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使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成为势所毕至。这一切都离不开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系列会议上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周恩来主持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负责会议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实际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的“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上发挥了使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实际领导核心的巨大作用。此后，周恩来过雪山草地指挥作战，与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党的行径展开斗争，与中央红军一道到达陕北，指导三军大会战。周恩来参与领导的从祖国东南到西北历时两年艰苦卓绝的长征，画上了胜利的句号，同时他在开启新的漫漫长征路上迈出了坚定步伐。

[关键词]遵义会议；长征；周恩来；历史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不单单是这一次会议创造的奇迹，而是遵义会议前后系列会议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央“左”倾路线领导人博古，倚仗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直接领导和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烈悲壮，使党的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有了深刻觉悟，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这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核心领导成为势所毕至。遵义会议后的多次会议进一步巩固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使毛泽东有了更大实际权力来领导中央红军实现历史转折。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系列会议上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由此，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在前进征途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湘江血战的辩证法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之战，是决定长征前途的命运之战。这次战役，不仅是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浩大、鏖战最激烈、伤亡最严重（伤亡3万多）、场面最惨烈的战斗，而且在人民军队近百年战争史上，残酷性、惨烈性能够与之相比的战役屈指可数。

应当怎样评价湘江战役呢？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是从“失败”这一方面加以认识。的确，伤亡这么多，仗打得这么惨，不能不说是“失败”。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整个长征的评价可以作为评价湘江战役的参考。他说：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以毛泽东这一论断及其展现的逻辑为指导，对湘江战役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湘江战役的结果表明：

第一，从博古、李德选择西进湘江路线的战略决策来讲，使红军蒙受伤亡过半的惨重损失，“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这不是说红军广大指战员打了败仗，而是证明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破产。

第二，就蒋介石而言，他奢望将中央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从蒋介石奢望落空这方面说，是其消灭红军战略计划的失败。

第三，就红军广大指战员方面说，尽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湘江战役的实际指挥和英勇战斗，即人们比较熟悉的红三军团的灌阳新圩阻击战、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和红一军团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都是出色的；还有断后的三支后卫部队的突围战，即充任全军总后卫队的红五军团第34师的突围战，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为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后的突围战，红八军团一部为掩护前面同是后卫的红九军团过江后的抢渡突围战（这三场突围战，实际上是“非典型性”阻击战），也值得大书特书。正因为有这样的出色指挥和神勇战斗，中央红军才突破蒋介石处心积虑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粉碎了他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就此而言，浴血奋战的红军“是胜利了”。

这个胜利，还表现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和干部思想基础。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非人们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李德是洋人，有一套错误军事理论，红军干部被视为“土包子”，除像彭德怀这样的人敢顶撞他外，许多干部是敬畏他的。博古也有一套政治理论，动不动搬出马列经典来很能唬人，因此1934年初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党中央第一把手。如果没有点能耐，一个27岁的毛头小伙哪能在那么些比他大好多岁、资历比他老得多的人面前压得住阵脚？广大干部认识到博古的领导为错误路线有一个过程，要经历与正确路线的比较才能觉悟。如果说第五次反“围剿”像广昌战役的失败使一些干部开始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有所认识的话，那么湘江战役的惨烈结局则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逐渐达成要改变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共识。在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祸兮福之所伏”，经过湘江血战，历史的辩证法发生了作用。伍修权赋诗《七律·历史转折》：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这是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思索的生动写照，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愈益高涨。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包括军团领导在内的高级干部对于要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逐渐达成共识。在随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通过争论，正确的思想主张占了主导地位。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黄平老城橘林休息时交谈，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这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共同愿望。这个信息传遍军团领导人，为参加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改组中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

就此而言，湘江战役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实际历史起点，应辩证认识湘江战役和它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系列会议上的特殊历史作用

湘江血战后，强大的敌军继续在“追剿”，中央红军处境仍极端危险，不得不进入深山僻壤、交通不便，又要能筹集到一定给养的县域前行。党中央一路走，一路开会，讨论红军“奔何处”和“怎样奔”的路线问题。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说：进入湘桂交界处，从老山界开始，中央一路开会，争论愈益激烈。

（一）周恩来主持遵义会议前三次中央会议的作用

第一，在揭开历史转折系列会议序幕的通道会议上。由于湘江之战惨重损失，博古、李德情绪波动大，指挥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继续落到周恩来肩上。1934年12月中旬，红军到达湘西南边陲的通道县。国民党军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通道东面和北面诸县构筑碉堡，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遭受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这样，中共中央于12日左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通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去贵州的意见。张闻天、王稼祥在转移途中已被毛泽东说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早就对李德的指挥不满，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博古虽不再坚持，但也没放弃最终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争取博古同意，只明确立即西进黔东而不北上湘西。中革军委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李德看到命令后，要周恩来解释。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可在贵州进行，那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这样，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做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万万火急”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分歧。这就是通常说的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尽管如此，通道会议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意见，为毛泽东重新崛起开辟道路，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在改变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上。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5日进占紧邻湘桂两省的黔东南以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之乡的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8日在此召开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讨论通道会议未解决的战略发展方向。黎平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表达了要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此前与李德没有争吵过、平时也很少动怒的周恩来，这次向李德发了大火，拍得桌子上马灯跳起来熄灭了。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还讲过这段历史。周恩来的坚决态度对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产生了重大影响。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准备。

第三，在坚持北渡乌江并限制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的猴场会议上。黎平会议后，李德仍顽固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1934年底最后一天，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过了新年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参加黎平会议的同志外，还有陈云和李德。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言，继续驳斥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且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猴场会议从1934年除夕之夜开到1935年元旦凌晨，虽然只有一宿，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这个一天跨两年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它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组织准备。

根据猴场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天险”。经过紧急准备，红军抢占三个渡口，组织突击队在深夜乘数十个竹筏，以火力掩护强行渡江。至6日，三路红军全部渡过江去，向遵义进发。

（二）周恩来对遵义会议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重要作用

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后，直逼遵义。再度复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亲自指挥部署攻城。先遣红军从俘虏中了解遵义城防情况，决定化装成敌军，在夜里利用俘虏诈城，赚开城门。红军于1935年1月7日清晨，完全占领贵州第二大名城遵义。9日，军委纵队进城。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挡在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这里获得10多天休整，是长征以来的首次。这使中共中央有可能从容召开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始，至17日结束。开会地址是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为当时遵义最好的建筑——两层中西合壁的砖木结构楼房。中央红军总司令部设在这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二楼东面中间客厅举行，正好容纳20多人。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军队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有两个议题。

一是审查黎平会议决定的先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因为遵义会议是由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黎平会议已否定去湘西的原定计划，决定到川黔边建立苏区。遵义会议要首先落实这个决定。但由于敌情发生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新建议。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红军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个决定，中央政治局指示红四方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不久又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到川滇黔三省地区去创造新的根据地）。

二是讨论“在反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即人们现在所说的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这不是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但却成为党史上人们了解遵义会议最重要的议题。讨论时，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原因，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强大，白区和和和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不承认主要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补充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有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职务。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进行深刻分析，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若干战略战术和今后的军事方针。王稼祥等相继发言，除个别人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外，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的报告。李德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

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路线，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主要原因。《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即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包括堡垒主义、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等，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的战略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战术来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导致战争失败；在实行战略转移突围时又没有改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保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突围中是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通过，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发到支部讨论。中央红军二进遵义后，中共中央还在总政治部驻地召集红军干部大会，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传达《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精神。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由于中央错误领导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遭到严重危害，博古再继续担负主要领导责任既不合适，也不可能，高级干部要改变最高领导的呼声已很强烈。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并由周恩来为受政治局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这就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样重大的决定，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作出，在党史上是第一次。尽管毛泽东在这时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但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已使他进入核心圈。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改组仅仅是开始，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此，邓小平认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

遵义会议没有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在当时要对此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不太可能，需要历史的发展来提出这个问题，而在当时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较大，只提出了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问题，来不及思考其他方面问题。会议适时改组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这就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尽管实现这个伟大转折，是通道会议至会理会议连续许多次的系列会议共同奋斗的合力作用，但遵义会议解决了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初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个作用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因此，遵义会议是实现这一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

二是张闻天。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他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在遵义会议上，又是他第一个发言对博古“开炮”，作“反报告”。而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

三是周恩来。从遵义会议系列会议全过程看，他的作用超过王、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一，周恩来负责遵义会议的组织工作。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周恩来便通知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前来参加会议，这为会议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第二，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实际主持和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天会议博古作报告，由周具体操持。博古刚讲没多久，张闻天打断，抢先作了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的三人发言，周恩来没有制止，让其“开炮”；毛泽东对李德的战略战术进行严厉批判后，李德想反驳，又被周恩来制止。这个导向对会议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周恩来的“副报告”，有如上述，着重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的这个表态和提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肯定和拥护。由于他的身份、资历和影响比张闻天、王稼祥要大许多，他的这个态度对于遵义会议作出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参与军事领导的决定，无疑发挥了最重要影响。1935年1月底，毛泽东在红军准备一渡赤水时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到遵义会议情况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参加遵义会议的聂荣臻谈到遵义会议也认为：“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三）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三个重要会议上发挥了使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实际领导核心的巨大作用

第一，“鸡鸣三省”会议前的“周博长谈”，促成党的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长时间谈话，对于顺利实现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最高领导权力的交接起了重大作用。

这次谈话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时进行的。博古对遵义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没有思想准备，对那么尖锐激烈批评他的发言感到困惑。遵义会议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欢。红军到达这里，准备更换中央最高领导，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会前，周恩来对博古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一席同博古交心的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做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讲述过这个情况。

应当肯定的是，博古尽管犯了严重错误，但他服从革命事业需要，顺利实现党的最高权力的交接，由张闻天负总责，担任党中央一把手，这表明了他的高风亮节。这次会议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遵义会议续篇的苟坝会议。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5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蒋介石飞抵重庆，部署对红军的新围攻。为粉碎敌军围攻，也为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有一两个师摆在遵义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1935年3月10日召开的苟坝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20多人都赞同进攻兵力薄弱的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前敌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被表决掉了。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到周恩来处说服了周。第二天，周恩来提出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周恩来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战争活动，对中央政治局负责。新成立的“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周恩来谈及这次会议的情况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毛泽东在1967年一次谈话中讲到三人指挥小组：“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这应当是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苟坝会议批准成立中央有毛泽东参加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长征作战，应当说这是遵义会议决策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工作。鸡鸣三省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一把手职位，常委分工只是肯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作为团长的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就是“总设计师”。就此而言，苟坝会议不能不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随后在在苟坝会议上又是新成立的“三人团”团长，但他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尊重毛泽东意见。此后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都是根据毛泽东意见进行的。这样迂回前进的战略战术，扭转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第三，批评林彪反对毛泽东的会理会议。1935年5月上旬，红军先遣团在巧渡金沙江后，到达四川与云南交界的边城会理。它是川滇咽喉的历史重镇，城墙异常坚固雄厚，守城敌军众多且战斗力较强。红军攻城一周虽未克，但在城郊休整一个星期，为红军大部以逸待劳，尔后强渡大渡河做了重要准备。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理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背景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以来，部队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有怨言。作为打先锋之一的红一军团长林彪提出走“弓背路”还是走“弓弦路”问题，并给三人领导小组写信，建议由彭德怀代毛泽东任前敌指挥。在会理开会，就是要对四渡赤水以来的战略方针进行总结，统一领导干部和指战员思想。参加会议的，除三人小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外，还有朱德，红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亲历者聂荣臻谈及这次会议道：在遵义会议后，部队机动多了。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冤枉路。这也难免。林彪一直抱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引者注）领导指挥还行!？”杨尚昆回忆：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林彪那封信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周恩来发言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赞扬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他强调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否则，不能有这些胜利。他进一步阐述了红军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只有坚持这个方针，中央红军才能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

会理会议巩固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自此，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人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和指挥提出异议。这也说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自通道会议以来遵义会议系列会议合力作用的结晶。周恩来在这系列会议合力作用中发挥了独特的结晶作用。

三、周恩来过雪山草地与同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党的行径开展斗争

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时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谈到遵义会议后红军打胜仗的情况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才去睡觉。’”“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这是周恩来指挥红军长征打仗情况的真实写照。

（一）充满信心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

会理会议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思想，更加坚定地坚持机动作战方针。红军在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后，先头部队于5月24日抵达大渡河，占领安顺场。

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多有江河阻拦。每遇至此,蒋介石必利用江河天堑，部署重兵前堵后追，欲置中央红军于死地。但是，天堑不助蒋，他每次的如意算盘都被红军打得个粉碎。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这一个个天堑都变成了通途。红军再要西进，挡道的就是大渡河。蒋介石深知，只要过了大渡河，就再没有什么大江大河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红军前进的道路。那时红军将如虎添翼，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要消灭就难上加难。因此，红军过了金沙江，蒋介石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战事，再次企图凭借这一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历史似乎无独有偶。在太平军兵败之后70多年，中央红军几乎是沿着石达开行军的路线来到安顺场，但抢渡大渡河的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要比太平军晚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抢渡更是困难。国民党军队布防更加严密，从安顺场上游口岸泸定桥至下游渡口富林，全长数百公里都沿河陈兵，并将这一带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被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索拿走了。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特别指示担负抢渡重任的杨得志等：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你们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先遣队冒着大雨，日夜兼程，经过160多里急行军，赶到安顺场时，国民党守军2个连，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神速。这个突然袭击使他们措手不及，全部被歼灭。先遣队缴获渡船一只，控制了渡口。第二日清晨，先遣队组织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乘那只小船向对岸驶去，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打响了。勇士们依靠8个船工的帮助，冒着对岸敌军密集的火力，在惊涛骇浪中翻滚；不顾生死，奋力拼搏，终于冲过弹雨，登上对岸，击溃守敌，占领了滩头阵地。

周恩来接到报告，说我先头部队攻占安顺场，控制了两岸渡口，十分高兴。他“一到安顺场，还没进屋就与朱总司令、刘伯承、左权、张云逸等首长在露天地上研究渡河口的问题”。这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仅靠找来的两只船来回渡河，需要很长时间。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一只船往返一次要1个小时。照这个渡法，全军过河要1个多月。后面的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逼进，一旦赶到，红军与敌人背水作战，非常危险。周恩来等研究决定，“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同志率一个师过河外，其余部队均沿河西岸迅速到上游的泸定桥去过河。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率领的一个师则沿河东岸也向北打，同取泸定桥”。

周恩来随大部队行军，夜晚漆黑，还下着大雨，山路极滑。“我们跟随周副主席沿着高低不平的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有时路稍宽一点，周副主席便和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同志边走边谈。”“他们谈起太平天国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我们红军决不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在杨成武先遣团夺取泸定桥后，周恩来于第三天赶到泸定桥。“周副主席叫我找来了渡河人员汇报情况，一个年轻的指战员向首长报告说‘原来的桥板被敌人破坏了，临时铺的木板不牢固，部队过得很慢，马匹根本不敢走，刚才有一匹翻下去了。’周副主席听说有马落水，很着急地问：‘人有没有受损失？’‘没有！’周副主席听后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后边的部队遵守秩序，听指挥，保证安全。”“过了桥，刘伯承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委等首长已经站在桥头，见我们来到了，走上前同周副主席一一握手。在向泸定城走去的路上，刘总参谋长告诉周副主席说：‘我们攻下泸定城后，敌人在逃跑的时候沿街放火烧老百姓的房屋。我们部队除一部分去追击敌人外，其余都在镇上救火。’周副主席听后十分气愤，和其他首长一起到镇里看了一下。”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过了大渡河。中革军委给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授奖，表彰他们的功勋，其中5人还被授予飞夺泸定桥的英模称号。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乘胜向西北挺进，顺利突破敌军在芦山、宝兴的防线，于1935年6月中旬抵进到四川宝兴县大硗碛的大雪山夹金山下。

“夹金山”为藏语译音，意为弯曲的道路，也有说是山很高很陡的意思。笔者走长征路到此作过考察，确实陡险，到处是危岩耸突，峭壁如削，主峰5100多米，终年积雪。翻越夹金山，从宝兴到小金（时名懋功）一般是经山口最低点的王母寨垭口4114米过去。这一上一下要走70多里路。中央红军到达这里的6月，山上积雪仍很深厚，特别是气候变化无常，时而大雾迷漫，时而风雪交加，时而闪电雷鸣，时而烈日当空。这样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那样高的海拔，一般人特别是南方人很难翻越此山。广大指战员在上山前做好充分准备和动员，在藏胞青年和汉族青年向导带领下陆续向山上开拔。

周恩来跟毛泽东等领导人一样，徒步上山。他边走边嘱咐周围的同志，千万不要在路上歇息，走不动了要一个拽着一个走，鼓励大家“翻过雪山，就是胜利”。他有一副担架，让给了受重伤的机要参谋，那位参谋不肯坐担架，周恩来对他说：你腿负重伤，不能行动，你坐担架我去骑马，不是一样吗？那位参谋上了担架过了夹金山，周恩来将马又让出去了。上山风很大，周恩来着了凉，下山后，频频咳嗽，过草地时病倒了。

（二）在雪山下两河口会议上与张国焘的博弈

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上后，中共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这样，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迎接中央红军。两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在热切盼望两军会师这一天的到来。但谁也没料到，日日夜夜期盼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却同时盼来了张国焘的离心离德。此后，与新的错误倾向——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也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红军长征进入新的历程。

中央红军先遣队在6月12日翻过夹金山后，即与前来迎接红四方面军先遣队在懋功（小金）达维会师。“懋功”之名源于清乾隆年间，朝廷两次出兵平息这里的战乱，为表彰武功，将此地定名为“懋功”，即盛大的功绩之意。这带有歧视和征服的含义。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由政务院将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这里属小金川流域。小金，藏名音译，意为“小河之滨”。“达维”意为石碉。过去，居住这里的藏民在村寨西侧山岩上修筑了一座高达10余丈、造工精巧的石碉。两支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后各自将会师的喜讯报告自己的总部。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翻过夹金山赶到达维，受到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热烈欢迎。接着在小金县城举行庆祝会师的各种活动。

中央红军在小金休整数天后，即沿小金川向两河口进发。两河口在县城以北，中共中央准备在这里迎接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议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还在向雪山进军沿途，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对到何处建立新的根据地做了考察和研究，认为去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不合适，拟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决定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这个意见多次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进行沟通。在红四方面军中，徐向前、李先念与中央想法不谋而合，但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却有另外想法。他们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进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

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两河口两天后，张国焘于6月25日从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茂县，经汶川、理县来到两河口。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几十人冒雨迎接张国焘，开了个隆重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首先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先介绍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指出：两个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现在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决定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他提出“创造新苏区”的三条原则：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他们在这些地方“围剿”，我们不易反攻。二是“群众条件，人口较多”。此前我们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可以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等地一带，总共人口只有20万，且多是少数民族，要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是“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棉布等都不容易解决。因此，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陷在懋、松、理没有前途”。

到什么地方去建立根据地呢？周恩来根据中央讨论过的意见明确指出：去“川陕甘”。他分析形势指出：首先，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军在那里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草原，人少物稀。目前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那里路多、人多、山少，在那里也会遇到敌人，可打运动战消灭它。我们必须迅速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为实现这个战略，目前要立即“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西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不要因而妨碍我们的行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张闻天等13人相继发言。毛泽东强调：两军会合后，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中央常委、军委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张国焘发言，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对周恩来讲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红军北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没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强调了执行的种种困难，隐约表示要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其他同志都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做会议记录的刘英回忆说：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打松潘谁当先锋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存实力。周恩来最后作结论指出：各位同志都同意中央的意见，过去在路上我们两方面领导同志也通过电讯讨论过。我们的这个战略方针当然是进攻的。长征，走了这么远的路，打的是无后方的运动战。从现在起，不同了，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我们两大主力会合到达预定地区期间，宣传口号是赤化川陕甘。各部队要迅速行动。会议最后“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已有二心，搞了一些不正派的活动。他向周恩来打听一方面军的实力，周恩来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那时，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他自恃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开始想当头儿。他设宴款待聂荣臻和彭德怀，又是要拨两个团给一军团、三军团补充部队，又是送大米、牛肉干和二三百元大洋进行“慰劳”，打听会理会议情况，挑拨中央领导关系。他的这些举动，当即被彭、聂识破，报告了中央。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茂县后，不传达中央会议决定，继续搞非组织活动，强调要南下，散布流言蜚语，离间两个方面军的团结。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顺利地向甘南前进。

这样，北上还是南下，就成了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焦点。张国焘惧怕胡宗南的强大兵力，一再宣传南下四川、西康、或西向青海、新疆的方针。这个斗争由隐到显，越往后越尖锐。6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尚未构筑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作为北上通道的松潘地区。同日，中央常委会议通过这个计划，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会后，一方面军立即向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打鼓山等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博弈和斗争渐渐走向激化。

（三）在过草地前后与与张国焘的尖锐斗争

两河口会议，对张国焘来说，是其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序幕。随着野心膨胀，他的分裂主义倾向愈来愈公开化。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党内危机严重起来。

第一，过草地前多次中央会议上同张国焘斗争。

一是黑水芦花会议，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1935年6月底，中央红军翻过梦笔山后到达黑水县。这里有大黑水和小黑水，还有毛儿盖河，为境内三大水系，县以河名，故称黑水县。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于1935年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寨。红军指战员在这里休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了两次会议，史称“芦花会议”。第一次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不满意两河口会议期间的组织安排，要求“充实总司令部”。他致电中央，摆出不解决此问题就不北上打松潘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与毛泽东反复商量。刘英记述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经过这番酝酿后，7月18日，就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国焘、徐向前赶来参加。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军委设总司令，仍由朱德担任；总政治委员由张国焘担任。军委常委过去4人，现增为5人，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由周恩来暂帮助。同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为表彰红四方面军，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在第二次芦花会议上，还讨论了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问题。周恩来对张国焘太了解，两人都在中央常委工作过，共事多年，并且在是否探讨划发动南昌起义的紧急会议上还有过激烈争论。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首先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长处：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长处是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胜利的条件。同时，他批评了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错误观点。张国焘认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周恩来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根据地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他再次对松潘战役做了部署。张国焘这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在发布命令时便将“进攻”松潘改为“佯攻”，致使胡宗南部得以从容集中兵力于松潘，敌其他部也进抵这一地区，且懋功一带又被敌军占领。这样，不仅松潘战役计划流产，而且红军陷入腹背受敌危险境地。

二是沙窝会议，红军组建为左、右两路军。为摆脱红军腹背受敌这一危局，中革军委又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再次召开会议，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的历史任务”，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针对张国焘的退却逃跑思想和破坏红军团结的行为，会议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周恩来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认识，求得最后解决。沙窝会议为照顾团结，同意陈昌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后，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周恩来嘱咐去工作的干部：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一些扯皮的事情。你们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份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顾全大局，搞好两军团结。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协同作战，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并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并由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率领，在卓克基等地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达后即东进，在班佑同右路军靠拢，然后两军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三是第二次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周恩来病倒，毛泽东接替负责中央军事工作。张国焘是个阳奉阴违、言而无信的两面派。他的野心还在膨胀，对沙窝会议没满足其全部要求非常不满，回到驻地在召集的部分军以上干部会上公然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并率左路军开向阿坝地区。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电告指出：左路主力也宜走右路，去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但张国焘置之不理。为解决新的分歧，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头一天，在沙窝的政治局常委们开会，研究中央领导的分工和讨论对待张国焘的错误方针问题。会议决定：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应加强常委会的工作，统一领导的权力应集中于常委会。由于周恩来病倒，多日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经诊断是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尽管在抢救治疗后脱离危险，但他在一段时间无法参加中央会议，也不能分管具体工作。因而，中央领导做了新的分工：张闻天负责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提出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因病未出席，朱德、张国焘因随左路军行动而缺席。毛泽东作报告，强调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走；新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其他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也表示应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方针。会议通过的决议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中央通过多种形式将会议决定电告他，要求左路军迅速来班佑，并力东进。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北上东进的决定。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两个月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为就北上与南下、西走与东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一直在争论。尽管中央顾全大局，竭力忍让，一再规劝，但这未能使张国焘有所转变，且挟左路军却步不前，谋划如何实现个人野心。此后，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这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重病中的周恩来和护理他的邓颖超过茫茫草地的传奇。

由中共中央率领的右路军在毛儿盖地区做了过草地的各种准备后，于8月下旬开始向着渺无人烟的广袤草地进发。草地即高原湿地，叉河横生，水流淤滞而成沼泽，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东西南北，茫茫无垠。草地气候恶劣，昼夜温差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这个季节过草地的。茫茫草地“地狱”行，生死临界一星期。过草地之艰难远胜过翻雪山。翻雪山只一天，过草地则是七天左右。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那草地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烟的世界。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第八天，走出草地，到达班佑，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周恩来在过草地前突然病倒，是长期紧张工作累垮的。杨尚昆道：“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周恩来长期这样日以继夜不停工作，再加上粮食和营养缺乏，在过草地前终于病倒。经抢救治疗后虽脱离危险，但身体极度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异常困难。他被安排在右路军过草地殿后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彭德怀向刚上任的三军团参谋长萧劲光交代：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还有王稼祥等抬出草地。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将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周恩来等穿越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同战士们一起抬担架。兵站部长杨立三身体不好，也要参加抬担架。他抬着很累，但硬要坚持。周恩来看着大家抬的很辛苦，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都被他们劝阻。他被抬出草地后，非常感谢担架队同志，特别是病倒的杨立三同志。他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能够出草地，是你们拿命把我抬出来的啊！”他的身体还未康复，就电告一军团领导同志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嘱咐他们将广大指战员安排好，“注意改善营养，恢复体力”。19年后，杨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后勤部部长）去世，周恩来执意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1961年3月陈赓去世，周恩来从外地赶回北京，前往灵堂吊唁并参加对陈赓的公祭。

安排护理周恩来的邓颖超，一直体弱病多，过草地时，骑着马走。第一天，降大雨，雷电交加。她骑的马受惊，陷进沼泽。她本人从马上摔下来，掉进泥潭，一动也不敢动。前面的人走远了叫不应。等了很久，后面来了人，才将她慢慢拉上来，大半个身子都是泥水，加上大雨，全身湿透。第二天发烧拉肚子。第三天，经过一条宽40多米、深1米多的后河。刚下过雨，后河陡然增宽增深，流势湍急。有的同志试着淌水过河。从江西出发就跟着她的担架员，刚跳下河，被急流冲走了。其他的担架员要抬着她过河，她不愿增加担架员们的负担，硬从担架上下来，咬着牙，扶着他们的肩膀，摇摇晃晃地淌过了河水。过草地，7天7夜，她没进一粒粮食。在走出草地最后一天，她看到一家藏民房子，疲惫之极的身体刚一进屋，就倒在满地的牲口粪屎中，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苏醒。蔡畅赶来看她，见到她那满身是粪的模样，以为她活不成，放声哭了。那时，邓大姐只有三分像活人，硬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力和顽强的意志力支撑过草地的。

周恩来、邓颖超过茫茫草地的传奇，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迸发伟大长征精神的阶级友爱，革命情谊的生动展现。

第三，过草地后在牙弄会议、巴西会议和俄界会议上同张国焘的斗争。

右路红军通过草地，在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殊死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的指导思想的分歧和斗争更加表面化和公开化。右路军穿过草地后，进入半农半牧的班佑地区。这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胡宗南部队进驻松潘后，松潘甘南古道成为其运输粮食的主要通道，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红军北出川西进军甘南，必须占领包座古道。胡宗南得悉红军穿过草地后，急调部队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阻止红军北进通道。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他主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请战，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承担。这次战斗打了三个昼夜，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重要战斗，也是过草地后打的第一场大仗。我军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一个师，毙、伤敌官兵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大批枪械、粮食、牦牛、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对补充过草地后红军极需的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包座战斗结束后，党中央找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张国焘带左路军前来会合。在中央一再电催下，张国焘率左路军一部进入草地没两天，就借口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桥，返回阿坝，不仅不来会合，还数次电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９月8日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周恩来住处牙弄召开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也参加了。周恩来当时在养病之中，身体还很虚弱，起不了床。中央领导在这里开会时，已经拟好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没考虑好，未表态。最后，中央以与会7人名义，致电张国焘等。但是，野心膨胀至极的张国焘执迷不悟，于9月9日再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后来盛传的“密电”。

陈昌浩见到张国焘电报后，同意南下。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晚，毛泽东到徐向前处，问其意见。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了解到徐向前的态度后，同张闻天、博古一起，赶到周恩来、王稼祥那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彭德怀部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部队原地待命。这就是巴西会议。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秘密准备先行北上之际，张国焘于9月9日24时再次来电，催促南下，反对北进。9月10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等部离开巴西地区，向甘南迭部县的俄界（现名高吉）进发。陈昌浩等发现中央红军不辞而别后，徐向前明确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这样，四方面军的同志才没有去追打。右路军一分为二，原红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重新过草地南下。

中共中央所率部队半夜摸黑走崎岖林涧小道，突破悬崖、飞栈、山洪等险阻，于11日傍晚抵达俄界村，同先期到此的林、聂部会合。党中央到达俄界后，再次致电张国焘，严厉指出：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国焘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有误。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俄界一带集中。三、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但是，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命令。９月12日，他指责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

为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揭露张国焘分裂主义本质，确定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９月12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曾做出过北上的决议，中央常委决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张国焘反对这个方针。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但没有结果。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不马上做组织结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争取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断然率一、三军团北上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的阴谋活动。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代表中央进行军事领导，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活动。会议对军队作出改编，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说：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说服和劝告，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造成的。张国焘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负绝对的责任。中央先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准备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继续北进。

利令智昏的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的劝告和挽救，继续顽固坚持南下主张，而且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四、周恩来与中央红军到陕北和指导三军大会战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先遣部队攀登悬崖峭壁，出敌不意，突破号称天险的腊子口，进入甘南开阔地带。次日，先遣部队到哈达铺。中央领导同志从国民党报上获悉陕北有红军，初步决定要到陕北去落脚。10天后，中央政治局在通渭榜罗镇召开常委会，正式决定到陕北去。经半个多月行军，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这样，纵横11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领导全国革命的新长征开始了。周恩来随着大军来到这里，又要参与领导新长征、打开新局面的斗争。

（一）初到陕北，参与军事奠基和政治奠基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根据新的战略部署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工作有所调整。1935年11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组织部和宣传部；军事工作方面，成立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恢复第一方面军建制，司令员为彭德怀，毛泽东兼政委；后方军事工作，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等，由组织局负责。毛泽东认为，目前前方战事指挥还离不开周恩来，他们两人仍需一起到前线去，指挥红军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第一方面军下辖由陕甘支队组成的以林彪为军团长的第一军团和以徐海东为军团长的第十五军团。鉴于中央到达陕北的新形势，中央决定对外暂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名称；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会后，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一起到达甘泉，与十五军团会合，准备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作为军事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

国民党领导集团获悉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重新调整对红军的“围剿”部署，加强了作战力量。敌军达3万余人，红军只有1.2万人。当时已入寒冬，军需、给养困难很多。敌军无论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都占很大优势。直罗镇是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它的地形是三面环山，形如口袋，镇子北面有条小河，东头有个破寨子，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对红军来说，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直罗镇战役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直接指挥。在兵力部署上，按打歼灭战的要求，两个军团占领了南北山目的有利地形，十五军团基本上由南向北打，一军团由北向南打，在敌军进入“口袋”后，埋伏在两山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下来，就将敌军包围了。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从11月20日早晨一直打到26日，整整一个星期。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除湘江战役外，一仗打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过。徐海东回忆这一战役道：“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讯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这时太阳已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这次战役战果辉煌。重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歼敌１个师又１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团长及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些都是东北军，有些经过教育释放回去后，对以后与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直罗镇战役粉碎敌军的第三次“围剿”，解除了陕甘根据地周围的险情，使根据地出现比较稳定的新局面。它“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如果说这个奠基礼是军事奠基，那么随后进行的纠正肃反错误，则是巩固和发展陕北的政治奠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1935年7月组成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进入陕北根据地，认为陕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在9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下令取消此前为统一陕北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而组成的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将刘志丹等红军负责人排斥出主要领导岗位。正当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时，陕甘晋省委从9月下旬始进行的两个月“肃反”运动，将陕甘红军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将刘志丹关押起来，罪名是“右倾”，不执行攻打延安等城市的指示。保卫局还将高岗、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等高级干部秘密逮捕，押至瓦窑堡。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甘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

中共中央到吴起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保安地区游击队负责人和十五军团前来联系的同志，得悉陕北红军正在搞肃反、刘志丹和几百人被关押的情况后，先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前往瓦窑堡了解情况。11月2日，中央听取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负责人汇报后，明确表示，立即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当即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查陕甘晋省委的“肃反”问题；并派中央保卫局长王首道等前往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执行中央先予放人的命令。12月8日，周恩来从直罗镇前方回到瓦窑堡，一一接见被错捕后释放的同志，首先找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答道：“我知道，我们是战友。”“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曲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党中央迅即委任他为西北军委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随后又委任他为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周恩来多次赞扬刘志丹对党忠心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由于党中央的直接干预，由陕甘晋省委所有被错捕的同志全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工作，从而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迅速纠正“肃反”错误则可视为政治“奠基礼”。

（二）领导后方军需工作，参与制定红军东征计划和接应东征红军回师

周恩来到达陕北后，既不是党的一把手，也不是军队的一把手，但他的工作担子丝毫未减。前方需要他，后方也需要他；组织工作需要他，统战工作也需要他。在这个新的历史舞台上，他以新的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出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第一，领导后方军需工作。根据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兼任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后方供应、军需工作。中央红军到达这里时，天气渐近隆冬，不少指战员没有棉衣，有的还穿着短裤。冬装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头等要务。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找来有关同志开会，决定三件大事：一是成立工农红军总供给部，由原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任新部长，原西北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任副部长。二是清理陕北供给部库存物资。周恩来说：“二十六、二十七军原在陕北，困难较少。二十五军九月份来陕北，该补充的也补充了。这次补充的重点是中央红军。要赶快清点现有多少布、棉花，计算一下能做多少套冬装和鞋袜。”三是加强军需工厂的建设。陕北原有一些兵工厂、被服厂等，再分配中央红军的一些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去那里工作，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生产能力。总供给部发动妇女赶制冬装，在短短十几天内就使指战员们穿上棉衣，初步解决了红军所有部队给养。

第二，提议召开“瓦窑堡会议”。经过上述军事、政治上的奠基、组织上的整顿和经济生产的恢复，陕北根据地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但是，国家的大形势有了新的重大变化。一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签订，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要求中共中央调整政策。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内不少同志还缺乏足够认识，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格局凝固化，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在11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直罗镇战役和纠正“肃反”错误后，陕北苏区稳定下来。加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达瓦窑堡，需要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精神。这样，瓦窑堡会议在12月中旬召开。

瓦窑堡会议有两项议题：一是政治形势与策略；二是军事战略。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报告，张浩作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报告。会议在讨论政治形势发生大变动后，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时，发生了争论。博古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仍然引经据典地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毛泽东加以反驳，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

讨论军事战略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当前的行动方针，要在近期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报告，着重指出：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的方向。毛泽东作结论时，建议在结论中将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两字加上去。根据会议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周恩来拟定了《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周恩来在1936年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现在所有开展的抗日斗争，都应有共产党在那里领导；就是在没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也应发动和推动民族战争；无论哪一条战线，“都要无孔不入地去做工作”。他还指出：考虑到中国地区广大，社会经济和革命发展又不平衡，党在有些地区掌握了政权，但其他地区还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党生活，因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指导工作，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红军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党的干部大多随红军行动。“中国红军不仅成为革命的领导与组织者，而且是党组织的恢复者。”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组织，报告还强调“反对关门主义”，要求改变对成分的机械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偏见，根据在长期斗争中的表现选择干部。

第三，安排刘志丹等部过河东征，接应东征红军班师回陕。直罗镇战役后，部队虽发展到１万多人，但与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差太大，亟待扩充兵员；苏区地盘狭小，再加上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粮食缺乏、经济落后，且受国民党军封锁和围困，这极不利于红军在此长期坚持斗争。中央政治局分析周边形势后，强调红军需要向外发展，不发展不能生存；但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与会同志认为，打阎锡山有一个充分理由，即他同日本人早订有“共同防共”密约。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在政治上站得住。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这样还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阎锡山虽拥有10万晋绥军，但分布很散，兵力不集中，与红军没交过手，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可以迫使他调回入陕的晋绥军，缓解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此外，山西人多物丰，对于扩大红军、解决给养也十分有利。因此，会议决定要下大决心到山西去；我们的基本军事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好后，1936年１月中旬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主力部队有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中央领导机构也做了分工：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红军奉命秘密集结。

周恩来尽管留陕主持后方工作，但他仍参与拟定东征作战计划，并到前方参与重要决策。1936年１月底，红军东征渡河前夕，他在拟定的《东征胜利与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东征的胜利估计及其影响：（1）将要消灭阎锡山的一部或大部；（2）将可能创造出沿河东岸的大片苏区；（3）将调动河西的晋敌，减弱河西敌人的力量，便于河西的发展；（4）将争取抗日根据地向东扩大的先机；（5）将更加暴露阎锡山的真面目；（6）将使群众看到红军是真正抗日的；（7）将掀起东方[部]民众的抗日热潮；（8）将推动晋、直、豫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9）将推动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实现；（10）可能引起南方敌人之前进与北方敌人之进援，红军主力不拒绝有利的回击，陕甘武装要打击敌人，保卫发展现有苏区。”

1936年２月17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等：“我将到清涧指挥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在晋军撤走时，抢先占领吴堡一带，相机过河。”1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共同发布东征作战命令。20日晚，东征红军在绥德、清涧等县100多里地段多个渡口，通过简陋木船和羊皮筏子，突破黄河天险。下旬，周恩来到清涧红二十八军军部和刘志丹等指挥攻打义和镇战斗。战斗结束后，红二十八军过河东征，周恩来至缓德沟口，沿黄河南行，巡视河防、渡口、船只、兵站，并检查中共清涧、绥德县委工作；随后过黄河到山西。红军东征入晋后，兵分三路，转战三晋大地。广大指战员士气很高，作战勇猛，迅速进占交口县大麦郊一带，威胁山西大动脉同蒲铁路。3月中旬，周恩来等抵达大麦郊与毛泽东等会合。他电告刘志丹等，红二十八军有恢复打通并扩大神木、府谷、佳县、米脂苏区，消灭驻守黄河敌军的任务。3月底4月初，红二十八军完成任务，并占领山西兴县黄河渡口。4月上旬，蒋介石派10万大军分两路入晋，支援阎锡山。为顾全抗日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红军决定回师陕北。从4月中旬起，周恩来指挥留守各部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亲到延川迎接东征部队班师回陕。5月初，东征军经过5个渡口，在5天内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北。红军东征历时75天，成果丰硕。周恩来上述估计大部实现，既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又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这次东征，消灭国民党军７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东部地区；红军扩充新兵8000多人，筹款40多万银元，并在入晋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为尔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这次东征，红军也付出了代价，主要是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他在４月中旬指挥攻占下三交镇战斗中，左胸中弹身亡，年仅33岁。对于这一不幸，全军上下和根据地广大乡亲深感悲痛。党中央对刘志丹评价很高。毛泽东题词写道：“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是亲自指挥刘志丹渡河东征的，对他的牺牲更是悲戚。他称：“志丹同志于东征胜利声中牺牲，诚为中国革命一大损失。”他题词道：“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题词，集中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刘志丹的爱戴和敬仰。

（三）到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参与指导同蒋介石代表的秘密谈判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论是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还是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都有好的开端。

第一，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新阶段。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任书记。东征期间，周恩来留在后方任中央局书记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这方面工作好了，东征才无后顾之忧。1936年１月上旬，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经过教育，特别是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表示愿意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经周恩来同意，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前往洛川，与张学良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学良表示：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我们商谈一下。在听取高福源汇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谈判，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３月上旬，李克农与张学良再度会谈，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择一代表与他在肤施（即延安）作一会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３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方的晋西会议上听取李克农汇报后，决定派遣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渠道也已打通，并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

1936年４月７日，周恩来等从瓦窑堡出发前往延安。９日晚，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坦率和融洽，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表示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他愿参与酝酿其事；认为蒋介石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要他目前反蒋还做不到，如蒋降日，当离开蒋；他现在不能离蒋，财政上也要靠蒋，在公开抗日之前还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因此处在极度苦闷中。他还认为，根据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表示，将这些意见带回去，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做答复。双方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具体办法。肤施（延安）会谈后，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向中央作汇报，中央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周恩来）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1936年7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着重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问题，毛泽东高度评价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请恩来同志写出一篇文章来。”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它的工作面更大更广。周恩来、张学良的成功会谈，既是促成建立白军工作部的基础，也是促成中共中央在４个月后作出“逼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肤施（延安）会谈后，我们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新阶段。

第二，周恩来参与指导同蒋介石代表的秘密谈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起点上开启新篇章。党中央在与张学良、杨虎城两部的联络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政权进行秘密谈判。这是因为，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急遽恶化。1936年春日本政府企图独吞中国的野心更加露骨，这与更多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不能不更加尖锐。蒋介石在继续对红军“围剿”的同时，也以多种渠道与中共中央进行接触。

一是苏联渠道。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希望共同签订对日的军事同盟。但他又认为直接去苏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又令陈立夫回国在南京同苏联大使交涉。次年1月初，又令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要求谈判。中共代表团表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于5月前后回国的潘汉年作为联系人。

二是南京渠道。中统特务机关领导人陈立夫，根据蒋介石在国内找与共产党关系的任务交给他的亲信曾养甫。曾养甫又找来他的下属谌小岑。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熟悉。他又辗转找到与我们党有关系的学者翦伯赞和吕振羽同曾养甫见面。但他们不能代表中共中央谈判，国民党当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

三是宋庆龄渠道。国民党当局经过多方努力，都未能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这时，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发生了作用。1936年1月，在上海的宋庆龄交给以牧师身份活动的董健吾一封信函，请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旅途安全和方便，宋庆龄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证件。由于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要进入陕北须经过张学良同意。张学良放行后，董健吾于2月下旬到达瓦窑堡。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前线，博古会见了董健吾。周恩来闻后，向党中央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以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同蒋谈判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条件。3月4日，毛泽东等复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回宋庆龄处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在宋庆龄的推动下接通了。”

3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对南京政府的新动向指出：由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这就进一步推动民族战争发展。对蒋介石来说，“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以推动全国抗日。“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通过“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在听取各个渠道与国民党接触的汇报后，5月中旬，周恩来致函谌小岑，邀请曾养甫和他一起到陕北共同“商讨大计”。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见后，曾望潘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再回宁见陈果夫。这样，党中央必须迅速作出决断。在8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并建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口号。毛泽东作结论时赞同周恩来说的现在再提“抗日必须反蒋”不合适。8月下旬周恩来复信曾养甫说：“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会谈。”9月1日，他又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基于两党高层在密切接触，商谈再次合作的可能性渐增，中共中央9月1日发出党内指示：中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总方针。在半个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逼蒋抗日是有意义的。国民党五大以来，特别是近半年中，蒋是有变化的。他在动摇着，要看他从哪个方向动摇？他目前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要走到抗日，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我们应逼蒋抗日。

要实现“逼蒋抗日”也不容易。蒋介石不到日本侵略者将他逼到墙角上，或者不到走投无路之时，他决不会答应抗日。历史会有曲折，经过10年内战的浴火重生，中国共产党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已炼出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会纵横捭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三，周恩来会见斯诺，使之成为向世界宣传红色中国第一人。红军东征班师后，又进行西征。周恩来没参加西征，但根据他的提议，为配合西征，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央决定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7月上旬，周恩来在从安寨去陕甘宁省委途中，会见了从北平来陕北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对于这次会见，斯诺写道：“‘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关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经过周恩来的安排，斯诺还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做了广泛深入的采访。这为斯诺出版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提供了很大方便。斯诺对周恩来的这次传奇采访，也为他们两人的终生友谊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迎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指导土地革命战争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

进行长征的各路红军，既有多个会师，又有多次会师。在1936年就有三次最重要的会师。一是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领导人率领下历尽艰辛前来甘肃会宁与在这里迎候的由陈赓代表红一方面军的会师。这次会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这支英雄部队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的历时１年零7个月、行程近万里的长征，基本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排除张国焘干扰，转战川、康、青、甘四省，粉碎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完成北上的战略转移任务。二是将台堡会师。将台堡原属甘肃隆德县，后划为西吉县。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后，它划归宁夏管辖。1936年10月下旬，红二方面军总部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随二方面军行动的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来到这里，同已组建为西方野战军的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进行会师。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11月19日离开桑植南下湘中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止，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余里，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战胜数十万敌人的追剿和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取得长征胜利。

第一，周恩来参加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聚集山城堡地区的胜利大会师，智救廖承志。上述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和与二方面军的将台堡会师，周恩来无暇前去迎接。一个月后，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为进行对胡宗南部的大会战，他代表党中央赶来参加。红军三大主力聚集陕甘宁地区，对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尽管国共两党高层在秘密接触，准备共同抗日，但蒋介石集团灭共之心不死。他们不甘心两年来对红军长征围追堵截的失败，继续调集5个军的兵力从甘肃会宁至宁夏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分四路对红军展开围攻；并且令马家军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段黄河进行防堵，企图乘红军在西北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之。我三军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与党中央是同心同德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由于张国焘长期的欺骗宣传，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的人更是心存疑虑。张国焘虽然已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分裂党的图谋，但依然居心叵测。如果对待他的问题处理不慎，就会影响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因此，中央决定周恩来赶到前方参加三军大会师，指导三军与国民党军大会战。

1936年11月上旬，鉴于敌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宁夏东部并向甘肃环县方向运动，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河东部队向陕甘宁边区的西部集结，并在环县的山城堡一带待机歼敌。山城堡位于环县北部的洪德城附近，距县城60里。这里是陕甘宁三省的结合部，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利于大部队设伏作战。11月18日，周恩来赶来离山城堡不远的河连湾，在这个集镇的大路口迎接张国焘和留在左路军同张国焘一直进行坚决斗争的朱德。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介绍了与张学良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情况。周恩来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抗日的有利形势、红军的大团结和党中央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进一步了解党中央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营救廖承志是这次会师中一个特殊收获。张国焘心毒手狠，在四方面军中实行家长制统治。凡是反对他的人，他都要进行迫害乃至杀害。廖承志在1933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获释后，于是年9月被派到四方面军工作。1年后，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被强加上“特务”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后被押解参加长征。周恩来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11月20日，周恩来在出席欢迎四方面军的大会讲话后，在回豫旺堡的路上遇见被押送的廖承志。廖承志对他这次命不该绝的奇遇有生动回忆，写道：“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周恩来与廖家情谊深厚。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时，廖承志的父亲廖仲凯不仅参与创办，而且是党代表，两人共事亲密。廖仲凯被暗杀，周恩来当天就赶往医院探望并参加“廖案检察委员会”，亲自审讯凶手。11年后，周恩来又营救出险遭杀害的廖承志。因此，廖承志说“恩情重如山”，表达对周恩来的无限感恩。这不仅仅是个人间的私情，更是共产党人的同志爱、阶级情的展现。

第二，重逢贺龙，与之和彭德怀共同研究山城堡作战计划。11月19日，周恩来在迎接老战友朱德，还有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后，又到洪德城同贺龙等二方面军领导人会见。这两位南昌起义领导人，在阔别8年之后喜相逢。周恩来带来的人民剧社，在对四方面军慰问演出后，又对二方面军指战员进行慰问演出。周恩来听取二方面军情况汇报后，还征求对这次大战总指挥人选的意见。贺龙表示，同意中央安排，由彭德怀任山城堡会战总指挥。随后，三个方面军参战部队领导人在周恩来参与下，讨论了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方案。当日，红军各部队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构筑工事，进入状态。当敌军进入红军在山城堡的伏击圈后，红军于21日下午发起总攻，迅速将敌包围。经过一夜激战，至22日上午结束战斗，歼敌一个旅又两个团。当天中央发来通电，祝贺山城堡战役取得胜利。23日下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彭德怀以及参战的三个方面军首长和团以上干部都出席了会议。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联合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陇东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结束长征后的空前会战。它挫败了国民党集团在西北地区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巩固了新开辟的陕甘宁边区的局面，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实现。

山城堡大战结束后，周恩来又到周围各县巡视，了解新开辟的根据地情况。11月底，他同朱德、张国焘等一起回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由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扩大成员，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周恩来参与领导从祖国东南到西北历时两年艰苦卓绝的长征，画上了胜利的句号。同时，他在新的漫漫长征路上迈出了坚定步伐！

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