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 马涛：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前瞻

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备受学界瞩目。在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逐步空心化，工人阶级陷入困境，白人倍感身份焦虑，对外贸易逆差加剧，霸权体系被搭便车，因此从2016年以来，以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排外反移民和民粹主义为特征的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政治中迅速崛起。特朗普主义认为美国精神被遗忘，美国陷入严重衰落，为此要让美利坚民族伟大复兴，极大地重塑和重构了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也对国际关系格局带来巨大冲击。这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根本逻辑及其内在限度的背景。“特朗普2.0版”将以关税作为“再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政策工具，推动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全方位对华安全竞争，既寻求中美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也将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对华韧性博弈，中美地缘竞争将升级到新的水平。美国对华关税战得不偿失，地缘竞争升级将削弱国际秩序稳定性，对华极限施压增加地缘冲突风险，泛安全化将波及中美人文交流领域。中国要坚持“抛弃幻想、做好准备、争取最好、不怕最差”的原则应对“特朗普2.0版”的冲击，争取战略主动，作为负责任大国筹划引领塑造新时代可持续的中美双边关系。

关键词：特朗普2.0版；对华竞争战略；关税战；贸易平衡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6日上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发表胜选演讲，声称自己策划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运动”，赢得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胜利，认为上帝保佑并赋予自己拯救和“让美国伟大复兴”的使命，宣告“美国黄金时代”即将来临。这种胜利者的宣言本无任何新奇之处，但在如今深陷党派政治极化、大众价值对立和霸权衰落漩涡的21世纪美国政治语境中，却别具深意。经历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后，时隔四年特朗普重整旗鼓、“大胜而归”。在2025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之前，当选总统特朗普已经陆续挑选新政府内阁要员以组建过渡团队，并且在公开演讲和社交媒体平台以非正式方式对外发布美国未来内政外交政策基本主张。“特朗普2.0版”正在形成，无论是美国国内政治演变，还是国际政治气候，尤其是中美关系发展，都将遭遇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除整顿内政外，美国对华贸易平衡仍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施政的重点。根据其在竞选期间释放的信号，已有学者预判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将更加强硬，更加咄咄逼人。“特朗普2.0版”与“特朗普1.0版”相比有何异同？特朗普第二任期将会实施怎样的对华竞争战略？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又将如何演变？这些问题成为当前学界和战略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从中美关系角度探讨“特朗普2.0版”对华竞争战略的背景、内容和影响，研判中美战略博弈的未来走向。

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的背景

特朗普的对华竞争战略是其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从特朗普的整个政策背景出发，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真实意图及其内在限度。特朗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步入美国政坛，其唯一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核心政策纲领是“美国优先”。在特朗普看来，在冷战后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里，全球主义和极左进步主义理

念主导了美国内外政策，曾使美国战胜一切挑战的毅力、决心和爱国铸就的“美国精神”如今已被遗忘和摒弃，导致美利坚民族“严重衰落”，美国的身份和生活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正是基于上述危机感和失落感，特朗普踏足政坛，指责国内左右翼建制派精英，扬言“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和打击“深层国家”（deep state），与地缘竞争对手博弈，对军事外交盟友施压，退出国际多边组织，自始至终都旨在捍卫“美国精神”和“美国利益”，这也是“特朗普主义”根深蒂固的底层逻辑。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同样将沿着这一逻辑展开。要理解“特朗普主义”，预判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就需要首先理解特朗普感受到的“危机”。

（一）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国内阶级分化更为严重

在国内经济层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曾经以煤炭、钢铁和制造业为基础打造的“镀金时代”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中黯然失色，客观上造成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和以此为生的白人工人阶级生活陷入贫困。曾经繁荣的五大湖工业中心地带，由于自身设备和产品的落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反种族主义斗争附带的破坏、国际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资本和产业链的全球重组等原因迅速衰落，成为所谓的“锈带”地区。到21世纪初，“锈带”人口急剧萎缩，居民收入严重下降，工业产值大幅缩水，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发展陷入令人绝望的衰退之中。不仅如此，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被资本、利润和产业的全球化力量所重塑，市场资源、社会机遇和产业优势偏向高科技行业和新兴服务业，传统制造业萎缩，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阶层固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美国人对“美国梦”感到遥不可及。被遗忘的“锈带”地区白人工人阶级在失业、吸毒和被贬低中遭受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贫困。与此同时，美国东西海岸的高科技企业、跨国公司、全球主义资本家、进步的自由派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则是这场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追求一个文化更加多元、世界主义、科技先进和环境友好的社会。双方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阶层上的鸿沟越来越大。美国社会发展陷入“中部塌陷”和两极分化的困境。

（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美国传统价值观和信仰

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以自由派和民主党人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精英追求多元文化主义，极力推行“身份政治”和进步主义议程，让传统的美国白人在文化心理上受挫。“身份政治”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堕胎等议题上的不同文化身份群体追求社会承认、法律保障和政治地位的社会现象。“多元文化主义”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为应对族裔、种族和宗教多元“事实”所选择的文化政策和政治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逐渐走向融合。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是对美国人一直以来信奉的民族国家认同、民族文化传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冲击和解构。在这场文化价值观变迁中，自由派精英们试图以更加包容、开放、自由和平等的方式接纳新移民甚至非法移民，在入学、就业、竞赛和社会荣誉分配上“优待”特定种族、性别、性取向的人群，大规模推行“多元、平等、包容”政策。这让本来就是全球化失利者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更加感到不满，认为自己被华盛顿的建制派精英遗忘，在实现代代追求的美国梦方面被“暴发户”插队，沦为“故土的陌生人”。正是这种不满驱使他们成为“茶党”的坚定支持者，后者是主张小政府、低税收、弱监管的美国保守主义草根组织，从2009年兴起便很快席卷全国，成为一股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向来是民主党拥趸的白人工人阶级最终在2016年彻底倒戈，成为特朗普和MAGA运动获胜的关键。

（三）经济全球化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供应链安全更为突出

在对外贸易层面，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曾对全球化寄予厚望，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会在全球范围内最大化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全球化被证明是双刃剑，在使全球主义资本家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直接导致美国二战后达到顶峰的制造业逐渐移出本国。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逐渐成长为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美国则转向以研发创新、金融和科技服务为主要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美国失去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却换来了廉价的消费品。尽管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但中美产业互嵌、经济挂钩的互利互补模式已经形成，这种经贸关系被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形象地表述为“中美国”（Chimerica）。但是在特朗普看来，这是美国政客“以不公平贸易出卖岗位和生计给海外最高竞价者并盲目听信全球主义塞壬之歌”的体现。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加大，让不少美国政客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影响下，供应链安全、制造业安全、网络安全等日益上升为美国重大的国家安全议题。因此，巨额“贸易逆差”成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大打贸易战的“导火索”，平衡贸易关系成为特朗普经贸政策的重要战略目标。

（四）美国为维持霸主地位付出了难以承受的成本

在军事外交层面，冷战后的美国两党奉行自由国际主义，维护美国庇护下的民主价值观同盟，打造了一个美式霸权主导下的后冷战国际格局。美国作为自由霸权国家在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构筑了多样化的联盟体系，既从这种霸权体系中汲取利益，但也不得不为之付出霸权成本。如为在欧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充当“世界警察”，美国消耗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外交资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自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美国以“反恐”名义推广美式民主，让其深陷耗资巨大、伤亡惨重的战争泥潭，因此不少美国外交精英和基层民众对传统对外干涉政策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转变。此外，在美国联盟体系内部，一直存在“搭便车”现象。如北约自2014年规定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要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但只有3个国家达标。特朗普自第一任期就抱怨北约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国家的国防开支都未达到其“合理份额”和履行其财务义务，而这“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纳税人是不公平的”。所有这些都让特朗普认为，美国将太多资源和精力投入无意义的战争，帮助保卫其他国家免受侵犯，被同盟国家搭便车，而不是集中解决国内严峻的社会问题，让美国多年来承受太多“不公”和“不利”。因此，特朗普要让盟国分担军事外交成本，使美国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五）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认知从“接触共识”转向“竞争共识”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在冷战中应对苏联，战略上逐渐确立了对华接触共识（engagement consensus），希望通过对华经济和政治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现代化进而政治价值观与美国相同的战略攸关方国家。这种试图改变中国的接触共识也可被称为“旧接触共识”。显然，美国将中国视为需要被“转变”“整合”并“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他者”。但是这种旧接触共识存在严重的认识论谬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战略界兴起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美国国内展开了多次对华政策大辩论，从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告“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旧接触共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竞争共识”（competition consensus）。在2017年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认为中国“要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美国曾经相信支持中国的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会让中国“自由化”，但却事与愿违；认为中国“争夺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为此，特朗普第一任期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萧规曹随”，其上台后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进一步强化。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唯一有意愿、也日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构成“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中美之间进入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对华“竞争共识”大概率将会延续。从“接触共识”到“竞争共识”，反映了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和特朗普主义者有关美国过去数十年来的对华战略认知的重大转变，其中不乏失望、焦虑、恐惧甚至被迫害感。美国认为，中国已放弃“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争当“奋发有为”的全球领导型大国，且有意改变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这使美国国内的鹰派政客及战略家倍感危机。随着“旧接触共识”的瓦解，美国不再包容、让利和允许中国和平崛起，而是以“接触失败”掩盖自身霸权衰落事实，并且转向对华全方位的地缘竞争。但是，随着第二任期的开始，特朗普极具个性化的商人政治思维，使其并不会全然从意识形态思维逻辑出发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对手，而将是作为利益竞争的对手。最大化美国国家利益是特朗普评估和把控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中美竞争的大趋势中仍然存在以交易为目的的谈判与合作空间。

上述国内经济、价值观念、对外贸易、外交军事和对华战略上的因素相互交织、彼此加持，共同构成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演变的复杂背景。面对美国在各个领域遭受的“不公”，以及担忧美式霸权的衰落，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总纲领。“美国优先”意味着要在经济上重振美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放松不必要的国内管制，应对日益严峻的通胀，保护美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等；在价值观念上反对并非基于美国利益的全球主义，尊重美国历史传统，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终结左翼“多元、平等、包容”政策等；在对外贸易上，以“公平对等”为原则，“再平衡”对外贸易，保障自身供应链和制造业安全；在外交军事上，坚持“以实力求和平”，进一步实现军队现代化，增强联盟共同防务能力等；在对华战略上，则在捍卫美国利益的原则下开展以交易为优先手段的对华战略竞争。

二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的内容

无论是第一任期还是第二任期，特朗普始终都坚定不移地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推动“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议程。因此，“特朗普2.0版”具有很强的政策惯性，但其对华竞争战略的具体内容、施政节奏、力度和技巧会有新的特征。特朗普新政府内阁成员提名构成中，既有曾经的对华强硬派，如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华尔兹（Mike Waltz）、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en Greer）、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Lee Zeldin）和驻联合国大使爱丽丝·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等，这些人都在不同场合发表过对华强硬言论，但也有更具经济理性和商人做派的华尔街投资家与成功企业家，如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商务部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等。特朗普的对华竞争战略以是否促进“美国利益”为初衷，以实力为威慑和强制的后盾，以加征关税为杠杆手段，以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为谈判筹码，从而达到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压制中国在亚太和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扩大美国对华战略优势、增强美国国家安全、巩固美国全球霸权的根本目的。但是，特朗普的诸多对华政策并非齐头并进，而是根据美国利益相关性和优先级，存在目标化与手段化的差异。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将以平衡中美贸易差额为首要目标，以其他涉华议题为博弈手段，以成本最低化—利益最大化为交易原则，呈现实用主义商人本性和思维逻辑特征。根据特朗普的政策惯性和最新释放的信号，未来美国将在经贸关系、地缘战略、南海和台海问题、人文交流等方面对华施加压力，但也可能在地区和平、反恐禁毒方面存在正和博弈的空间。

（一）在经贸政策方面通过对华加征关税“再平衡”贸易逆差

特朗普一直认为，中国利用美国经济开展损害“公平和互惠贸易”的活动，如所谓“倾销”“强制技术转让”“关税壁垒”“产能过剩”“产业补贴”和“知识产权侵犯”等，令美国公司难以公平竞争，损害了美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和美国工人的利益，认为中国是个“非市场经济体”。为弥补美国的损失以及迫使中国作出相应调整，特朗普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宣称计划对华征收关税，2017年8月下令依据美国1974年制定的《贸易法案》（Trade Act of 1974）第301条款对中国是否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在备忘录中宣称要根据“301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7月，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由此开启了漫长的中美“贸易战”。

关税工具是特朗普再平衡贸易逆差、保护本国企业、迫使制造业回流的重要政策工具。当特朗普作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就扬言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60%甚至更高关税。2023年6月21日，特朗普在竞选中宣布“特朗普互惠贸易法案”（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计划，旨在推动岗位和财富回归美国，推动提升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消除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依赖。在“特朗普互惠贸易法案”下，其他国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取消对美国的关税，要么支付数千亿美元。“如果印度、中国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生产的商品征收100%或200%的关税，我们将以同样比例的关税还击……以眼还眼、关税对等。”赢得大选后，特朗普宣布，一旦上任就发布行政命令，对所有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20%的关税，对几乎所有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2024年12月4日，特朗普提名他所谓的“对华硬汉”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他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与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一起推动了对华贸易政策。纳瓦罗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为特朗普量身定做的总统过渡计划中，提议特朗普上台后用关税大棒改善美国“不公平、不平衡和不互惠贸易”状况，甚至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生存威胁”，并且建议特朗普对华“经济金融双重脱钩”。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上任后的对华“关税战”已经呼之欲出。

但是也应该看到的是，特朗普始终将关税作为“再平衡”美国贸易逆差的杠杆和战略博弈的工具，并未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竞争、开启中美“新冷战”的手段。根据特朗普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交易风格，以及特朗普具体人事提名情况也可以作出这种判断。特朗普并未再度启用贸易原教旨主义信奉者莱特希泽和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同时提名并不主张立即加征高额关税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为政府效率顾问，高度认同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华尔街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卢特尼克为商务部部长，戴维·珀杜（David Perdue）这位对全球化分工持开放态度的务实派为驻华大使。这些动向说明特朗普至少目前还不想将对华关税问题意识形态化，也不寻求使中美贸易立即走向彻底的“双重脱钩”。总之，特朗普内阁中不乏“对华硬汉”，但他们必须认同特朗普式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贸易平衡理念，并且只可能作为特朗普对华贸易谈判与利益博弈失去耐心之后才会被启用的“撒手锏”而存在。特朗普内阁成员构成体现出政策差异性，可为特朗普施政提供更多可控的政策选项。因此，不宜过于悲观地高估“对华硬汉”在“特朗普2.0版”对华竞争战略初期的影响力，但也不应低估特朗普以最小代价最大化美国利益的商人行动逻辑的主导性。

（二）将试图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规定，最惠国待遇不得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一直将“最惠国待遇”作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政策手段。不过在1980—1999年，美国仍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每年都需要审查和公告。自那以后，美国国内一直有大量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声音。2000年，中国被给予“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共和党议员们提议要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声音更加强烈。在第116届国会中，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于2020年9月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2020”，认为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后，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美国，致使美国工厂离岸，美国制造业衰落，大量工人下岗，要求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重归年度审核状态。该提案将人权标准作为评判中国是否享有最惠国待遇的重要指标，在参议院经过二读后提交给参议院财务委员会。在第117届国会中，科顿于2021年3月与共和党参议员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再次提出这一议案，但同样未在参议院委员会中投票。在第118届国会中，科顿、特德·巴德（Ted Budd）、斯科特、万斯（J. D. Vance）又于2023年1月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2023”，重申要求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该法案同样未在参议院通过。此外，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提出“结束与中国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提出“中国贸易关系法案2023”。这些提案的命运基本类似，都未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是，随着共和党重掌国会参众两院，特朗普及其坚定拥护者决心推动这一立法进程，未来法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共和党2024年政纲提出，“将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淘汰进口的关键商品，并且阻止中国购买美国地产和产业”。特朗普为兑现竞选诺言，以及将其作为对华贸易博弈的抓手，也会竭力推动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不过，根据其根深蒂固的商人交易逻辑，特朗普在采取更为极端的对华竞争战略之前，会优先追求以最低的交易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通过谈判和交易而非立即采用冲突与对抗方式解决问题（在特朗普看来，关税本身就是逼迫对手回到谈判桌的政策工具）。特朗普在公开演讲中声称“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尽管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但至少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谈判与合作留下政治空间和可能。那么，最终特朗普可能将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对华博弈的筹码，但即使最终取消最惠国待遇也是服务于其贸易平衡的根本目标。显然，无论是对华加征关税还是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都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的内容。在特朗普看来，美国这么做能够平衡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工人、家庭和商人，迫使制造业回流，实现美国在关键产品（如药品、国防军工部件）上的独立自主，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创造更多国内就业岗位，增强美国的产业竞争力，重新打造一个实力强大、产业自主和经济繁荣的美国。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违背其一直以来坚持的自由贸易原则，最终能否促进制造业回流、改善美国民众生活和平衡中美贸易关系，都值得怀疑。

（三）将围绕供应链安全和网络安全展开全方位的非传统安全竞争

特朗普向来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对美国一直以来坚持自由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而“损害美国利益”倍感不满，因此通过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削减对联合国的资助、谴责北约盟友、威胁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等手段，力争使美国获得“看得见”的短期利益，长期则缓慢塑造着国际秩序的演变。特朗普挑选的内阁成员尽管大多都持对华强硬立场，但对华强硬本身也需要符合美国优先的国家利益。与拜登政府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坚持对华战略竞争不同，“特朗普2.0版”可能更注重现实主义竞争与实用主义效果。特朗普新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快速重建欧洲和中东和平，让美国战略资源从欧洲和中东抽身，为在“印太地区”与中国开展全方位战略竞争做好准备。根据共和党2024年政纲，美国的一切外交政策都集中于追求美国利益，为此将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强化联盟，增强美国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力。为了确保国防安全，美国将振兴工业基础，为关键国防平台和供应提供可靠产品，实现关键国防装备和部件的美国制造，确保美国供应链安全。

美国在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让特朗普感到不安，中国在5G、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飞猛进更令其感到恐惧。因此，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打压华为公司，建立联盟，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特朗普曾称，“5G网络绝对是21世纪美国繁荣与安全的必要环节”，“我们不允许任何国家在这个强大的未来产业中超过美国……5G竞争是美国必须赢得的竞争”。未来，特朗普将推动美国制造业加速回归，尤其是投资国防军队装备供应链安全建设，因此将会继续对华科技围堵，强化在高精尖领域的中美竞争。为确保美国网络安全，特朗普将动用国家力量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免受网络攻击，提升关键系统和网络的安全标准，构建更加坚实的网络安全。2018年，特朗普曾签署《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法案》（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Act of 2018），设立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专门负责保障选举和普查、管理全国性特别安全事件、处理5G和网络安全事务。鉴于美国司法部2024年公布所谓涉华黑客威胁美国网络安全事件，未来特朗普将会在这一两党高度共识的议题上大做文章。

（四）将以应对“芬太尼危机”为由施压中国在国际禁毒领域开展合作

特朗普宣称会动用军队镇压走私毒品和贩运人口的组织，确保美国社会秩序不会被大量毒品（尤其是芬太尼）和犯罪所破坏，其最终目标可能直指中国。特朗普在2017年就建立“打击毒品滥用和阿片类药物危机总统委员会”，为联邦政府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提供建议，甚至将“阿片类药物危机”宣布为“公共健康紧急状态”。2018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违禁芬太尼：中国的角色及美国外交政策选择》系列报告，声称美国违禁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大多产自中国，这份报告成为美国国会就芬太尼辩论和立法的重要依据。特朗普就芬太尼问题发难中国，并且对拜登政府与中国的“芬太尼外交”感到不满，声称要对中国和墨西哥加征关税以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官员的中国研究专家叶望辉（Steve Yates）就芬太尼政策向特朗普圈子献计，希望惩罚所谓中国与芬太尼贸易相关的金融机构。特朗普挑选担任商务部部长并监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卢特尼克曾在2024年10月称，“中国正在用芬太尼攻击美国”，并且表明特朗普会对中国征收高达200%的关税。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于2024年4月发布了跨党派的报告，称中国是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最终地缘来源”（ultimate geographic source）。显然，未来特朗普政府将围绕芬太尼问题对华开展关税胁迫。“美国优先”的内容之一就是“美国人优先”，中美之间的“芬太尼博弈”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之一。

（五）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将施展更加灵活的博弈和交易手腕

特朗普内阁团队的大多数属于对华强硬派，尤其是国务卿提名人鲁比奥曾推动多个反华法案的通过，但作为国务卿的鲁比奥不得不“忠于”特朗普，受到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的规束。强硬反华只能在意识形态上收获个人政治资本，却不一定能给美国带来实际利益。在“美国优先”和“联盟优先”方面，特朗普必然选择前者，而在“非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留出与联盟、伙伴及中国的博弈空间。美国现实主义学派代表性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分析认为，特朗普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挑战了日益衰落的自由国际秩序，其外交政策是认清国际环境变化后的现实主义选择。而无论是特朗普的言辞还是其实际行动，都旨在追求“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推广美式民主、维系自由联盟或多边体系、追求非美国核心利益方面，均更愿意与各国“做交易”。

就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而言，特朗普极有可能将其作为对华博弈的战略支点，从现实主义角度为美国博取最大外交和政治利益，而不太可能像民主党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那样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在第一次当选之后，特朗普打破惯例以美国当选总统的身份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并在任内加强对台军售、启动“新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对话”（New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EPPD）、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全球事务、派高级官员访台、签署多个涉台法案等，一系列挑衅做法使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冲突不断，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加剧。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受到国内反对者的掣肘，在对外政策上寻求政治突破的心理更为迫切，因而在一系列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了挑衅举动。相反，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少受内部掣肘，也会更熟练地在外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因此对华竞争战略更凸显轻重缓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都必须在“美国优先”的天平上来衡量，对华竞争战略不同领域是否促进美国利益及其战略权重都存在巨大差异。在2024年接受《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访谈被问及是否会在当选后“保卫台湾”时，特朗普却宣称“台湾应该为我们提供防务而付费”，并指责台湾偷窃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却想要得到保护。当被问及如果中国有动作时美国将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回答则尽显“战略模糊”的精髓，声称“中国知道我会做什么”，并且说“如果我回答那个问题，就将我置于一个非常糟糕的谈判境地”。因此，特朗普更愿意通过“关税威慑”实现和平，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恰恰为中美双方留下了一定博弈空间。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大国热战和冷战都不符合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而建立有博弈空间的“大国竞争”则是特朗普的外交特色。因此，无论是中国台湾地区还是菲律宾，都只可能作为特朗普谈判桌上的筹码。台海和南海问题并不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核心利益所在，但却可以作为特朗普实现贸易平衡目标的博弈筹码。只有当贸易平衡目标中的交易无法达成且失去达成可能之后，随着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特朗普才可能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采取一定的冒险行动，以此作为报复和施压的手段。

（六）在地缘战略博弈上将根据“美国优先”原则灵活调整“印太战略”

自2017年特朗普访问越南期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以来，“印太战略”已成为美国联合盟友和伙伴，强化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的“印太愿景”强调“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开放的投资环境、善治和海洋自由”，对抗所谓的“威权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并且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构建压迫性的国际秩序前景。因此，美国将支持“印太”盟友和伙伴，在国际法和公平竞争原则下保卫主权和促进经济增长。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东盟国家则是美国“印太战略”致力于保障的重中之重，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战略伙伴，湄公河流域国家、太平洋岛国、南亚国家、中国台湾地区等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点关照对象。拜登政府从地缘和意识形态竞争角度延续特朗普的“印太愿景”，在其任内发布首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开篇宣称“美国是个印太国家”。拜登政府更加明确地声称，美国推出“印太战略”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太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正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技术力量追求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试图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澳大利亚、印度、台湾地区和南海地区的朋友与伙伴承受来自中国的“强制”“侵犯”和“伤害”。2024年11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访问马尼拉时，与菲律宾签署了一项军事情报和技术共享协议，并且首次披露美国向菲派驻“阿云金”特遣队，进一步密切美菲军事关系，以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拜登政府即将离任之际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拱火”，为美国留下更具机制性和系统性的战略竞争遗产。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日益重视“印太战略”的地缘意义，并且将中国刻画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竞争对手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可能延续“印太战略”，并且积极争夺在“印太”地区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但也会将其置于美国利益优先的前提下重新评估和灵活调整。因此，由于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当务之急是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并且积极寻求主动接洽与谈判协商，“印太战略”的强硬叙事更可能作为特朗普式外交的政策备选和外交复调出场。

（七）在维系美元霸权方面将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对华开展战略博弈

特朗普将会在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方面做文章。就金砖国家而言，特朗普将加大对金砖国家的分化、压制和胁迫，削弱金砖国家作为新型多边治理机制重塑国际秩序的能力和影响。金砖国家作为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多边体制，近年来日益重塑国际格局。金砖国家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为动荡变革的国际秩序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赢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广泛认同，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产生一定冲击。因此，特朗普一边本着“美国优先”原则选择“退群”，放弃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但也不会全然选择彻底的孤立主义或闭关锁国，而是仍然要在国际舞台上捍卫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家利益，与地缘竞争对手抗衡。特朗普称，“金砖国家试图摆脱美元，而我们袖手旁观的想法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求这些国家承诺，不会创建新的金砖国家货币，也不会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强大的美元，否则它们将面临100%的关税，并应该准备告别向美国售卖商品……金砖国家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元，任何试图这样做的国家都要告别美国”。因此，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特朗普将对潜在的竞争性国际多边体制施加关税压力。

此外，随着“全球南方”日益崛起，其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24年7月，拜登政府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美中竞争的一场听证会时强调，美国需要在“全球南方”做更多工作，在非洲和其他“全球南方”地区的工作远不及中国。坎贝尔的观点得到美国参议院众多议员的认同和支持。随着特朗普再度回归，美国将加大对“全球南方”的竞争，“全球南方”将成为中美地缘博弈的“新中间地带”，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与同盟关系和多边博弈之间仍存在诸多冲突，这意味着中美竞争仍存在谈判交易的空间，在中美之间取舍的“全球南方”国家将不得不采取更谨慎的战略选择。

三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

美国对华再续“贸易战”，并不一定能够推动制造业回流，反而可能加重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高美国通胀风险，损害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共同利益。在安全领域的竞争也只会加剧中美安全竞争的态势，导致大国竞争的安全困境。即使美国在台湾、南海等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战术性的威慑与强制，也可能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破坏和平稳定的地区秩序。美国在国际双边和多边舞台上的霸权举措，将进一步加剧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

（一）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很难“脱钩断链”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尤其是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再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战略初衷，更无法实现中美经贸关系的“脱钩断链”。根据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开启贸易战，以及拜登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部分信息技术硬件和消费电子产品急剧下降，甚至服装、鞋类、家具进口都有所下降，但是，从中国进口的笔记本电脑、电脑显示器、手机、游戏设备和玩具却比以往更高。而且数据显示，如果两大经济体脱钩，将导致供应链调整过程中的商品短缺、公司寻找新的供应商时价格高昂以及美国严重的通胀，最终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实际上“贸易战”之后，中国产品在美国全部进口产品中占据18%（之前则占据22%）。相比之下，美国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的产品占其全部进口产品的38%（高于贸易战前的占比）；但是，未受贸易战关税波及的美国33%进口中国商品与贸易战之前相比进口量反而更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建构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特朗普提议的加征关税政策会对美国大多数贸易伙伴的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而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影响最大，对中国的影响则小得多。如果只有中国反制，那么将使中国GDP下降0.4个百分点，如果所有国家都提高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则使中国GDP下降0.25个百分点。不过，美国加征关税对双边贸易流影响巨大。如果只有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进口他国商品的总额下降40%；所有国家都采取报复措施，美国进口他国商品的总额将下降54%，出口他国的商品总额将下降63%。最终，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和经济影响力都将大幅下降。除了对美国市场依赖较大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外，其他国家都可以通过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抵消美国施加关税的影响。而且，如果美国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地位，短期内会造成美国GDP下降到美国经济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相对基线水平，出口和就业的下降在整个经济中分布不均，农业、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和采矿业遭受的打击最大。这不仅将提高终端消费品的进口价格，还将提高用于国内生产的进口中间产品价格。农业、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公司利润下降幅度最大，如果中国报复，所有这些影响都将被放大。

根据“税收基金会”的研究，如果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征收额外20%关税，那么美国2025—2034年会增加1.2万亿的税收，但长远来看将使美国GDP降低0.4个百分点，减少近34.5万个岗位。总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不会随着特朗普重启关税战而彻底“脱钩”，尽管会受到特朗普分阶段、分领域、分额度的关税政策影响，但长期来看并不真正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回流、进出口贸易再平衡以及减少自身经济通胀，更无法彻底实现中美经济全面脱钩。未来如何平衡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贸易保护主义显然并非有效途径。

（二）中国会受到美国更大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压力

当无法通过谈判协商实现其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如平衡中美贸易关系）时，特朗普可能将不断升级对华地缘竞争态势作为战术博弈手段，并在外交上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而逼迫中方重回谈判桌。特朗普明确宣称要以关税和美元霸权惩罚试图替代美元的金砖国家，个别金砖国家和有望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可能迫于美国的战略强制而不敢与金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多边合作，从而使金砖国家货币结算改革计划受阻。“金砖国家支付系统”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联合推出的去中心化多边跨境支付系统，旨在促进金砖国家之间的支付便利和经济合作，摆脱对美元的依赖，通过单边结算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具有去中心化、互操作性、公平、包容、责任、效率、安全、透明和可持续等特点，目前已进入试行和初步推出阶段。特朗普公开威胁要对试图挑战美元霸权的金砖国家加征关税，可能会妨碍金砖国家货币结算改革议程顺利开展。未来，金砖机制扩员和提质都将受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地缘政治压力。

在利用“印太战略”制造地缘紧张和对华施压方面，美国将会通过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投资“印太”联盟和伙伴，进一步在“印太”地区对华构筑新一轮地缘政治围堵，尤其通过价值观联合、利益诱导和政治胁迫拉拢南亚、东盟以及太平洋岛国，进一步坐实“印太小北约”，在“印太”地区形成更强势的联盟。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合作、中日韩合作、东盟地区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亚太国家间多边合作对话机制，积极推动构建亚太安全、发展与合作共同体。特朗普第二任期升级“印太战略”，将对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理念、政策、话语和影响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亚太区域“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工程，讲述中国和平发展、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等中国话语叙事，这些都将受到美国的“威权主义”“修正主义”“压迫”“侵犯”等意识形态对立话语的冲击。而且，美国积极争夺“全球南方”国家，将进一步分裂和瓦解“全球南方”共识，挑起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价值观念分歧、安全利益争执和地区权力竞夺，从而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重塑国际秩序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中国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会显着增加

特朗普同样会将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作为对华博弈筹码，通过对华极限施压，服务于其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核心战略目标，这客观上可能进一步加剧台海和南海的冲突风险。特朗普追求“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战略，而“实力”只有真正发挥出威慑效果，才能与“和平”兼容，否则要么损害“实力”，要么损害“和平”。因此，特朗普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有着避免爆发直接冲突甚至国家间战争的底线意识，但在此之上则会竭力发挥一切非战争形态的综合实力，通过威慑和强制达到所追求的“和平”目的。加征关税、极限施压、地缘封锁、在多边机制中去中国化等都可能构成特朗普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举措，必将给中国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国内、周边和国际环境制造更大阻碍。尽管如此，特朗普仍然会将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作为博弈和交易的内容。特朗普曾谴责台湾窃取美国芯片、宣称要收取保护费，加剧台湾当局对美国能否“保卫台湾”的疑虑。这进一步表明，台湾问题并非特朗普优先战略中的前排事项，在捍卫美国利益的原则下，台湾当局也是特朗普博弈和交易的对象。当存在可交易空间时，特朗普也不一定会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前景，因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并不悖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无论如何，特朗普最关心美国贸易平衡和国家利益受损问题；当无法通过谈判和交易实现目的时，他才会以更加出乎意料的方式搅动台海局势，制造南海紧张，挑动地区对立。

（四）美国的“泛安全化”政策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

随着中美贸易、科技、地缘竞争的加剧，“特朗普2.0”可能进一步使中美人文交流泛安全化，阻碍中美教育、智库和民间交流。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曾启动“中国行动计划”，打击华裔科学家，阻碍部分中国留学生或学者入境参与正常的学业和学术活动，更是发表“中国留美学生间谍论”的惊人之语，以阻止美国技术外流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吓阻美国学者对华开展交流合作，更令华裔学者噤若寒蝉。拜登政府同样升级对华科技战、芯片战，出台禁令禁止美国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未经许可支持中国开发或生产先进芯片，使华裔工程师、美籍高管在中国科技公司进退两难。自从“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感到不安，其中35%的受访者感到在美国不受欢迎，72%的人认为作为学术研究者并不安全，65%的人担心与中国的合作，86%的人认为与五年前相比更难以招到顶尖的国际学生，61%的人想过离开美国。美国的相关研究表明，2010—2020年，在160万华裔或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中有1.2万人离美归华。

不过，美国将教育交流泛安全化也遭到反噬。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曾委托科技政策研究所（STPI）研究“为何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离开美国或选择去往别国”的课题，以便向国会报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开的数据表明，受到特朗普反华议程和疫情期间汹涌的反华舆论影响，美国在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正流失大量科学人才，中国等国家2021年科学人才净流入量超过美国。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和美国国会对华鹰派议员的鼓动，“中国行动计划”可能被重启，届时又将在美国制造“恐华”舆论，中美人文交流在“特朗普2.0”时代有可能进入新的“寒潮”期。不过，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美国可能并不会立即采取极端对华竞争战略，而是在其交易受挫和失败之后才会逐渐实施激进的泛安全化政策。

总之，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会随着战略手段的优先级和目标实现情况而发生动态演进。当特朗普能通过谈判和交易实现贸易平衡优先目标时，其他涉华措施可能并不在其议程中占据较大权重，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范围将更可能局限于可交易的经济领域，中美关系可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当特朗普服务于优先目标的手段受挫失效时，极端手段可能出场，次级议题的重要性可能被战术性地提升，中美关系竞争的面向将会更强。因此，在特朗普执政初期，“特朗普2.0版”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可能会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结 语

一方面，“特朗普2.0版”的核心对华竞争战略目标仍然是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并且首先通过谈判交易的方式以最低成本实现最大利益，尽显特朗普商人本性、交易思维和实用主义逻辑，而加征关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台海和南海议题上挑衅等只是其对华博弈的战略筹码，是否启用、何时启用和使用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其能否以最低成本顺利实现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优先战略目标。当特朗普的谈判交易手段受挫和失效，无法以最低成本实现中美贸易平衡并使美国利益最大化时，特朗普可能退而求其次，将中美关系各个领域泛安全化，通过“去风险”战略，强化“小院高墙”，追求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脱钩断链”，强化对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全方位构筑对华战略竞争联盟等，试图对华造成更大的威慑。但即使如此，这些行为仍然可能在特朗普的政策选项中扮演工具性的作用，服务于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特朗普商人做派和实用主义逻辑，根据其捍卫美国利益优先的宗旨与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优先目标，“特朗普2.0版”初期的对华竞争战略和实现手段并不必然意味着“暴风骤雨”，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冲击中仍然存在着对话、谈判、交易与合作的博弈空间。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变量，如何思考这些变量并考察其动态均衡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特朗普前后任期中可能的政策延续和内在差异。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受到的国内政治掣肘和抵制的压力大大降低，因此其在对外政策上将享有更多内阁和国会支持，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将更加凸显特朗普个人的行事风格。特朗普卷土重来，执政联盟相对更加忠诚于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这种较少掣肘的国内执政环境和更强执行力的执政联盟将赋予特朗普更多自主性和实施政策目标的节奏感。因此，特朗普在战略战术上有更多选择空间，为其在执政初期施展“徐图慢进”式的博弈手腕提供了可能。

第二，缓解通胀、增加就业、平衡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推动制造业回流等仍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的重要任务，尤其是贸易平衡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加征关税始终是特朗普对华乃至对任何美国贸易伙伴国的通用手段，其直接目的是为美国争取更多现实利益（如关税收入），平衡美国与外国的贸易结构。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关税战”气势上将比第一任期更加强横，关税额度和范围都可能更加出人意料，但其作为手段服务于“美国优先”目的的性质不会改变，作为战略博弈、外交恐吓和政治强制的意义同样存在。

第三，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朗普2.0版”也仍然处于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之中。中国经历了“特朗普1.0版”和“后特朗普时代”的中美竞争，已经适应了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化、“冷战”色彩浓重的地缘竞争压力，尤其在应对美国对华关税战方面已经有所布局和行动，比如企业自发的产业转移，借道第三国和地区出口美国，在欧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开辟更广阔的出口市场，这种全球性的产业重组和世界性的制造、出口、消费模式调整，一定程度上会弱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战冲击。而且，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客观上可能使美国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印度、巴西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爆发贸易冲突，受到特朗普关税战影响的国家不得不“抱团取暖”，这会加速全球贸易关系重组。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短期内会让美国获利，但很难成为一项重塑全球贸易结构和体制的遗产。最终结果将仍然免不了“人去政息”的结局。

中美关系已经处于新的十字路口。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来势汹汹的对华强硬立场，中国要保持大国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既不宜盲目乐观，也不必过于悲观，要本着“抛弃幻想、做好准备、争取最好、不怕最差”的原则，应对“特朗普2.0版”可能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与此同时，中国需要以中美贸易平衡治理为切入点，把握特朗普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关切和特朗普执政初期释放的机会窗口，从再全球化宏观趋势和长远战略眼光出发寻求中美经贸共识，探索新时代合理、平衡、可持续的中美贸易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作者：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马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来源：本文刊发于《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第2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