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形势新要求，要提前谋划，加快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经济发展达到同一水平，而是引导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能源资源富集地区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形成不同地区优势互补、分工合理的良性竞争合作发展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旨在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所有地区的共同发展，因而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实施需更好平衡区域内和区域外协调发展目标。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人民生活保障、创新和开放平台布局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提升劳动力要素配置水平。
“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稳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区域间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2020年至2023年，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DP比值由1.66下降至1.63，南方和北方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保持稳定。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差距分别下降0.024和0.021。中西部地区高速公路新增里程占全国近八成，公路新增里程占全国近九成，铁路新增里程占全国近六成。截至2023年，东部、中部、西部义务教育生师比基本持平，生均用房面积差距明显缩小，中部和西部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已超东部地区。
“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形势。一是区域通达程度提升将推动空间聚散格局深入演进，重点城市群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将强化优势地区经济一体化能力，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沿黄交通廊道、内河航运网络的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将显着降低东中西板块间和板块内部城市群间的流通成本。二是人口将向重点都市圈和城市群进一步集聚，“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有约5000万人从农村迁移至城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七大城市群将承载全国78%的人口增量，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将成为人口聚集的主力区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持续面临人口外流和老龄化加剧的双重压力。三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经济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为部分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机遇，但也存在通过劳动力替代效应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风险。四是对美经贸合作占比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或将受到关税和产业外迁的冲击，而随着中欧班列的高质量运行、中老铁路向泰国延伸、中吉乌铁路联动西亚和南欧市场，西部地区将成为衔接欧洲—东南亚两大板块产业链条、经贸网络和要素流动的枢纽和前沿地带。
下一步，应顺应“十五五”时期交通、人口、开放发展新条件新形势，努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支撑全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其一，依托重要交通廊道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宏观上，依托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线等东西向轴线、京广—京哈等南北向轴线和内河航运网络，充分释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地区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潜力，强化重要交通、能源、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对沿线综合赋能作用，有效促进生产和消费循环，形成更多高质量经济带。中观上，依托日益完善的城市群内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序打造网络型经济区，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分工协作，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实现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微观上，依托“轨道上的都市圈”建设，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在都市圈尺度内形成更可持续的“中心—外围”关系，实现发展方式优化。
其二，顺应人口分布格局变动提升区域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人口重点流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完善“人地钱”挂钩机制，强化超长期国债对农业转移人口义务教育、门诊医疗和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能力，更好实现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和战略腹地建设为契机，系统提升东北和西部地区产城互促水平，促进人口回流。以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为重点支持晋冀鲁豫和中西部部分人口自然负增长和常住人口负增长地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以基础设施适老化更新、形成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等为重点，鼓励长三角、成渝等深度老龄化地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其三，强化创新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建设北京、上海、港深等国家级创新型区域经济综合体，先行先试深化科技体制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国际化、容错试错、多元化的创新生态，在助力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中发挥更大作用。引导超大特大城市、核心城市更好发挥对中小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创新要素资源由集聚为主向集聚和扩散并重的转变。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地区强化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科学城、科创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布局。
其四，有的放矢开辟区域协同开放新空间。支持沿海地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举措向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效率，推动东、中、西通道全线畅通，深化“一单制”“一箱制”应用实践，提高西南西北地区联动开放水平。拓展沿江沿海的“T”字形开放格局，向北沿中欧班列强化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能力，向南沿中老铁路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强化联动中南半岛和东盟地区的能力。深化向西向南开放合作，推动中老泰铁路、中吉乌铁路建设，优化境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生态和模式，逐步形成内畅外联、共建共享、具有国际示范意义的经济走廊。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卢 伟 李沛霖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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