微信公众平台提供原创性的知识产品，使其发挥“内容为王”的优势。其次是垂直度。“垂直度”体现了微信公众平台在某一特定领域内所具有的专业程度和思考深度。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从垂直走向生态，需要精准定位用户，打造自身的垂直化标签；需要基于垂直化标签生产内容，提升价值密度；需要基于垂直化标签做服务，提升粉丝忠诚度。最后是活跃度。活跃度是指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的频率，及其是否能够保持用户的打开率和增加用户粘性。

这是一个网络平台进入媒体、媒体也在建立平台的时代，平台媒体强连接、弱内容，媒体平台强内容、弱连接，因此，内容+连接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五、数据库生存的无奈与预印本平台生存的憧憬

（一）数据库生存面临的问题

知识资源平台，又称文献数据库、学术资源信息平台等，是指收录学术、学位论文、文学作品等文字作品，提供作品检索、下载、分析等服务的知识信息资源集成平台。知识资源平台大体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为公益性模式，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学习强国平台为代表，是文化事业非营利机构；另一种为商业性模式，以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平台为代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产业。相对于公益性模式平台，商业性模式平台具有存储海量、检索方便、节约化发展、市场化运作等诸多优势。2003年10月“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被赋予了新的中文名称——“中国知网”，由此开启了数字出版、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的新征程。“知网的发展大致沿着内容和平台两条线索进行：在平台方面，从光盘版发展为网络版，再从网络版发展成CNKI的一系列数据库和工具，进而走向国际化、智能化和大数据；在内容方面，则是从精选期刊到中国期刊，再到中国学术文献，进而扩展为世界文献。”继中国知网之后，与其相似的万方、维普、龙源等都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商业性期刊数据库平台。

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平台合作，第一种生存方式是“刊网融合”。在知识资源平台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积极与各大数据库平台合作，在出版纸本期刊的同时，将经过三审三校或同行评议的期刊电子版上传至数据库平台，实现了数字化出版的刊网融合。有学者称之为“知网模式”，也是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初级模式。“知网模式”的优势，在于规避了学术期刊缺乏网络技术和人才的劣势，极大地降低了网络运营管理的成本，从而扩大了学术成果的传播范围和受众人数，延长了传播时间，提高了学术期刊的品牌影响力。“知网模式”的危害，在于学术期刊主动放弃了数字版权，数据库平台也就垄断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输，导致学术期刊被外科手术式地拆解为单篇论文，从而消解了学术期刊作为唯一传播中心的地位，读者的阅读方式也就由读“刊”转变为读“库”。

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平台合作，第二种生存方式是“优先数字出版”。1998年德国施普林格公司率先采用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形式，从而改变了传统印刷出版论文发表时滞较长的问题。进入21世纪，国际上许多着名学术期刊和出版商推崇优先数字发表的理念，并争先出版优先数字出版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2010年前后。2009年《浙江大学学报》在全国中文期刊中率先推出“在线优先出版”模式，这是单篇论文的在线优先出版，论文均经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和编辑部三审通过，且每篇论文均有DOI号，并注明作者的交稿日期和网络版的出版日期。2010年中国知网在国内启动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并在全国推广实施。2012年万方数据也推出“科技期刊优先出版”计划。“优先数字出版”，又分为单篇优先（将经评审、修改、编辑、校对后的已录用单篇定稿论文通过优先出版平台先在网络上传播）和整期优先（在纸本期刊印刷出版前先通过优先出版平台在网络发布整本期刊）两种出版形式。据统计数据显示，单篇优先出版平均可提前130天与读者见面，整期优先出版可提前100天与读者见面，所以优先数字出版成为学术期刊平台化生存的有效手段。

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平台合作，第三种生存方式是“网络首发出版”。网络首发是指学术期刊优先将录用论文通过知识资源平台进行网络出版，取得论文首发权之后，再以纸本印刷的方式出版期刊。2017年中国知网打造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英文简称CAJ-N），为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出版物，是以网络为载体向国内外公开出版中国各学科学术期刊文献的一种方式。“网络首发出版”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网络首发出版的论文被认定为正式出版，作者可以通过中国知网下载或打印学术期刊和中国知网共同开具的“网络首发论文出版证书”。（2）网络首发出版论文有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和印刷版四个版本。（3）论文着作权归作者所有，但知识资源平台和学术期刊编辑部拥有网络文献的版式设计权、汇编权、复制权、发行权、传播权。（4）网络首发出版论文通过《CAJ-N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合作出版协议书》约定编辑部的收益，而编辑部支付给作者的稿酬已经包含了网络首发费用。近几年，网络首发出版的期刊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截至2024年7月，已有3 200余种学术期刊加入中国知网网络首发出版平台，网络首发论文平均提前纸质出版时间114.6天。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纸本期刊出版周期比较长的瓶颈，有效确保了作者学术成果首发权的即时确认，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和高效的交流平台。然而，在网络首发出版过程中，在微观层面出现了基本信息错误、排版错误、PDF转换错误和校对错误，在宏观层面“存在网络出版商、期刊编辑部和作者三者之间的利益之争，期刊管理政策与期刊网络首发内在要求之间的不匹配，期刊编辑角色转型带来编辑角色失调，首发论文的校对标准之争，网络首发论文的认证、引用、评价和撤稿问题，网络首发论文可能存在多种版本的困境”。

作者、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平台本应该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作者需要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期刊需要在知识资源平台上扩大品牌影响，平台需要优质内容来锁定用户，优质内容又需要用户来消费，需要通过广告来变现。有内容没用户，一切都是白搭；有用户没内容，平台就是空中楼阁；用户至上，内容精准，才能吸引广告投放，这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作者、期刊、知识资源平台三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助合作才能实现共赢。但在实际运行当中，数据库平台的过度商业化和垄断经营，对作者、用户和期刊等相关主体的利益造成了不合理的损害。第一，对作者的损害，体现在未经授权擅自收录期刊文献，作者的经济获酬权受到限制，支付的现金稿酬和论文总获利严重不对等。第二，对用户的损害，体现在数据垄断造成了不公平销售规则，削弱了其议价能力和自主选择权。第三，对期刊的损害，体现在双方不平等的合作关系。首先，数据库平台以独家授权协议为依托，将期刊屏蔽于数字出版与传播之外。其次，学术期刊数据库转嫁了作者授权责任，实则将期刊社置于侵权与违约的双重风险之中。“中国知网在与入编期刊社进行合作时，要求期刊社事先应当获得着作权人授权，并指出其支付给期刊社的费用包括支付给作者的稿酬。中国知网的强势地位使得期刊社不得不接受这一格式条款，诸多期刊社未经谈判便在中国知网拟定的格式化协议上签字盖章。一旦发生着作权纠纷，作者可以认为期刊社构成帮助侵权，而中国知网可以根据合作协议以期刊社未获得作者授权为由，主张其构成违约。”由此可见，中国知网在与期刊社合作的过程中，具有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权利的特点。因此，不解决与作者、用户和学术期刊之间的版权、公平、利益分配问题，就无法构建规范、健康、共享的知识资源平台。

（二）预印本平台的前景

1991年由美国量子物理学家保罗·亨利·金斯帕建立的“arXiv”，是世界首个预印本平台，也是全球最大的预印本平台，已发布超过150个国家、1万多个科研机构学者提交的论文。21世纪以来，国际上预印本平台发展迅速，在学术交流体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先后建立了120多个较有影响的预印本平台，覆盖物理、数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非线性科学、经济、图书馆等多个等领域，据保守估计，这些平台所发表的预印本总数已超300万篇。欧美预印本平台为了提升影响力，采取了三种做法：一是不断扩大与期刊的合作范围，从而提升平台的品牌认知度；二是积极争取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成果发表在平台上，从而接轨科研评价体系；三是通过提高开放同行评议的活跃度、质量，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感。有统计显示，预印本论文被发表在期刊上以后有更快的被引速度和更高的引用率，但预印本短期内仍无法撼动学术期刊的地位。

我国的预印本平台建设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2004年至今，我国国内的不同机构陆续创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预印本平台，如中国科技论文在线（CSPO）、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等。ChinaXiv于2016年6月正式上线提供服务，系统平台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维护和运营，由ChinaXiv科学咨询委员会和ChinaXiv用户咨询委员会提供指导，并得到许多科研人员和合作期刊的支持。该平台支持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网络传播，保障作者的网络首发权，提供最快速的学术信息交流渠道。论文经过初步的政治与学术审核，未经严格的同行评审，但发布后ChinaXiv实行开放的后评议。ChinaXiv鼓励作者将在预印本平台发布的研究成果，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二者不构成重复发表。目前ChinaXiv与国内37个科研机构和230种期刊合作，构建了19个领域的预印本子平台，包括心理学、天文、核物理、药物科学、光学、生物工程等领域；ChinaXiv发布了近4万篇论文，索引了全球307万篇预印本论文，论文访问量7 800多万次，全文下载量2 200多万次。

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建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创新平台——“学术世界”。“学术世界”是融学术资源、学术交流、学术传播、学术创新于一体的公益性、开放性、全链条、数智化学术服务平台。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是“学术世界”的一个子平台，于2024年4月25日正式上线。“哲社预印本”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具体承建，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首家全学科覆盖的预印本平台。“哲社预印本”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成员（包括作者、读者、期刊、学术机构、相关实践部门等），提供成果审核、预印发布、首发存证、开放评阅、在线交流、荐稿选稿、复印转载、全媒体传播等学术服务，旨在构建开放共享的学术交流体系，加快知识传播，促进知识创新。“哲社预印本”上传后3—7天即可发布，确保学术成果的首发权。平台还利用透明、安全、永久的区块链技术为作者提供论文摘要、框架结构、全文等内容存证，充分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

“哲社预印本”将与优质期刊协同共建，打通平台发布与期刊出版的关联通道，实现“预印发布—期刊出版—复印转载”全流程服务。作者在向平台投稿的同时，可以在“期刊出版”中选择意向性期刊进行一键转投；期刊编辑可登录平台，查看论文的不同版本和同行评议，择优向作者直接约稿。经预印本平台发布并在期刊正式发表的论文，可直接与复印报刊资料评选流程对接并被择优转载，论文、作者和期刊的影响力将因此提升。总之，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加快知识传播、推动知识共享、促进知识创新、扩大学术影响，有利于破解传统学术期刊出版周期长、研究成果“发表慢”、传播渠道单一等弊端，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激发跨界融合的学术思维，推动相关学科的协作和跨学科交流，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结语

每一种新的电子媒介的出现，都曾被看作敲响了纸质出版的丧钟。20世纪70年代，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兰开斯特就有一个着名的预言：“21世纪是无纸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罗伯特·库弗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宣称，“书的终结”已经临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内容都开始被搬到网上。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如火如荼的数智革命“正在引发一系列革命，作者的革命、读者的革命、书籍的革命、出版的革命”，但印刷媒介实际上并没有被后来的媒介所取代。互联网是一种先进的新媒体，但它即使再先进，也不会在短期内把纸质出版吞掉。因此我们既不能给纸质学术期刊近乎盲目的礼赞，也不应该悲观地唱出一曲挽歌。纸质学术期刊仍然坚强地活着，说明其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虽然印刷媒介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让传统媒体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会引发普遍的哀伤，但学术期刊的危机是“纸”的危机而不是“内容”的危机，纸刊没落，内容永生。如何改变传统的内容组织方式，如何转身为数智出版人，这是传统学术期刊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必须思考新的发展模式和生存哲学。

第一，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转型。数智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技术升级，更是内容获取、编辑校对、产品输出、出版管理、传播展示、反馈互动等全业务流程的平台再造。学术期刊要全面梳理分析自身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症结，实现编辑、作者、用户、平台商等各方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第二，从“内容为王”到“创新为要”的转型。“内容为王”一直是学术期刊赢得权威性口碑的压舱石，但随着平台不断升级、流程不断优化，学术期刊要想跟上数智时代的发展潮流，必须与时俱进、“创新为要”。首先，学术期刊要致力于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不仅要按照时间维度提供最快最新的研究成果，还要按照话题、主题、专题等价值维度来组织内容。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既呈现为深耕细作、笃行致远，又呈现为聚焦问题、学科融合，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由此构成了学科的更新和重组。高质量的原创内容，不仅具有生命力，还是护城河。其次，学术期刊应聚焦于学理化的学术研究。“学理化”的学术研究，就是聚焦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的知识生产。就是要“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真实地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由此“内容为王”，才能赋予理论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

第三，从“单一传播”向“复合传播”转型。传统学术期刊是单向传播，习惯于传者中心的思维方式，传播的形式相对固定，停留在“内容为王”的孤芳自赏状态。“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它以‘互动’的本质特征改变了受众在媒介使用中的被动地位，不但让互联网成为最具革命性的媒介形式，而且为传统媒体的界面拓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学术期刊借助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开始从单一传播向复合传播转型，不仅积极建设自有网站，也入驻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抖音、喜马拉雅、腾讯新闻等聚合平台，将论文内容进行结构化、动态化组织，形成多媒体、多形态、多向度的方式呈现，支持读者和用户个性化阅览与订制。

第四，从“纸媒期刊”向“媒体平台”转型。作为传统媒体中的重要一员，学术期刊平台化是数智时代媒体融合的重要趋势。首先，媒体平台要能够整合纸本期刊、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传播平台，打破各自边界，实现各媒体终端的资源共享。其次，媒体平台应具有实用性、兼容性、开放性、创新性，旨在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手段，优化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思想观点、话语方式、表现形态等各个环节，提升学术期刊的竞争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再次，媒体平台应建构学术期刊“整体”新形象。在对期刊内容、作者群、读者群、公众号、数据库等整体进行集约化整合的同时，将文本、图像、声音、视频播放等全部化为不同品种的优质产品，进而协同、构建起丰富的社交化网络“场域”，形成学术期刊内容传播的整体效应、规模效应、平台效应。由此“获得的是一个以纸本形象为原型，以网络意象和新媒体意象为变体，并在同一时空中相互联结而成的族群意象体系。这一族群意象体系同时也是一个阶段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时空综合体形象”。

平台崛起引领潮流，许多人正在上面做着充满想象力的“连接”与“互动”工作，这种“连接”与“互动”能够创造价值。学术期刊人不仅要看到趋势，还要热情拥抱变化。学术期刊的平台化生存，只能在数字世界中演绎。

[原文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