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曦 杨生照：20世纪以来中西形而上学的破立与演进

【摘  要】20世纪以后的西方哲学普遍表现出拒斥和反对形而上学的取向，而致力于借鉴吸收西方哲学思想来思考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与重建的中国哲学家们，却不仅对西方哲学家反对形而上学的取向作出了激烈反驳，阐明了形而上学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立足中国哲学的立场构建了许多具有中国哲学特点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受形而上学研究内在规律的作用和西方形而上学当代突破的影响，中国哲学家们在近一百年中所构建的形而上学体系几乎再现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建构的演进发展历程，即经过了从“实体形而上学”经“主体形而上学”再到“存在形而上学”的三个阶段形态，实现从绝对实体观念到本源存在观念的突破。

【关键词】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实体形而上学；主体形而上学；存在形而上学

自20世纪上半叶以后，世界哲学（这里主要说的是中西哲学）的发展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现象，即：一方面，从英美分析哲学到欧陆现象学哲学再到后现代主义等，整个西方哲学界普遍都表现出一种解构、拒斥或反对形而上学的潮流与倾向，从而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另一方面，许多致力于通过借鉴吸收西方哲学思想资源来推动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与重建的中国哲学家们，却不仅对重建形而上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而且从20世纪上半叶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界，这种兴趣热情似乎还不降反增，从而建构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哲学特点和品格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从20世纪上半叶的熊十力的“心本体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等，到20世纪下半叶的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唐君毅的“心灵本体论”、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等，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包括其中的“生活存在论”、“变易本体论”、“超越本体论”）、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等等。这里所列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代表而已，实际的名单则还可以列出很长。[1]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现象呢？或者更具体来说，第一，为什么西方哲学会出现拒斥、反对形而上学的情况？怎样理解西方哲学家所表现出的反形而上学取向？第二，致力于重建形而上学的中国哲学家们是怎样看待形而上学的意义，以及西方哲学家所表现出的反形而上学取向的？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又是怎样重建形而上学的，他们的形上建构有何思想突破？本文便试图通过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取向、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反形而上学取向的反驳以及中国哲学家形上建构之演进过程的分析探讨，对上述问题作出简要回答。

一、20世纪西方反形而上学的两个重要代表

20世纪西方哲学中明确提出反对、拒斥形而上学的有两个重要代表，分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和现象学存在论。

逻辑实证主义，也叫逻辑经验主义，是英美分析哲学家反对拒斥形而上学取向的主要立场前提，它强调的是对于人类的思想及其语言表达进行划界。界限的一边是可感知经验之物，它乃是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对于这些可感知经验之物的思考和陈述（即科学理论），可以在经验中得到证实或证伪，从而以此来判定它的真假。界限的另一边则是超感知经验的对象，这种超验（transcendent）之物乃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对于超验之物的形而上学研究，无论我们对之做出什么样的描述和规定，都既不能得到经验的证实，也不能得到经验的证伪，所以也就无法判定它的真假对错，由此得出形而上学的研究是无意义的。持这一看法的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如早期维特根斯坦在其名着《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曾指出，他的《逻辑哲学论》“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2]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想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处在界限这一边的是可经验之域，也就是可思议（即可对之进行思想并用语言来表达陈述）的东西，它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则是属于超经验之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它属于形而上学研究的范围，“纯粹是无意义的东西”。[4]既然是无意义的东西，那么就应当放弃对它的研究，或者说是应当将它从哲学研究中清除出去。作为早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忠实信从者，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继承并发展了维特根斯坦关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这种划界思想，并进一步试图“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他说道：“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应用逻辑或认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词语的意义，借助于逻辑分析，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结论。正面结论是在经验科学领域里做出的，澄清了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明确了各种概念之间的形式逻辑联系和认识论联系。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这就做到了彻底清除形而上学。”[5]在这段话中，卡尔纳普进一步基于“现代逻辑的发展”在“经验科学领域”和“形而上学领域”之间划出了界限。其中，经验科学领域里的陈述可以通过逻辑分析进而澄清其中的各个概念、词语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内容意义，而形而上学领域里的断言陈述既无法通过逻辑分析得到澄清，“得不到任何效果”，也就是得不到经验的证实，所以，它们属于应当被清除的“无意义”的“假陈述”。[6]简言之，英美分析哲学主要是从形而上学语言陈述的不可证实性和“无意义性”来否定和拒斥形而上学。

现象学存在论是由德国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它可以说是欧陆的现象学哲学中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和拒斥“做功”最大的代表。海德格尔解构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理由就是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本身，即：哲学研究本来应当是以追问和敞开存在（Being）的意义为指向，然而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乃至于直到尼采的整个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家所建构的形而上学却只是“靠把一个存在者引回到它所由来的另一存在者这种方式来规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7]，只是“把存在者表象为存在者…并不思及存在本身”[8]，“一切哲学都沦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中”[9]。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用来解释和回答使一切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可能的最高原因或终极根据的“理念”（柏拉图）、“实体”（亚里士多德）、“上帝”（基督教）、“思维”（笛卡尔）、“单子”（莱布尼茨）、“先验主体”（康德）、“绝对精神”（黑格尔）、“强力意志”（尼采）等等，究其实质都还是某种存在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存在本身，所不同的只是它们被赋予了绝对、不变等性质而已。正是基于以往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研究对存在本身的遗忘，促使以追问和澄清存在的意义为指向的海德格尔一生都在跟形而上学作斗争，不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解构形而上学。

二、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家反形而上学取向的反驳

面对西方哲学家基于不同思考而提出的拒斥、反对形而上学的主张和取向，致力于推动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与重建的中国哲学家们并没有选择无视，而是首先从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人类思想的发展命运等不同角度对西方哲学家的反形而上学取向作出了反驳，阐明了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后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他们自己新的形而上学体系。

以20世纪来说，建构了“心本体论”哲学体系的熊十力从本体论、知识论与哲学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哲学自从科学发展以后，他底范围日益缩小。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除此之外，几乎皆是科学的领域…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10]这就是说，只有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才是真正的哲学，知识论乃是建基于本体论之上。如果哲学取消本体论、拒斥形上学，而只讲知识论，那就无异于“脱离了哲学的立场”[11]，就不是真正的哲学了。

与熊十力相类似，建构了“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冯友兰从人生境界的角度指出：“哲学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底学问，不是使人增加对于实际底知识及才能底学问。”[12]“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人对于人生底最后底觉解。这种觉解，是人有最高底境界所必需底。”[13]我们知道，冯友兰根据人的觉解程度不同，将人生划分为四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其中，只有达到天地境界者才能称为“圣人”，同时，也只有形上学的思考才代表最后、最高的觉解，所以冯友兰强调，只有通过形上学的学习研究才能让人达到天地境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冯友兰把学习形上学看作是“圣功的一部分”[14]，是提升人生境界的根本路径。在对于哲学与形上学的关系作出如上探讨和规定的基础上，冯友兰进一步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反对形而上学的主张取向进行了反驳，指出：“在西洋，近五十年来，…很有些逻辑学家，利用新逻辑学的进步，以拟推翻形上学。他们以为他们已将形上学推翻了，实则他们所推翻底，是西洋的旧形上学，而不是形上学。形上学是不能推翻底。”[15]冯友兰这里所说的试图推翻形而上学的“逻辑学家”指的就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前面曾提到，他们主要是以形而上学所研究之内容的不可证实性、无意义性来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能完全地推翻形而上学，他们只是批评和取消了“坏底形上学”：“坏底形上学既被取消，真正底形上学的本质即更显露。所以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不但与真正底形上学无干，而且对于真正底形上学，是有‘显正摧邪’的功用。由此方面说，维也纳学派虽批评形上学，而实在是形上学的功臣。”[16]显然，在冯友兰看来，逻辑实证主义不仅不能把形而上学彻底推翻，而且他们的思想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反倒是拯救了形而上学，为重建新的“真正底形上学”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前提和基础。正是基于上述看法，冯友兰重建了他的作为“圣功”的“真正底形上学”——“新理学”。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当代中国哲学家虽然面对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环境与他们的前辈熊十力、冯友兰等已完全不同（即一个面对的是内忧外患不断的民族危亡之秋，一个身处的是国家不断发展强大的民族复兴时代），但他们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立场，特别是在通过重建形而上学来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方面，与作为他们的前辈保持了一脉相承。如：

建构了“具体的形上学”理论体系的杨国荣谈道，虽然自实证主义之后，形而上学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批判和诘难，但“作为对存在的‘总的看法’，形而上学的消亡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哲学家的拒斥或疏离”。[17]并且，他还从应然和实然两个方面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就应然而言，人类思维的历史早已表明：‘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就实然而言，则‘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涉及形而上学’。”这其中，“应然”方面说的是形而上学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必要性，“实然”方面说的是形而上学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所以，他认为，更有意义的“不是对形而上学表示哲学的轻蔑或鄙视，而是从理论的层面对形而上学本身作进一步的反思”。[18]

建构了“道哲学”的郭沂从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命脉”，西方哲学在近代以来所出现的反形而上学潮流，“背离了哲学的本性和实质，意味着哲学传统的堕落”。[19]所以，他强调，对于形而上学，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改革它，重建它。他还以历史的眼光预见道：“反形而上学的潮流将不过是整个哲学发展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哲学终究要回到哲学的轨道上，回到形而上学的轨道上。”[20]可以看到，郭沂主要是从哲学之为哲学的本性实质，和哲学发展的方向上，基于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核心、根本性地位，进而来强调和捍卫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建构了“仁学本体论”的陈来从价值观念与形而上学的奠基关系的角度指出，虽然“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哲学追求基础性实体的努力，海德格尔反对西方传统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拒斥形而上学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但是对于“重视价值观问题研究”和“价值观的确立”的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它需要有“对世界整体的把握，或对世界作整体的把握”的形而上学思考作为基础。所以，他强调：“重要的不是抽象地反形而上学，而是把形而上学与人的价值、人的实践、具体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对其存在和意义作整体上的说明。”[21]与杨国荣、郭沂等主要是基于形而上学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根本性地位来强调形而上学的必要性不同，陈来乃是基于价值观的重建确立这一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问题来论证和捍卫重建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即通过建构某种本体论形上学来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重建奠定基础。就其本人的学术思考来说，他的仁学本体论的建构正是要为他关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他从儒学的角度将当代中国应当突出的社会核心价值概括为仁爱、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五项，并以仁爱为统领）[22]重建之思奠定基础。

建构了“生活儒学”思想体系的黄玉顺，一方面从人类思想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的角度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即“对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之存在、甚至对任何个别存在者之存在的承诺，都已蕴涵着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承诺”[23]，另一方面，他也基于人类思想学术之间的奠基关系，论证了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传》）道者，体也；器者，用也。这虽然是中国文化所固有的话语，然而其所揭示的却是一种普遍的真理：假如没有形而上学的奠基，那形而下的伦理学、知识论何以可能？”[24]这就是说，由于人类总是要面对各种形而下的具体的人和物，这使其人类必定要对形而下的人类相处之道（伦理），及自然事物的变化规律（物理）作出研究和思考，而一切的伦理学（这里的“伦理学”指的是研究人类相处之道的学问总称）、知识论（这里的“知识论”指的是研究自然事物变化规律的一切自然科学的总称）的理论的建立，必定是要建基于某种更高位的“世界观”（即关于整个世界万物之总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思考和看法），而那个更高位的“世界观”的理论建构便与形而上学相关。所以，为了给形而下的伦理学、知识论建构奠定基础，使形而上学的建构具有必要性。

要而言之，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无论是从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来说，还是就人类思想的发展命运来说，形而上学都既是不可逃避，也是不可或缺的。20世纪西方哲学家对于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并没有（也不可能）将形而上学彻底摧毁或推翻，而是指出了形而上学研究中一些“坏的”、“旧的”因素和不恰当的方式，从而为重建“好的”、“新的”、合乎时代需要的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就此而言，他们是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过渡，同时也是形而上学重建之思道路上的重要“功臣”。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地以拒斥或逃避的方式对待形而上学，而应当根据生活方式的流变和时代问题的演变不断地“解构旧形而上学，建构新形而上学。”[25]

三、西方哲学家反形而上学的实质意义

这里我们也不妨专门对前面提到的两种反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的实质意义再作一些探讨，从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显示和印证中国哲学家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态度立场的正确合理性。

首先，就英美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来说，如前所述，他们主要是通过对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并基于形而上学语言陈述的不可证实性和“无意义性”，进而试图将形而上学从哲学研究中清除出去。然而，事实上，他们所做到的只是将形而上学从经验科学中清除了出去，并再次宣告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26]。他们并不能将形而上学从哲学研究中清除，因为只要人还是有限的存在者，形而上学就始终会作为“人的自然倾向”（康德语）而存在。[27]康德早就指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28]黑格尔也指出：“作为一个能思维的存在物,人是一个天生的形而上学家（ein geborner Metaphysiker）。”[29]就是说，形而上学并不会因为其陈述的不可证实性，便对人完全毫无意义。卡尔纳普的好朋友——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就曾对卡尔纳普批评指出：“鲁道夫·卡尔纳普曾一再试图表明，科学同形而上学的分界也就是有意义同无意义的分界，但是他失败了。原因在于，实证主义关于‘含意’或‘意义’（或者可证实性或归纳的可确证性等等）的概念不适合于分界，因为形而上学尽管不是科学，却不一定没有意义。”“要想在科学同形而上学之间划条界线以便把形而上学作为胡说从有意义的语言中排除出去，是不妥当的。”[30]这就是说，以有没有意义来划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是不恰当的。因为：一方面，实证主义强调以可证实性或可验证性作为理论具有科学性、有意义的前提和标准，然而，理论的可证实性（也就是可检验性）是有程度之差的：“有完全可以检验的理论，有难于检验的理论，还有不可检验的理论。”[31]对于那些不可检验的理论，固然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理论，但是对于那些难于检验的理论，显然就不能简单地可证实性来作为其科学性和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语言陈述虽然无法通过经验得到验证或证实，但并不意味着它对人类思想和生存来说是完全无意义的，或者说是完全不需要的。即便是像卡尔纳普所说的那样，形而上学只是用来“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的”[32]，它“未断言任何东西，而只是表达了一点什么，象一个艺术家一样”，形而上学家只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抒情诗人”[33]，那也不能就此断言，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是人类不需要的，因为情感表达也是人的内在需要之一。下文将会谈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形而上学乃是根源于人类思想深处的一种溯源本性。对于本源的追溯，也属于人类心灵的一种内在需求。所以，归根到底来说，实证主义不仅没有真正清除或摧毁形而上学，他们其实反倒是帮助形而上学研究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任务和方向，即它作为一种超乎经验的寻求，便不应当以感知经验和知性思维为路径，以经验科学为目标典范，相反，它应当有适合于它自身特点的思考路径和言说方式。

其次，就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哲学来说，如前所述，他对于形而上学的解构和拒斥，主要是基于自柏拉图至尼采的整个两千多年西方形而上学一直都错将各种存在者当做存在本身来追问，从而造成了对真正的本源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工作同样没有完全摧毁形而上学，而是拯救了形而上学，即：他发现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分”（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并基于这一区分，不仅重新点出了形而上学研究的真正任务应当是思想“存在”（Sein；being）本身而非“存在者”（Seiende；beings）的“存在论”（ontology），而且同时也指出了以往哲学家的形上之思由于忽视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分，所以没有找到真正通达的本源存在的恰当“思-路”（即思想路径）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所解构的只是遗忘、错失存在本身的旧形而上学，而并不是形而上学本身。并且，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对旧形而上学的解构，才使得形而上学能够找到真正属于它自己的“思-路”，从而开辟了形而上学研究和重建的新阶段。

质言之，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欧陆现象学哲学，他们都没有完全推翻或摧毁形而上学，相反，他们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理由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做的反思和批判，反倒是帮助形而上学发现和清除了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从而为形而上学的重建，特别是中国哲学家的形而上学重建之思奠定了基础。

四、海德格尔存在之思与中国哲学形上建构的思想突破

最后再来谈谈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是怎样重建形而上学的，其中有何思想突破。如所周知，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考是在一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使得西方哲学与文化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在思考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与重建过程中无法忽视、无法脱离的背景资源和视域参照。与之相应，广泛借鉴吸收各种西方哲学思想资源来思考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化与重建，构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同时，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建构呈现出了一个与两千多年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极其相似的演进历程。

（一）海德格尔与西方形而上学当代突破

着名西方哲学史专家俞吾金曾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下，将迄今为止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概括为三次“翻转”或“颠倒”（Umkehr/reversal）：“首先是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其次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部，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再次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34]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前面多次指出，海德格尔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一直被看作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拒斥、反对形而上学的重要代表，为什么俞吾金这里却把海德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重要代表，甚至将其后期的形而上学之思看作是形而上学发展的最新阶段。尤其是，在同样是拒斥、反对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和海德格尔哲学之间，为什么俞吾金这里单单只提海德格尔，而不提实证主义？这是因为，虽然实证主义与海德格尔都主张拒斥反对形而上学，但实际上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理由，以至于他们所致力的哲学思考完全不同。实证主义基于形而上学理论及其陈述的不可证实性来试图清除和反对形而上学，与此相应，受实证主义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影响的人，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具体哲学问题的研究”而很少提及形而上学，“即使提到它，也多半是在批评、否定的意义上”。[35]与实证主义不同，海德格尔哲学乃是基于形而上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他以前的旧形而上学）错把各种“存在者”当做“存在”来追问，从而遗忘、错失了对真正本源“存在”的思考，所以要解构和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海德格尔解构和拒斥的只是旧形而上学，而不是形而上学本身，因为，“存在”始终是海德格尔哲学之思的核心、根本问题，或者毋宁说，海德格尔解构、拒斥旧形而上学就是为了回归真正的本源“存在”之思。因此，很显然，在实证主义与海德格尔哲学之间，实证主义是直接让哲学放弃了对以“存在”之思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研究，而海德格尔则是让哲学重新回归对真正本源“存在”之思的正道上。正因为如此，俞吾金才特别看重和强调海德格尔哲学对形而上学之思的突破性意义。

其次，俞吾金所指出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的三次“翻转”，乍看起来它们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但其实它们是相互连结、重叠着的关系：其一，虽然“主体性形而上学”在运思方式上“体现出对在场形而上学的颠覆”，但是它“是在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36]，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形而上学形态。其二，虽然“意志形而上学”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一种翻转颠覆，但它们之间的翻转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内部的翻转，也就是说，“理性形而上学”和“意志形而上学”都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形态，所以，它们也都还是属于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其三，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在追问和思考本源“存在”的意义，而他的追问与思考同时也伴随着对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这其中也包括对自己思想的不断反思和检讨。这就使得海德格尔哲学呈现出两重性，或者说是两方面特点：一方面，海德格尔一生的哲思历程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一贯性，无论是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还是其后期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都是为了澄明本源“存在”的意义而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开的思想尝试，它们在“存在之思”的旅途中都有其一定的“路标”（这是海德格尔一本文集的名字）意义；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一生的存在之思从方式路径到内容专题等各方面又呈现出一定的多变性，而这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俞吾金所说的从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到后期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的翻转。因为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从形态归属来说，它在实质上只是一种“精致版的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现代形而上学，即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阴影”[37]。而就其作为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来说，它依然属于柏拉图主义的延续。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取代前期“此在形而上学”而新创构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不再预设任何现成存在者的在场，而是试图通过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的品鉴或鉴赏，直接面向本源“存在”：在本源“存在”的显现场域之中，没有任何现成事物具有绝对优先性，“天空”、“大地”、“诸神”、“终有一死者”（也就是“人类”）是“共属一体”的关系，它们以“统一的四重整体”的方式同时现身。

如果以上俞吾金关于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三次翻转的概括可以成立，那么，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建构，从基本形态来说，便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为三种理论形态：形而上学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第一种形态）是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在场形而上学”，它们将“存在”理解为某种现成存在的、永恒不变的最普遍之物，如“理念”、“实体”或“上帝”等，并将其作为一切相对变化的“存在者”得以可能的终极根据（或最高原因）。所以，这种“在场形而上学”也可以叫做“实体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ubstance）。形而上学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二种形态）是自近代笛卡尔开始，经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尼采（甚至也可以加上前期海德格尔的“此在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它们将主体之人的“理性思维”、“意志”等作为终极实体，也就是作为一切“存在者”得以可能的终极根据。所以，形而上学的第二种形态也可以叫做“主体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ubject）。形而上学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第三种形态）主要是由海德格尔基于“存在论区分”的自觉意识和对以往形而上学（包括前面的“实体形而上学”和“主体形而上学”）遗忘“存在”本身的批判解构，从而开启的朝向真正的本源“存在”的追问和思考，我们可将其称为“存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being）。在以追问和澄明本源“存在”的意义为指向的“存在形而上学”的建构过程中，海德格尔虽然也经过了仍然具有“主体形而上学”影子的“此在形而上学”，但他很快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并放弃了原来的“此在形而上学”进路，从而走上了后来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建构。至于海德格尔后期的这种“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究竟有没有克服柏拉图主义，以及是否真正切中或澄明了本源“存在”的意义，这还可以作进一步讨论。但是他不断克服遗忘“存在”的柏拉图主义，进而展现真正本源“存在”的意义的思想努力和尝试，却是有目共睹的，它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突破性意义。

（二）从绝对实体到本源存在——形上之思的两个层级

以上关于西方形而上学发展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的探讨进一步表明，以超出“存在者”进而返归“存在”本身为指向的西方形而上学之思，又可以归结为两大观念层级：

首先是作为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可能的终极根据（或最高原因）的唯一绝对永恒实体的观念层级，它是超出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之后达到的第一个形上观念层级。从哲学史上来看，自柏拉图直到海德格尔之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思考，绝大多数都归属于这一观念层级。海德格尔曾谈道：“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38]海德格尔将他之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都看做是柏拉图主义的延续，这是因为，他之前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思考基本上都体现或展开为用某种唯一绝对永恒的实体性存在者来回答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诸如从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到基督教的“上帝”，再到近代哲学家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权力意志”等等，都属于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里值得一提的，海德格尔将马克思哲学也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延续和颠倒，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贬低与降格。马克思哲学以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来回答一切事物之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已经并非是像尼采那样只是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克服与扬弃。

其次，西方形而上学之思的第二个观念层级，是作为一切存在者（既包括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也包括唯一绝对永恒的实体性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可能的更为终极、本源的“存在”本身的观念层级，它是超出众多相对变化的存在者之后，再进一步继续超出唯一绝对永恒的实体性存在者之后达到的又一个观念层级。这一观念层级，是海德格尔在深研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基础上“重新发现”的。并且，为了重新展露这个更为终极、本源的“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一生都在不断地同各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的旧形而上学作“斗争”，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所出现的各种柏拉图主义的“残余”。只有返归到真正的本源“存在”，“存在者”才能得到真切的领会与把握，我们的哲学之思也才是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

从致思的基本问题而言，在形而上学之思的这两个观念层级中，第一个观念层级主要思考和回答的是多样的宇宙万物的普遍（统一）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即有什么事物真实存在的问题，而第二个观念层级则思考和回答的是一切存在者（既包括多样的宇宙万物，也包括唯一绝对永恒实体）“何以可能”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何为存在”（how is Being?）[39]，即“存在”一词究竟是何意义的问题。很显然，只有在先回答了“何为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何物存在”作出思考和规定，也就是说，对于“何为存在”的思考回答乃是回答“何物存在”的前提，或者说，本源“存在”之思的观念层级为唯一绝对实体的观念层级奠基。[40]由此，我们不难视见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对于形而上学研究与思考所具有的重大突破性意义。

（三）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形上建构的演进与突破

可能是形而上学研究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作用，上述西方形而上学的演进发展历程，特别是它在20世纪以来的思想突破，对20世纪以来致力于借鉴吸收西方哲学思想来思考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与重建的中国哲学家及其形上建构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的体现就是，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近一百年左右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哲学建构几乎以快放的方式再现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从“实体形而上学”经“主体形而上学”到“存在形而上学”的“翻转”演化历程。

在20世纪上半叶，先是熊十力在反思批判佛教唯识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实体性的“本心”为本体的“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形而上学”[41]，后有冯友兰、金岳霖在借鉴吸收具有柏拉图哲学特点的英美新实在论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理”、“道”为本体的“新理学”、“元学本体论”。 从基本形态上来说，熊十力、冯友兰和冯友兰等三人建构的形而上学，主要呈现为“实体形而上学”的形态特点。

到20世纪下半叶，先是以唐君毅、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学者在借鉴吸收黑格尔、康德等西方理性主义主体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生命心灵”、以“道德良知”为“本体”或“存在”的“境界形上学”（唐君毅）和“道德形上学”（牟宗三）；后有李泽厚、蒙培元等大陆哲学家在反思之前的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以情感为最终实在或形上本体的“情感本体论”和“情感儒学”。就这一阶段的形上哲学建构来说，一方面，在基本形态上，它们都属于“主体形而上学”的形态，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形态内部，从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到大陆哲学家李泽厚、蒙培元，又呈现出从“理性形而上学”到“情感形而上学”的翻转。从观念层级上来说，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实体形而上学”，还是下半叶的“主体形而上学”，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前面所说的唯一绝对实体的观念层级，还未达到（也没有意识到）本源“存在”的观念层级。

而21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展开其形而上学建构之思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受到过20世纪西方的欧陆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的启发和影响。如陈来曾指出：“中国晚近的哲学领域，颇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些影响。海德格尔哲学号称最晦涩的哲学，却在现代中国哲学界（这里说的中国哲学界是广义的）大行其道，引起最多关注。当代中国研究海德格尔的论着超过所有二十世纪其他的西方哲学家的研究论着，《存在与时间》成了哲学系学生必读的硬书。”[42]正是在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启示影响下，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建构基本都不再是以什么实体性的“理”、“道”或主体性的“心灵”、“良知”、“情感”作为本体，而更多是以境域构成性，而非现成实体性的“亲亲”（张祥龙）、“生活”（黄玉顺）、“事”（杨国荣）、“仁”（陈来）等作为宇宙万物之存在得以可能的终极本源。从观念层级上来说，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哲学建构超出了其前辈的形而上学建构所达到的唯一绝对实体的观念层级，而对更为终极、本源的存在本身的观念层级有了自觉，并尝试以“中国式”的话语方式来通达、言说和显示他们所领会和理解到的本源“存在”观念。这也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家在形而上学建构上的思想突破。

参考文献

[1]如果从更广的视域和立场去观察，那么还有如贺麟的“新心学”、冯契的“智慧说”、蒙培元的“情感儒学”、郭沂的“道哲学”、丁耘的“道体学”，等等，不胜枚举。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页。

[5]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6]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7]这里所谓“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就是指“存在”或“存在本身”，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8]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2页。

[9]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46页。

[10]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页。

[11]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

[12]冯友兰：《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13]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4]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15]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16]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17]杨国荣：《道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8]杨国荣：《道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9]郭沂：《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20]郭沂：《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152页。

[21]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页。

[22]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66页。

[23]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283页。

[24]黄玉顺：《儒教与形而上学问题——对鞠曦、陈明、蒋庆的评论》，《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4页。

[25]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0~281页。

[26]这里说“再次宣告”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康德作出过这一宣告。

[27]海德格尔就曾指出：“‘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并不消除形而上学。只要人还是理性的动物，则人就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只要人还把自身理解为理性的动物，那么，按照康德的话来讲，形而上学就属于人之本性。”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3页。

[28]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3页。

[29]G. W. F. Hegel,Werke 8, Frankfurt an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6, s. 207。此处转引自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0]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61、366页。

[31]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32]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33]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参见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34]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5]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6]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7]俞吾金：《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翻转——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的启迪》，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8]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页。

[39]注意，这里用的是“how is being?”而不是“what is being?”，因为“what is being?”应译为“什么是存在？”或“存在是什么？”，本质上是对“存在者”的追问，不适用于“存在”（Being）本身。

[40]关于形而上学的本质内涵和基本问题的探讨，还可参见拙文：《从“是什么”到“何以可能”——形而上学的本质内涵及其基本问题》，《易道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一种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周易>思想研究》附录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5~220页。

[41]参见郁振华：《论熊十力的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形而上学》，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2]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来对于海德格尔在中国哲学界的大行其道其实并不认可，而更多是批评和反对的。他认为，“Being本来是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特有的问题，而今天中国的中西马哲学若都要事事从存在Being开始，这是根本不合理的。Being作为系动词应译为是，此种系动词的用法是汉语中本来所没有的。把是系动词带来的西方特殊问题当作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这至少对中国哲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