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武士精神对近代日本社会自省的影响

深刻的社会自省是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封杀社会自省则导致一言堂下的盲目社会自信坐大，国家走向对内极权高压和对外称霸侵略。日本以武士道为核心的武士精神源远流长，在近代既推动社会自省否定了封建割据和闭关锁国，促使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也曾经助力军国主义封杀社会自省，把社会自信扭曲为献身于侵略战争的全民狂热。

日本狭长多山国土上的农耕和畜牧都难以积累大量财富，加上大海隔离，古代日本没有遭受过外部强敌的大规模掠夺和改造。六七世纪时一些势力越来越大的贵族引起政局混乱，对此几代天皇派出多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646年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学习中国隋唐的政治体制，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制度。在日本历史上开创了不经历大规模流血事件，成功进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例。但是中国唐朝节度使垄断地方军政大权导致藩镇反叛的教训，日本没有引以为戒。

八世纪恒武天皇讨伐本州北部土着时，征召的募兵在战场上纪律涣散无法取胜。于是天皇提出任何替代自己讨伐成功者，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此后一些地方豪族替天皇讨伐有功，其拥有管理权和征税权的领地迅速扩张。继而各地方领主也建立起私人武装。与大陆国家倚重大规模常备军队不同，地盘较小的日本领主们更加倚重个体战斗力强和绝对忠诚的武士。关东武士首领源赖朝于1192年建立起首个武士掌控的中央政权镰仓幕府，下辖的许多藩镇由幕府将军授权给作为藩主的地方武士首领分别统治。幕府将军掌控全日本的实际统治权，天皇只拥有象征性的至上地位，藩主在自己的藩镇内拥有高度自治权。幕府将军、藩主和中下层武士都是世袭传承。与中国皇权至尊又至强不同，日本是皇权至尊而不至强、幕府将军和藩主至强而不至尊。中下层武士则只服从于雇佣自己的直接主人，不会服从于主人的主人。藩镇下级武士家庭出身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指出，日本皇权至尊但不至强导致蕴育产生自由之风气。思想丰富且复杂的人迷信就会消除，为寻求真理的活动开辟了新路。

幕藩体制持续近七百年，武士阶层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政权的承认，在日本的社会地位排序中武士阶层居于士农工商之首。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武官和武侠不同，日本的武士阶层在统治者鼓励下普遍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进而以武士道精神作为生活哲学、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道最初是武士阶层的行为规范和法则，后演变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它强调忠诚、勇气、正义和礼仪，以及对生死的严肃态度。武士道的核心围绕生死问题，强调在生死抉择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

文武兼备的日本中下层武士没有中国文人武士经由科举或战功的上升空间，也没有欧洲骑士作为贵族具有的领地田产。日本武士虽然其社会地位比农工商高，但是其经济地位仍然低下，有些战败或失去幕藩领主支持的武士甚至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浪人。因此日本中下层武士总体上并未脱离社会主体，许多不愿曲意迎承强权的中下层武士，往往作为思想者兼行动者引领深化社会自省和社会进步。日本近代着名政治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分析明治维新运动时指出，翻开引领思想和行动的关键人物的的传记和回忆录看一看，他们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其社会自省具有向外国学习的开放性和改变社会制度的彻底性。同时中国的闭关锁国的社会自省则限于期望明君替换昏君。明治政府实施“四民平等”政策后，失去身份等级和从事战争的特权的武士阶层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以武士道为核心的武士精神，仍然继续对日本社会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产生着深刻而长远影响。

然而日本武士精神还有着忽视价值观探究，一味偏重忠诚和献身的固有缺陷，与神化天皇的神道教以及德国纳粹主义结合后，武士精神法西斯化变为封杀社会自省的工具。武士精神在生死抉择面前选择死亡的极端主张，则延展为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导致日本国内长期风行刺杀重要不同政见者，日军在国外屠杀平民和战俘。日军在面对难以挽回的战争败局时，往往孤注一掷地进行自杀式进攻并且胁迫民众集体自尽。

以下分析的四位在日本近代史上的代表性人物，都兼具武士精神的长处和缺陷，都留下了对社会自省正面和负面的深刻影响。

1.日本放眼看世界第一人佐久间象山（1811—1864）

佐久间象山的父亲是下级武士因而出生即是武士。他自幼勤奋好学受藩主器重资助其拜江户鸿儒佐藤一斋为师，成为“佐门二杰”之一。当时东方的社会思潮将西方文化视为奇巧淫技，而佐久间象山已经认识到“哥伦布依靠究理之力发现新大陆，哥白尼发明地动说，牛顿归纳重力引力之实理，毫无荒诞之意全部真实。欧美创制蒸汽船、磁电报等，实夺造化之工，其状可怖可愕”。对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佐久间象山认为“非但英国无道，西洋诸国天地公共之道理均无可言”。日本要想避免这种结果惟有强兵成为世界“一等强国”一途。佐久间象山成年后在政治上屡屡受挫，没能制定出具体的强国方案。佐久间象山提出的“和魂洋才”为社会自省中的思想者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但是其参与国际的角逐的主张将焦点集中于武力，埋下了日本近代崛起后走向军国主义歧路的伏笔。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驶进江户湾炮口对准江户城，要求日本开国。幕府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但是实际上仍然严禁国民到海外。佐久间象山物色有志之士偷渡去欧美学习，选中了弟子吉田松阴。1854年佩里舰队第二次来到日本，吉田松阴趁夜潜入美舰。结果被遣送回陆地，朝廷以叛国罪将其逮捕入狱。作为老师的佐久间象山也被捕入狱，判处八年禁闭。当时日本社会分为主张推翻幕府的尊王攘夷派和维护幕府统治的保守派，1864年支持尊王攘夷派的佐久间象山被幕府保守势力杀害，倒在明治维新运动斗争高潮的前夜。佐久间象山的死亡成为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索之一，直接推动了尊王攘夷运动的激进化。

2.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和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1830—1859）。

长州藩镇武士吉田松阴青年时西方列强已多次入侵中国，美国舰队也开进东京湾逼迫日本开放港口。为观察外国实情吉田松阴曾两次尝试偷渡国外，但都以失败告终以判国罪被关押。吉田松阴出狱后开办了松下村塾，教授儒学经书和古今历史，培养了伊藤博文等众多维新精英。1858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美国舰队威逼下未经天皇同意做出了政治让步，被许多藩主和中下层武士认为是屈辱投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提出“尊王攘夷”为口号，吉田松阴则是尊王攘夷思想的核心奠基人与实践先驱。吉田松阴的系统主张是：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摆脱幕府重建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武力驱逐西方列强；打破幕府与藩阀的既定秩序，由民间力量直接与天皇联结形成新的政治生态。对此感受到巨大威胁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京都江户等地大肆逮捕尊王攘夷派志士。1859年吉田松阴再度被捕入狱并被执行死刑。一年后年尊王攘夷派为复仇在江户刺杀了井伊直弼。

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认为日本难以与欧美列强抗衡，应该“富国强兵”与“文明开化”并行推动。他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战略思想，包括收满洲逼俄国、征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选择其中易为者先为之。其认知为日本后续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深刻影响着日后明治政府的外交与军事政策，。吉田松阴不惜顶着叛国罪名偷潜到敌国军舰上，欲赴欧美了解实情的胆识令世人钦佩。吉田松阴为了日本“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献出了生命，鼓舞着民众在不断深化社会自省的基础上推进社会进步。

3.“维新三杰”之一后又参与反叛兵败自尽的西乡隆盛（1828—1877）

西乡隆盛生于萨摩藩的武士家庭也是世袭武士，自幼读四书五经练习剑术受到严格武士训练。成年后时做了萨摩藩主亲信扈从，1854年随藩主到江户参靓幕府。西乡隆盛见到耀武扬威的美国舰队深切感受到国家的耻辱，于是拜主张尊王攘夷的藤田东湖为师。萨摩藩主令其常驻江户后西乡隆盛开始四处联络，成为颇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幕府残酷镇压尊王攘夷派时，西乡隆盛被流放到荒凉小岛上受尽磨难，却能够清醒地斥责喧嚣一时的暴力攘夷行为。1864年萨摩藩主任命西乡隆盛为天皇所在地京都的萨摩藩驻军总司令，与萨摩藩藩主十分赏识的幕府海军司令胜海舟相识。

作为武士的儿子胜海舟曾经在佐久间象山指导下主修西洋兵学，后又在长崎海军传习所师从荷兰教授学习航海术。胜海舟多次出访欧美国家思想解放，对现代国家有较全面的了解。当时的日本处于藩镇分裂割据状态，民众把自己所属的藩镇视为国家。胜海舟认为当下的日本需要强大雄藩联合而不是内斗。西乡隆盛接受了胜海舟的主张，思想发生转变认识到幕府的腐朽。他拒绝幕府的催促镇压的命令，通过谈判解决了长州藩军队进攻京都事件。此事使西乡隆盛声誉遍及全日本，印证了胜海舟对他的评价：“也许西乡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能够肩负起天下之重托的人。”此后萨摩藩与长州藩这二个最有实力的雄藩形成了联盟，在与幕府军队的较量中不断获胜。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67年到京都提出幕府向天皇奉还大政。

但是当时还有许多藩镇仍然拥护幕府，德川庆喜指望大政奉还后退守江户保存幕府的实力。1868年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京都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西乡隆盛指挥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包围了江户,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促使德川庆喜下决心投降，史称“江户无血开城”。西乡隆盛接着率讨幕军征讨幕府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1872年明治政府任命其为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

明治维新在倒幕后接连进行了废藩置县和取消武士特权，不可避免地使大量中下层武士落入困境。西乡隆盛提出用中下级武士侵略别国，在其它国家取得特权和资源。此提议在朝议之中落败后西乡隆盛愤而辞职。1877年萨摩藩武士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火药库，西乡隆盛闻讯后慨然长叹但依然率领武士们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师北上，在熊本城与政府军激战。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藩武士，西乡隆盛自杀而死。1889年明治天皇颁发特旨为西乡隆盛除去贼名追赠正三位。西乡隆盛作为典型武士在时代巨变的大潮中，对于日本的社会自省和社会进步从正面和负面都留下了深刻印记。

4.从宣扬自由民主滑向鼓吹侵略战争的德富苏峰（1863—1957）

德富苏峰少年时来到京都正逢维新改革火热推进，他埋头学习眼界大开。回到家乡熊本后开办“大江义塾”以师生平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由民主精神，深受欢饮。他在暑假带领学生到东京见习，与着名民权理论家中江兆民等人过从甚密。德富苏峰的弟子宫崎滔天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人物。1886年德富苏峰迁居东京创办《国民之友》杂志，抨击通过家族、血缘、地缘或其他形式的联盟来控制政权的藩阀政治，主张顺应向平民社会过度的历史潮流。社会名流纷纷投稿助阵《国民之友》得到朝野瞩目。德富苏峰雄健的笔锋使其几乎成为与福泽谕吉齐名的维新运动思想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德富苏峰快速转而成为军国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声称“举国一致对付清国是当务之急，为此我愿意牺牲我所有的一切。”他派出30余名随军记者，报道大日本帝国的赫赫战功，极力宣扬狂热的民族情绪。其实他此前在1892年出版的《吉田松阴》一书中，就为幕末时期日本的对外侵略理论的先行者吉田松阴树碑立传，称赞吉田松阴“实是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德富苏峰1894年12月结集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是日本明治时期的极端国策理论，包括“脱亚入欧论”、“大日本膨胀论”和“大东亚共荣论”。这些理论导致日本最终走向了死胡同，并未能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梦想。

1897年明治天皇下令德富苏峰任内务省参事。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提出“国家第一，办报第二”的方针，彻底堕落成军国主义政府的喉舌。“九一八”事变后，年已68岁的他声称这是他日俄战争以后最愉快的时刻。相信这一事件是实现自己主张的最好机会。他与军部势力紧密勾结，在日本的侵华战争及所谓“大东亚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时候，报界一片黑暗中，他依旧活跃异常，还积极组织策划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 1943年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日本战败后德富苏峰列为“A级战犯”。

回望中国的近代社会变革，数千年既尊又强的皇权加上儒学固守君臣父子的社会等级，使中国的社会自省很难跳出对天降救星的期盼。日本没有长期万国来朝的辉煌历史包袱，却有向隋唐和荷兰学习的成功体验，以及社会权力相互制约不同思想得以争辩的政治土壤。因而十九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进犯时，敢于向外国学习、敢于思考争辩、勇于献身的日本武士精神，为社会自省提供了不断深化的动力。即使犯下了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这样的大错，只要树立起正确价值观引导仍然可以经由思想争辩和献身行动不断助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