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两个不可动摇的历史伟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3个光辉而艰难的历程。谁会想到，当年10多人秘密聚会的一个小团体，竟然在28年后推翻看似强大无比的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又有谁会想到，在90多年后，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奔驰。近百年的中国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两位历史巨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他们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用老百姓的话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应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切割”论的要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就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因各人的经历、遭遇不同，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相左，各有各的毛泽东观是不奇怪的。极而言之，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也会有。但是，作为一个大党、一个大国来说，不能各持己见，一定要有一个为绝大多数人所赞同的共识，统一思想，团结同心，建设国家。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作了客观的科学评价。《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个评价获得了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成为30多年来实现党的团结、政局稳定、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定海神针”。

当然，还有歧见，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论调一个时期甚嚣尘上。其中有代表性的当数“切割”论，即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来，将“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党不负任何责任，甩开这个历史包袱。这种观点名为“救党”，但不符合历史实际，站不住。

第一，“文化大革命”等的发动，是以党的名义作出的决定，是党犯的严重错误，而不能只由毛泽东个人负全责。尽管毛泽东晚年主观专断作风严重，甚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重大决策，都是以党的决议形式作出的。因此，《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党中央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历史决议》这样结论，是客观的、公道的。“切割”论，将“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完全归罪于毛泽东个人，有悖于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仅如此，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来说，“切割”论也是不道德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难以言状的巨大灾难，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党作出了彻底否定的《历史决议》。但是，《历史决议》也明确指出：要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和在“文革”时期的具体工作区别开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没有任何正确主张和积极举措。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举措，《历史决议》作了具体分析，论列了五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长期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深感忧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对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估计，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二是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其间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着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三是他领导粉碎了林彪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没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并对后来粉碎“四人帮”起了积极作用。四是他晚年仍然警觉地维护国家安全，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对外关系的新发展。五是党没有被摧毁还能维持统一，政府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国家还能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此，我们决不能因有“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就抹黑毛泽东的形象，将其妖魔化。“切割”论有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实际历史。

第三，党的历史成就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很难“切割”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党的历史也作了类似评价。这说明要将党的历史成就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切割”开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就没有我们党的历史成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可能有今天。

“切割”论的要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所谓“救党”，实则是从根本上摧毁党。

应充分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色资本主义”论是否定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策一直有不同声音。反对改革开放，诋毁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言论始终未断。当下，比较普遍的一种怪论是认为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经济社会的乱象和党内腐败皆源于此。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决维护者，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他着重强调了四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要一条。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二是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过去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中国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否则，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四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因此，说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曾经犯的“左”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党的十三大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在这个特定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和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强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对于这种经济制度的性质和作用，邓小平早在80年代中期就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要素参加分配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原生形态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有的，但这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当然，社会主义的主体成分和共同富裕的本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特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这怎么能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邓小平批判这类论调指出：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30多年来，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的制度和政策，从而成为我们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第三，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将支流当主流，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伟大成就。毫无疑问，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甚至非常突出。十八大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对此人们也痛心疾首，深感忧虑。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即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即贫富差距过大；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一些人或群体没有道德底线，各种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干，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四是生态失衡，即一些地区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在这四大失衡中，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官员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应当说，党中央没有回避、掩饰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

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能否根据这些问题就断然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呢？绝对不能。一则，这些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的不平衡和制度缺失造成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二则，这些问题尽管相当普遍，有的乃至异常尖锐，但在总体上不是我们国家和党的生活的主流，只是支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社会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举世公认。完全可以说：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这些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现在有些问题尽管很突出，仍属于支流。这个主次不能颠倒。三则，上述支流问题，党和政府在努力解决或纠正。比如反腐倡廉，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大力度，“拍苍蝇、打老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已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努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上述问题（当然，有的问题解决还要一个过程），八条纪律、反对“四风”已初见成效。因此，“特色资本主义”论，不符合国家发展的总体实际。它片面夸大了负面问题，将局部现象视为社会本质，歪曲了党和国家的根本面貌。

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作过高度评价。他们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特色资本主义”论不仅是否定邓小平个人，而且否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它以偏概全，混淆视听，危害社会，必须辨析。

正确把握新中国发展历史，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关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不可动摇的历史伟人

长期以来，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以毛非邓”，或“以邓非毛”，也有一定市场，困惑部分群体。对许多人来说是认识问题，只要将历史事实讲清楚，将基本道理讲明白，就能解困释惑。

2013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言之，即“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是从党的历史发展的维度讲的。如果转换成领导这两个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了。前面提到的无论“以毛非邓”，还是“以邓非毛”，都不符合新中国60多年历史发展的实际。邓小平早在1980年领导起草《历史决议》时就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的这个看法既说明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也说明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

当然，对新中国历史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也不能作简单化的直线式的解读。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发展，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要辩证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的历史关系。对两个“30年”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并不是说不承认前“30年”发生的曲折和挫折，更不是要重新评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如果产生这样的认识，则是误读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因为1981年的《历史决议》已对前“30年”的历史，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已有科学分析和明确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明确地坚持、维护《历史决议》。因此，不能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同坚持和维护《历史决议》对立起来。由于前“30年”的历史主要是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的，后“30年”的历史主要是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开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两位历史伟人也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回顾历史，不能将邓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对立起来，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前瞻未来，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关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不可动摇的历史伟人。

首先，坚信这一点：在中国，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这不是武断，而是由中国的历史情势和现实发展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别的任何政治力量既不可能凝聚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各民族人民，也没有能力和经验来把国家治理好。尽管目前党内还存在如上所述的不少弊端，许多事情也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贪腐败类，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个有近9000万党员的大党，有宏大的奋斗目标、先进的理论指导、优良的思想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聚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各类精英。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和民族的脊梁，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治国家。别的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正能量和大优势。多党制轮流执政，不适合现实的中国国情。“文化大革命”成立了数不清的造反派组织，可谓党派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谓“多党”。这些组织最初也是“以革命的名义”招摇过市，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为了所谓的“夺权”，大搞武斗，闹得社会不得安宁，国家大乱无序。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不应当忘记。在当代中国，若要搞所谓的多党制，也必然是这样的结果。

其次，要明确：在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但不等于共产党不需要实行民主政治，不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时代的进步、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逻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若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人们比较清楚，无需赘述。毛泽东同志在思想很开放时也有这方面的主张。他在1957年4月底对民主人士说过：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这说明他并不主张搞终身制。当然，后来他的思想发生变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给党带来了很大危害。这个弊端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为什么贪腐现象那么严重？从制度建设方面讲，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缺乏健全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这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过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很难避免权钱交易、恋色滥权。这样，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是必然结果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良方，只能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即一手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反腐倡廉的精神长城。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在强化教育功能这一手。另一手，就是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这种分权，就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比如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可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各级政协可加大监督和建言职能，司法审判真正独立，党的纪委加强垂直领导关系等。这样分权，可能影响某些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制衡机制也会使问题考虑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的错误。这样分权，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就说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走向制度文明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保持纯洁性、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科学地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党的90多年历史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今后的创新理论若被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都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然如此，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坚持维护，不能动摇。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同样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的邓小平理论这个旗帜也丢不得，丢掉了同样地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毛泽东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共同体。动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就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就失去了执政资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关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不可动摇的历史伟人。各种“非毛”、“非邓”之论，就是要对中国共产党釜底抽薪，因此必须高度警觉。

坚决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当然也是要科学地维护，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搞什么“大树特树”。凡是他们正确的东西，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允许善意的即使是尖锐的批评，以作为历史教训认真记取。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始终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最大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永葆执政青春。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来源：《前线》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