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北江：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研究

摘要：文化是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历史记忆是民族凝聚的精神内核。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加强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起到重要作用；加强文化认同，对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大特性。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基因与实践理性，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源泉和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增强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则必须强化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构筑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凝聚的精神内核。一个民族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蕴含着多种元素，这些元素既有传统民族的特征，也有因社会环境变迁所产生的“超民族特征”。学界关于文化特征和历史记忆的研究，前者主要围绕中华文化的本质、渊源、历史发展逻辑等展开，后者主要从历史层面展开，此类研究较多，不再逐一罗列。但有关“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专门研究目前较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两个维度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厘清如何深层次理解和把握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

文化是人类社会运行的系统软件，文化给族群一个身份认同的归属感。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灵魂。从认同对象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认识：一是以各民族为凝聚对象，二是以国家为凝聚对象，三是以“祖国”为凝聚对象。加强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重要作用。

(一)中华文化的历史蕴意

“文化”概念在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文”者，文字、法令、典章也；“化”者，变化、改变、教化也。汉代时，“文”与“化”合成一词。清代顾炎武将文化概念进一步扩大，把个人行为和国家典章制度等纳入文化范畴。现今“文化”概念是借用古代“文化”一词来表达一个综合性含义，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后者专指精神文化。物质财富主要包含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历史古迹等具体的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精神财富主要包含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习俗、科技、文艺等内容。另外，精神层面也包含抽象的文化心理和道德价值观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多指狭义的精神文化，如西汉刘向所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等，主要是指中华文化中的精神文明部分。

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其内涵表达着一种价值观和象征实践。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其本质是人化，即人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方法去改造世界。同样地，文化也是“化人”的过程，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再使用有效成果改造自己，进而创造出属于人的存在，使人变得更加完善全面。“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可以说“文化”与“社会”是一个共存关系，即文化具有社会属性，本质是对某一阶段社会表征的反映。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也具有民族属性，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风俗文化，并在社会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文化积淀与民族发展密不可分，文化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实践方式和生存方式，是特定民族得以绵延不息的根基。当文化与民族交融于一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之下便形成特殊的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象征实践层面。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综合性文化，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在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因此，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正因为有这个文化基因，中华文化才得以传承不绝。中华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历史烙印，又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发展，富有时代感和民族感。它不仅承载着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更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纽带，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民族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类似，有多元性的一面，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中汇聚了众多其他民族文化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选择性地吸收了百家之长，又经过自我不断革新、净化，最后形成适合社会发展的文化标识。

(二)增强中华民族集体认同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离不开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为“认同”？即“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王希恩认为，民族认同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而民族意识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感和民族利益的感悟，另一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利益的感悟”。民族认同在民族意识中起主导地位，并决定民族意识的性质。民族意识的感悟不仅含包含物质生存权益，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价值追求。民族意识或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已经包括了民族认同的成分。

文化认同是指不同文化人群寻求并认可共同文化的过程，其前提是承认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文化认同不是文化同化，是在尊重各自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是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保障，从古至今文化认同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存续发展之中。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后能继续统治农耕民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效仿学习中原先进文化，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典型的如南北朝时代，北魏孝文帝改革；隋唐时代，秉持“胡汉一家”观，宗教文化兼容并蓄；辽宋夏金时代，契丹、女真、党项民族一度效仿中原文化，甚至将自己祖先认同为炎黄支系。儒家文化对周边民族政权的影响十分深远，唐代时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代时真宗想追谥孔子为帝，但遭大臣反对，最终仍沿用唐封谥号，但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却尊孔子为文宣帝。夏仁宗嵬名仁孝在位时，大力推行儒学，广置学校，注重科举教育，完成了孔子由“王”到“帝”的转变。蒙古族建立政权后，国号取“元”，源于《易经》“乾元”，也成为推行汉法的标志。满族入主中原后，主张“表章经学，尊重儒先”。康熙尊孔崇儒，提倡理学，发展儒家文化事业。游牧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也加强了各族人民的精神凝聚力。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华夏文化(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近代之后，中西文化交流互鉴日益密切，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相结合，最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思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思想文化的兼容性。如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宇宙观等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民观、历史观及唯物辩证观有很大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各族人民不断认同的过程。

加强文化认同，构建文化共同体，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也可以防止“西化”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增强各族干部群众识别大是大非、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思想渗透的能力。”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只有加强文化认同才能构建文化共同体。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对于“我们是谁”的回答，往往通过“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于文明”。文化认同是最根本的认同，加强文化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历史记忆是民族凝聚的精神内核

文化是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形成族群认同进而凝聚整合的历史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而成的，深深影响着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集体的无形意识。文化特征和族群体质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而族群认同又是历史记忆研究的内容之一，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内核。

(一)历史记忆的文化内涵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认为：“不论哪一种社会秩序的参与者都需要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否则其成员就会存在分歧，无法共享经验或设想。”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各族人民对历史记忆进行回忆并在分享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依附。历史记忆是连接不同文化之间的纽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由各民族成员共同创造的。

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其研究领域涉及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族群认同等，研究方式除了传统文献外，还包括口述、田野调研等方式。国外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始于法国，“集体记忆”概念最早出现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一书，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1992年，美国社会学者科塞(Lewis Coser)将莫里斯·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的观点编译成《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出版，在我国台湾地区引起强烈反响，王汎森、王明珂等人就是在“集体记忆”理论基础上展开“历史记忆”研究的。王明珂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而社会活动往往是加强集体记忆的重要形式。历史记忆研究往往与族群关系及族群认同联系在一起，强调集体记忆在族群的形成上具有凝聚和认同作用。

在记忆概念不断扩大化的同时，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记忆的语境研究，即记忆信息的物质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aamann)和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瓦博格“社会记忆”、诺拉“记忆场说”基础上进行升华，提出文化记忆概念，认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等的总和。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换言之，文化记忆是通过文化符号系统对记忆进行延续和重构，将记忆、文化与认同三者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为强化民族意识和建构身份认同的基础。在记忆的文化维度上，文化认同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文化记忆的规范性，使集体成员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进一步定位，从而建立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认同”就是个体对自我连续性的感知，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寻；“认同”可以分为集体认同和个体认同，前者是指若干个体在某种属性上的同一，后者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连续、稳定、保持同一的属性。文化认同是最核心的认同，是集体成员对所属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与他、自我与族群体之间的联系。文化认同的本质就是集体成员对本民族国家核心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础就是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往往通过文本或非文本形式来实现。具体而言，即通过文字、仪式、节日、碑刻、档案、博物馆、建筑物等加强记忆，让这些成为制度性表征，使文化记忆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道德教化和建立集体认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总之，强化文化记忆应当从时间和空间两维度着手进行。

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文化记忆是各民族内部的凝聚性结构，因而成为最宝贵的文化资源。民族文化的记忆性也是通过相似的历史传说或重要的历史事件来进一步强化的。民族在地域、经济和语言上的共同性最终以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形式表现出来，它们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文化心理素质与民族意识密切相关，是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在民族精神层面的表达。相对其他民族特征，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外在形式主要表现在民风习俗、文化艺术、民族性格、民族意识等方面，这些特征往往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为了巩固共同心理“它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化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因此，民族文化记忆只有通过不断发掘民风习俗和文化艺术，才能更好地彰显出来。

不断加强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抵御文化霸权主义起到重要作用。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存续的根本，是文化软实力的标志，彰显了民族对自身核心价值体系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对于个人而言，文化自信是个体对所属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和认同。文化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与集体成员有着密切的情感联系。记忆通过文字、仪式和意象系统等文化符号，进一步强化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文化记忆不仅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凝聚性力量，也为其提供了动力源泉。重塑民族历史记忆，是加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措施，而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根本性认同，彼此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二)历史记忆中的共同文化特征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文化特征和体质特征是判断族群身份的重要内容。关于族群(ethnic group)，因学科背景不同，其定义也有所不同。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认为，族群有两个共性特征：“其一，族群成员拥有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认同内容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虚拟的(artificial)；其二，族群体用共同祖先和共同文化来有意识地区别其他组群体，形成内部的统一和外部的差异。”传统意义上人们对民族的理解更偏重于对族群体的客观描述，即从语言、生活习性、体质、血统、服饰及宗教文化等特征而加以区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族群则形成某种共同的文化认识。为了从体质文化方面更加深入了解某一族群，则往往会追溯其历史迁徙及地域分布。族群的迁徙构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时也给土着文化注入新活力，但这容易陷入一种文明决定论思维，即先进文明族群对落后文明族群产生出文化中心主义思想。那么，如何摆脱文化偏见论则成为认识族群文化的重点。因此，有必要认识到文化的高雅与通俗不是区别文化优劣的根本标准，文化偏见更多的是在新环境下的一种心理排斥。

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机能，是族群沟通的主要媒介，也是民族情感形成的基础。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属于精神文化体系。语言知识的成熟度也是本民族社会文化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实际应用中的语言，其内涵不只在于文字本身，更是蕴含着一种社会情境。族群在迁移中彼此会产生相互影响，语言及文化习俗等均会发生一定变化，相邻族群间的文化特征甚至出现“重叠”现象。如分布于今四川阿坝地区的羌族，与周边的汉族、藏族、回族在语言文化上出现不对称现象，即羌族不一定会羌语，会羌语的不一定是羌族，或许是藏族。在与内地民众的频繁交往中，甚至汉语成为羌族间的沟通语言。一般在描述族群共同体或民族特征时，往往会考虑语言因素，但并不能因为使用同一语言而判定属于同一族群或其拥有共同的族源。换言之，“语言分类与族群、民族分类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说同一语言的可能是不同‘族群’，同一‘族群’可能说不同语言”。因此，一个民族的语言独特性与地域的同一性并非完全重合，这也凸显出民族共同地域特征的局限性。

除语言外，服饰文化也是体现族群特征的重要标志，成为一种社会符号。不同族群有着体现本民族特色的服饰，不同宗教信仰者用特殊服饰来彰显其社会身份。可以说，不同身份的人群可以通过服饰来判断其社会属性。然而，服饰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信息往往不能与族群识别等同。随着社会化程度提升，族群间交流不断增强，服饰文化上出现相互效仿现象。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本民族传统服饰特点并不能完全展现出来。如在内地普通高校中，民族服饰大多是在特殊节日庆典活动中展现出来，平时很少见到。族群毗邻的地方，宗教信仰也具有一定相似性，如松潘中心地带的羌族深受藏传佛教影响，而靠东地区却受汉地佛教、道教影响，甚至部分地区开始效仿汉地祭祀活动。尽管这些并非族群或民族划分的唯一标准，但从另一个层面却反映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

因此，民族认同的文化特征绝对不是传统界定民族特征的表象概念，反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区域性的更大范围内的族群表征。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社会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文化共同性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构成因素，更多的是反映在通过仿效他族文化特征来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进而扩大至更大地域范围内的民族认同。这便打破传统意义上某单一族群的共同经济圈或共同地域约束，重新构成不同族群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共同文化建设。从单一族群体对本族语言、经济、文化、地域和心理素质的认同扩展至相近不同族群对新文化的认同，久而久之单一族群的文化认同完全上升为整个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三、构建文化共同体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人们共同体。尽管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存在就完全符合地域、经济、文化的“共同性特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族界的划分问题。事实证明，同一民族的地域、经济、文化等存在不共同的一面。地域的共同体性，与其说与民族共同体有关，毋宁说是国家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域，如跨界或跨境而居的民族。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因素已不再是单一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当民族上升到国家层面时，共同的经济生活范围实质上已经涵盖了诸多不同的民族，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共同的经济生活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与地域和经济相比，文化则涉及面广、成分复杂、内容繁多，一般将人们的衣食住行及观念习俗性行为抽象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共同性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民族精神文化成为民族特征的核心要素。

(一)文化共同体的内涵

何为“共同体”？从广义层面讲，彼此之间只要存在某种共性的东西，可以被视为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不仅指具有某种血缘、地缘、文化、语言、习性等“共性特征”的族群共同体，也可以指抽象的人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个具体和抽象的合体概念，抽象的共同体主要体现在价值取向方面。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族群的归属感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即个体对整体的归属构成了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

关于“共同体”的认识，马克思从个体发展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换言之，“共同体”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从时间和社会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认为“共同体”是古老的“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认为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类型”是以血缘共同体为出发点，随后逐渐形成一个地缘共同体，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对共同居住地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在结成的各种层次的组织中，民族共同体属于高层次的政治组织。精神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就是价值观和文化心理层面的有机统一体。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到重要作用。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文化不仅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外貌体型上，更是体现在精神内核上，文化共同体直接影响着民族成员的品格和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就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的共同体，文化则是彼此联系的重要媒介，人与人之间往往通过文化交流而产生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相似社会习俗和共同语言文化的“文化共同体”，使不同地域、族群和背景的人群对中华文化产生归属感，进而在思想意识和情感价值上凝聚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化有机体。质言之，文化共同体就是一种精神共同体，是基于共同文化心理和精神价值且反映在组织层面的高级文化形态。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而形成的，是通过文化相互吸收、兼容，减少差异的结果，是拥有共同历史记忆、共享文化符号和共同价值追求，且呈现出更具包容性和凝聚性的精神共同体。因此，中华文化也具有多元性的一面，各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各民族不同支系也有不同的文化。也正是文化的多元特征，才有了各民族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必要，进而在碰撞中完成了文化新飞跃。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强调“意识”的共同体性，而意识则关系到文化认同和精神家园建设，从本质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强化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承认各族成员平等，也承认不同的家族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处理好不同阶层群体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社会组织、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忠诚和认同，是中华民族的家园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和谐团结意识，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兼容并蓄意识。

(二)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国家实体的反映

自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术语提出后，学界围绕其展开系列讨论，对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概念重新进行梳理和辨析，尤其对后三个概念阐发角度各有不同。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主要偏向于认同理论建构问题。其理解视角应该从“名”和“实”的维度去把握，而非从西方“民族-国家”的二维视角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止是一个名称问题，更是一个对国家与民族的重新认识问题，要明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定位。中华民族的“实”，除了历史上华夏民族和其他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外，也有国人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历史过程之“实”，主要涉及1905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的百年历史。

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出西学东渐后知识分子在学术观念和政治立场上思想转变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之后的中国如何建设以及建设怎样的中华民族国家问题。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起初认为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后又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孙中山在梁启超中华民族混合观基础上形成“五族共和”论。这就意味着建立中华民族国家不是以西方民族国家模式发展，而是以“中华民族国家”形式呈现出来。抗战时期，顾颉刚根据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一方面，从理论上消除了日本利用西方“一族一国论”扶持伪满洲国言论；另一方面，是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御敌，维护国家统一。无论是中华民族“多元观”还是“一个论”，都是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展现，是一次西方民族理论本土化的尝试。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发展以苏联为师，处理民族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诸多民族问题被阶级斗争所掩盖。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一些民族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费孝通先生综合抗战以来中国民族发展情况，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这一论断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特点，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具体实际，肯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在一体的多元统一体。进入21世纪后尤其新时代以来，为了应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误导和干涉，党中央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高瞻远瞩地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政策，坚决有力地表达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决心。同时，将原先“中华民族”概念引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性，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之“实”，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超越，体现出民族包容性，彰显出各民族在共同体内的平等性。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合二为一的认同，很好地处理了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

在“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演变中，中华民族共同性建构始终未曾中断，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蕴愈加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应该从多维度来理解。首先体现出的是政治性，即“国家-公民-法律”政治共同体；其次体现出的是文化性，即“文明-文化-精神”文化共同体；最后体现出的是社会性，即“经济-社会-安全”利益共同体。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多民族国家，强调政治共同性是历史上每个政权的最高要求，追求民族团结则必须把握好物质利益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的基础性措施。

中华民族共同体兼顾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内核纽带就是精神文化，因此，文化的共同性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无论哪一个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无不蕴含着一种文化的气息，成熟的文化又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性格品质。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最终成为各族人民内在的价值取向。构建文化共同体就是要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使各族人民达成价值观上的共同，这不仅需要满足各族人民的利益，也要构筑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精神家园建设是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而核心内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构筑共有的精神家园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使各族人民在心理层面自觉树立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族人民互助协作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语

中华民族不仅拥有传统意义上的族群特征，也蕴含着大一统政治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是在单一族群“共同性”基础之上的升华，即打破传统族群共同地域、血缘、经济、文化等特征，上升至疆域领土、国家主权、行政体制及历史文化等层面的高度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族人民建立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基础，历史记忆是各族人民得以凝聚的精神内核，政治一体化是各族人民建立国家认同的首要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根本的是加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在尊重中华各民族文化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是客观的，历史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未曾中断，各族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凝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这对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成为中华民族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建设内容。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本民族成员对自己文化的认可，二是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坚持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异，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一以贯之的原则和导向，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对各族文化共性的认同，共性文化是中华民族存在的根本。

安北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突厥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中国边疆民族史等。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