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铭：关于“现代化”研究的几点反思

[摘 要] 学术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丰硕成果，但在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普遍规律、欧美现代化在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科技、社会治理、对欧美、苏联和拉美等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经历过的挫折与失败的系统研究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本文深入分析各国现代化的模式与差异，阐释“欧美现代化”在历史上的文明进步以及产生的野蛮悖论，探究欧美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欧美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的差异

自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表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以来，学术界围绕其生成逻辑、丰富内涵、基本特征、价值意蕴、推进方式、实践路径等不同视域做了大量研究，论文呈现井喷式增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于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不少研究重复性内容较多，学理性、实践性研究较少； 问题意识不够强，实践导向的问题阐述分析较少； 在比较研究中求异较多，基于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求同较少； 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注不够。具体表现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中国特色研究比较充分，但对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普遍规律研究相对不足；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优势和超越意义特别重视，但对欧美现代化在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科技、社会治理等领域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关注不够； 对中国式现代化在未来可能遭遇的问题和障碍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欧美、苏联和拉美等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经历过的挫折与失败缺乏系统研究。“中国式”与“现代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两者研究的失衡与割裂，在一定程度上就失去其他国家现代化体系的镜像观照，缺乏与他者的参照互鉴，就很难客观、全面地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和价值。

一、“现代化”到“西方化”的“附魅”

18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现代化进程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先后进入工业化社会，时间跨度大约有200年。“现代化”概念的形成时间则要晚得多，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一词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采用。”现代化是什么？欧美学术界主要观点有四：第一，现代化是一种历史过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其核心是工业化，代表人为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等。第二，现代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代表人为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等。第三，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目标是经济增长、政治发展、国家自主和社会改造，它存在于几个“先锋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进步以及继之而来的后进社会的变迁进程之中，代表人为美国学者本迪克斯等。第四，现代化是一种进步的过程。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一百年的时间里，欧洲的社会哲学大多数视“人类进步”为必然，那些取得了“人类社会进步的目标和人类所期望实现的目标”的工业化过程，都被称为成功的现代化，代表人为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等。

欧洲历史上分裂是常态，15-16世纪的欧洲是世界上战乱最为频繁的地区，甚至到二战结束之前，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西方”。“西方”概念的产生，首先深受基督教会分裂为西方天主教会和东方东正教会的影响，其次离不开欧洲历史哲学家们基于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建构。18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将“东方”描绘成为映衬“西方”世界而存在的他者。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宣扬：“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工业革命时期，学者们开始从理论上建构“西方文明”的历史叙事，“西方”由此成为进步和现代的象征。20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加剧，美国开始扮演“西方”理论的主要生产者和推动者，经典现代化理论由此应运而生。“该理论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西方国家为范式，为非西方国家描绘了一条标准的现代化之路。该路线以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多党竞争代议政治、新教伦理式的世俗文化和契约型市民社会为核心，在力促各国放弃本国传统、改弦更张的同时，把当代美国目为现代化终点，将苏联的现代化丑化为‘异端’和‘病症’。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加不遗余力地把“美国经验”附魅(或赋魅)为国际政治的典范。学界在知识体系中不断塑造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西方化”等于“美国化”的认知模式，使美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由此成为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标尺。

二、现代化的模式与差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现代化研究“模式”辈出的时代。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提出了通向现代化国家的三条道路，即英国—美国的自由民主道路、德国—日本的法西斯道路和俄国—中国的农民革命道路。美国现代学者C·E·布莱克将世界170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分成七种模式，第一种英国与法国模式(先政治革命后工业革命)、第二种英法衍生国模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三种其他欧洲国家模式、第四种拉美22个独立国家模式、第五种基本自主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模式(包括俄、日、中、伊朗、土耳其等)、第六种亚洲和北非等34个国家和29个附属地区模式、第七种南部非洲和大洋洲的31个独立地区和20个附属地区模式。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脉络上，我国有学者提出了现代化的三大模式：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发展进程表明，不同国家因为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不同，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不同，所以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尽相同。即使在资本、资本逻辑或资本主义主导下率先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北美和西欧就分别形成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代表的“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和以“莱茵模式”为代表的“社会化的资本主义”，体现了资本化和社会化两种逻辑在西方社会内部的纷争。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原发式现代化的国家，随着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展开，导致大量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议会主权”原则虽然确立，但本质上议会变成有钱有势贵族寡头的俱乐部。英国推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本国纺织工业立足未稳时，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待到工业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之时，便由贸易保护转而大张旗鼓地宣扬“自由贸易”，到1860年英国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被单边取消。“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以英国为中心，其他国家为附庸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进而“借开放市场将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国家的工业消灭在萌芽状态。工业革命把资产者和商人阶层推向财富的顶峰，新生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却难以获取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1760—1832年间，英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议会改革运动。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当权者做出了适时适度的让步，通过1832年、1867年、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英国实现了寡头政治和平的、渐进的转变成为民主政治。英国由此确立了自由主义原则及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现代政治结构和生活方式，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自由化、民主化构成其典型内涵。不过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后，却“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因此它给后发国家开出的“自由贸易”，被认为是以邻为壑的有害药方。

18世纪欧洲的贸易壁垒丛生，法国对英国开出的自由贸易药方信以为真。1786年法国与英国签订《伊甸条约》，双方承诺互相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实现平等的自由贸易。然而法国开放了棉纺织品市场，而英国却拒绝开放丝绸品市场。这种不平等的“自由贸易”，导致英国迅速抢占了法国市场，法国的棉纺织业几乎完全崩溃，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从而引爆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后来痛切地认识到：“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随着路易十六人头落地，废弃君主，建构共和，法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加速了法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先后颁布各种法令，大力扶植和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使法国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法国的工业现代化时间长、速度慢、不平衡，甚至没有明显的“起飞”标志，但在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却具有自身突出的特点。第一，法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不是通过大规模圈地的暴力形式，而是通过对农民的租税盘剥方式进行的。第二，法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道路。为了实现工业化，法国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本国农业和手工业的政策，以防止被外国工业品所冲击。第三，服饰、化妆品和奢侈品制造业的长期和大量存在，手工劳动、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阻抑了大企业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第四，农业和工业保持了长期协调发展的关系，互为支撑、互为补充，从而避免了法国经济上的大起大落，保证了法国现代化相对持续稳定的发展。第五，传统部门与新兴部门齐头并进、产业结构多元发展，国家通过税收、经济立法、直接投资等方式干预工业化发展方向，这在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第六，19世纪法国拥有一大批着名科学家，在纺织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兴领域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推动了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使其成为欧洲重要的工业国家之一。

德国的现代化是面临英、法两国工业化的强大冲击被迫起步的，资本积累是通过对外战争与索取赔款而来，目的就是为了参与世界争霸。军国主义在德意志帝国的壮大，直接推动着19世纪后半期德国工业化的高涨。重新瓜分世界的贪婪欲望，驱使德国统治集团以国家政权干预经济，推进经济组织与银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全面飞跃。到20世纪初，德国煤、铁、钢的产量和铁路的长度都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机械制造更是独占鳌头，在化学、电气、光学三个科技领域后来居上，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实现了德国工业现代化的大飞跃。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工业体系的垄断化，军工技术的科技化，使德国成为战争的温床，孕育了更大的战争危险。

美国是受英国影响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其继发式工业化的突破也发生在棉纺织领域。正如美国着名科技史专家内森·罗森堡所说：“当19世纪美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它是踏上了一条大不列颠早已指明的道路。”学术界一般把1790年作为美国工业化的开端，以斯莱特棉纺纱厂的建立为标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引发了工厂制度的革命，美国不仅率先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工厂制、标准化部件生产，而且还从法律上确立了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建立对于工业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798年到1800年，政府颁发了276项专利权； 从1850年到1860年，专利权增加到25200项； 从1890年到1900年，专利权增加到234956项。”到1859年，美国共有大小制造业企业140433家，全国制造业的总增加值达到8.54亿美元，10个最大的制造业部门按照产值排列依次是棉纺织、木材加工、鞋类、冶铁、制衣、面粉加工、机器制造、皮革、毛织品和马车制造，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国民经济产值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工业革命进展迅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的工业化在借鉴英国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着创新和变革，走上了一条与英国不同的道路。”

英、法、德、美等国既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也是成功者，因此在17-19世纪急速提升了“西方”的影响力。不过笼统的用“西方式现代化”或“西方现代化”将这些国家“一勺烩”，是否又过于简单化、标签化。其一，日本、韩国是东方国家，把它们归类于“西方”过于武断，并不准确。其二，虽然突出了“西方式现代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同质化、普遍性和一般性，却遮蔽了“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化、特殊性和个别性。其三，“西方式现代化”在意识形态语境中，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西方式现代化”可能被理解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极易被解读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对抗性话语。在当前的学术界，刻意提升“非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地位，大力贬抑“西方式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早已成为一种时髦。“如果因为害怕背上‘欧洲(西方)中心论’的骂名，而不正视北大西洋诸国在世界历史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也难免产生‘一叶障目’之弊，既无法准确描述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也难以透辟地解释当前世界的许多问题。”其四，在中国致力挣脱“西方”影响的当下，在学术界大力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氛围之中，“‘西方’的参照意义之强，仍然可以为人们轻而易举地察知。这正是中国人依然在建构一个促使自己发展的对象化‘西方’的明证。而这样的文化建构，与真实的‘西方’世界所具有的关联性程度，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高。而中西之间的相互审视，仍然会强势切入中国人的现代致思大脑。”因此，用“欧美现代化”是否更为客观、中立，更有利于中西之间的相互审视，更有利于学术研究。

三、“欧美现代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欧美现代化的黄金阶段。欧美现代化进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肩负着双重使命，即破坏的使命和建设的使命，前者瓦解村落的、封建的、封闭的制度和秩序，后者促成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因此，《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推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工业化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而且带来了议会民主、官僚体制等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逐渐在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取得国家政权，成为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第二，欧美国家依靠其贸易实力、市场经济、军事霸权和海外殖民地，发挥工业和技术的先发优势，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和工业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第三，科学思想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大学开设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如罗伯特·波义耳、牛顿、詹姆斯·瓦特、法拉第、达尔文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英国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也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译本名为《国富论》)，深刻探讨了资本主义竞争阶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论证了富国裕民是经济学的目标、分工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看不见的手”是市场经济的密码，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四，“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资本是流动性最强、对市场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从历史高度肯定了资本文明的张力：“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文明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资本文明创造了新的生产力。资本是克服“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推动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化进程中“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的限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不断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资本文明促成了现代市场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生，才促成了欧美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和现代化。有着统一结构、能够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市场化体系一旦形成，就意味着社会的运转开始从属于市场。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再次，资本文明创新了人类精神成果的新内涵。资产阶级思想家以理性为指导，提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学说，冲破了中世纪以来封建专制的精神枷锁，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次精神大解放。这是一次全面的社会转型，资本推动着“西方”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承认西方对于人类现代化的贡献，承认现代化道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价值，就是在现代化问题上坚持唯物史观。”

第五，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经济危机加速了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欧洲相继爆发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却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材料，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加速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

四、“欧美现代化”产生的悖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它一方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使欧美现代化陷入种种悖论和文明灾难之中。资本主义本身始终蕴含着在它自身之内难以解决的矛盾，现代化加速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往往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失业严重、贫富分化、生态破坏、资本剥削、野蛮掠夺、经济危机等等，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现代化国家在内外部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一，生态破坏。欧美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丰硕的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给社会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如煤炭、矿产、石油等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森林锐减、江河干涸、环境污染、稀有动物濒临灭绝和生物链失衡危机。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英国形成了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文明过度”不仅发生在农业产区，而且也蔓延到城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针对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聚集区的工业污水问题，告诫城市里的居民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欧美现代化文明史相伴随的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史。

其二，资本剥削。资本通过“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始终占有和控制着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在“文明时代”，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就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的残酷和野蛮，资本带着血和火来到世间，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所以，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普通大众的无产阶级化，这将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阶级对抗。

其三，经济危机。自1825年到1900年，欧美现代化国家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的程度愈来愈深，破坏性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财政削弱和濒临崩溃，失业率和物价问题异常严重”。因此说，一部现代资本主义史就是一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史。

其四，野蛮掠夺。“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表现出两副面孔：文明与野蛮、‘普世价值’与帝国霸权的吊诡。”从1876年至1912年的36年里，非洲大陆就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英国获利最大，到1914年总面积3380万平方公里，超过其本土面积150倍。美国也不甘示弱，经过一系列战争或以武力强迫签订条约，其面积扩大到937万平方公里。殖民者对北美大陆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使其从最初的500多万人急剧减少到25万人。据保守估计，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黑奴贸易中，欧洲商人将1200万至2000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大陆。正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的方式，欧美列强榨取了被征服民族的巨额财富，为其国内现代化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血液”。

五、欧美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欧美现代化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特定的启发意义。其启发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西化”并不具有普适性。现代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先后涌现了多种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既体现了现代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背景下的共同特征、一般规律和时代局限，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欧美国家虽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远不能成为现代化的范本，美国模式更不是现代化的终点。欧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诸如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不具有普适性，更没能解决尤以非洲为代表的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乃至生存问题。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复制难以为继，甚至越来越难满足本国人民的诉求和利益。现代化实践证明，从传统到现代，从不发达到发达，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西化”和“美化”。

第二，“闭关锁国”导致落后挨打。国际学术界曾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在清代处于一个衰败和没落的时期。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认为乾隆十五年(1750)，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英国着名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得出结论，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到世界GDP的22.3%，处于世界六大经济体中的第三位。到182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到全世界GDP的32.9%。也就是说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经济不仅体量大，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全球视野探究原因，首先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削弱了中国自身的活力和创新，使科技、制度、思想等方面都落后于世界潮流，社会经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也失去对外来侵略的有效防御。其次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因循守旧，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认为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合作几乎中断，失去了了解世界的途径，也失去了向世界学习的机会。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实现民族解放、探索现代化之路的斗争史。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没有哪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世界的整体而单独生存，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世界的进步而孤立发展。一个国家与民族要实现自身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充分地依靠和利用本国的各种变量因素和特有优势，才能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正如日本着名经济学家西川润所说：“后发社会不只是摹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

第三，“依附性”发展危机。依附型发展是指后发国家在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中，过度依赖国际分工中的资本和市场或发达国家的援助与合作，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经济发展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不少国家政治上照搬欧美现代化模式，经济上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投资，文化上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陷入“依附性陷阱”而不能自拔。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最早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国外热钱疯狂涌入，国内资产价格犹如打了“鸡血”迅速推高，直接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好景不长，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阿根廷的金融受到巨大冲击，外资逃离、银行倒闭、经济下滑，成为陷入全面、深重发展危机的国家。墨西哥在20世纪六十年代是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但发生在1994-1995年的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使其一蹶不振，沉重打击了“新兴市场时代”。拉丁美洲被形容为“被切开的血管”，而西方资本巨鳄则借机掠夺其多年积攒的国家财富。正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书中写道：“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自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土地、人、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本)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经济与社会严重失衡、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发展等现象被称之为“拉美现象”，如今已成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了。

第四，“去工业化”陷阱。从世界各国“去工业化”的历程看，可分为发达国家的“典型去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两种类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趋势更为明显。2000年，美国的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1.6%、24.9%、73.5%，同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仅为15.1%。随着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就业岗位也会随之转移，从而也降低了美国国内福利水平，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美、英、德、法等国家“去工业化”对“高端制造业的推动作用甚微，不能弥补其对工业部门带来的整体衰退效果。因而，在去工业化占据主流时期，经济增长处于长期低迷状态。”在经历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美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重振制造业”的发展规划，从而开启了一个“再工业化”的进程。“过早去工业化”是指在没有实现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制造业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就开始持续下降，巴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巴西到20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汽车、飞机、造船业占全球重要地位，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10%，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被誉为“巴西奇迹”。20世纪九十年代，巴西开始“去工业化”，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结果导致巴西失业增加、贫富分化、腐败盛行、矛盾激化，致使其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2000年巴西的人均GDP为3750美元，2010年迅速上升至11286美元，2015年则下降至8814美元，2020年又降至6797美元。“巴西奇迹”变成了“巴西之鉴”，其深刻的教训不得不令人深思。

第五，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并深刻揭示其科学内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不是对欧美现代化理论的照搬，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运用，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产物。“现代化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发展经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把“中国式”和“现代化”分割开来。无论如何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不能忽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离开了“历史共性”那就只能是自说自话，“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必然是不准确、不完整、不科学的。这种片面化的误判必然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造成明显的误导。”

张耀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

本文刊载于《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