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伟：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此，政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在新时代承担着重要使命，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亟待建构。整体审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格局，构成了特色非常鲜明的研究版图。不同的高校以及学术团队都在精细化打造各自的学术名片，例如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吉林大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的田野政治学研究等。总的来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同高校和学术团队在深耕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着一个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即为“守正创新、把握前沿、理论为基、方法为要”。在这个原则之下发展中国政治学，既要赓续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也要同世界前沿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对话。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眼中，政治学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学问，是为了构建至善的生活而服务的。由此，政治学从本源来看是深耕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学问。所以，在政治学的历史使命以及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之下，政治学研究就要坚持以理论为基础。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及随着不同学科的不断演化，政治学也逐渐整合多种方法、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衍生出很多新的形态或者说新的研究范式。最为简单地看，数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不仅衍生出行为主义政治学，也带来政治学研究的一场革命。随着数字时代的降临，信息政治学、计算政治学等新兴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出现也为政治学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无论中国的政治学如何发展、如何创新，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都要秉持一个基本原则，即“立足本土诉求，拓宽全球视野”。

一、立足本土诉求

以立足本土诉求来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秉承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使命，即以中国为场景、以中国为方法来回应解决中国的问题。

经世致用是政治学学科使命的高度凝练，中国政治学的经世致用着重体现于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助力，书写好、解释好、传播好中国故事。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破解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观念霸权。基于学术研究的考量，中国式现代化为政治学带来了很多全新的概念，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政治学就要立足于中国场景，解释好、发展好这些关涉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学视域下的价值方向与原则遵循。

第一，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所谓普遍性，就是要始终坚持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要始终坚持政治学研究当中的一些普遍性价值。所谓特殊性，就是要在中国的场景上来反思、分析、重构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并以此来指导中国国家治理以及现代化的各方面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要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学应该是创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随着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不断译介，我们在解释一些特定问题时往往惯常性地采用西方理论，相对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诚然，西方政治学有其发达之处，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尤其对我们青年学人产生了影响。但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下仍然具有活力，并且适合于解释中国政治社会的种种问题，西方的一些价值和理论在中国毕竟会“水土不服”。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第二，不断努力完善、优化政治学交叉学科建设。国家当下强调新文科建设，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去结合政治社会发展，构建一个以政治学为核心的交叉学科体系，并在多学科的协同合作中提升政治学的价值，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新文科建设是用来回应复杂社会的，例如廉政学、国家安全学等学科的建设都是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那么如何在这些新的学科当中去找准政治学的位置，或者说政治学在这些学科当中究竟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这都是我们需要厘清抑或解释好的基本问题。比如说政治社会学这个概念，究竟什么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或者对象是什么？在政治社会学当中，政治学跟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政治学如何去借鉴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如何去构建一个交叉的知识体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慢慢讲清楚，进一步理清学科之间的关系。

第三，恪守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方法。无论是寻求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或者是构建创新的交叉学科体系，政治学的规范研究都是不可抛弃的基础。我们推进的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都离不开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如何去做好政治学的规范研究，如何做精做细做实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是我们目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以吉林大学为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一直以规范政治理论研究为重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命题，需要在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剖析一个个要素，进而做好相应的理论阐释，做好特定的知识生产。另外，在做好规范研究的基础上，有目的性地拓展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也是推动政治学发展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总体来看，当下的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多元并举的方法体系，尤其是各种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对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不过我们需要看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诉诸日常生活，钉钉子的时候只能用锤子而不能用别的工具。政治学研究亦如是，方法的多元化反映出政治学研究逐渐面对政治社会中的各类复杂问题，方法的选取要根据问题，而不是极化地认为何种方法好或者何种方法不好。

第四，构建能够回应社会与时代的政治学概念。概念是理论的砖瓦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原创性的、拥有解释力的概念是重中之重。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学，很多立足于中国场景的原创性概念被生产出来，用以说明、解释新现象。然而，借用徐勇教授的话，“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在基于中国经验构建具有本土性概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上看，现有的概念建构更多是基于一定经验，表现为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概念孤儿’。由此需要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将事实意义的概念转换为学术意义的概念，从而推动概念建构的体系化”。以吉林大学的“责任政治”研究为例，这一概念事实上就是将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关于责任的研究串联起来，以理论体系的方式回答中国的一些问题，具体的议题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政治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型政党特质、责任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以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责任政治逻辑等。质言之，一个能回应时代之问的概念与理论体系一定是具有包容性的、具有解释力的。对于新时代的政治学人来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拓宽它的包容性与解释力。

二、开阔全球视野

以开阔全球视野来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要让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在交流和互鉴中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认同度，不仅让中国政治学解释中国，也要让中国政治学影响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西学东渐使西方政治学传到中国，中国近代的诸多思想家开始译介政治学着作，介绍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例如萧公权先生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以及浦薛凤先生所着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现在读起来仍然有所启发。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学学科得以恢复重建，中国政治学又继续走上国际交流的道路大量的西方政治学作品传入，成为政治学人的必读书目。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虽然强调“自主”，但是不意味着“自封”，但中国政治学如果自说自话，那么这种知识体系也难以得到长足的发展，为此，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亦成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中国学者不断现身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者的名字也时常出现在国外的顶级学术期刊之上，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从开阔全球视野的角度上，可能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一，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治理故事在国际学术界中可能是一种“有趣”的存在，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人的政治认知、制度建设的环境与制度的形态，都和西方社会的传统认知存在较大差异。简单来说，中国政治太特殊了，甚至特殊到不太好让西方理解的程度。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出发，2020年，我和两位合作者共同以中国为案例撰写了一篇有关街头官僚参与社区治理的文章，投给了Public Ad-ministration 的专刊。审稿人的建议虽然积极，但是也明确指出“我非常能够理解中国学者使用中国案例，中国的案例确实很有趣，但是中国的案例也比较特殊。作为给予国际读者的论文，中国的案例需要反映出理论的普遍性或者能够提炼出普遍性的知识（general knowledge），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一个审稿意见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中国故事的时候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这里就涉及我们前面提到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如果从“外”向“内”地构建政治学知识体系，那么就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如果从“内”向“外”地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在中国的特殊性中让国际学术界看到中国故事能够和普遍性知识相对话、相交流的部分。还是以中国的社区治理为例。中国的社区治理经验如何能够超越西方的治理理论，中国的多元主体协同和西方的协同治理（collabomativegovern-ance）理论有哪些交叠和异质，中国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建构能够为组织学和制度理论提供哪些经验和借鉴？这里可能传达出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他者的认知只能够基于他者的惯常性认知，而不是要颠覆他者的认知并给予他人重建我们认知的机会。质言之，只有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才能够构建好中国理论影响世界的基本前提。所以，我们如果要让国际学术界认识到中国制度发展和治理成效，就要把中国的治理故事提炼出来，在特殊性当中去分析各种治理故事的普遍性。给予国际学术界通过普遍性透视到中国特殊性的窗口。

第二，克服话语交流过程中的“隔阂”。理论话语交流或者学术话语交流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隔阂，这可能表现在语言的翻译，也可能在于文化的异质性等方面。这需要我们打破“隔阂”，进一步做好学术话语、理论话语的交流沟通工作。我们现在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将人民民主的优势概括出来，为民主理论做出中国贡献。中国官方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翻译是“Whole-prcess People's Democracy”。那么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国际学术界能否领会这一概念的精髓，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例如，我曾经和一个美国人谈起过这个问题，我问他能不能理解“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他的回答是，他能够理解什么是“People's Democracy”，但是没有办法理解“Whole-process”。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我们在致力于做好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交流和传播的工作中，不仅仅自己要真懂我们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要给别人讲明白中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做了一次较好的尝试。白皮书英文标题的翻译不是中国的民主直译，即“Chinese Democracy”，而是“China:Democracy that Works”。这个英文标题再翻译成中文就是“中国：管用的民主”。这种传播实际上可能契合了海外对中国的认知，或者说，它在海外传播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外国人去理解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知识体系，让国际学术界意识到并能够理解我们的民主话语体系究竟是怎样的，以及我们是如何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去认识民主的，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又是怎样的，我们是如何去看待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等的。

第三，在“引进来”和“走出去”当中展现中国治理故事，传播好中国政治学学术话语。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政治学界不仅频繁译介国外的学术着作，也不断邀请国外知名政治学者来华讲学访问，中国的政治学人以及政治学学生也不断走出国门，赴国外政治学重镇访问深造。“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正是一个展现中国治理故事和传播中国政治学学术话语的良好契机。我本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一香槟分校的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访学一年。留美期间，中心多次举办工作坊，让我们访学的学者讲述自己专业的相关研究。在我主讲的那期工作坊中，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以及治理逻辑”，我的初衷就是帮助外国人树立正确审视中国的眼光，试图来消弭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政治的话题往往能够激发外国人的兴趣，但是出于偏见，外国人更喜欢听中国的“政治八卦”，当我将中国政治和治理的事实呈现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很诧异，因为这不同于他们的惯常认知。伊利诺伊大学一位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在和我私下交流时提到，他们了解中国的信息源其实比较单一，了解的信息也都是刻意夸大的负面新闻，而我的讲述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所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不仅是学习西方政治学的前沿知识，也要承担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这是我们“走出去”更大的意义。

总的来说，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将本土诉求和全球视野有机统一的过程。对于青年政治学人来说，这份责任始终在激励青年人的成长。在“守正创新、把握前沿、理论为基、方法为要”的原则之下–守正创新，就是要继承好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传统，把握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和发展目标，不走弯路邪路；把握前沿，就是展现好自己的全球视野，广泛吸纳国际学术界的政治学研究前沿理论和方法，并试图去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前沿；理论为基，就是要扎实做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让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方法为要，就是用多元的方法来解释不同的问题，充分认识到不同方法的适用性，提升政治学解决问题、回应现实的能力。中国的青年政治学人当坐稳书斋、走向田野，不断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张力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

《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2期，第76-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