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根：悠悠环江深深情──忆恩人张鹤驭先生

抗战老兵──张鹤驭佩抗战纪念章照

1970年3月，我从湖南洞庭湖区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后，再分配到广西环江县。下乡一段时间后，调入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小组任干事。其时，张鹤驭先生以环江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身份派驻县革委会“支左”，担任政工组组长。我有幸成为他的下级的下级。他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位贵人，是我踏入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位恩人。在那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我一直沿用他在环江时的职务尊称他为“张政委”。

环江县毛南族自治县县域地图（图片来自网络）

一、 年终闻噩耗

2022年年尾，有网民选用这一年的汉字是：“活着”。自春到冬，每当一城一地疫情肆虐而被封控时，心头总盼着生活在那里的亲人朋友报来平安。进入第四季度，共和国心脏北京的疫情突趋严峻，十二月上旬无预警、无预案、无准备放开后，“应染尽染”了，一时哀鸿遍城，火葬场爆满。那几天，我给张政委发微信、打电话，均无回音。老人家不太会用微信，大概是没看到吧。我心有担忧，但不愿意往坏处想。没想到，等来的竟是如此令人痛心的噩耗。

12月31日下午，接到张政委因感染新冠不治离世的噩耗，这一消息是由他的长女通过其父亲的微信号告知我的。

2022.12.31：14:57

俞叔叔，我是张鹤驭的大女儿萌萌。我父亲于2022年12月23日晚8:04分因病毒肺炎在北京西苑医院去世，享年94岁。他老人家与病毒顽强抗争了十五日，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这场劫难！这个冬天对我们家来说太残酷了！

疫情期间，丧事从简，已于本月25日办理完后事。我母亲因患阿尔茨海默病，对父亲的离去她不明白意味着什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对父亲离世的痛苦感知！我现在住在家里陪母亲，让父亲他老人家安息，我会照顾好母亲！

这波病毒来势汹汹，您和阿姨在海南也要多保重！祝你们2023年平安康宁！

又是那个妖艳的冠状病毒造的孽，无情地夺走了我生命中又一位德高望重的恩公。我和老伴每天下午坚持游泳。这天洗换完毕，打开手机，见到这一噩耗，悲从心起，惊得一声嘶喊：“天哪！”老伴耳背，问：“啥子事？”我把手机递给她看：“啊！张政委！”回家路上，我俩默默无言，胸中哀涛翻滚。进门后稍定情绪，19:25，回复萌萌：

萌萌，你好！

此前电话打不通，我们心头一直放心不下。还是等来这个噩耗！

老政委是我的恩人，最终没能送他一程，留下终生遗憾！

老政委驾鹤西去，已成九天新星，照亮并护佑着亲人和亲友一生平安！

祝愿谢老师晚年安康！

祝愿你们三姐弟家家平安康泰！

我们在海南还好，至今未阳，十分感念老政委的教诲，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合十][合十][合十][玫瑰][玫瑰][玫瑰]

谢老师是张政委的夫人谢茹芬女士。

一个抗战老兵、解放军最高学府资深教官，在“应染尽染”中不幸去世，竟无讣告传颂，无生平铭记，无人料理后事，致使子女奔波劳碌，于排队中争取车辆，于排队中完成火化，于排队中选购骨灰盒，诸事纷扰，唯有排队二字，排队!排队!反复回响。

清明节临近，我问萌萌，你们什么时候去扫墓？望能替我们附祭。并在微信上转去100元。照老礼，购买鲜花得祭奠人自己出钱。没想到得来的回复是：还没有下葬，在排队等墓穴。无墓可祭扫！钱也退回了。真让人无语！无可语！无法语！欲语无语！

萌萌找到一首老政委写在一张便笺上的小诗，题为《忆亡人》：

头歪影斜佝偻身，

今非昔比判两人。

奉献祖国从心愿，

难得糊涂喜归阴。

萌萌说：“我们分析是去年老战友离世后有感而发，细品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张政委腰板笔挺，思维敏捷，中气充盈，有2021年冬的照片为证。那年，他93岁高龄。

老政委奉献一生，严于律己，事事处处为国家着想，为自己的党和军队着想。诚如他的长女萌萌所说：“爸爸用他一生的忠诚维护着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党的尊严和荣誉！”（见附二《头七》）他曾不止一次地交代“丧事从简”。这是一位老兵、老党员的高风亮节。然而，‘死者为大’乃华夏古训，发布讣告、述其生平，以彰显逝者之尊严，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岂容轻忽？又岂能妄加废弃！如此失礼，老政委在天之灵或可淡然，观者怎能无一声叹息！乃至寒心不已，后背发凉。他可是共和国创始人行列中的一员啊！呜呼！

二、初识张政委

环江县，现改制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一个位于桂西北边陲的毛南、壮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因大环江河流经全域而得名。县级机关设在思恩镇，处于大环江河东岸。镇中心在一块较大的台地上，只有一条不长也不大的街，核心区是供销社，所有凭票供应的商品都得到那里去购买。但硬邦邦的水果糖不用票，大概是广西盛产蔗糖的原因。县革委会办公地在镇中心东边的一块平地上（有明显的人工拓展平整痕迹），紧邻大环江河。大门外是一条东南方向的主干公路，连接宜山县治所在地庆远镇、再向西南通向河池地区的中心城市金城江。县革委会办公地对面右边便是环江最高学府——环江中学。左边，在中学与镇中心台地之间有一块水田。老环江们告诉我，那块田就是1958年放出“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的地方。当年，这一事迹登上了《人民日报》，一时之间，名声大噪，传遍四海。自然，这是一个“大笑话”。而今我亲眼目睹这片田地，心中五味杂陈，唯有沉默与叹息，方能表达内心的感慨。它似乎在默默警示我们：为政之道，首要一条，在于实事求是。

以上，便是我第一印象中的环江，半个多世纪前的环江。

诚然，如今的环江，早已旧貌换新颜，并且日新月异。

环江已今非昔比。这是思恩镇新貌（图片来自网络）

到环江后的第三天，即指派我到一个叫“川山公社”的地方参加“县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俗称“三分之一”工作队。其任务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农业学大寨”。计划是以县为单位，每年解决“三分之一”的公社，三年全部达标。

三个月后，6月23日，我被调入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小组。具体工作是到环江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城关公社同进大队蹲点。政工组领导吩咐我，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就得把他们的典型经验写成书面材料，经领导审阅后转发全县，起到“以点带面”的指导作用。

大概是这年的八月吧，县人武部更换“支左”干部，张鹤驭副政委出任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组内的老同事们说，这位新领导来自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他的军龄长、级别高，很有理论水平。

到任不久，张政委就到同进大队来了。同进大队的大队部设在坡西自然村，我吃住都在坡西生产队的黄日新队长家。当天中午，张政委与我一起在老黄家吃饭。确切地说，不是吃饭而是喝粥。

老黄四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老一些，是地道的忠厚勤劳农民。一家三口，儿子黄善瑜还小，在大队的小学上学。夫妇俩天天出工。按当地的习惯，善瑜的妈妈被叫作“妈瑜”，我也入乡随俗地这样叫她。妈瑜每天四点左右起床，在火塘上用柴火煮好一大锅粥，连锅一起凉在那里，天蒙蒙亮时就和社员们下地干活了。大约七点多钟回家吃早餐，喝粥。中午收工回来，还是喝这锅粥。我不知道其他农户家的饮食情况，反正老黄家天天如此。

当年壮乡的房子是人畜同屋，底层圈养牛、猪，上层住人。苍蝇蚊子成群飞舞。到中午，这粥已凉了，又不加盖，面上一层比较干硬，爬满苍蝇。老黄他们挥挥饭瓢，赶走苍蝇，揭那层干的吃。我实在怕吃与苍蝇争食的那层干硬粥，只掏下面稀的吃。那天，我给张政委盛的也是一碗下层的粥。记得吃完后，他叫我弄一碗清水，说他有假牙，要漱漱口。这是我近距离地接触自己的顶头上司。觉得他平易近人，关切民情，体恤下属。在军垦农场时，也曾见到过师、团、营的一些军官，相比之下，张政委儒雅温蔼，可敬、可近、可亲。

1970年12月，得知老母亲患病，我申请探亲假，张政委即予批准。这年9月，我与喻玲玲在环江结为终身伴侣。所以这次探亲，先从金城江乘沪黔渝铁路上的绿皮客车由西向东，新年的正月初二，再原路反方向经金城江、贵阳到重庆。

当时，贵州的“文革”形势比较严峻，列车进站停靠或因故暂停时，会有人爬上车窗抢夺旅客财物。临行时，张政委特别关照，要注意安全，列车停下时要关闭车窗。他说，方便的话，替他买一把张小泉剪刀。听从张政委的提醒，我一路谨慎，往返尚称安全。遗憾的是，因未去杭州，在我老家诸暨县城关镇上竟找不到正宗的张小泉剪刀，带回来的一把，张政委一看就不对头。这本是一件小事，却寄予着张政委的信任，我没办好，心中十分歉疚。

三、妇联现场会

1970年下半年，我常驻同进大队，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已不把我当外人。壮乡妇女的勤劳善良、负重劳作着实让人感动，也令人感慨。回家探亲前，我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取名《革命妇女意志坚》，投给了当时的中央顶级杂志《红旗》。那时不能署执笔者姓名，不然就有“个人英雄主义”和“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之嫌。为了壮大声势，我署上“河池地区革委会、环江县革委会联合调查组”。这种做法既缺政治观念又无组织纪律性，在稍有知识产权观念的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俗话说“初生之犊不畏虎”，实在过于大胆。

没想到，《红旗》编辑部准备采用，电话通知河池地区革委会宣传部门，要求进一步核实材料和补充新事例。河池地区宣传部门本不知情，但有文章能上《红旗》还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也就不计较我在署名上的冒犯。于是一个电话打到环江，要求立即按《红旗》编辑部意见落实。

我们宣传小组的同事们一合计，断定是我所为。我当时被安排住在一个大仓库隔出的宿舍里，大门进去有公共门厅，可自备炉灶烧水煮饭，左右各两间，正对面一间，因要为左右两个里间开门，所以压缩得很窄，只够放置一床一桌。我就住那间。仓库的屋顶较高，改成宿舍时用砖砌出五间房，上面覆盖一层竹片编成的蓆子，算是天花板吧，以增加私密性。我的同事们便架梯子翻过砖墙破竹蓆而入，从抽屉中找出那篇底稿，进驻同进大队，补充了新鲜事例，仍以原署名发给《红旗》杂志社。1971年《红旗》第二期，刊出了这篇调查报告，以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那时统称“两报一刊”，在上头发文章、登报道，是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肯定，从而成为各级宣传部门的一大工作任务，年初都定有指标，要争取上“两报一刊”，等而下之也得上省级报纸和电视台、广播电台，各自暗中较劲，互相比拼。同进大队妇女工作的这篇调查报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文革”运动以来第四篇上《红旗》的文章，中央电视台派摄制组到同进大队现场拍摄，来自各地的参观学习团纷至沓来，一时很是热闹。广西、河池、环江三级革委会都高兴，也很重视。自治区决定在环江召开全区妇女工作现场会。筹备工作由环江革委会负责，担子落到张政委的肩上。

我探亲结束返回环江，就投入筹备工作。我的任务是起草领导讲话和发言稿，共有四份：河池地区革委会领导讲话稿、环江县革委会领导（即张政委）讲话稿、同进大队两位先进典型的女社员发言稿。时间很紧，差不多两天得完成一篇稿子。张政委知道把我压得不轻，一天中午，他下班回人武部家中，我去县机关食堂吃饭，他故意与我同行一截路，问了我的起草情况后，对我说：“小俞啊！任务重，时间紧，要分轻重缓急，不要平均使力。”他这一点拨犹如醍醐灌顶，让我瞬间明了，铭记在心，成为我日后应对纷繁事务的金钥匙。

其实，给张政委起草的讲话稿上交后，他自己去修改润色了。为地区革委会领导起草的那份经反复斟酌修改，最后出面讲话的是一位军分区派到地区“支左”的领导，他拿到稿子时说了句：“这么厚一沓，叫我念啊？”我没作声，心想“没多厚啊”。张政委也没有退还我再改。是不是他亲自动手删改了，我不得而知。

会议前，张政委吩咐我的另一个任务是辅导两位同进大队先进典型女社员的“讲用报告”，[1]并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强调要真实、感人。

这两位妇女文化水平不高。中年的那位叫“韦妈南”，是同进大队妇女队长，几近文盲。年轻的一位叫覃素花，是嫁到同进大队一现役军人的新媳妇。据传，当地壮乡有个婚姻习俗，未生孩子前不落夫家，故有“背着娃崽谈恋爱”的说法。覃素花破除这些习俗，只身入住夫家，孝敬公婆，使丈夫安心服役。她身体高挑，浓眉大眼，有小学文化程度，是同进大队的“铁姑娘”、青年突击队长、拖拉机手。

相比于为领导起草的讲话稿，写她们的发言稿倒是容易一些，但有一条，要生动活泼，有当地民间俚语，有真实的故事情节。她们的发言，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调侃话，叫作“我装药，你点炮”。所谓辅导，就是让她们把发言稿大致能背下来，并用她们自己的语调和表情不慌不忙地讲出来。在辅导的点点滴滴中，我不断对发言稿进行精雕细琢，力求使其更加完美，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张政委临场试听后，表示满意，说了不少鼓励的话，也提了一些改进意见，算是过关了。那次现场会以后，还不断有各种妇联团体来参观学习，两位女讲用人越讲越好，我只需与她们商议出一个提纲，她们就可以讲好自己的故事。

2006年“五一”假日，我曾专程去同进探访，那位年轻的女讲用人覃素花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当时不在村里。在同进村，见到了老房东、老妇女大队长。巧的是，覃素花的小儿子竟在重庆谋发展。当年冬天，我邀请她来重庆看看儿子，看看山城美景。同来的还有一位叫覃美彩的，也是当年同进大队某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在重庆那几天，少不了回忆当年，覃素花一口一个张政委，清晰地记得张政委亲自指导她们进行讲用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5月3日，从环江回来，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张政委，详细报告环江的所见所闻，老人听得津津有味，还回忆起不少当年在环江的趣事。说起那次妇联现场会的年轻讲用人，他脱口而出：“她叫覃素花吧！”这记忆力之好，真没的说。

张政委工作作风扎实细致，没有一句大话、空话、套话，深孚众望。经过精心筹备，妇女工作现场会开得很顺利。

这是我在环江工作时期十分难忘的一段经历，有幸得到张政委耳提面命的教诲和指导，终身受用。

四、人生好导师

1971年初夏，我的大学同学林建初受到无端怀疑，被踢出广西河池地区南丹县革委会宣传部门，到一所偏远的公社中学教书。我俩在“文革”中的活动几乎完全一样。于是，我也受到牵连。机关内悄悄传言，说我是什么“五一六分子”。

张政委的处理方式却大不同于南丹县。直至十月初，张政委亲自召见我，谈及县文艺宣传队因缺乏佳作而陷入困境，希望我能加入他们的行列，共同为提升剧本质量而努力。况且，你这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医院检查结论是患了乙型肝炎），暂不要下乡了。这样，我就从宣传小组转到文教小组，两部门的办公室就隔了一道墙，仍然在张政委的麾下，有他罩着我。

1972年，中央发文，要求各级干部学习马列的“六本书”。[2]河池地区革委会宣传部门有一位从天津下放的哲学家，叫杨春贵，是我们北大学长。[3]他发起编写“六本书”的辅导读物。于是下达通知，将分配到河池各地的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五位同学，包括我和林建初，聚集到金城江编书。张政委见时机成熟，立即调我回宣传小组，并担任理论教员，手把手教我如何写好辅导课提纲、如何讲好辅导课。

记得第一次是给县革委会常委们讲辅导课时，我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他是讲前鼓励，讲后又一一指出不当之处。紧接着，县革委会正式发文，要求全县干部学习马列的‘六本书’，政工组随即派我前往各公社、各部门进行辅导授课。巡讲前，张政委的指示就是一句话：要注意结合当地的实际。记得到大安公社讲课那次，开始时，公社书记依照职务习惯，执行上级指示召集了听众，自己却坐在一旁，心思似乎飘向了别处，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十几分钟后，他赶紧掏出笔记本来记。这场景是他后来自己对张政委描述的，说：“很有收获。”

人的一生，可能大多不尽如人意，不能自我做主选择职业。但曾经的努力和付出，都不会白费，都会成为一份成长的阅历和积淀。环江的那几个月辅导讲课，为我今后的教师生涯打了底子。张政委实打实是我大学本科以后继续深造的第一位导师，是“经师”更是“人师”。

五、调离环江

1973年10月，张政委奉命调往桂林原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工作。估计他此前已有预知。大约是九月的一天晚饭后，谢茹芬老师约我去散步。她悄悄告知我，张政委将调往桂林，建议我赶紧打请调报告，趁他还在主持政工组工作，把你与妻儿团聚的问题解决好。谢老师还与我分析了环江的情况，认为对我来说，不是有多大发展空间的久留之地。

谢老师随张政委自长春到长沙，又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县城，安排在县革委会生产组工作。她是典型的北方美女，身材修长，穿着得体，落落大方又蕴含雅韵。我感觉到，她应是转达张政委的意思，又饱含着她自己对我的深切关爱。她的一番分析入木三分，对我来说，犹如醍醐灌顶。

撰写我的请调报告时，我本以为会相对轻松。妻子喻玲玲为医护人员的仁心驱使，在四川“文革”两派武斗期间，穿着白大褂戴着红十字袖章上第一线抢救受伤者，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斗人员一铁棍打成腰椎重伤，有医院住院病历可查，单位也出具了证明。得益于张政委的关怀与协助，我的档案迅速被送往重庆市革委会组织人事部门。

令人意外的是，档案退回来了。原因是在我的装订好的正规档案件之外，附有“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一纸打印件，内容大意是：该生在北大“文革”期间“反对校文化革命委员会”[4]。重庆方面说，此类问题，重庆市早已甄别，究竟是有还是无，在没有甄别前，他们不能接收。

我十分焦急。组织人事小组的老覃向张政委汇报时，张政委明确指出，既然没有装订入档案，“那就抽出来暂存环江”，原档案再寄往重庆。估计张政委多多少少了解北京大学“文革”运动的一些情况，知道“反对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一种基于派性而捏造的奇葩罪名。但这在当时是不便言明的。可见，这“抽出来暂存环江”一句，真是掷地有声，需要何等的魄力、担当和智慧！他的这一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谓性命攸关，不仅仅重新启动了我的调动程序，而且，彻底清除了塞入我档案中的黑材料，还我清白之身，为我今后考研、任职扫除了障碍。

档案虽已清白，但调动之路却再生波澜。广西方面一纸公文，将调离审批权收归地区一级。张政委安慰我：“我给地区的裴主任打过电话，说明你的调动是我们县革委会此前就准许的。”我不知道裴主任是谁，主管什么部门，也不便打听。河池地区组织人事部门的批件还未下来，张政委的正式调令已到。军令如山，他即刻启程，风尘仆仆地赶往桂林报到。

大约十天半月后，张政委回来搬家，知道我的事尚未着落，叫我不要着急，他回桂林时，转一趟金城江，向地区组织人事部门当面说明一下。从环江去桂林，无论乘火车或坐汽车，一般是东出宜山，最为近便。去金城江就绕道了。张政委为我调动一事操心费力，考虑极为细致周到。

1973年10月23日，河池地区同意我调出环江的批文下来了。现在看来不能说不迅速，可对我而言，等待之时，真是度日如年。真是好事多磨啊！我心中有数，这全赖有张政委的关怀及周全运作。

宣传部（其时，县委、县政府机构设置已逐步恢复原状）领导吩咐我讲好学习“三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篇哲学着作）辅导课再走。11月3日，我终于踏上重庆的土地。在菜园坝火车站出站口，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一家三口紧紧相拥，喜极而泣。

我们北大哲学系1962年级有12名同学分到广西，在“文革”结束前，只有我一人在三年半后调离广西，开启人生的新一段旅程。我的同学都很羡慕，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哪里知道，我在环江幸遇张鹤驭政委这样一位好领导，还有谢茹芬老师，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是我从学校步入社会后为我指引并打通人生之路的大恩人！

五、环江岁月情

环江，张政委和我在那里待的岁月并不长，却一辈子忘却不了。

大环江河蜿蜒曲折，清澈见底，穿境而过，两岸长满慈竹，环境优美，风光旖旎。夏天晚饭后，男士们光着上身，穿条短裤，肩搭毛巾，迎着夕阳，三五成群，不分是领导还是普通干部职工，从我们住的仓库背后逐级而下，一头扎入大环江河，游泳嬉戏，涤去一身的疲劳，换得从里到外的清凉。

还有那隐匿在常年绿荫下的机关大院，朴素无华的两层办公楼掩映于绿意之中。小县城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镇中心横亘着一条沙土公路，每隔数日的赶场天便热闹非凡。更有那世世代代吃苦耐劳的壮族、毛南族乡民，那顶起半边天的同进妇女们……

刻入脑海中的这些记忆，永远也抹不去。当然，对我来说，最思念的还是张政委和他们一家。

曾记得，张政委和谢老师的大女儿萌萌和二女儿汶汶，长得俊俏灵秀，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从人武部出来由东向西横穿小县城去城关小学读书，成为人见人爱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羡煞了多少环江人！机关没有幼儿园，他家年幼的斌斌小弟常在院中嬉戏，他那纯真可爱的模样赢得了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在大门旁收发室工作的小莫，成了斌斌的大朋友，哥俩形影不离。他们到桂林后，一定能到更好的小学、中学上学，小弟也应该 “背起书包上学堂”了。

我到重庆后，市卫生局安排我到刚刚复校的中医学校教书。生活相对安顿好后，即写信向张政委汇报。1974年2月11日，收到了张政委的来信，鼓励我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学习、工作。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在环江的几年中，张政委对我的教育极深，难以忘怀。”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与全国人民一样激情澎湃。“把文革耽误的十年夺回来”，成为上上下下同声共气的心愿和行动。1980年，张政委奉调进京，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官，全家北迁。我已于一年前考入西南政法学院读研，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些年，虽然我们保持着联系，但各自忙于工作，相聚的时间甚少。

张政委夫妇离休后，于1991年暮春与国防大学干休所老友们一起游览长江三峡，头天先到重庆。二老利用参观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旧址的间隙时间，特地到旁边的西南政法学院看望我们。二老来到校医院，找到了正在工作的喻玲玲，亲切地呼唤着她的名字，紧紧握住她的手，详细询问她的生活情况。1970年秋，喻玲玲到环江与我结婚时曾见过张政委，这是相隔21年后第一次再度握着张政委和谢老师的手，喜出望外，无比激动。因事先未能预知，我正出差外地，二老连我们家门也未进，匆匆而别。

托重庆升格直辖市之福，我荣幸地成为第九届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自1998年起，一连五年准时进京参加两会，每年都能拜见二老。2001那年，老政委执意到宾馆来看我。他还是老八路作风，平易近人、把方便留给对方。

我担任九届参加全国政协委员参会的五年中，利用去北京开会之际看望老领导张鹤驭政委。2001年3月初，一到北京，我又打电话约时间，老领导说：这次我去看你。3月10日，老领导专程到大观园酒店看我。

2002年3月10日，看望国防大学离休干部、我在环江时的老领导张鹤驭、谢茹芬夫妇。

这以后，我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多了起来，只要到北京，第一时间就去西郊红山口张政委的住所拜望。二老总是关切地询问‘小喻’及孩子的情况，还特别喜欢聆听我分享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2008年，张鹤驭政委喜迁新居，与老领导夫妇在新居留影（摄于2009.9.21）

只要进京，第一要事就是拜望老政委（摄于2018.06.14）

有两次，2012年和2019年，我和喻玲玲一起去北京，第一时间到老政委家拜望。二老可高兴了，早早准备了水果、茶点。尽管时光荏苒，前后已相隔七年，但老政委的风采丝毫不减，依旧精神矍铄，对常见的老年病更是控制得当，令人钦佩。谢老师摔倒过一次，行动力有所下降，精神状态很好，依然衣着得体，整洁利落。

2012年秋天，我们夫妻双双进京，即去国防大学干休所拜望老领导张政委和谢老师（摄于2012.08.02）

2019年夏，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喻玲玲随行，当天中午抵京，下午去国防大学干休所拜望老领导夫妇（摄于2019.06.15）

张政委和谢老师还分别与我们留影。谢老师行动不太方便，但她不愿意坐着拍照，拉着喻玲玲到楼梯旁，说“这里好！”

2020年，冠状病毒肆虐神州大地，全国（不含港、澳、台）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数87071人，死亡4634人。封控成为此后三年的常态，我们年老力衰，猫在海南乡下不敢妄动，只能在传统的三大节（春节、端午、中秋）往老政委家里打打电话，略表思念之情。本以为张政委挑战百岁没有悬念，没想到老人家竟成了“应染尽染”的牺牲品。

我和张政委相识于环江。如果不是“文革”，我们都不可能去环江。所以，社会稍稍回归常态，上级就将张政委调离环江。军队培养一名像他这样优秀的理论教官很不容易，应该尽快让他回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我当时懵懂无知，幸得张政委的远见卓识和谢老师的悉心指点，引领我走向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人生舞台。

不过，我们在环江是真情付出。张政委展现一个老八路的自觉和对“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这一初衷的坚守。诚如他教育自己年幼的女儿所说：“什么叫经风雨，见世面？到环江这样的艰苦山区，让你们知道中国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这就是见世面，不是到大城市才能见世面。”我则更多是一种年轻人深入壮乡，亲见贫穷落后受到的感触和希望有所作为的热情。尽管与张政委在境界、格局上存在很大差距，但在他的感召下，有一点是相通的：我们无比热爱那方土地，与那里的少数民族父老兄弟姐妹心贴着心，每天想的是如何做得更好，生怕哪一点没做好。由此，我们在环江的时间尽管不那么长，但一直牵挂着那里的乡亲和曾经的同事。何况，那里是我们超越上下级关系和年龄差距建立情谊的地方。这情谊深厚绵长。

2006年“五一”长假，我偕老伴喻玲玲驱车千里回到环江，寻访当年的领导、同事、房东、队长、妇女主任、“铁姑娘”，重温那火红的青春岁月。

2006年5月长假，赴广西环江探望父老乡亲。与同进村老房东黄日新之子黄善瑜夫妇合影（摄于06.5.3）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同进村老房东黄妈瑜（82岁，前左）、韦妈南（79岁，前中，当年大队妇女主任）、覃美彩（前右，当年某生产皮妇女队长）、黄毅（房东之孙，后左1）、韦文好（同进村党支书，后右1）。后右2为陪我前往同进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曾学愚。

返重庆路上，心潮起伏，不能平静，默得小诗一首，回家后稍作修改记下：

回 环 江

壮乡千里一日还，寻梦三十六年前；

认看“老九”喜相拥，追忆同事嗟不全[5]；

房东大妈迎新屋，白发主任话当年；

陋室新房[6]今安在？满目华楼映江天。

2006.5.5

这年秋冬，我又分别邀请当年房东小弟黄善瑜和同进妇女队长覃素花和覃美彩到重庆看看。

左图：房东小弟黄善瑜                右图：重庆夜景。右2覃素花，右3覃美彩

左图：参观重庆江北机场。左为覃美彩、覃素花，右为韦永祥(覃素花小儿子)。右图：在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左为覃素花、覃美彩。

我把回环江的见闻电话报告张政委后，又写了几页纸的信，附上照片和小诗寄过去。老政委收到后非常高兴，即兴赋诗一首：

与战友共勉

20世纪70年代，在广西环江县一起工作的战友俞荣根同志，寄来了旧地重游的信、诗和照片，深有感受。

手捧彩照暖心中，难忘当年战友情。

昔日激情红似火，而今思念各西东。

人生轨迹难预料，奉献机缘共始终。

回首征程少憾事，笑谈以往不居功。

这首诗不只是回眸环江岁月，实际上概括老政委投身抗日军营后辗转南北的一生，所以才有“人生轨迹难预料”。他把一切交给了他所信奉的理想和献身的事业，坚守初衷，淡泊名利，不恋权位，不谋私利，奉献一生，实事求是，体恤民瘼，关爱百姓，行仁施德。“回首征程少憾事，笑谈以往不居功”。这两句是老人对自己一生的终结，是他心志的表白，是全诗的诗眼，是金句。

青山常在，江河长流。纵览历史，横看域中，自信“回首征程少憾事”者，能有几许？功成不居，淡雅恬然，笑谈人生。这真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政委！张鹤驭先生！我生命中的恩公！您功在军旅，德润人心，奉献一生，千古流芳！您安息吧！

2023.4.11于海南乡间双栖居

附一：

张鹤驭先生简历

1928年6月出生于河北蠡县。

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冀中总队学习。

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抗大毕业后分配到冀中野战军（后相继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先后任文书、文化教员、连副指导员等。

1948年夏，奉调到华北军大附属步校学习。此后至1953年初，随改编后的原部队转战华北、西北，多次立功受奖，任兵团军政干校学员队指导员等。

1953年初在长春的第五政治干校任指导员等。1954年初由第五、六两所政校合并的第二政校任党史教员。

1955.10  晋升为大尉（原沈阳军区）

1956年1月与爱人谢茹芬结婚。

1961年9月，长春的二政校与长沙一政校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校，驻长沙，任党史教研室教员。

1966年2月，任命为政经教研室副主任。

1962.8  晋升为少校（原广州军区）

1969年11月，政校奉命解散后，派赴广西河池地区环江县人武部，任副政委。不久后安排到地方“支左”，任环江县革委会政工组长。

1973年10月，奉调桂林的原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编为桂林步校） ，先后任哲学政经教研室、党史政工教研室主任（期间参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10  经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批准，调整为十四级。

1980年8月，奉调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后改编为国防大学政治教研室）任教。

1980.10  任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副师职教员

1983.6  晋升为正师职教员（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

1986.11任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党建政治工作教研室正师职教员

1988年离休。

（俞注：1988年6月，张鹤驭以正师级军衔离休。1994年8月，国防大学执行总政【1994】技术字第496号“通知”，批准其改套专业技术5级，改套时间从1988年6月起算。据说专业技术5级相当于副教授。阅文至此，令我这个后学不胜汗颜，有无地自容之感。汉文帝喜老不喜少，汉景帝喜文不喜武，汉武帝喜少不喜老。故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20世纪，60年代讲资历，70年代讲站队，80年代讲赚钱，90年代讲学历。老政委步步不沾边。返回去再三品读他的诗句：“人生轨迹难预料，奉献机缘共始终。回首征程少憾事，笑谈以往不居功。”愈加能感受到他那只讲奉献、不问收获、淡泊功名的磊落人生，所以他从来不给儿女、孙孙讲那些自己亲历“老爷爷的故事”。唯有对此土此民心怀大爱大德者，才能有这样真诚的无我。）

附二：

头 七

张萌

今天是爸爸的“头七”，按照民间说法，是故人踏上黄泉路的开始……非常时期没法举行民俗仪式，更重要的，爸爸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生前一贯不顺从民俗，视党组织意志为最高遵循，那么我就随他老人家的愿吧。用一篇祭文送他上路。

爸爸的离开是急促的，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在与病毒抗争的日子里，他多次长叹“天灾啊！”（可每次我都会在心里默念“人祸！”）爸爸用他一生的忠诚维护着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党的尊严和荣誉！

爸爸在我心中永远不老，他一直是健康的典范，是我的骄傲！是我在朋友面前最值得炫耀的闪光点！

爸爸一辈子不给我们子女添麻烦，遇事尽自己所能解决，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还对他的孩子歉疚地说“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一直以为他和妈妈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直到2020年初与他们同处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近三个月，才感到我们子女平日里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太少了，面对生活琐碎他们无力以对，他们已不再强大，不再无所不能，不再拥有曾经护佑我们的强壮臂膀……也正因如此，我加快了帮助爸爸编辑《画册》的速度，值得欣慰的是2021年5月完成了他老人家的心愿。在编制这本《画册》的过程中，我感受到爸爸的生命是平凡的，他的经历是丰富的，他的内心对我是关闭的……我给他的《画册》提名“峥嵘岁月，平凡人生”，并且提议由妈妈来书写，他表示非常满意！这是我唯一一次感受到他对我的夸赞！

我用63年的生命与爸爸相处，但我仍觉得不了解他，不理解他，几天前我问他：爸爸，你为什么不给我讲讲你以前的故事？他对我说：没什么好讲的。对我来说爸爸是个谜，参不透！聊以自慰的是，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我守候在他身边，他离家前往医院的前一夜，我与他同卧一床……他应该能感受到我对他的爱吧？

2022年对爸爸来说是个非常之年，年初，好战友吴言离世，年末，老战友谭恩晋离世，现在，爸爸也追随他们的脚步去了，我想象着他们相聚天堂的欢乐，想象着他们重回年轻时代，想象着他们把酒欢颜……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啊！人间已经没有爸爸的快乐，只有愈来愈多的苦痛，他在人间积蓄的恩德，让他在天堂里尽享幸福和欢愉，我为他祈福！

爸爸，愿您在天之灵庇佑妈妈平安！庇佑子孙康宁！

女儿  萌萌

2022年12月29日早晨6:40

于国防大学家中

附三：

张萌、张汶姐妹的读后复信

1.张萌（2023-04-13 ，02:27）

俞叔叔好！

本想明天再阅读文章，我知道深夜读后定会彻夜难眠，但我难以抑制去文中寻找父亲的急切心情，含泪通篇阅读……我们父女之间很少聊家庭琐事之外的事，偶尔聊到时政多是意见相左，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现在想起都是幸福的回忆。自父亲离开，我不由得思考父辈们的人生，由此审视自己，我为什么不在他们健康的时候去读他们这本人生大书呢！从中能悟出多少丰富的人生哲理啊！我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太少了！

从您的回忆文章中，我对父亲又多了一分了解，多了一份认识，他老人家仿佛真实地又来到我面前，这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从文中，我感受到父亲的睿智和胸怀，善良和达观，以及对信念的执着和对工作的严谨态度，他这一生坦荡而从容！我敬重我的父母，庆幸成为他们的孩子，并在他们的呵护下健康成长！

感谢您为我父亲付出的深厚情意和尊重！尤其在晚年，您给予他的极大慰藉无人能替代！有您这样的挚友，父亲是幸运的！

文中有一些小笔误，另外回复您吧。

2.张汶（张萌转2023-04-13  19:45）

俞叔叔与爸爸结缘于“思恩”，应了这美妙深喻的地名，情谊写满了他们的人生，感动了我的内心，羡慕赞赏这情感的持久，为爸爸欣慰。

满怀深情的文章引导我回到了那个特别的时代、特别的地方，仿佛又见到了年轻时期的爸爸。这些在家之外的故事让我了解了爸爸善良、诚恳、智慧的为人处世品德；同时也感受到了俞叔叔的真切与用心，他的文章丰富了我对爸爸人生的记忆，他与爸爸的情义温暖了我的心。

真的很让我感动，我会珍藏此文，并把这美好的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传承爸爸的优秀品格。

感谢俞叔叔和阿姨！

附四、张鹤驭先生骨灰安放八宝山公墓

俞叔叔好！

一年半的翘首等待，今天终于迎来了爸爸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之日，爸爸得到安宁！妈妈得到安慰！我们得到安心！身体原因，妈妈没能参加骨灰安放仪式，只我们姐弟三人护送骨灰到革命公墓，仪式非常简朴，和爸爸的为人一样朴素，我认为八宝山是爸爸最好的归宿！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党的革命人，那里是他真正的安息之地！

萌萌

2024.06.26

俞（2024-06-26  15:39）：

等了这么久，终于让老政委入土为安！张政委，我生命中的大恩人，您安息吧！

俞荣根喻玲玲跪叩！！！

张萌(  20:54)

谢谢俞叔叔和喻阿姨！！！确实等的太久了！那些人对不起像爸爸这样付出一生忠诚的人……我今天也向爸爸转达了您对他的怀念以及给予我们的安慰！我们特别幸运的从您们之间深厚的友情中受益，获得慰藉！

您和喻阿姨要保重身体，开心过好每一天！我妈妈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很多，胖了十多斤，亲人的照料对她极为重要， 我们代替爸爸照顾好妈妈，让他老人家放心！

俞 （ 21:38）：

萌萌晚安！

你们母亲身体转好的消息，让我们特别高兴！谢老师同样是我们的大恩人和尊敬的前辈！当年在环江，是您父亲让您母亲暗示我，赶快打调离报告，争取在您父亲调离环江前批准我调往重庆。

去年看到谢老师的健康状况下降，十分惦念。

您代替父亲照料她，尽子女之孝道，是她晚年的福份，也是您在耕耘福田。你们父母品高德厚，家风淳正，世泽长流。

祝谢老师健康长寿！

祝愿你们三姐弟幸福安康！

[抱拳][抱拳][抱拳][玫瑰][玫瑰][玫瑰]

张萌(  22:06)

谢谢您的祝福[抱拳][玫瑰]您说的太对了“耕耘福田”，在照料母亲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无限幸福！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您和喻阿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祝您们健康长寿！[合十][合十][合十][玫瑰][玫瑰][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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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个年代，除领导讲话外，普通群众发言都称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或“讲用发言”。

[2]这“六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

[3] 杨春贵先生是着名哲学家，后来上调南宁，进而奉调中央党校，曾任副校长等职。

[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名党员教师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自此全国上下掀起造反运动。聂元梓成为北京高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在北大成立了以她为首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聂及其领导的校文革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质疑，大字报作者产生分裂，校文革多名委员宣布退出。同全国各地、各高校一样，北大师生分裂为两派。聂的校文革组建、操纵“新北大公社”，打压另一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并挑起武斗。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相继解放一批干部，成立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但北大始终固持“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不改，并把参加“井冈山兵团”的师生一律打成“反对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5]“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戏称自己为“老九”。这次回环江，当年一起分配环江、现任河池市人大主任的覃绿英同志在金城江热情接待，并带我回到环江。老同事30多年后重逢，喜出望外。但当年分配到环江的几十位大学生基本上先后离开环江。

[6]、当年县委院内靠环江河边的一所旧仓库隔出的小房间，是我的宿舍，也是我们的新房。这所仓库早已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