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昭：让神话说话——闻一多的神话研究

作为20世纪20—40年代神话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闻一多在神话研究中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新颖而翔实，被评价为“千古文章未尽才”。他让古老的神话再次发声说话，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建构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第一，让古老神话讲述尘封的历史。神话与历史的有机结合体现出中华文明探源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如何从现存的文化载体中做好中华文明探源，全面考察中国各民族的神话传统成为历代有识之士的一项重要选择。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甚至更久远的史前时代即神话时代，是因为人类在新石器期晚期的氏族或部落中就已经产生并传播神话，由于历史上不同地区或民族社会形态进程的不同步，形态多样的神话得以多渠道保留，形成丰富的形态多样的神话资源。闻一多1937年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高禖郊社祖庙通考〉跋》，针对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明确提出：“夫今人所视为迷信者，即古人之科学，今人所视为神话者，即古人之历史，古代神话之存于今者，其神话色彩愈浓，其所含当时之真相愈多，此中无所谓荒诞不经，更无所谓作伪也。今所存古代之记载，诚亦有合于今人之历史意义者，然其价值，窃谓亦未必高于神话。盖历史为人类活动之记录，神话则其活动动机之口供。由历史可以知其‘然’，由神话更可以知其‘所以然’也。”闻一多的实际研究也体现出这一理念，他的很多神话研究都是从具体叙事中发现历史原型的。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一文否定了汉儒制造的灾异论，洞察出上古农业时代的祈雨仪式；《姜嫄履大人迹考》一文，从“畤”字入手，考察出“畤”的来龙去脉与历史变迁，为神话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证据”作出合理的诠释，这种方法直至当下都不失为一种神话研究的科学方法。

让神话讲历史，需要科学有效的方法。闻一多的神话研究方法沿着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入手，让神话在考据中复苏。关于神话研究的证据法，清代学者钱大昕利用碑刻史料与历史文献的比勘考证元史，主张的“史”与“经”并重，可以看作“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注重“文献”与“文物”互释。时至闻一多的神话研究，则常常以古代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为线索，充分发挥神话在中华文明研究中的证据作用，把民俗学、人类文化学方法中的田野调查材料、民间口头传统作为证据去分析先民的神话思维规律，进而对系列神话现象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这种做法已形成“三重证据法”的主体框架，与当代神话学家叶舒宪建构在“文化文本”基础上的“四重证据法”，即“文本叙事（一重、二重证据）、口传与身体叙事（三重证据）、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四重证据）良性互动互阐的新方法论范式”，可谓一脉相承。

闻一多对神话中的历史叙事不仅将训诂学与音韵学作为重要佐证，努力发掘神话作为人类早期文化符号的历史渊源，而且将神话中的“史料”与实证考据结合起来，以达到“考索赅博而新见迭出”“观照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目的。特别是他把考古引入神话研究的理念，为“神话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神话化”的辩证分析研究提供了方法依据。如他在《伏羲考》一文中考证伏羲、女娲的关系时认为，“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传说最基本的轮廓，而这一轮廓在文献中早被拆毁，它的复原是靠新兴的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的。神话与考古学的结合不仅是一种学术合作，更是拓展中国神话话语体系的内在需要，这种理念极大增强了中国神话学发展的内驱力，也为许多考古学领域的未解之谜找到了一条通幽蹊径。正如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所说：“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由此看来，闻一多研究神话不仅注重方法，而且更讲求文化责任与时代担当。

第二，融汇多种方法诠释中国神话的本真。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之所以既具有考据的深度，又有跨文化视野，不能不提及他所开创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他在神话研究中不但吸收了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方法，而且融合了近代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方法。这些方法的融通为深入分析阐释复杂的神话现象提供了攻玉的利器。以闻一多的训诂为例，很多观念的形成并不是机械的训诂，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走的不是那些学者名流、国学权威的路子，他们死咬住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所以，从他的神话研究方法的训诂中，既可以看到训诂与语言学的结合、训诂与社会学的结合，也可以看到训诂与民俗学的结合以及训诂与人类学的结合。同样，闻一多在神话的载体研究中也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文献维度，将“古籍文献”“考古实物”“田野调查”“民间风俗”等纳入视野。例如，在考证伏羲女娲神话传说时，他不仅查阅现存的文献，而且兼及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西南地区边疆民族的洪水故事，甚至还具体考察了苗族的祭祀仪式，进而推断该类神话流传的时空特征以及与中原神话的同源性，将静态文本与动态文化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放式路径。

闻一多凭借着对神话的挚爱，在研究中凭借丰富大胆的想象达到与神话共舞的境界。诸如他在神话考据中通过《说文解字》对“伏”与“匏”“瓠”的互训关系考证，以及《山海经》中的记载，提出伏羲、女娲实际上就是葫芦的拟人化，进而联想到因为葫芦多子可以象征生育崇拜，并创造性引入人类学、民俗学，乃至弗雷泽的生殖崇拜学说、摩尔根的图腾理论等，将伏羲女娲的交尾形象与全球洪水神话的“兄妹始祖”母题进行跨文化比较，从而推演出伏羲女娲兄妹配偶型洪水繁衍人类的创作起源。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奇思妙想多少带有一些主观性，但闻一多往往能自圆其说、独成一家，不仅为中国神话研究的神奇与浪漫增添了令人难忘的亮色，也为中国神话研究的发展创新启迪了更多可能。

第三，让神话讲述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精神。像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样，闻一多以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担当，在用诗抒写爱国情怀的同时，努力透过神话寻找中华优秀传统与文化认同。闻一多所处的时代风云变幻，西方列强蹂躏中华、军阀割据使国家陷入混战分裂、全面抗战爆发形势下的民族救亡等，需要知识分子用手中之笔唤起大众的觉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闻一多怀着满腔爱国情怀寻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突破和振兴中华的时代功能。他通过深入分析神话与民族文化起源的密切关系，找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表达方式与文化根脉。诸如他结合田野调查实际，潜心剖析特定民族地区的洪水神话、神话祖先的争战传说，不仅发现了华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判断出神话是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而且将神话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如他在神话研究的代表性论着《伏羲考》中系统论证了伏羲女娲神话的图腾渊源与演化逻辑，提出伏羲女娲最早可能是某个民族的始祖神，后经文化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观点，揭示楚、商、周等古代华夏民族共同始祖的内在联系。

闻一多通过选取中国神话的系列母题进行解构分析，将中国神话叙事的结构方式、交错嬗变、内在逻辑规律进行相应的系统阐释，揭示了神话传承传播中的时空互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以龙图腾的研究为例，将图腾理论与龙文化原型的探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汉代画像与《山海经》记载，通过分析商周青铜器纹饰、民间龙舞习俗，论证龙图腾是蛇、鹿、鱼等部族图腾融合的产物，论证了华夏民族蛇图腾由全兽型到半人半兽，再到人格化神的演变进程，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龙图腾是蛇与其他动物图腾融合的结果。他在《伏羲考》中提出，“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反映远古部落兼并后的图腾整合，不仅从某个侧面反映出“龙图腾”文化的建构的重要性，也揭示了龙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符号的客观基础。这一论断突破了对龙形象的单向度解读，为理解中华文明早期社会组织形态与中华文明的探源提供了神话学依据。

第四，闻一多的神话研究的学术创新与当代启示。闻一多神话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通过系统的神话学研究为后来中国神话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建设作出典范，让中国学者在学术理论和学术研究上走向自觉自立，让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神话的存在，听到中国神话的声音，了解中国神话的意义。作为中国率先系统运用综合研究法的神话学者之一，闻一多在神话研究中综合了古籍、考古、民间风俗等多种研究对象，突破了当时大多数神话研究者以文献整理、文学分析为主的传统研究模式，在神话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寻找中华民族集体力量”的文化自觉，不仅讲求考据、比较、阐释多维度研究，而且将神话从文学叙事提升至哲学反思的高度，充分释放神话的文化文本功能，抽象出神话的文化符号特征。他通过神话分析不仅深刻揭示出传统神话洪水再生人类叙事母题表达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韧精神，而且在龙蛇图腾的融合发展与内涵积淀中找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树立了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精神建构相结合的研究典范。

闻一多的神话研究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理论建构和成果影响等方面均产生了里程碑意义。当时的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神话不发达，甚至不少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神话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他独树一帜，从中国神话的客观存在极其多样态表现形式出发，在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乃至艺术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搭建起知识互通的桥梁，不仅在方法论层面强调了神话研究中本土文献与全球视野的结合，为传统文化创新性阐释提供新范式，而且在神话的文化价值层面，深入揭示神话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现代意义，推动神话资源参与文明探源等现实文化实践。闻一多关于中国神话的学科定位、理论探索与学术实践，不仅对当今中国神话学学科建设极具现实指导意义，而且也为新时代中国神话的价值再发现以及传承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