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阳举：“仁”字的起源

弄明白“仁”的古义才能进一步认识“仁”的思想内涵及其演变。据清代学者阮元考证，在先秦古籍中没有出现“仁”的本字，周初虽然有类似“仁”的说法，但并没有“仁”这个字，到西周礼乐文明兴盛之后才创造出了“仁”字。据郭沫若考证，“仁”是春秋时代出现的“新”名词，在春秋以前的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这两位大家说的可不只是古文字学的问题，更是“仁”的思想史的大问题。

《说文解字》里收录了“仁”这个哲学字，还给出了三种字形和解释。第一种“亲也，从人二”，说的是春秋以后“仁者爱人”那种“仁”；第二种“古文仁从千心作”，代表后来人们认为“仁”是人应有的道德心性；第三种“古文仁或从尸”，相当于自然心性的“仁”。许慎也不确定哪个是本字，不过我们要弄清楚“仁”的起源，就得回答最古老的是哪个。第一种“仁”字出现得晚，第二、三种古文更古老，尤其是“从尸”的“尸”字，是从社会史探寻“仁”起源的关键。“仁”怎么会来源于看似毫不相干的“尸”呢？这要从远古中国的丧祭礼人类学说起。

关于夏商周，有“五礼”和“六礼”的说法，不管哪种，都包含丧、祭这两种礼仪，古代丧礼要求孝子对死者如同生前一样。埋葬前设祖奠饯行，除了献酒，还设木制的“重”，丧礼结束进入祭祀阶段，就不用再制主牌，改用“尸”。这很关键，最早的“仁”就源于此。“尸”是让死者后代，如长孙或同姓晚辈装扮成祖先享祭，简单地说，“尸”可以解释为“替身演员”，丧祭礼就是“纪念仪式”。这种古礼寄托了古人的心理假想，也是“仁”起源的标志，从夏朝就有，《诗经》里也有例子。

祭祀时，人们对祖先的虔诚、敬重等感情，集中在“尸”上，这标志着“仁”这种内在行为的原始面貌，体现出对鬼神“尽心”的心性表达。这方面证据很多：甲骨文和金文里“尸”字字形有特点且一脉相承，殷人还把站立的“尸”改成坐着的，这和古代屈肢葬有关。从甲骨文看，《说文解字》里“从人二”和“从尸”的“仁”字不同，“从尸”更早，所以“仁”起源和尸祭礼有内在关系。郭店楚墓竹简能佐证，“从人二”的“仁”是后来衍生的。“仁”起源于“事死如事生”，是对祖先灵魂的虔诚敬拜，孔子、孟子的话也呈现了“仁”字的本源性。

说白了，“仁”源于“事死如事生”这种对祖先灵魂尽哀尽敬的礼仪，“仁”本来是对祖先灵魂的一种极端虔诚和敬拜的自然心性，要求像死人还活在眼前一样地怜爱和敬祀他（她）。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就体现了这种“仁”的本源性。战场上每杀死一个人就掩上他的眼睛，这杀人之中也有“仁”，指的也是这种本源的“仁”。孟子说的“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指的是本源的“仁”。

远古的东夷人可能是尸祭礼的发明者，也是最早完善丧祭礼仪的族群，他们的尸祭礼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较早倡导“仁”的观念。传说“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就与这种文化人类学习俗有内在关系。

东夷人与“仁”的关系在《庄子》里可以找到依据。《庄子》这本书里经常攻击仁义，追溯仁义起源的时候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这里说黄帝、虞氏、尧等发明并鼓吹“仁”，可能是基于这几个部族较早倡导“仁”的历史。这种说法在先秦诸子的着作里也不少见。而虞氏指的是舜，根据《孟子》的记载，舜是“东夷之人”，因此可以判断东夷的风俗尤其崇尚“仁”，在黄帝、尧等众多部族中较早完善了尸礼制度。这里有一个考古学的佐证，就是新石器中晚期以来，各地区发掘出大量墓葬和氏族公共墓地，这说明中国各古老民族从远古就重视丧葬。史书记载夏商西周都设置“尸”是有根据的，部族重视“仁”就和这种丧葬祭祀礼仪相互印证。把“仁”和丧祭礼文化史联系起来，说东夷的风俗是崇尚“仁”的，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墓葬风俗的兴起，还有丧祭制度早早地形成并完善，其实就是古代宗法社会里人们对亲人离世有着不忍之心和“仁”的心理不断发展演变的见证。

老子对“仁”的态度较为复杂，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仁”的。老子自然深知“仁”与丧礼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老子认为生与死是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在他看来，“仁”是社会道德衰败、人们失去自然本真状态的产物，“仁”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是在社会出现混乱和问题后才产生的补救措施，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

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孔子出生在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区。由于“仁”源自丧祭礼仪，因此孔子及其弟子极为看重丧礼和祭礼，将其视为“仁”的源头。孔子虽讲“未知生，焉知死”，却也主张“事鬼敬神”。他深知，丧祭礼仪若被废弃，人们的不忍之心、“仁”的思想感情都会消逝，人伦道德也将失去根基，“仁”爱的教义便无所依托。

所以，孔子十分重视丧祭礼仪，期望借此培育“仁”心。据《礼记·檀弓》记载，孔子两次在卫国时都专门研究过丧礼。现存《礼记》多为孔子七十多位弟子及后代所记，大半内容讨论丧礼。从丧服五制了解宗法制度体系，这体现了儒家“寓教于礼”的追求，即通过礼仪明白道理、蕴含教化。可见，儒家重丧礼传统浓厚，“仁”学建立在丧祭礼学之上，依赖丧祭礼才能发展，没了古礼，“仁”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儒家眼中，丧祭礼绝不可废，它是体现“仁”、教导“仁”、实现“孝”和明白人道的依据。《论语》中孟懿子问孝，孔子答“无违”，即生时依礼侍奉，死后依礼埋葬、祭祀。孟子也提到守丧三年等礼仪三代皆同，强调了礼仪是根本，结合“仁”与尸礼关系，“仁”的基本意义也就明晰了。

到了墨家那里，则对“仁”的态度又有变化。和老子一样，墨家明确反对那种过于重视丧礼、厚葬致贫，反对活着的人为死者过度悲伤。墨子干脆抛开了“仁”原本和丧礼的联系，但保留了后来衍生出的“爱人”这方面的意蕴，也就是“兼爱”的“仁”，主张无差别地爱所有人。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仁”，一种以同情、友爱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就正式出现了。

“仁”的起源揭示了中国思想史中礼制与心性的互动：尸祭礼通过仪式将哀敬之情对象化，催生出内在的心性之仁；儒家以此为基础，将其扩展为伦理化的“爱人”原则。这一过程不仅厘清了“仁”的本源与衍变次序，也为理解儒家重丧传统、孝仁关系及儒、道、墨的分歧提供了关键线索。唯有回归礼制与字源，方能穿透后世诠释的迷雾，直面“仁”的原始意蕴。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