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更加积极有为”定位2025年宏观政策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围绕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这些决策部署,既是2025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具体举措清单,也可看作是2025年实施宏观政策的“路线图”,集中体现了2025年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基调。
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无疑是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对称。相对于我们比较熟知、曾经反复操用的常规逆周期调节,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不仅意味着力度加大,而且牵动结构调整,须在“加量”和“提质”携手前行中,走出一条显着不同于以往的宏观调控新路子。换言之,由“常规”逆周期调节走向“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对于宏观调控操作艺术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调控基调下,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的一个十分关键而重要的基础条件,就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坚持问题导向 以真正找准问题为前提
问题导向是宏观调控的核心和灵魂。所谓宏观调控,就是冲着经济运行中的波动实施调节与控制。宏观调控的操作,当然要奔着问题而去,以找准问题为前提。只有在科学分析、冷静研判的基础上,抓住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真正找准宏观调控所需解决的问题,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以往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归结于因社会总供求失衡而导致的经济波动。在经济下行压力突出的背景下,又集中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或者因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社会总供求失衡。故而,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解决的问题,往往相对单一。立足于需求维度,针对有效需求不足而实施一系列旨在扩大有效需求的操作,系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典型特征。
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则相对复杂得多。虽然同样表现为经济波动,同样可以从中发现社会总供求失衡的身影,但透过经济波动和社会总供求失衡现象深入到其本质,在经过一番排序、过滤并加以仔细比对之后,则可以发现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预期偏弱。如果将有效需求不足视作病灶,那么,其背后的深层病根,则是预期偏弱。因预期偏弱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社会总供求失衡,系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发生变化——由社会总供求失衡引致的经济波动延伸为由预期和信心变化引致的经济波动。
事实上,早在2021年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曾作出了一个富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判断:“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三重压力”既可视作一个问题和矛盾清单,也可视作一个观察、分析问题和矛盾的维度清单。这实际上提醒我们,在当前的中国,找准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要立足于需求和供给维度,而且要立足于预期维度,要需求、供给、预期三个维度一起观察、一起分析。
更深一步说,“三重压力”之间并非简单的平行关系,预期偏弱往往系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的源头。表面上是需求问题,其背后隐含着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表面上是供给问题,其背后隐含着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表面上是消费问题、投资问题,其背后还是隐含着预期问题、信心问题。故而,找准问题还须区别轻重缓急,将着重点、着力点放在预期偏弱上,从预期偏弱对需求和供给传导作用机理的揭示中加以观察和分析。
预期维度的添增以及预期维度同其他两个维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无疑为我们在真正找准问题基础上,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从这个意义上看,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解决的问题是双重的——既有需求不足的“病灶”问题,也有预期偏弱的“病根”问题。所需解决的问题既然是双重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基调下的宏观调控,就要从“病灶”和“病根”两个层面同时着力。既着眼于治标,又着重于治本,坚持标本兼治。否则,仅关注“病灶”而看漏“病根”,则无异于“按下葫芦浮起瓢”,只可收一时或短期之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重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2024年经济工作成绩的总结,肯定会进一步加深我们的认识:“一年来的发展历程很不平凡,成绩令人鼓舞,特别是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使社会信心有效提振,经济明显回升。”这意味着,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靶向所指,既有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预期偏弱的问题。它们之所以会取得推动经济回升的明显成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标本兼治——以进一步加大刺激需求力度的操作,有效提振了社会信心。
坚持对症下药 以清晰界定目标为首要
对症下药是宏观调控的关键点和要害处。宏观调控的操作如同医生用药治病,当然要针对不同的病症开出不同的处方。只有在仔细分辨“病灶”“病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清晰界定宏观调控操作的目标,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毫无疑问,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随着所需解决的问题由相对单一转向双重,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实现的目标也要跟着变。
面对由预期和信心变化引致的经济波动,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实现的目标,相对复杂,不那么单一。除了扩大需求之外,还要稳定预期。如果将扩大需求和稳定预期对接起来,还会发现,两者之间不仅互为条件、彼此依存。进一步看,稳定预期还是扩大需求的基础和关键。在兼容扩需求和稳预期双重目标的同时,以稳定预期支持和支撑扩大需求,系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须实现目标的复杂性之所在。
鉴于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有“病灶”和“病根”之别,从对症下药的意义上看,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实现的目标,当然是双重的——既包括扩大需求这样的“老”目标,也包括稳定预期这样的“新”目标。所需实现的目标既然是双重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基调下的宏观调控,就要“老”目标和“新”目标两个方面同时着力。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同需求有关,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对策同预期有关。不仅要分析什么样的对策、举措有助于扩大需求,而且要分析什么样的举措、对策有助于稳定预期。仅关注“老”目标而看漏“新”目标,则不仅治不好病,还可能因药不对症而产生副作用,甚至留下“后遗症”。
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稳定预期进入宏观调控目标序列,准确把握单一目标与双重目标的异同点,避免将兼容扩大需求、稳定预期双重目标的宏观调控操作简单等同于扩大需求单一目标的宏观调控操作,是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从党中央作出关于“三重压力”的重要判断以来,稳定预期便一再呈现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围绕经济工作的战略部署之中。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抓住重大关键环节,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202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所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仅设置专章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全面部署,而且将“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中。
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先后召开的会议相继提出“加强预期管理”“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稳住楼市股市”。在此基础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诸如此类的字眼和表述,既标志着我们党对于稳定预期在宏观调控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为我们在仔细分辨“病灶”“病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清晰界定宏观调控操作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坚持双引擎同向发力 让政策调整与改革行动各归其位
改革与政策可谓宏观调控的双引擎。宏观调控的操作是依托于政策调整还是依托于改革行动,抑或是同时依托于政策调整和改革行动,当然取决于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只有在真正找准所需解决的问题、清晰界定所需实现目标的基础上恰当选择宏观调控操作所需依托的载体,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基于相同或类似的道理,随着所需解决的问题由相对单一转向双重、所需实现的目标由相对单一转向双重,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须依托的载体当然也要跟着变。
面对由预期和信心变化引致的经济波动,围绕实现扩大需求和稳定预期的双重宏观调控目标,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依托的载体相对复杂,不那么单一。这是由其所需解决的问题和所需实现的目标的相对复杂性决定的。既然所需解决的问题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所需实现的目标是双重而非单一的。启用另一个有助于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系统——改革行动,并且让政策与改革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也就势在必行。这是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依托的载体的复杂性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看,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依托的载体是双重的——既有侧重于扩大需求的政策调整,也有侧重于稳定预期的改革行动。所需依托的载体既然是双重的,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基调下的宏观调控,就要政策与改革两个系统同时着力。既要通过政策调整有效解决短期问题和矛盾,又需立足于改革行动致力于解决长期问题和矛盾。既要通过具有逆周期调节或跨周期调节特征的政策调整应对周期性问题和矛盾,又需立足于改革行动应对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和矛盾。既要通过效益与成本兼而有之的政策调整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又需立足于改革行动完成增效益、降成本任务等。
盯住预期偏弱这一“病根”作政策调整和改革行动功效的比较分析还可发现,在实现稳定预期这一具有基础和关键意义的目标问题上,政策调整所能产生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稳定预期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以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夯实体制机制基础,则为根本之道。
仔细审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作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就整体内容而论,还是单就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而论,都绝非单一的政策性调整,而是同时付诸以改革行动。离开了改革行动的支撑和支持,再好的政策也难以真正落地。在实现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进程中,宏观调控领域的政策调整和改革行动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换言之,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实施是建立在政策和改革双引擎同向发力且以改革为根本之道基础之上的,政策调整和改革行动均不可或缺,改革行动更具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这可谓是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所需面对的突出挑战。
正是基于如此的战略考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2025年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作为标志性改革的其中两项重要内容,“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和“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赫然在列。
也正是基于如此的战略考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指出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各类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放大政策效应”。
所以,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才能在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的基础上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也才能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的一条必由之路。
结语
可将上述的讨论结果作如下概括:从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出发,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基调下的宏观调控操作,不可简单复制、搬用此前或以往常规逆周期调节的老思路、老套路、老做法,而需首先告别惯性思维,结合当前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要求,在精细化分析基础上,力图做到“三个坚持”——坚持问题导向,以真正找准问题为前提;坚持对症下药,以清晰界定目标为首要;坚持双引擎同向发力,让政策调整与改革行动各归其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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