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希尔斯《中心与边缘》读书笔记

最近，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1947年6月—2025年2月3日）不幸车祸去世，在社会媒介上读到了他关于学术历程的自传文章，其中谈及他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交往的经历。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和一位芝加哥社会学博士毕业的女性学者聊天，她就读芝大时与希尔斯有过接触。和她说起希尔斯时，她带着愤懑的口吻说道，希尔斯有很强的偏见，尤其歧视女性学生。从这些不同侧面的回忆来看，希尔斯是一位固执己见、颇有争议的学者。

在上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学界，希尔斯享有盛名，是功能主义学派的重要推动者，在一系列课题上有独到见解和探索。随着这一学派的衰落，他的研究工作也为人冷落。我读研时在课程读物中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对其人其工作不甚了了。

因为一个偶然机会才接触到他的作品。在1980年代，约翰·迈耶（John Meyer）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一门制度分析的研究生讨论班。我读研时这个讨论班已经停止了，我和约翰说起，错过了这个讨论班很遗憾。他拿出讨论班的阅读材料送给我。课程阅读材料大多来自学术刊物文章或书籍章节，那时的技术是将这些阅读材料复印后装订成册，厚厚地一大摞。在这些阅读材料中，有希尔斯的一篇文章：“Charisma, Order and Status”。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观点鲜明、逻辑清楚、余味悠长，让我对制度主义理论背后的社会观念基础有了新的认识。从那以后，我在新旧书店买到他的Center and Periphery，Tradition等论文集，扩展阅读了他的一些文章。

近来不时想到希尔斯的研究工作，因为他的一些论断与我近来思考的问题颇有关系。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关头。这个转折的一端是已经过去的时代，那正是希尔斯笔下阐述和解读的时代，另一端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我想从他的作品中认识和反思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中的社会活动、现实的社会建构，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巨变，从中窥视未来时代的端倪。

于是，从书架冷落的角落找出这本书（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by Edward Shil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重新阅读了其中几篇当年反复读过的文章。先把其人放在一边，来看看他的作品，帮助我理清一些思路。下面是简要的读书笔记。文中的引文来自甘会斌、余昕的中文版译文（《中心与边缘：宏观社会学论集》（爱德华·希尔斯 着， 甘会斌、余昕 译，译林出版社 2019）。

论文集导言

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作者追溯了他在这个领域（宏观社会学）学术活动和演变的过程。他提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都没有提出有关社会整体的分析（经济学关注市场、政治学关注政体），即社会总体最外层、最基本的成分，这正是希尔斯这本论文集所关注的课题。具体来说，作者所关注的是社会中心价值系统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这一语言表达带有那个时代的功能主义色彩，但其基本观点与组织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来自相同的思想渊源。

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背景。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经历了大发展阶段，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写道：“资本主义的大型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道德秩序广大的社会分解为多重个体的、各怀目的和各人利益的小群体的过程。” 这似乎是各个时代变化时的一个普遍观察。当时的大众社会理论（mass theory theory）提出，当代社会中传统的社区和组织日益衰落，人们在卷入市场活动时社会关系单薄，成为原子化社会，这是为极权所操纵，走向专制的前奏。

作者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社会有内在凝聚力，有其价值系统，有塑造共识的机制，这一中心提供了连接中心与边缘群体的机制。他提出，“研究社会整合的最紧迫任务是考察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即是作者针对这一中心问题在不同侧面的探索，其中涉及到了社会基本价值体系、共识、克里斯玛权威、社会整合与吸纳，以及相应的变异和多样性。

中心与边缘

在论文集的首篇文章中，作者用宣称式口吻写道：“社会有个中心。社会结构里有个中心层…… 中心或中心层是价值和信念领域的现象。它是符号秩序的中心，是价值和信念秩序的中心，那些符号、价值和信念支配着社会。它之所以是中心，因为它是终极的和不可化约之物；它也被许多人感知为中心，虽然他们对其不可化约说不清道不明。” （3-4）

中心制度系统是中心价值体系加以合法化的各制度之集合，形塑了各种社会生活。中心价值系统包括了基本的与派生的（primary and secondary）价值观念……，这些观念与具体的社会制度相关联。这里涉及到了一系列课题，权威、教育、道德，等等。作者进一步提出，社会精英层是中心价值的承载者，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于它占据了中心制度系统的某些重要位置。而维系中心价值系统的主要元素之一是社会成员对既定权威的认可和顺从（deference）。

为什么社会中心得以存在？希尔斯认为，这是对既定的创造秩序的需要，对创造力的尊重，与中心相联系的需要，还有权威自身的特性，及其自身的扩张趋势。希尔斯极力倡导的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整合来自共享的价值（consensus）。中心价值系统来自人们对纳入社会中心的需要。 在这里我们不难嗅到功能主义的浓烈气味。

作者也承认，现代社会的中心制度系统是有着较高共识之物，当延伸至边缘时，强度减弱，共识是有限度的。一方面，随着整合加深，中心与边缘的距离缩短。尽管神权坍塌，但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心价值系统深入其成员之心，是早期任何社会望尘莫及的。

另一方面，作者注意到中心与边缘的紧张甚至冲突。随着不同阶层纳入中心价值系统他们的社会距离远近不同，常有局外人的感受。“个体性是通往围绕着中心价值系统的共识之路的基础，但它到头来也可能反遭共识之害。自由和私密独居在共识之海的岛屿上，涨潮时它们可能就被吞没了。"

以上这些问题提出了这篇文章的主题：中心与边缘的问题。的确，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文献中，“整合”和“吸纳”（integration，incorporation）成为宏观社会学的主题体现在T. Marshall, Bendix等着作中。

克里斯玛、秩序与地位

这是我最早读到的希尔斯的作品。文章的理论深度和想象空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篇文章是对韦伯的克里斯玛概念和思路的进一步开掘。

希尔斯提出，韦伯有关克里斯玛权威的分析强调克里斯玛权威产生的条件及其衰落，让位于常规基础上的科层制权威。希尔斯持不同意见。在马尔斯看来，克里斯玛权威在世俗社会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阐发和扩展。“在我看来，一种淡薄、间接、制度化的克里斯玛倾向存在于社会的常规运转中。社会上有一种广泛的心理倾向，要把克里斯玛品质归于普通世俗的角色、机构、符号、阶层或人之集群。克里斯玛不是只会破坏秩序，它也维持或保全秩序。”

进而言之，作者认为，凡是体现、表达或象征有序宇宙或任一重大部分的本质的东西，都会由此唤起敬畏和崇拜的倾向，即克里斯玛倾向。人需要一种快安放他们自身的秩序，提供融贯、连续和正义的秩序。我联想到，同时代的另一社会学家S.N. Eisenstadt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作者指出克里斯玛在宗教和世俗中的统一性， 即唤起敬畏的中心性。克里斯玛品质在于，人们认为他与人类存在和人类栖居的宇宙的某种枢要特点有密切关系。有关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和期盼及其产生的社会活动的思想贯穿了希尔斯的理论讨论。

这样，希尔斯把克里斯玛、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敬畏顺从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个解释链条。

顺从（Deference）

希尔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deference” （顺从），其意思是，因为对某种权威或品质的敬畏而来顺从态度。例如，对社会中心价值的认同和维护，对科学权威的认同，等等。因此，这种顺从不是来自外在的压力，而是内在的接受，因此延续和强化了社会中心，成为权威正当性的一个重要微观机制。

希尔斯认为，这种顺从渊源于人们对社会中心价值的接受和依赖。在早期社会中，这一顺从常常与宗教信仰关联，在世俗社会中，这一顺从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向了其他具有神圣意义的制度和象征符号，如司法机构、科学机构，等等。从这一角度来看，顺从有利于边缘纳入中心，强化了社会中心价值体系，推动了社会整合。

在转向中国社会的田野研究前，我曾经启动了一项有关社会声望的研究项目。希尔斯这篇文章影响了我当时的理论建构工作（AJS 2005）。我从制度主义角度提出了关于声望的社会承认逻辑：只有人们在自然或理性基础上建立自己有关声望地位的宣称，才具有（神圣基础上的）正当性，才有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承认，才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借用希尔斯的概念来说，只有这样的宣称才可以得到人们内在的认同和顺从。可惜后来转向中国田野研究，这项研究项目搁置一边了，也没有继续追究希尔斯的理论思路，直到最近……

反思

重读希尔斯以上的几篇文章，我意识到为什么他的作品曾经对我有很大吸引力。希尔斯强调的稳定制度中心与组织学制度理论中的制度环境很是吻合。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制度环境对人们和组织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是意识形态和观念制度对人们的强大控制力量。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当代中国重大变迁，经历了脱胎换骨般观念转变，对于这一思路有切肤之感。我回想起，John Meyer说起，他生长在一个宗教色彩浓郁的社区中，直到走出那个社区后，才意识到自己曾经被全然制度化了（total institutionalization）。他的自身经历影响了他发展起来的制度主义思路。在这个维度上，在Jim March和John Meyer之间，我更接近后者。

当然，重读希尔斯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其文字中的功能主义色彩和气味。在我看来，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对秩序的强调，一方面是实然之作，即反映了那个时代构建的社会中心，中心价值体系。希尔斯写作的时代，是美国社会整合和吸纳过程的历史时期：女性、少数民族逐渐被纳入政治过程中。马奇说起过他的成长经历：他来自德国移民家庭，在他成长时期，移民父母不让孩子说德语，让TA们讲英文，以便尽快加入美国大熔炉。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成为为现有秩序和权力辩护的说辞。前者是我的关注点，而后者则需要学者的警觉和审视。

重读希尔斯，不是要延续他的思想，而是认识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别是这一历史背景随后经历的重大转变。回头来看，正在这本论文集出版前后的希尔斯时代，这个转折过程开始启动：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化的批判，新兴的民族国家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直至七八十年代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思潮大规模兴起和蓬勃发展，推动了去主流、去中心的历史趋势。希尔斯所处的时代过去了，他所阐述的中心价值系统亦碎片遍地，面目全非。社会中心、中心价值体系、社会整合，这些概念今天再次遭遇，令人警觉，引起反思……

归根到底，无论是国际秩序变化，还是国内政治演变，这一历史变迁的基础来自社会层次的变化，因此需要社会学的参与认识。社会关系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后现代后殖民的社会思潮推动了思想观念的去中心化，那么互联网（和正在涌现的AI技术）则推动了社会活动的去中心化，改变了人们组织起来的渠道和机制、改变了社会构建现实的机制和过程，从而推动了新的包括虚拟的社区、群体、组织和共识。

在这里，不妨大胆提出一个命题：这一系列历史过程交汇于此时此地，重大的历史转折正在发生中。从社会学角度、从社会层面、站在希尔斯时代的位置来看，其影响意义不亚于历史上的“新教革命”运动。这些方面的思考讨论有待另文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