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人不足4器官捐赠者，留全尸观念难破，医学界倡设移植专组

目前近40万人登记器官捐赠创新高，惟香港仍是全球器官捐赠率最低的地区之一，过去2年跌至每100万人不足4人的新低。有医生建议，除加强教育，突破“死后留全尸”的传统思想，亦应加大力度从医院寻找潜在捐赠者，如增设由医生组成的移植专组辅助。另有医生重提引入外国盛行的“预设默许”机制，让不想捐赠器官的市民主动登记；智库指，港人观念仍然保守，当社会更接纳器官捐赠才适宜推行。上月香港第2度获内地跨境器官捐赠，有医生盼尽快恒常化，让更多病人受惠。 

▲8个月大女婴祈祈，上月获内地跨境器官捐赠，成功移植心脏续命。

去年初统计处调查指，2022/2023年度市民愿意离世后捐出器官比率只有22.9%，即103万人，较2020/2021年度下跌4.8%；而市民离世后不愿捐出器官人数，则增至17.1%，原因包括“希望保持遗体完整”、“家人不支持”、“害怕离世后受苦”及“担心器官不适合移植”。

4年87病者轮候期间离世

据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数据，2022年香港每100万人中只有4.7名器官捐赠者，属全球器官捐赠率最低地区之一，而2023年及2024年，香港每100万人分别仅有3.2和3.9名器官捐赠者，期内每年仅进行2宗肺脏移植手术。而2021年至2024年，每年有近2600名病者轮候移动心、肝、肺及肾脏，撇除逾90%肾衰竭病者可透过肾脏透析改善病情，惟该4年内有87名病者，于轮候移植心、肝及肺脏期间离世。

卫生署于2008年设立“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推广器官捐赠，至今录得近40万人登记的历史新高，惟实际捐赠率偏低，过去2年只有54人于去世后捐出器官，让138名病者得以延续生命。香港器官捐赠行动组召集人周嘉欢医生指，原因除涉及华人保留全尸的观念，亦与市民未将捐赠意愿告知家人，致亲属不知情下拒绝捐赠有关。她亦提到，每年于公立医院死亡的病者达4万，估计当中3%是适合捐赠器官的脑干死亡病者，若能及早找到潜在的器官捐赠者，情况或能改善。不过，她称，即使器官移植联络主任找到潜在捐赠者，亦要有专责医生监察病者情况，研判是否适合捐出器官。

西班牙和澳洲是全球两个器官捐赠率最高国家，2022年时西班牙每100万人中有46名器官捐赠者，该两国亦成立由深切治疗科专科医生出任的器官移植统筹员，驻院识别潜在器官捐赠病者。周建议，未来于每间急症医院成立由深切治疗科专科医生及器官移植联络主任组成的专组，统筹及寻找潜在捐赠者个案，及早将潜在脑干死亡病者，转移至深切治疗部接受较佳照顾，确保病者离世后可摘取器官进行移植。

现时香港只接受符合“脑干死亡”条件的死者捐赠器官，而心脏停顿死者一般只可捐赠眼角膜和皮肤组织。而判定脑干死亡的先决条件包括病人有明确导致昏迷的原因，并排除各种可康复因素，并由2位资深医生分别进行2次测试，在证实脑干反应完全消失及丧失自主呼吸能力后，正式宣告病者死亡。过程中，病者器官的功能可能因使用呼吸机及药物得以短暂维持，故较适合进行移植。

▲有团体走入中小学，向青少年灌输捐赠器官的无私行为。

重提引入“预设默许”机制

另有医生指，西班牙的器官捐赠率维持高水平，与当地推行“心脏死后器官捐赠”模式有关，认为可探讨香港引入相关模式的可行性。“心脏死后器官捐赠”模式，是指捐赠者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指定时间，在被判定死亡后摘下器官进行移植，医学界普遍认为该模式下摘取的器官，比起“脑干死亡”的较难保存，但认同有助增加器官来源。不过该医生亦指，以港人保守的心态，器官捐赠率长期低迷下，恐未能接受“心脏死后器官捐赠”模式。

香港器官移植基金会创办人何继良医生倡引入西班牙等国家采用的“预设默许”（opt-out）机制，以增加潜在器官捐赠者。他指，现时香港采用“自愿捐赠”（opt-in）机制，市民可表达离世后捐赠器官意愿，惟最后仍须家属同意才可进行，认为此机制较被动，相反“预设默许”机制下，当局假设所有市民同意死后捐赠器官，不同意者则要在生时表达不愿捐赠。

实际上，“预设默许”机制有软硬之分，现时西班牙及瑞典采用软性预设默许机制并立法，其中家属可以最终反对；新加坡和奥地利则采硬性预设默许制度，即预设市民同意死后捐出器官，不必征求家属同意。据全球器官捐赠数据库资料，推行“预设默许”机制国家的器官捐赠率亦有高低，如西班牙属前列，新加坡则成效不彰。

吁内地跨境捐赠恒常化

团结香港基金顾问刘仲恒医生认同香港可推行“预设默许”机制，但宜参考西班牙做法，容许家属否决，至于市民害怕“损坏遗体”的想法，则有待加强公众教育破除。

民间智库“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潘学智亦指，多年前香港曾讨论推行“预设默许”机制，却遇不少反对声音。他指，可视“预设默许”为香港器官捐赠政策的长远目标，现时“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虽有近40万人登记，但仅及人口约5.3%，反映市民对捐赠器官仍有保留，预期名册登记人数达人口10%，才是较适合推行的时机。

▲何继良医生建议设“预设默许”机制，增加潜在捐赠者数量。

何继良指，青少年是未来提高器官捐赠率的希望，“向白纸一张的新一代，灌输器官捐赠可以延续家人大爱，并拯救病者整个家庭的无私观念，十分重要。”周嘉欢亦指，近年不少长者对离世后捐赠器官抱开放态度，却不懂得网上登记，建议当局或社福机构探访护老院或长者中心时作出协助。

上月，8个月大女婴祈祈获内地跨境捐赠心脏得以续命，这是2022年底以来第2宗内地跨境捐赠个案，有医生指当香港器官捐赠率长期偏低，跨境器官捐赠可望为香港病者带来生机，并期待当局将机制恒常化，但指推行前要加强两地边境及医疗人员的培训，并建议以邻近的广东省城市作跨境捐赠试点，建立合作关系。

▲获器官移植重生的市民，参加国际比赛夺得佳绩，答谢捐赠者。

康复者以运动报恩 备战“移植界奥运”

器官捐赠让逝者遗爱人间，亦助病者获移植而重生，多年前一批曾接受器官移植的市民，于康复后组成香港移植运动协会，10多年来参加不同比赛，以行动答谢捐赠者及其家属，健儿正备战今年8月于德国举行的第25届世界移植运动会。

肾科专科医生周嘉欢亦是香港移植运动协会的名誉会长，曾多次带队出外参赛，对近年捐赠率偏低亦感泄气，“推动数十年成绩仍欠理想，各方仍须努力。”世界移植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被称“移植界奥运会”，前年于澳洲珀斯举行的赛事，香港29位心、肝、肺脏及骨髓移植康复者，于田径、羽毛球及乒乓球等赛事，共夺44面奖牌。

周指，每位移植运动员均曾徘徊生死边缘，幸获捐赠者及家属捐出器官，才能延续生命，康复者希望透过运动强健身体及参加比赛，而运动员出赛前会到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大爱恩人”纪念花园向捐赠者致敬，“告诉捐赠者及其家属，康复者毋忘昔日恩情，感恩赐予重生机会。”

医卫局：“预设默许”现不宜立法 恐适得其反

对近年器官捐赠率偏低，医务卫生局亦表关注。就有建议引入“预设默许”机制，局方称现阶段不宜考虑立法强制，忧于社会未有充分共识前推行会适得其反。

医务卫生局指，虽然医学发展一日千里，但器官移植仍是许多末期器官衰竭病人重生的唯一希望。香港的遗体器官捐赠一直采用“自愿捐赠”模式，市民可登记卫生署中央名册计算机系统，或签署器官捐赠卡，表达身故后捐赠器官的意愿。不过，名册或捐赠卡并无法律效力，即使市民生前曾表明相关意愿，若家属反对，相关手术亦不会进行。局方指，经验表明，当家人知道至爱亲人生前的捐赠器官意愿，通常会更愿意尊重和实践。

就有建议立法推动“预设默许”机制，局方指此举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自愿捐赠”的模式，认为此议题应透过加强教育及宣传来推展，现阶段不宜考虑立法强制，因为这类牵涉具争议性的议题，若在社会未有充分共识前立法强制推行，恐适得其反令有意捐赠人士却步。

2022年12月及今年2月，内地香港顺利完成两宗跨境器官个案，事实上，内地与香港在遗体器官捐赠、获取、分配、移植安排，以至进出口法规均有差异。局方指，两宗成功个案反映两地已建立密切的跨境器官移植合作沟通机制，而合作渠道和流程已理顺和规范化，并成为探索恒常化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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