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增：比较视野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症结和启示

【摘 要】比较分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困境和症结、原因，不但对增进现代化的整体性理解有重要启发，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认知。从比较视野来看，相较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展现的光明前景，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普遍陷入各种困境之中，主要包括：政局动荡、经济停滞、过早去工业化、社会危机加重、生态环境破坏、发展资源匮乏和外部冲击加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的背后，有着深刻内外部根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这些症结是：发展起点低，基础薄弱；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体系；霸权主义的霸凌与干涉；缺乏社会改造；发展理念普遍存在偏差；未形成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早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顿局面提醒我们，任何国家的发展和繁荣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对中国式现代的伟大创造及其所展现的光明前景，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并为之努力奋斗。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比较 启示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更是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宏伟理想。在世界现代化版图的时间谱系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晚，处于后发位置，呈现出基础弱、水平低、发展慢、差异大、挑战多等特点。虽然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对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2015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旨在实现全球繁荣、消除贫困、确保人人享有和平与繁荣，共设置了17项目标和169个子目标。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是实现“2030年议程”重中之重。2024年6月，联合国公布了《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全面评估了议程实施情况。报告显示，世界在实现2030年议程方面严重偏离轨道（severely off track），只有17%的目标进展顺利，近50%的目标进展甚微或一般，超过30%的目标停滞不前或出现倒退。[1]“2030年议程”进展不顺，只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的一个缩影。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极少数国家在付出巨大艰辛甚至高额代价后实现了中等程度现代化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要么举步维艰、挫折不断，要么原地踏步、恶性循环，要么横生枝节、变化莫测，要么荆棘丛生、前途迷茫……为了廓清这些难题和困境，本文依据最新数据与案例，从整体上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进行了全景式比较分析，以期在梳理难题、困境的基础上，找出背后症结、原因，并得出有助于增进现代化整体性理解的启示。

一、当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1. 政局持续动荡，冲突不断，治安恶化，发展秩序遭受持续冲击

稳定有序的政局与和平安全的国内环境是顺利推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最新报告，全球安全状况在2023年继续恶化，全球有52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与2010年相比，这一数据增长了70%多。其中，重大武装冲突(即一年中涉及1万人或以上冲突相关死亡的冲突)有4起，高强度武装冲突(即涉及1000-9999人死亡的冲突)从2022年17起增加到20起。[2]当前，社会冲突和有组织暴力犯罪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持续上升。跨国犯罪、毒品交易、绑架、盗窃、性别暴力、黑社会犯罪、帮派活动等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一系列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制约很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瓶颈”，不仅恶化了当地发展秩序，也令外部投资者望而却步，成为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拦路虎”。

2. 经济增长缓慢，“没有发展的增长”问题突出，发展停滞不前

经济增长是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无论是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还是满足民众的需求，以及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危机，都需要“必要的经济增长”。例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曾为最不发达国家的GDP设定了每年至少增长7%的目标，只有这个水平的增长率才能确保维持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发展水平。联合国《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当前全球GDP增速放缓，生产率停滞不前，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风险。更为严峻的是，经济生产力的年增长率(即每个就业人员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2022年和2023年停滞不前，低于0.5%，与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1.5%形成鲜明对比。[3]生产率停滞不前，引发了“没有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问题，即贫困减少和就业增长正与GDP增长脱钩，致使发展陷入停滞。

3. 工业化困难重重，“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凸显

从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凡是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经历工业化的。工业化不仅意味着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极大提高，还是推动一个国家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城市社会转型的基础力量。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总体呈现一种倒U型增长模式：在人均GDP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工业比例的上升；然后，在国民收入的一个中间点，工业部门达到峰值；在这个点之后，这种关系就颠倒了，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工业部门份额的下降。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却开启了“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进程。[4]“过早去工业化”的后果很严重。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通常比其他部门更容易从国外吸收技术并创造高生产率的工作。随着制造业的萎缩，非正式就业活动有所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率都将受到影响。

4. 人口危机加剧，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行为多发，导致社会问题积重难返

首先，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率往往越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往往高于发达国家，非洲是全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然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高人口增长率不但没有带来现代化发展的“人口红利”反而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粮食危机、青年人失业问题和人口流失等。其次，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困更难忍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一系列放松管制与经济自由化政策的推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大量国家出现上升。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极为严重。[5]最后，腐败是发展的绊脚石，也是影响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顽疾。腐败加剧了贫困和社会不公，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2024年南非大选中，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的得票率下滑约17%，30年来首次失去议会多数党地位。腐败形象是非国大支持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6]

5.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叠加气候变化，造成一系列发展危机

历史上，发达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高昂且沉重的代价。虽然殷鉴不远，但是受制于脆弱的先天条件、资源的匮乏、技术的薄弱、巨大的人口压力以及理念政策的偏差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走向了与先前国家一样的道路。当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遭遇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叠加影响下的各种发展危机和障碍。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受影响最大的是一些最贫穷、负债最重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还可能推高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乃至暴力冲突。例如，非洲萨赫勒地区堪称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该地区正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危机，包括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环境荒漠化、生存资源匮乏、游牧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等。激烈的竞争带来了族群冲突、政治不稳定和极端主义，导致该地区遭受经常性的暴力冲击。

6. 发展资源匮乏，外部冲击不断，各种发展“瓶颈”问题陷入恶性循环

由于历史上普遍遭受过殖民剥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天条件非常薄弱，面临着资本、资源、技术和人才的短缺或匮乏，甚至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当前，这种先天不足有陷入恶性循环的趋势。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不得不通过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换汇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剪刀差导致外汇短缺，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外汇短缺—工业升级困难—逆差持续”的怪圈。同时，当前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形势日趋严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地区冲突、大国竞争、恐怖主义、极端气候、能源危机等问题交叉叠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几乎波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重大外部冲击当属“美元潮汐”。在扩张周期，美国大量超发美元，助推全球资产泡沫，实施“繁荣收割”；在紧缩周期，美国通过加息抬高利率，在全球制造债务陷阱，实施“深度收割”。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多次加息，导致全球流动性快速收紧、多种货币大幅贬值、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以美元计价借贷的国家清偿债务压力骤增。[7]

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的形成症结分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和外部环境根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1. 发展起点低，基础薄弱，先天不足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可能脱离初始条件，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结构、人口条件、文化传统和历史积累等。这些起始条件往往是既定的，变化缓慢，影响又长久、深厚。针对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由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Late-Development Advantage）”，长期以来备受推崇。该理论认为由于有大量的先发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利用，以及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后发国家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弯路，实现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弯道超车。然而，从实践以及前文的困境分析来看，该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脆弱的先天条件和薄弱的发展基础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就注意到了因基础薄弱和先天不足而导致的后发国家“迟发展效应”问题。以发展中国家最集中大陆的非洲为例，非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益边缘化，工业化停滞不前；单一经济结构仍未根本改变，绝大部分非洲国家仍然主要依靠或完全依靠一两种供出口的农矿初级产品；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方面，非洲是最缓慢地区，甚至是负增长；“非洲农业生产萎缩，基本生存难以维持，灾荒饥馑，哀鸿遍野成为当代黑非洲的常见现象”。[8]吊诡的是，即使一些先天条件优渥、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依然艰难。例如，世界上最贫穷的10亿人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资源丰富的国家。

2. 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体系

当今的世界格局依然延续了“中心-外围”依附体系关系。少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中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边缘，中心和边缘由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相连接，即边缘国家用廉价的、易替代的初级资源向中心国家换取高价的、不易替代的工业品或高科技产品。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曾经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9]在这种结构体系下，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都极不平等、极不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西方主导的秩序的特点是后殖民统治、双重标准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国际政治规则由少数国家主导、经济规则由少数国家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国家独享，由此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3. 霸权主义的霸凌与干涉

霸权主义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外患与干扰因素。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正遭受美霸权主义的霸凌、干涉、胁迫、封锁、制裁和掠夺。这些受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轻则受到阻碍，重则遭遇重创，甚至被迫中断。20世纪以来，美国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大陆搞“和平演变”，在中东策划“阿拉伯之春”，在世界各地策动“颜色革命”，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颠覆别国政权，在冷战后相继发动或挑起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美国霸权主义的另一项“独门秘笈”就是单边制裁，利用制裁、威胁、恐吓、讹诈、封锁、孤立等种种流氓手段，孤立和打击不合心意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成为“重灾区”。19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并持续至今，导致古巴长期面临物资严重短缺等困难。美国对朝鲜、委内瑞拉、缅甸、叙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制裁和封锁则直接打断了其可持续发展进程。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措施最严厉的一系列制裁。据国际制裁跟踪平台Castellum. AI最新统计，截至2024年7月，俄罗斯遭受的制裁累计达18472项。

4. 缺乏对社会的现代化改造

缺乏社会改造是制约众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桎梏。由于未能开展彻底的社会改造，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普遍存在一种“二重世界”奇观。一方面，在许多大城市、中心城市，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跟现代国家并没有太大差别；另一方面，在城市之外的乡村地区，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人们被牢牢束缚在部落、种族、宗教、习俗、血缘、家族和传统的社会网络中。从外部来看，虽然整个国家维持着整体的形态，但内部却被各种团体利益切割得七零八碎，造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错位。当整个国家和社会自上而下受到层层掣肘时，基本就锁死了这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潜力。缺乏对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导致国家长期无法对社会实施有效的整合，可能进一步酿就严重的政治危机或社会动荡。例如，国家政权更迭易如反掌、军事政变频繁、民选政权与军人干政交替出现；地方势力做大做强，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形成强大既得利益集团，乃至寡头垄断，足以抗衡国家；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扩大、暴力犯罪猖獗；社会陷入长期动荡、经济停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等等。着名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曾评论说：“为了完成‘独立’这项历史任务所进行的斗争尚未完成……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完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10]这足以说明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5. 发展理念普遍存在偏差，缺少自主性

在世界现代化的时间谱系中，关于现代化求索的最初实践，是由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的。凭借先发的成功经验，西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一度取得了求索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唯一解释权。基本论点是：首先，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是唯一的且是西式的，各国都将遵循同一道路，即沿袭西方走过的道路循序发展；其次，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将出现“趋同”现象，趋同的最终“标的物”是西式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最后，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文明和本土文化是迈向现代化的障碍，必须通过改革予以改造。这种带有强烈“西方中心论”色彩的理论尽管荒谬，但仍不妨碍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这种罔顾现实基础与割裂历史传统、拿来主义式的盲目照搬照抄，削足适履式地走上“他人的发展道路”的做法，导致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出现严重偏差，逐渐丧失了自身认同和独立自主性，造成严重恶果。例如，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风靡全球，新自由主义几乎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唯一的现代化途径。为此，俄罗斯东欧地区采取了“休克疗法”；中东地区的埃及、突尼斯等国实行经济结构改革，推行完全的金融私有化；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加速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改革，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被打断。”[11]

6. 未形成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2]政治衰朽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制度能力不足，本质上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冈纳·梅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一书中引入“软国家”一词，用来描述南亚乃至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散漫“无纪律”、不服从任何权威的现象，导致国家陷入立法、执法困境，政策难以推行。[13]从现实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缺乏强大中央政府，难以形成金字塔型的稳定现代科层体系，却形成犹如千层蛋糕般分散错杂的割据状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传统、习俗等多种因素的重重掣肘。国家能力弱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可能无法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导致犯罪率上升和社会不安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低下，影响投资环境和商业活动，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无法提供必要公共服务，导致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恶化，引发社会不满和抗议；缺乏有效监管环境，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国家能力不足以解决现代化造成的发展问题、结构变迁和分配矛盾时，最终会反噬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蓝图。

7. 早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导致各种难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概念，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描述了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发展、制度变迁或技术演进具有类似物理学中惯性的现象。也就是说，一旦社会选择了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导致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难以改变。从这个概念出发，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会导致不同的发展选择，这些选择一旦确立，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限制未来的发展与变革。例如，资源丰富国家的“资源诅咒”，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不能借此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好运，也即资源越丰富、人民越贫穷。从路径依赖角度讲，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会过度依赖特定的自然资源出口，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化，缺乏产业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使经济变得脆弱。这种问题累积下去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政治不稳定、腐败问题加剧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低于资源匮乏的国家。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贫民窟”问题。拉美和非洲不少国家曾在城市化问题上机械模仿欧美国家，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不协调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城市化，导致产生了大量“贫民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贫民窟治理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三、启示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未来展望

前文依据最新数据与案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全景式比较与分析，既廓清了难题、困境，也阐释了症结、原因。总体来看，相较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展现的光明前景，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陷入各种困境之中，值得深入思考和比较研究。之所以开展比较研究，源于现代化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为了增进对复杂的现代化的理解，就需要开展各种类型的研究，特别是跨区域、跨国界的比较研究，以收纳更多的个体性存在，从而形成对现代化的一个整体性理解框架。这个框架是综合的、广泛涵盖的、基于各地各国普遍经验的抽象和概括。从这层意义上讲，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增进对现代化的整体性理解。

1. 实现现代化既是一个长期性、持续性、艰巨性和风险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因充满不确定性而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调试、不断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从全球视野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事业陷入各种困境之中，充分表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不平衡发展之路，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截至2023年12月，全球仍有45个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其中33个位于非洲。这些国家人均GDP普遍较低，无论生产生活还是经济发展都严重依赖外援，且经常遭受政治不稳定和武装冲突的影响，现代化进程完全停滞。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一度达到了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后却陷入了停顿乃至严重倒退（比如“过早去工业化”），更值得警惕。总之，必须对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风险性、反复性有充分认识和准备。同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困顿局面提醒我们，任何国家的稳定和繁荣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及其所展现的光明前景，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并为之努力奋斗！

2. 坚持独立自主是成功探索合适的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习近平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5]实践证明，照搬照抄别国现代化模式或道路，从来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西方现代化模式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发展阶段，针对西方国家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总结。因此，这些经验的有效性问题必然面临时间与空间的多重限制。一方面，西方百余年前的现代化经验，在21世纪的今天是否仍然具有参考价值，需要批判性看待；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模式针对西方社会具有其效用性，运用到与西方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的后发国家，是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需要科学地置疑。在独立性与自主性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理念矫正，破除“西方信仰”“北方信仰”，坚定“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去依附的独立自主道路。

3. 深度的社会改造是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的前提是彻底变革生产关系，并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或文化因素。历史地看，在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美国等），都是先发生了革命，摧毁了前现代制度存在的土壤和条件，才迎来新制度的诞生，从而全面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同样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对传统社会进行深度改造基础之上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6]深度的社会改造是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时普遍缺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难题与困境，都可以从这里探寻根源，也可以从这里思考化解困境的答案。

4. 高效的治理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是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治理能力是影响发展中国家长期繁荣的根本因素。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落后国家必须首先挣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枷锁，推翻本国和外国的一切剥削压迫势力，在深刻的社会革命基础之上，建立起能够有效地推进现代化的先进且高效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并依靠这种高效的治理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调动本国的各种资源，创造出现代化发展所需的条件。同时，只有拥有了高效的治理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发展中国家才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优势、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这是决定现代化成败的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反之，当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不足以解决现代化进程遇到的难题困境时，将最终反噬自己的现代化蓝图，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因此，治理体系的紊乱与国家能力的孱弱，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大软肋。如何通过国家建设弥补这一短板，实现善政良治，对致力于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道必答题。

5. 保持增长与发展、增长与代价、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增长与发展，涉及经济增长应该能带来社会发展和进步，而不是单纯的数字增长，要极力避免“没有发展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反噬；增长与代价，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经济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关键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的代际公平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增长与发展、增长与代价、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所有这些词组中的二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以何者为先，隐含的是一种价值选择。以哪个目标作为现代化发展起始阶段的优先考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后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化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化的实现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进程，而是与人的集体选择密切相关。如何处理这些二者关系，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

6. 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是推进现代化事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几代人持之以恒的接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至关重要。一方面，能够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预期，更好地吸引外部投资者；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减少机会主义或短期行为，降低试错成本，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发展中国家现实现代化困境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的脆弱导致了政策的频繁变动和不确定性。在这方面，阿根廷的教训可谓惨痛。在最近半个多世纪内，阿根廷经常发生政变，政府更迭多达29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民选政府都曾登台亮相。在1982年债务危机前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阿根廷就更换了5位总统（包括临时总统）和7名经济部长。在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后甚至出现11天更换了5位总统的记录。迄今为止，几乎每一方势力上台都是因为前任政府下的经济崩溃，新政府上台后一般是采取强力的压制政策，埋下新的隐患。可见，当一个国家失去稳健的政策和政治导向时，后果是多么惨烈。

7. 稳定有利的外部空间和国际环境是顺利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障。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既无法脱离本国的历史经验和社会条件，也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体系的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整体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现实虽然严酷，但也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一时难以解决。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是通过南南合作，争取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规则制定和治理方面的发言权和参与度，例如扩大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投票权。对于饱受美国霸凌、制裁、封锁、胁迫和打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经成为“发展杀手”“现代化终结者”，发展的外部空间取决于反霸权主义的成效。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降低经济放缓、粮食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债务危机、气候变化和极端思潮等全球性挑战带来的冲击。

宋学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研究员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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