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 梁正：技术范式的流变：从效果-效率原则到价值嵌入

摘要：技术范式是库恩科学范式的派生概念，基于技术范式的技术发展模式论述也多类比科学革命的所谓范式转换。正如范式之于科学发展的论述受到颇多质疑，技术范式讨论事实上也是模糊的、含混的。本质上，需求拉动、技术推动和文化规约构成了技术范式的核心要素。伴随着价值转向，价值嵌入作为效果-效率原则的补充，成为技术创新的又一内核，正在形成新的技术-价值范式。这一过程的发生，从历史层面看，源于价值转向运动和技术负效应的反思；从理论层面看，由于价值理性回归技术创新；从实践层面看，价值嵌入与技术创新实践正在有益结合。技术创新的价值转向推动塑造“功能-效率-价值”三维一体的新技术范式。

关键词：技术范式 效果-效率原则 价值嵌入

范式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技术范式作为科学范式的派生概念，其研究面临概念含混性、内容差异性、逻辑复杂性难题。本文意旨既不在讨论技术范式的历史沿革，也不在探究技术范式的演化机制，而是回归技术范式的哲学意涵，从技术本质洞见其理论根基。通过对基于效果-效率原则的技术范式和价值嵌入的新技术范式比较研究，考察技术范式约定性内涵的质性流变。尝试回答技术范式究竟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内容或哪些方面？新技术范式又是什么？为什么价值嵌入铸就新技术范式？进而澄清技术范式概念，诠释技术范式内涵，追问新技术范式价值嵌入的逻辑，讨论价值嵌入的实践案例，以期回应概念含混性、内容差异性、逻辑复杂性难题。

可以说，新一轮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拟人化特征推动了技术创新的价值转向，使价值要素从“幕后”走向“台前”。以新技术范式为内核的新产品呈现出“功能-效率-价值”的立体统一。价值嵌入作为新的指标性因素，成为区别于以往技术创新的“新”之所在。创新产品不仅需要满足效果-效率原则，更要价值向善，为人类“善”的生活提供正向支撑和引导。

一、技术范式概念的先天含混性及其澄清

技术范式概念的灵感受科学范式直接启发，同样难以避免概念含混性的诘难。库恩的科学范式蕴含着信念、心理、精神等非理性因素。正如，范式转换引发科学革命的支撑论据、解释效果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质的、令人信服的逻辑关联，技术范式转换诱发创新亦颇受质疑。

技术范式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多西(Giovanni Dosi)认为，技术范式是基于自然科学派生的特定原则和特定技术条件，解决特定技术问题的模型和格式。[1]他特别强调，技术范式旨在获取新知识并尽可能保护它，防止快速扩散给竞争对手。[2]可见，多西的技术范式保持相对封闭性，要求技术创新按照特定模式形成技术轨迹，通过在其领域煽起“创造性毁灭”取得竞争优势地位。这种来自库恩的直接灵感折射出：技术范式似乎也扮演了“理论缺失替代品”[3]的角色，未能得到足够澄清。它编织了技术发展模式研究的“范式箩筐”，将技术创新中难以言说的、尚待检验的、模糊不清的部分抛进“技术范式箩筐”，作为说明和解释技术创新或技术变革的“介质概念”。

技术范式研究似乎折射出两个矛盾倾向。一方面，研究范围呈现出向宏观领域扩展的趋势。[4]技术范式被用于阐释技术发展阶段的整体性、全局性演化。另一方面，技术范式需要关怀具象，通过具体案例佐证所谓技术范式转换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单靠技术范式概念无法兼顾宏观与微观，必须借助其他范畴、概念、逻辑补足其阐释机制。随即出现了一系列与技术范式相关联的概念：经济-技术范式、产业-技术范式、创新范式、社会-技术范式、政治-技术范式等，进一步突显了技术范式研究的内容差异性和逻辑复杂性。

库恩本人承认对范式的使用太过宽泛，以至于失去了控制。[5]同样，笼统的、含混的技术范式概念既难以描绘创新前后的整体技术图景，又很难形成逻辑清晰的翔实解释。多西本人也称技术范式是一个“印象派”的类比，不应该不加以限制地应用。[1]技术范式在描述、说明、解释的过程中难以统筹综合与分析之间的矛盾，难以平衡宏观概述与微观描摹。因此，不妨通过追问技术本质的途径，探究技术范式哲学意涵的方式回答技术范式究竟是什么。这一过程区别于外部限定方法(经济、产业、社会、政治)，转而借助内部归因，挖掘蕴含于技术本质的技术目的(效果)和技术“促逼”(效率)之于技术范式的形塑。本文试图回归基于技术本质的效果-效率原则的技术范式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新技术范式。

二、基于效果-效率原则的技术范式内涵阐释

整体而言，技术范式的流变表现为技术系统的演化。技术进步的真正问题在于从一种技术系统到另一种技术系统的过渡。[6]技术系统是由人工物、操作技巧和工程知识三个维度的要素构成的。[7]技术系统的升级即人工物、操作技巧和工程知识的更迭，通过变革技术范式实现效果-效率原则的统一。

效果原则指向技术功能实现，即成全技术目的。技术目的反映人之目的，效果原则表达人的需求。效率原则要求快而好的技术功能实现，即提升技术效率，映射了技术的内在逻辑。效果-效率原则既是技术本质的外化，又折射出技术范式的内涵。多西将需求拉动(demand-pull)和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纳入技术范式研究。[1]需求拉动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型，[8]技术推动则更早地被广泛认识到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9]而多西认为市场、需求作为对创新过程的单向说明，不足以解释技术范式的出现。[1]且有实证研究表明，电子及相关产业的崛起鲜明地显现出技术推动的驱动影响。[10]也就是说，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事实上构成互动机制，共同约定着技术范式。

不过，上述研究大多将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视为影响技术范式的外部因素，没有将其内化于技术范式，从内部解析基于效果-效率原则的技术范式是何以可能的，回答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之于技术范式意味着什么。

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规制技术的发展方向，是技术本质之于技术范式的外现。技术起源于需求，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技术功能规定了技术发展方向。且没有一项技术在其诞生之初就是完美的，技术效率又推动技术自我革新，使技术趋向更高效地实现功能。因此，技术范式在根本上遵循效果-效率原则，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是技术系统演变的内生动能。

具体而言，需求拉动表现为个体和社会经济需求的满足。个体需求是不足之意识到求足之行为的直接动源。社会经济需求是在总体上而言的，指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技术创新的需求。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1]社会经济需求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引发。当生产不能满足消费，被刺激的需求便通过技术革新传递，以回应消费期望。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显示在生产对穷人所具的意义中……工人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盈利来源。[12]需求拉动总是指向现实中的功能实现，它具有周期性，并不因一时满足而终。因此，需求拉动反映了技术范式中技术目的的指向性。

技术推动是技术由不完善到完善，从低效向高效的更新过程。技术向更好、更高效、更安全的历时性演化说明技术推动是技术范式演化的另一质性动源。康斯坦(Edward W.Constant)称之为技术的“推定性异常”(presumptive anomaly)，即技术的不完美性是技术进步的隐性动力。[13]当需求拉动满足了想象与现实间的功能性转化时，技术推动随即开始主导技术创新，以期更高效地实现目的。每个人的智能手机时常出现软件更新提示就是最常见的例子，通过不断地修复漏洞、弥补错误，实现技术进化。越是复杂的技术，越需要频繁地更新。技术推动映射出技术范式中技术效率提升的动态性要求。

容易被忽视的是，文化要素或直接或间接地规约着技术范式。技术文化渗透于技术规范规约人类行为，它既来自于技术系统内驱的工具理性，又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被形塑。内部看，工具理性是技术文化的核心表现形式。人们依托工具理性通过改变物质形态的方式设计和创造人工物。工具理性构成技术活动的灵魂。外部看，技术文化受广义文化的影响。技术产品、技术服务、技术流程、技术知识中都渗透着所处情境的文化价值，形塑技术文化。文化规约能够揭示技术范式的多重变相。

技术创新遵循的效果-效率原则——技术目的实现和技术效率提升从技术本质诠释了技术范式的内涵。技术创新是目标明确的理性化建构，是以理性方式对目的性活动效果、效率与模式的自觉追求。[14]此外，文化嵌入技术，技术复杂性使其在文化之间的转移中形成多元稳定性。[15]需求拉动、技术推动、文化规约的相互作用塑造技术发展模式，构成了技术范式的本质内涵。

三、技术的价值范式：历史症结、理论逻辑与实践探析

技术的价值范式何以产生？理论上看，技术范式过分强调技术、经济、社会的协同演化和宏观环境分析，忽视了技术进步本身具有的价值偏向。价值属性将在技术创新体系的非稳态均衡中扮演重要角色。趋势上看，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16]顺理成章地提升了价值要素之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同时，价值转向趋势对技术创新施加了三重哲学反思：对人类自身能力的反思、对技术消极后果的反思、对周遭世界机遇的反思。[17]在此背景之下，可以从历史症结、理论逻辑、实践探析三个维度诠释技术范式的价值转向。

1. 历史症结：价值转向与审思技术负效应

马克思的时代，机器化是技术的时代性注解，他指出机器的组织化、体系化、协调化特征不能单依赖经济学或历史学的解释。[18]机器化生动地阐释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后被芒福德引申为“巨机器”(Mega-machine)，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官僚等组成部分。[19]“巨机器”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将机械工具加以组织和运用的观念体系和制度体系”，[20]是对社会运行方式单一化倾向的批判，是隐藏在秩序社会背后人性权力欲的膨胀。它展现工具理性对人类社会的规训。个体力量难以摆脱机器化场域：它非线性地在幕后发生。[21]正如我们无法用反人工智能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危机和挑战一样，“技术化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任何倒退的企图都只会使生活变得愈来愈困难乃至不可能继续下去。”[22]

人的角色和地位在技术自主的冲击下被进一步弱化，使得生命意义拮据。现代技术摆置着人，也促逼着人。[23]技术自主片面化了人的在世方式，存在的意义被泯灭了。它营造了一场“技术背景代替自然背景的赌博”。[24]社会事实、政治事实、经济事实无一例外地无法孤立于技术问题之外。[25]技术成为权威，成为尺度，出于实现技术目的的动机和行为都是合理的。甚至，技术成为价值的裁判者和新道德的创造者。[26]一旦当技术成为价值尺度，工具理性便成为合价值的理性，造成符合工具理性就是符合价值理性的畸形判断。

近年，越来越多地技术理论和实践证明，技术人工物具有表达价值的可能性：价值敏感性设计、负责任创新、道德物化。价值要素不再是技术研发的外部要素。技术设计者与使用者在价值转向中各有角色，有效避免了温纳所谓的技术契约条款的后置性。[27]这一过程缓冲了人类被动适应技术的不确定性后果，表明了价值要素之于新技术范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价值转向是审思技术负效应，为技术创新注入活力的新思路。问题产生的事后治理变为设计导向的事前介入。因为从现实中看，人们总是在谈论道德，或者陷入道德形而上学的纠缠，或者明知故犯，这表明道德焦虑的本质是道德无力。[28]道德律令对道德行为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没充分认知技术对主体塑造的作用，以及技术在道德规范中扮演的角色。凶手用枪射杀，人赋权于枪，枪赋能于人。射杀行为是“枪手”(gunman)完成的，是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混合体。[29]可见，技术与人是相互塑造的，道德行动的后果无法单方面归咎于技术或人。

因此，价值要素成为技术设计的必要考量——如何实现技术目的、提升技术效率、建构技术价值，价值已不再是事后发挥规范性作用的外部要素。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愈加凸显了价值要素的地位，使之在将来必然成为评估技术的重要指标。如何将善的价值“写入”技术，是回应技术负效应的必由之路，也是对未来技术创新提出的新的内在要求。它预示着功能-效率-价值三维一体的新技术范式对技术范式的超越。

2. 理论逻辑：价值回归与技术价值范式解析

价值要素从根本上看是由于技术发展中价值理性的回归。回顾技术范式研究史：多西的技术范式着重考察科学、经济、制度变量。而佩雷斯(Carlota 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强化了市场对技术的决定性引导作用。[30]该过程使技术范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单一化了。产业-技术范式、创新范式，以及社会-技术范式研究，都对技术范式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修正，使其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预见方面更具解释力。然而，此类技术范式研究被工具理性约制，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价值要素之于技术发展的作用。价值理性并列于工具理性，是技术发展的先天属性和内在逻辑。虽然在效果-效率原则主导下价值理性被弱化，但是，随着技术负效应显露和人类社会阶段性进步，价值理性焕发了新生命力，对技术未来去向提出了更高的规范性要求。价值理性回归满足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

价值要素建立于文化规约基础之上并有所超越。前文论述到，技术范式的内涵不仅包含效果-效率原则，文化规约也不容小觑。当下，技术文化在全球价值浪潮影响下，逐渐形成“价值优先”趋势——女权主义、平权运动、动物保护主义、环保主义等价值化思潮席卷全球，甚至形成价值意识形态化倾向。这种“价值优先”趋势促成了新技术范式的价值转向和价值回归。尤其，全球普遍认可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对技术提出了时代新要求。功能、效率构成的技术范式已不能顺应技术生态化趋势。价值要素将推动技术创新由线性逻辑向循环逻辑转变，直接关系到人类善的技术生活和人类未来。

人工智能的拟人化特征镌刻了“价值模具”。紧随着大模型和多模态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伦理对齐成为技术重要环节。ChatGPT的更新迭代暗示了通用人工智能理论构想向现实层面转化的可能性。机器决策能力的突飞猛进直接关联到对其道德主体地位的讨论。毕竟，决策过程事实上就是价值选择过程。因而探索人工智能的伦理对齐不仅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的工作，也成为技术专家和程序员的工作。人工智能技术必须满足“价值模具”的约定，必须有价值框架划定它的决策边界。技术价值范式响应地是先入为主的价值规约，是技术价值嵌入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前在的伦理和治理思路。

3. 实践探析：价值嵌入与技术创新实践

价值嵌入的技术路径应该如何实现？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一是外部主义的，即对技术设计、技术流程、技术产品施以价值条件约束，如它应该是无害的、安全的、可控的、环保的。外部主义的价值嵌入塑造新技术范式。新技术范式是一种克服工业社会现代技术生态指向残缺的伦理原则，[31]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的、综合的绿色技术范式，对技术创新提出了生态化、伦理化的新方向。[32]然而，我们往往一边提倡环保，一边又大量使用一次性餐具，这恰恰表明外部主义的进路常使人陷入道德纠缠，其实践效果有限。

另一是内部主义的，它将价值诉求“写入”技术。这一路径不再把技术理解为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采用关系本体论的人技视角，对技术保持价值敏感性。人技关系本体论指出人与技术在知觉的生成层面是相互构成的。[33]单方面强调价值准则无法给予意志充分的动机。伦理不仅仅被用于反思技术活动，还应预防性的指导技术实践，遵循伦理先行原则。[34]荷兰代尔夫特学派将这一思路拓展为价值设计的理念(Design for Values)，[35]通过价值操作化、价值冲突应对、价值动态分析、价值后果评估等方式实现。更进一步讲，技术范式的价值转向，不仅对技术设计者提供了主动价值嵌入的思路，设计人员需要经验积累，将有益价值在技术产品中工程化；它也对技术使用者提出了参与技术价值塑造的要求，将使用者身份转化为积极的价值嵌入参与者，助力善的价值嵌入技术的良性循环。

这里不妨透过一个案例，探析内部主义进路的价值嵌入实践。ChatGPT的功能“涌现”基于高质量大数据、超强算力、智能算法的基础架构，使其产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效果。OpenAI设计了一套他们称之为“超级对齐”(Superalignment)的价值校准方式，通过人类反馈和监督微调实现大语言模型的价值向善。[36]从使用者角度看，生成式AI与使用者互动事实上是一种数据收集方式，它通过人类反馈不断“学习”。使用者价值取向对技术施加了整体意义上的影响，甚至可能造成生成式AI产生基于人类反馈的价值偏差，形成歧视性输出。从设计者或工程师角度看，使用者与生成式AI之间的互动为更新技术提供了大量有意义的参数。对于使用产生的偏差，设计者通过校对、标注等方式进行微调，以保证人工智能与人类良善价值的一致性。这一内部主义的实践路径显示：人工智能的伦理对齐在技术实践手段和对齐方法落地上是可行和可操作的。

特别需要指出，价值嵌入不应是技术发展的约制因素。就人工智能而言，一方面它既以模仿人类智能为目标，那么价值判断作为人类智能的一部分理应受到“照顾”。另一方面，权责对应是生成式AI落实价值嵌入的难点。它关系到政府监管责任、企业设计责任、公众使用责任，甚至是ChatGPT本身在复杂人机互动中的“机器责任”。因此，有必要纳入价值要素，与功能和效率居于同等位置，全方位地衡量技术创新。

四、功能-效率-价值三维一体的新技术范式

智能革命推动了新技术范式的实践升级。新技术范式彰显了全球发展战略和各国未来战略，效果-效率原则和价值嵌入的耦合实际上顺应了技术实践的系统性、复杂性、多样性趋势。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价值要素前所未有地在技术开发和应用中显现，进而推动构建功能-效率-价值三维一体的新技术范式。

功能是技术的初级目标。技术功能连接了物理结构和人类意向。技术功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与其物理特性相关，物理特性决定了技术功能的基础；另一方面与人类意向相关，人类意向决定了技术功能的指向。[37]技术制品的功能只存在于人类表征领域，人类将功能赋予物体。[38]效率是技术的次级目标。一旦技术功能达成，技术的“推定性异常”便构成主要矛盾，因而二次创新的任务在于提升效率，才能有利于技术推广。功能-效率-价值的综合是技术的高级目标。它是新技术范式区别于传统技术范式的新之所在，它要求技术创新成果为人类善的生活提供正向引导(图1)。

图1“功能-效率-价值”新技术范式示意图

价值要素的出现也使得新技术范式更加立体了。在传统技术认知中，它被认知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价值中立的形而下者。随着技术哲学对技术本质分析和阐释的深入，技术工具论认知正在发生着改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在改变人类行为，塑造人技关系和人际关系，以及重构人类对世界理解中发挥的非中立性、非工具性作用。尤其，ChatGPT等大模型使我们看到，价值是内化于技术的。因为它不仅要正确地回答使用者提问，还要具备与使用者产生高效互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合乎人类价值地与使用者互动。技术在传递价值、表达价值、重塑价值。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功能-效率-价值”新技术范式的发生学。传统技术认知的工具论、中立论被消解了。人工智能革命即是“功能-效率-价值”三维一体的新技术范式替代传统技术范式的技术本质逻辑的变革。

依据新技术范式，可以对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作一比较讨论(图2)。传统燃油汽车和现代新能源汽车在功能和效率方面并无太大差异。各国积极推行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燃油汽车的政策，恰恰正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被写入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噪声等价值，是全球减碳、控碳诉求下的产物。将价值嵌入技术的过程也回应了新技术范式对其“功能-效率-价值”综合性能力的约定。如此，新能源汽车体现出技术创新发展的立体化倾向，即目的实现、效率提升与价值平衡之间的协调。

图2新技术范式中的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

新技术范式的价值嵌入集中通过技术设计者与技术使用者表现。对技术设计者而言，他们的工作不像以前那样独立了。设计成为一项集体工作，一项价值塑造工作，它意味着越来越重的责任被赋予设计者。然而，“他们可以轻易地被剥夺取得对他们自己的责任范围的清楚的完整认知的可能性，他们因而也就能开始感到自己最终成了技术发展之中的不重要的环节。”[39]伦理层面的责任对应问题使得价值嵌入将愈发凸显。对技术使用者，并没有太多机会体验到设计者们的失落感，可事实上，他们摆脱了被动地位。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中不难看出，使用者成为主导技术发展方向的价值嵌入参与者。因此，价值要素作为技术创新的组成部分。建构新技术范式是技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外在要求。

总而言之，技术功能反映技术的实用取向，技术效率反映技术的经济取向，技术价值反映技术的道德取向。新技术范式的出现既不能简单归为渐进式创新，又不能片面地理解为颠覆式创新而导致的机制突破，而是实践过程中新要素逐步显现的结构性变革，是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有序的多态稳定的过程。未来的技术创新是三个维度并行的，价值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一个显性核心要素。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技术新世代，技术创新、技术更迭将实现质的进步，而价值要素就是这个质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培养中的伦理教育，到技术设计、研发中价值嵌入，再到技术实践过程中的价值表达与回应。技术发展不再拘泥于工具理性线性地目的实现和效率提升，而是开始沿功能、效率、价值的新技术范式，寻求三维一体的综合，全方位地考量技术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价值效益。技术创新向多元化、价值化、包容性的方向发展，进而在新技术范式中衍生新的技术生态。

结语

技术范式的流变是历史的。旧技术范式中需求拉动、技术推动发挥主导作用，功能和效率是衡量技术进步的核心指标，技术创新遵循效果-效率原则。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价值要素成为技术范式的新特质。一方面源于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技术形态中寻求新的平衡；另一方面，技术生态化、价值化趋势要求技术逻辑向循环、可持续转变。人工智能技术的拟人化加速了价值要素的显现过程，反映了技术的世代性价值转向。因此，将价值“写入”技术，运用规范性方法从最初的设计层面缓解技术负效应，建构耦合于技术创新的价值指标，导致了新技术范式的功能-效率-价值融合。当然，新技术范式的价值转向仍是进行时。人工智能的拟人化特征使得价值嵌入是无法回避的，它所承载的价值属性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技术都要多。这既包括外部的价值诉求，它应该是无害的、安全的、可控的、环保的；又包含内部的“写入”诉求，技术应该符合人类的价值取向。所以，新技术范式的功能、效率和价值三个维度，构成立体的技术创新模式。追问技术对“善”的人类生活的影响，正是新技术范式的“新”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Dosi，G.‘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J].Research Policy，1982，11(3)：147-162.

[2] Dosi，G.‘Sources，Procedures，and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Innov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Association，1988，26(3)：1120-1171.

[3] Masterman，M.‘The Nature of Paradigm’[A]，Lakatos，I.，Musgrave，A.(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59-89.

[4] 郭斌、蔡宁.从“科学范式”到“创新范式”：对范式范畴演进的评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4(3)：8-12；62.

[5] 托马斯·库恩.结构之后的路[M].邱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65.

[6] Gille，B.The History of Techniques：Volume 1 Techniques and Civilizations[M].Montreux：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1986，ix.

[7] 王伯鲁.旧技术衰亡问题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1)：35-39.

[8] Godin，B.，Lane，J.P.‘Pushes and Pulls：Hi(S)tory of the Demand Pull Model of Innovation’[J].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2013，38(5)：621-654.

[9] Nemet，G.F.‘Demand-pull，Technology-push and Government-led Incentives for Non-incremental Technical Change’[J].Research Policy，2009，38(5)：700-709.

[10] H？tte，K.‘Demand-pull，Technology-push，and the Direc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J].Research Policy，2023，52(5)：104740.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11.

[12] 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5.

[13] Constant，E.W.‘A Model for Technological Change Applied to the Turbojet Revolution’[J].Technology and Culture，1973，14(4)：553-572.

[14] 王伯鲁.技术文化及其当代特征解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29(6)：62-66.

[15]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0-157.

[16] 张成岗.“现代技术范式”的生态学转向[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8(4)：61-66.

[17] 林慧岳、马圣洁.技术创新向生态创新转换的范式变迁及生态创新多层面协同[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35(2)：58-63.

[18] Marx，K.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One)[M].London：Penguin Books，1976，493.

[19] Mumford，L.The Myth of the Machine：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66，188-189.

[20] 吴国盛.芒福德的技术哲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6)：30-35.

[21]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39.

[22] 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46.

[23] Heidegger，M.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Lovitt，W.(Trans.)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77，10.

[24] 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曹南燕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6.

[25] Ellul，J.‘The Technological Order’[J].Technology and Culture，1962，3(4)：394-421.

[26] Ellul，J.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4，134.

[27] Winner，L.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9.

[28] 王小伟.荷兰学派道德物化观点溯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42(6)：42-47.

[29] Verbeek，P.P.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64.

[30] Perez，C.‘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0，34(1)：185-202.

[31] 刘焕明.生态文明逻辑下的绿色技术范式建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12)：40-44.

[32] 邬晓燕.论技术范式更替与文明演进的关系——兼论以绿色技术范式引领生态文明建设[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32(1)：122-126.

[33] Ihde，D.‘Introduction：Post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J].Human Studies，2008，31(1)：1-9.

[34] 王小伟.道德物化哲学的当代科技伦理启示[J].道德与文明，2023，(3)：46-54.

[35] Kroes，P.，Poel，I.V.‘Design for Values and the Definition，Specification，and Operationalization of Values’[A]，Hoven，J.，Vermaas，P.E.，Poel，I.V.(Eds.) Handbook of Ethics and Values in Technological Design：Sources，Theory，Values and Application Domains[C]，Dordrecht：Springer，2015，151-179.

[36] Ouyang，L.，Wu，J.，Jiang，X.，et al.‘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Follow Instructions with Human Feedback’[EB/OL].https：//doi.org/10.48550/arXiv.2203.02155，2022-03-04.

[37] Kroes，P.Technical Artefacts：Creations of Mind and Matter[M].Dordrecht：Springer，2012，31-43.

[38] Searle，J.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M].London：Penguin Books，1995，13.

[39] 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371.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