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

摘要：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基础之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人工智能表现出来五个显着特征：技术能力的高度集中性、技术管理的高度中央性、技术使用的高度垄断性、技术受众的高度分散性、国家间或者区域间竞争的高度封建性。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必须明确意识到，技术的进步并不代表人类的进步。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导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最有可能的是“牧民社会政治秩序”，也可能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形成一种新型封建体制或者无政府状态。“牧民社会”对人类最大的冲击是智慧的不平等，倘若人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我伤害的趋势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重返“奴隶式依赖”。因此，如果没有新的启蒙运动和新人文意识的崛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很可能是大倒退。人们需要直面这个问题，找出有效的纠正方法。

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必须明确意识到，技术的进步并不代表人类的进步。人类既要充分受惠于技术的进步，又要防止和减少技术对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人类社会此前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末，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人类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人类得以进入工业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60年代，美国实现了电力的广泛使用，人类得以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1946年，美国生产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计算机，人类得以从电气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被定义，目前国内外普遍的共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基础之上。它意味着人类从信息时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都已经成为眼下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的热点。正如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构成了近代社会科学的经济基础那样，“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构成了现存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转型的动力和未来社会科学思想体系的经济基础。

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秩序

工业革命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需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但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需要把社会关系作为中间变量加以考量。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不是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经济基础产生的社会关系来影响上层建筑；同样，生产力本身也不能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力产生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生产关系。反之亦然。

忽视了社会关系这一中间变量，就很难理解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和经验。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给我们很大启发，其理论把社会简化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关联。马克思的理论是基于欧洲历史发展之上的，是对欧洲历史的解释。马克思本人也已经意识到，当这个理论应用于其他社会时，解释力就有所欠缺。例如，马克思在解释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时，就提出了“亚细亚方式”的概念。实际上，即使是西方社会，也没有沿着马克思当时所设想的线性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资本的目的是通过剥削劳工阶层来赚取剩余价值，这使得资本和劳工阶层处于对立面，劳工阶层便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的假设是国家（政府）仅仅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国家（政府）和资本是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劳工阶层（社会）便是资本—政府的对立面。但后来的发展证明，资本和政府的利益并非绑定关系，资本和社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可以变动和重塑的。劳工阶层的斗争带来了福利社会的发展，而政府“经济”角色的调整带来了规制资本主义的崛起。

也就是说，如果加入了社会变量，那么对工业革命和政治秩序之间关系的理解应当是：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再者，因为产业结构的核心在于技术结构，因此，也可以表述为：技术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

（一）农业社会的政治秩序。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传统农耕技术使得经济生活具有分散性，因此社会是“一盘散沙”，经济上自给自足，表现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政治秩序要不体现为地方化的封建王朝秩序，要不体现为松散的帝国秩序。即使是帝国秩序，皇权往往是无为而治，或者统而不治。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具有这种秩序特征。

（二）商业社会的政治秩序。早期的商业社会也具有分散性。商业以城市为中心，商业网络往往也是在附近几个城市之间形成的，虽然存在远程贸易，但规模不大，参与的人数也极其有限。但是，商业的分散性和农业的分散性不同，商业在于交易，表现为一种基于交易之上的集体性社会关系。同时，商业的交易又表现出平等性。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则是分权和自治，最为典型的便是城市国家。应当指出的是，农业社会也有商业，但因为主体是农业，政治秩序反映的是农业经济秩序，而非商业。在中国，国家更是形成了“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重农抑商的氛围。

（三）工业社会的政治秩序。工业社会可以分为早期的绝对专制主义和后期的工业民主两个阶段。工业化早期是绝对专制主义。第一，工业化使得“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从前“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们之间出现一种“有机的团结”，产生了新型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利于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第二，商业和资本有极强大的国内统一市场的需要和国际拓展市场的需求。第三，政治权力秩序从封建王朝转型到近代国家。近代国家基于主权之上，通过各种形式来实现统一。第四，第二点提到的资本的需要和第三点提及的国家的需要，形成了两种力量的结合。

工业化和工业技术的扩散无论对社会秩序还是政治秩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社会结构来说，工业化技术的扩散导致了城市化，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脱离贫困，最终形成中产阶层。工业化的发展基于劳动分工之上，劳动分工需要大规模的教育，以此获得工作技能，而财富的扩散和收入的提高使得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教育的扩散不仅促进民众权利意识的产生，也赋予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技能，最终导向了工业民主，形成民主的政治秩序。

这是先发国家政治秩序的演变过程，后发国家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在后发国家，政府往往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阶层往往更多地依附国家政权。在一些国家，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是国家所塑造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表现为集中或者高度集中的形式。

人工智能技术的五大特征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破坏甚至摧毁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同时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经变得若隐若现。人工智能（广义上的技术）表现出来五个显着的特征，这五个特征基本上决定了未来社会政治秩序的特征。

第一，技术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的几家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两国掌握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能力，而其他国家虽然也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但相比之下仍无法与中美两国相媲美。而仅就中美两国对比，美国则拥有更多的技术能力。今天，尽管美国一直宣扬中国在这个领域对美国公司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层面看，人工智能领域有意义的竞争都发生在美国的几家大公司之间，而非中美之间。再进一步，即使在中美两国内部，人工智能技术的区域分布也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西边从加州硅谷到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二是东北部的波士顿—纽约区域。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广州），二是长三角地区（苏州—上海—杭州），三是北京地区（主要是科研）。

一种技术的集中性达到如此的高度也是近代以来所少见的。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扩散性和分散性是三次技术革命的特征。在发达的西方，对基于传统技术之上的产业的反垄断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通过分解（拆分）一个企业以防止其取得垄断地位，从而为创新和新企业的产生创造制度条件。但是，对于高科技企业的反垄断问题迄今为止依然悬而未决。因为基于互联网之上，如果进行分解，就不太符合信息产业的发展逻辑。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反垄断机制，那么这种集中度只会越来越高。

第二，管控的高度集权性（highly centralized）。管控人工智能使用的角色要么是各国政府，要么是各个大公司（即互联网平台公司）；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力量要么是各国政府，要么是各大公司（即平台）。基于互联网之上的人工智能涉及国家间的关系，这里蕴含两种相关但又不同的安全问题：一是技术本身和技术使用的安全问题（safety）；二是国家间的安全问题（security），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基于对技术本身安全和国家间安全的需要，管控的高度集权性不可避免。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人们对互联网主权的讨论从未终止过。尽管互联网主权很难实现，但各国还是千方百计地来掌控互联网，使其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主权性”。再者，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仅仅通过一个国家一个接口或者几个接口的方式进行，这种关联方式也为高度集权性创造了技术条件。这种集权性也可以表现为公司形式。尽管在内部事务上，一些美国公司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对抗国家的权力，但在国际层面，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公司就是国家的代理人。

第三，竞争的高度封建性（highly feudalized）。正是对上述两种安全的恐惧导致了国家间或者区域间竞争的封建性。“封建性”在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国际层面上人们针对一个国家“一统天下”的担忧，以及国内层面上对一家公司可能形成垄断地位的恐惧而所做的努力与反应。今天，无论是一国内部的科技公司之间还是各国政府之间，都在追求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说的“多头政治”的平衡，以避免出现“大一统”的局面。各种不断产生的新技术包括不同的操作系统和区块链技术，正在促成一种新的封建秩序，各种主体分割而治。在民众中间日益盛行的“信息茧房”也强化了这种新趋势。这是一种新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第四，商用者的高度垄断性（highly monopolized）。承接前文逻辑，无论商用者是政府还是公司，都很容易趋向于高度垄断性。从经验上看，即使使用者是个人，也呈现出高度垄断性质。无论在哪里，今天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领域都被各个领域有网络影响力的人物（大V）及其小团体所垄断。这些大V及其团体往往集聚和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享有无论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是话语权意义上的不相称的权力。他们往往被视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任何东西（宗教、思想、价值观、谎言、谣言等），一旦具有了“商用”价值（即只要有人信），他们便会趋之若鹜，毫无底线地追求流量，把某一事物的商用价值推到极端。

第五，使用者高度分散性（highly diffused）。使用者即最底端的互联网使用者。迄今为止互联网可以说是最具有民主性质的技术，因为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们必须沟通，这也就是基于互联网之上的社交媒体今天如此普遍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技术的可得性也导致了个人的“原子化”。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被视为高度“民主化”的互联网技术导致了个人的极端“原子化”。在社交媒体中，人们是互联着，但又不是互联着的，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在年轻群体中，很多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语言沟通的能力，他们之间的沟通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拇指与另一个人的拇指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还是大V们的商用对象，大V们对他们来说具有吸引力。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导向怎样的社会政治秩序？

从经验上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五个特征一直在强化；从原理上说，这种趋势只会强化，而没有弱化的可能性。那么，从技术的这些特征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导致怎么样的社会政治秩序呢？

（一）牧民社会政治秩序。最有可能的一种是“牧民社会结构”和与之相应的“牧民社会政治秩序”。“牧民”的思想早见于中国古代经典《管子》。《管子》的第一篇就是“牧民”，大致意思是说，统治者要创造足够的财富，把老百姓养起来。“牧民”就是承认基于人性差异之上的人的差异，在承认人类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统治。牧民社会表现为三层结构，即牧羊人、牧羊犬和羊群。对应于人类社会，则是最高统治者、统治精英和民众。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已经出现替代“牧羊犬”或者“统治精英”职能的趋势。现在人们所担忧的是，“人工智能”的能力是否有一天会超越“牧羊人”？如果不能超越，那么人工智能依然是可控的，是人类的工具；如果被超越，那么人类整体就会受制于人工智能，甚至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

正如前面三次工业化塑造不同的社会政治体系，“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会造就不同的政治体系。形成中的“牧民社会”至少可以有两种社会形态：一是传统福利社会的扩大版。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甚至剥夺人类的就业机会，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过，从积极面来看，人工智能不仅使人类从大多数工作中解放出来，还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可以扩大传统的福利体系，保证社会成员的生活不受太大的负面影响。欧洲一些小国已经在施行普遍工资制度，即使民众没有任何工作，也能得到一份工资。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治。这种形式更多地会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民众政治意识比较薄弱的社会。但无论哪一种形态，牧民社会都会是一种表面上平等但实际上高度等级化和高度依赖性的制度秩序。

（二）新型封建社会秩序。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演化，尤其在应用领域。当人们（尤其是体现为不同的国家或者利益群体）意识到高度集中的危害性时，便会想方设法去发展反集中的技术，这样便会展开集中—反集中的竞争。前面所说的区块链技术和不同操作系统的开发就反映了这一趋势。结合目前国际社会剧烈的地缘政治之争、中美两极化和区域多极化趋势，还有各国内部中央—地方极化的现实政治趋势，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很可能是一个新型封建体制，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

在近代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出现之前，世界呈现出多个帝国并存、等级制明显且相互分割的封建格局。由于现代国际体系是建立在近代以来建构的主权国家之上，借用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前的“封建”概念，我们可以说，当前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新的“封建”特性。随着美国作为一霸超强的衰落，世界其他大国开始逐鹿中原——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国际乃至区域秩序，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大国在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从经贸领域到军事领域的势力范围，国际秩序出现区域集团化和价值集团化两种情形。集体安全机制也遭到削弱。当联合国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约束成员国遵守规则时，表明其系统已被削弱。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加速这种新型封建体制的形成。

高科技发展到人工智能的阶段，其赋权的能量的确越来越巨大，但赋权表现为绝对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不仅表现在一国之内，更表现在国家之间。在一国之内，人工智能对国家、对公司、对个人的赋能极度失衡。对国家间来说，人工智能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国，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能力拥有人工智能。

（三）无政府状态。美国拥有世界最先进且数量规模最为庞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因此其社会受到的影响也会尤为显着。人工智能无论是对伦理和道德、对就业和收入、对传统制度、对社会意识等各方面的影响已经在美国社会得到充分的反映。传统制度被摧毁了，新的制度还没有正式确立。旧的利益团体（和精英）受到深刻的冲击，新的精英还没有正式确立统治地位。民众要不就被社交媒体所解放，要不就被社交媒体所奴役，他们依然不知道社会的方向在哪里。毫无疑问，今天的美国社会已经展现出无政府的状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社会可以很快走出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局面。

无政府状态也可以发生在社会底层觉醒的时候。当被奴役的社会群体意识到自己被奴役时，他们就会进行集体反抗。这种集体反抗也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当然，那会是另一种革命，是通往另一种政治秩序的革命。

也应当意识到，技术尽管塑造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但人类社会政治秩序从来不是由单一的技术所决定的。人类社会政治秩序是技术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只有当技术和人类的物质、价值需求相一致时，社会才会完全接受这种技术。反之，如果技术和人类的物质、价值需求不相一致，甚至产生对立的时候，技术就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前面三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为人类所创造，并为人类所用，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则不同。当人类在创造这些工具的时候，这些工具反过来会塑造人类。现如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疑不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人类已经把“选择权”和“决策权”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让渡给了这些“工具”。

结论

正如前面三次工业革命塑造不同的社会政治体系，基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基础之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会造就不同的政治体系。最有可能的一种是“牧民社会结构”和与之相应的“牧民社会政治秩序”。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广泛和毫无节制地使用（无论是主动使用还是被动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社交媒体），导致了人类的自我智力伤害。尤其是在当下高科技发展到人工智能的阶段，随着技术“赋权”能量愈加巨大，愈发呈现出绝对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不仅表现在一国之内，更表现在国家之间。“牧民社会”的治理结构正在快速形成和崛起——人工智能对人类最大的冲击是智慧的不平等，倘若人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我伤害的趋势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重返“奴隶式依赖”。自从人类有意识地去发明和创造技术以来，一个总的趋势是：机器越来越像人，而人越来越像机器——因为人是根据自己的人性来塑造机器的，机器便有了最终征服和奴役人类的机会。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经在扮演着“牧羊犬”的角色。倘若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和管控，人类恐将成为“会说话的羊群”。

以此看来，如果没有新的启蒙运动和新人文意识的崛起，那么和前面三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很可能是大倒退。鉴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势头及其对人类智力的巨大负面影响，人们需要直面这个问题，找到有效的纠正方法。

从长远来说，各国所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进行教育改革。人类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但各国的教育系统依然停留在前人工智能时代，因此教育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正如教育在近代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国家的未来，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其在国际舞台所处的位置，都取决于其教育改革。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摘自：《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