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于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视角的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于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视角的思考

内容提要：马克思“世界历史性个人”理论为我们探究不同时期人的发展状态提供了分析框架，奠定了世界整体论研究的唯物史观分析起点。继而，我们尝试从生产力基础、世界普遍交往、世界有机整体性、人的发展四个方面建立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动态分析框架，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走向的重大历史逻辑和现实意义。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世界历史性个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本质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性个人于当代发展的反映和诠释。从实践层面，它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困境，应对共同危机，迎接生产力革新的根本依托；从哲学层面，它是超越 “主观理性”和 “客观理性”而力图构建独立自主与联合共赢耦合的新时代精神。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追求和凝聚力所在，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工程。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性个人；新质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

无论面对兼具缔造与颠覆力量的技术革新，还是工业文明积累的世界难题，抑或是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战争阴霾，世界无不需要一个统一方案开启共同面对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论证抓手和路径。世界历史性个人理论长久以来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它却在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提供了对世界进行整体分析的唯物史观逻辑起点，也是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世界论题的逻辑论证起点和论证核心所在。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开创了世界历史，构建了个体与世界的依赖关系，无形中完成了世界历史性个人及其“命运共同性”的塑造。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深意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联系生产力的演化，进行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进程的探索。当前一轮科技革命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为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轨迹提供了新机遇和挑战，从生产力变革角度，人类共同的命运走向面临新的内在形塑力量。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基于此，我们立足当前一轮科技革新，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分析世界历史性个人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探讨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去向，分析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共同命运”面临的时代之变。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科技革新的良性互动，是人类社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前提；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科技进步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根本宗旨所在。

一、世界历史性个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物史观论证起点

世界历史性个人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思想，是指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现实中的个人突破了地域、种族、文化的界限，生活在错综复杂的世界联系与交往中。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人”的存在与发展，其本身既是一种思想也是研究现实中的人的一种方法。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人都是在地理的空间联系和历史的时间轨道里动态发展的个人。这一概念从空间和时间二维角度锁住“人”这一主体，为认知大一统的世界提供了“单位-整体”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

（一）生产力进步与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轨迹

世界历史性个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体系里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在学理上有其严格的理论规定性。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自然经济状态下不存在“世界历史性个人”乃至大一统的“世界”概念。这时候的个人只是为地域分割所限制的“狭义地域性的个人”。15世纪起，新航路的开辟在地理上将不同世界地域的人连接起来，人们有了区域与世界的划分。同时，也为后来西方世界用“资本”将地理上分散的各地，包裹成人类利益的“世界”编织了“笼络之网”，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说到，“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描述在十五六世纪时提到“欧洲帝国远征改变了世界历史：原本一些独立的民族和文化各自发展，现在则成了单一的人类社会进程”。

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工业技术革命造就的巨大物质生产能力在短时间内成为推动世界市场走向成熟的催化剂，“世界”这一概念，开启了以贸易和商业往来为主体的“利益交往史”。原先封闭的，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区分的个人族群，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的“利益之网”，开始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往来，自然经济环境下的“狭隘的地域性个人”逐渐放开脚步，超越了原有社会和自然界限，成为缔造“世界历史”的主体。需要明确的是“世界历史”这一范畴，从马克思的阐释来看更多是一个经济哲学的范畴，特指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的世界整体发展史。马克思意图通过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规律和趋向，为现实世界里的人寻找全面自由发展的出路。

生产力是整体世界历史的连接者，也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行的物质动力。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先进的生产力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动力为个人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前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分别有两段经典的表述：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他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另一方面，个人在分工条件下创造的产品不再是基于自身需要的创造，而是为了取得工资、剩余价值等而将其通过世界市场转化为社会的交换价值，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生存依赖于自身分工同整个外部生产体系进行交换，这种生产方式中人与人之间不得不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世界市场快速形成，世界历史大踏步前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一世界历史的开创中奠定了其主导和霸权地位。

这个模式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本质特征是假托物而存在的社会关系，人存在于物化的社会关系却又束缚于此。世界历史性个人在创造并受用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难以逃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劣根弊端。资本逐利动机派生出的分工、技术进步等不断将人借以存在形式——劳动进行分割，继而人的存在状态走向偏狭。人从茹毛饮血以来的进化和发展第一次受强大社会目的驱使而进入片面发展的时代。对于劳动者来说生产出的产品越多这个物质关系的束缚就越紧，世界历史性个人局限在物质劳动异化和片面发展的框架中。所以，马克思提出源起于资本主义、受困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注定不是人发展的最终形态。人类对全面自由发展的向往以及世界历史的前行规律势必会冲破资本圈起的樊笼。就此，马克思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世界单位”分析框架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理论标志着一种新的哲学理念的形成。这种新的哲学理念，将人类个体和世界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个体的动态演进和整体的发展规律相结合。当历史向源起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转变，个人便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两个概念在动态发展的协调统一中实现了对社会及其个体的一体性分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由此，为了让“单位-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个人理论有条可陈，我们认为不管从实践还是从理论出发，可以从四个方面建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动态演进分析框架：一是现时的生产力基础；二是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方式及程度；三是世界的有机整体性；四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形态。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整体规定性，勾勒了世界历史性个人在不同时代的存在轮廓。

对世界“单位-整体”存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世界有机整体性和个体的存在形态更多的是这两者结果的呈现。生产力奠定了“单位-整体”的存在基础和大部分的交往关系。生产力的变革以致人的存在形态的变革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主要表现为技术革新的牵引效应。技术革新一般包括制造技术、能源技术、连接技术三个方面革新，进而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存在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架构是建立在工业革命造就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以人对物的依赖为本源的人类交往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三大技术的变革不断改变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形态，人类在物质世界的交往借助技术变革从最开始的跨越空间距离走向依靠虚拟网络实现全球即时连接；世界以市场为核心借助现代连接技术逐渐走向一体化；世界历史性个人则在物质世界不断丰富和劳动分工不断异化的矛盾囧境中寻求自我发展的空间和尺度，而导演这一世界历史的是源于私有制的强大驱动力。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单位-整体”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具体描绘。对未来的过多想象容易陷入乌托邦，马克思非常明白这一点。但有一点很明确，资本主义占据了大半功劳的生产力发展逐渐帮助人们摆脱了物的限制，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与其说会遭到废除，不如说因失去存在的意义而遭历史淘汰显得更公正客观。由此，世界历史性个人逐渐摆脱资本主义时代物质和异化搭建的藩篱，开始由自发性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向自觉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至于人们在突破了资本的物质牢笼后是否还会有其他束缚，作为目前社会主流的经济学是否会被其他学科替代，或者是以新的内容和形态存在则不可预知。需要注意的是，在狭义的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在自发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向自觉的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的过程中，资本对人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是同时存在的，但终究走向异化的扬弃（见表1）。

（三）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共同体”形态演进

人类历史是借助“共同体”形态而存在的历史，比如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等，部落、族群、家庭、城邦、国家是这些共同体的现实表现。按照威廉斯的研究，“community”（共同体）这一英文词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mmunis”，意指“普遍”“共同”，意味着“直接、共同关怀”或者是不同形式的共同组织。在社会思想史上第一个对“共同体”进行专门探讨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他看来，人与人通过相互结合所形成的“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就是共同体，“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孔子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赋予共同体以希冀，体现的是一种人人爱彼如己的大同世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意味着人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架构，这种架构就是以人类存在的共同体意义为原始保证的。

不同时代的共同体内涵限于所处的历史阶段而在其社会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上相差甚远。贺来从人类“理性”这一哲学的基本论题出发，分析人的价值观意识与共同体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共同体的清晰的哲学视角。他认为人的价值观意识经历了以“共同感”为依据的“客观理性”和当前以“个性倡导”为追求的“主观理性”两个阶段，但只有超越两者的“关系理性”才是人类发展的可取之道。“客观理性”遵循前现代社会人的发展的“群体本位”，“共同体”的地位高于任何个人，个人离不开共同体而单独存在，且必须完全服从于共同体的利益和需要。“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逃不脱三大传统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当地密切的社群。”“1750年左右，如果一个人失去家庭和社群的保护，几乎必死无疑，不仅没有工作、没有教育，生病痛苦时也得不到任何支持。……为了求生，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形，当时的人就得尽快寻找替代家庭或社群。离开原生家庭的男孩女孩，最好的情况大概就是找到新的家庭做帮佣；而最糟的情况，就是被迫从军或沦入风尘”。“主观理性”则是现代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反对“客观理性”对人的压抑，强调人格自由与解放，并认为共同体及成员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这一价值观念下，人们的“共同感”丧失，价值判断在个性的争鸣中不愿达成一致和共识。关于“共同感”和“个性自由”两种社会价值形态的矛盾关系，尤瓦尔·赫拉利描述得非常形象：“然而，要解放个人是有代价的。现在许多人都悲叹着家庭和社群功能不再、觉得疏离，而且感觉的国家和市场对我们造成许多威胁”，“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预设自己属于社群。但仅仅过了两个世纪，我们就成了互相疏远的个人。这可以说是文化力量的最佳证明”。“共同体带来确定性（security）和自由可以或好或坏的得到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你就需要付出代价……付出的代价是自由”。

所以，如何超越“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也即“个人自由”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建立起既能推动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需要，又能促进他们之间的联合，在此基础上寻求建立真实的共同体，这就需要“关系理性”。关系理性“承认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联合。”马克思所说的“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所体现的正是“关系理性”的自觉。基于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而分别结成的共同体之间的区别，马克思讲道：“在过去的种种冒称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基于这样的哲学理念而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交往联合的基本秩序原则。习近平主席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是对个体之间不断加强的交互性和互依性的认识，也是对马克思提出的个体“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的时代认知（见表2）。

二、世界历史性个人“命运共同性”的当代体现

虽然马克思世界历史性个人概念是一种关于世界发展的哲学理念，但它并不抽象、也不仅是精神或观念术语，而是现实社会中纯粹实践的个人，“是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鲍曼曾富有诗意地描述道：“‘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那么，纯粹实践的个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又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将什么样的希望“栖息”其上？基于科技发展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当前世界格局，我们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框架——生产力基础、世界普遍交往、世界有机整体性、人的发展形态四个方面，概括为生产力基础、普遍交往和世界秩序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生产力基础：工业文明困境、人的发展呼唤新质生产力

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缔造的世界历史创造了工业文明。今天，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气候危机的出现，传统工业模式难以为继，工业文明面临巨大挑战，人类全面反思工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探寻新的文明发展模式，进入生态文明转型议程阶段。目前全球面临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实质是基于工业文明的传统现代化的危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新质生产力是目前解决传统生产力弊端、破解工业文明困境的依凭。唯物史观视域中，生产力始终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这一矛盾运动关系以实现个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和衡量，推动人类社会形态不断演进。工业文明虽然推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阻碍其终难实现。不过这种矛盾和对抗最终将被克服，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终将实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可以说至此传统工业模式已经完成了它应有的历史使命。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它塑造的“非人化”已经无法继续前行。人的片面发展与生态危机，呼唤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范式的兴起。世界需要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全新的生产力手段作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并提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中国当机立断，以碳中和为抓手，以绿色发展方式为追寻，以打造新质生产力为手段，积极推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有望为人类的未来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是基于整体人类发展而进行的道路选择和社会实验，为工业文明危机下的世界发展转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实现现代化提供道路借鉴。

（二）普遍交往：信息技术革新实现世界超时空链接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普遍交往就是这种社会关系总和的具象体现。关于“交往”这一范畴，马克思认为只要存在需要就会有交往产生。“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涵义非常广泛，所有一切人类物质与精神、民族与世界、个人与集体等方面的交往构成了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遍交往。“作为完整的交往范畴，实际是对在一切领域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联系以及变换过程的概括，也就是指在一定历条件下发生的现实的个人、阶级、社会集团、国家之间互相往来、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人类交往所凭借的手段一是交通运输技术、二是信息通讯技术。这两大技术在不同的时代建立了人类交往的不同形式，创造了不同时期的人类文明，同时也在无形中为全球铺筑了“秩序”轨道。信息技术是中枢神经，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正是在这种科学创造的工具秩序中，人类文明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20世纪50年代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不但带动了工业文明的迅速绽放，也让原先地理上分隔亿年之久的大洲和大洋可以便捷接触，世界市场受益于这种地理技术大变革呈现前所未有的紧凑与繁荣。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技术则基本消除了信息传播的地理空间局限，并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如今，数字技术为表征的信息技术革命形成了一系列解构与重构社会结构的新机制，跨越时空限制将世界连接“成团”，史无前例的计算、存储能力，无限优化的算法模型，为人类交往创造了无限可能。更重要地，区块链等技术使得交往在程序契约中向着秩序、公正、自主、平等、多元的方向发展。持续的技术革新不断重构、优化世界的普遍交往形式和渠道，通过数字化的程序和契约规范人们的交往内容和交往方式，提高交往质量，提升交往效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21个技术引爆点将塑造高度互联的世界，大约有10%的人穿戴接入互联网的服饰；10%的阅读眼镜接入互联网；80%的人在互联网上有了数字身份；全球10%的GDP以区块链技术进行封存。在这些技术的辅助下，世界历史性个人于全球内的普遍交往，在实现信息便捷性、即时性的同时，有望逐渐走向透明、对称、公正和有序，既保障个体自由发展空间又不丧失“共同感”的强大支撑。为超越“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间的矛盾，建立“关系理性”的新时代精神提供了物理技术支撑，为保障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工具平台。

（三）世界秩序：技术理性深度重构社会秩序，引致人的片面发展

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资本主导下的以“效率”为目标技术理性从工业领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理念，并通过世界一体化市场向全世界输出，重塑了人的价值观。凭借科技，人们的意志、愿望、追求、功利性目的达到前所未有的满足程度，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获得欲和进取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所作为”成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追求。有效率、有成果、有作为，这是现代的成功学，是励志的榜样，是评价成功的标准，否则就被舆论轻视。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有产者借助科技，随时以竞争者的姿势宣示他们的财富和权利；劳动者则屈居社会底层，甘愿作机器的附庸，忍受资本的盘剥和劳动的苦役，以保证基本的生活来源。“有所作为”虽是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态，但这一生存逻辑并不是一直都有，更不应该拿来服务于部分人的权力意志。资本的强大力量已经使技术理性逻辑烙印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中，个体已接受并认同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技术理性为整个社会搭建的秩序，甘愿接受它所代表的资本意志的控制，并最终悄然形成世界的异化力量而使占世界大多数的无产者成为被资本所辖制的片面发展着的个人。

从群体角度，资本的异化力量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孤立冷漠，既守望相助又彼此尔虞我诈，与此相伴，世界财富不断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命运一体和强大的私有背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自资本诞生以来就书写着世界的历史。“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本异化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因为人类有追求利润和经济成长的渴望，就会决定盲目扫除一切可能的阻挠”。资源耗损，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世界范围的难题。资本主导模式下全球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而贫富分化、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疾病传播、战争四起等又使世界陷入一系列不稳定处境。资本缔结的国际秩序存在严重漏洞并面临巨大挑战。人们不论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意愿与否，都已经处于几百年来资本编织的强大利害网中。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末期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资本主义对此的响应是“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塑造成资本主义的样子了，现在也只有资本主义能让它继续运行下去”，或许只要多点耐心天堂就一定会降临人间。束手无策，等待奇迹的心里只会让情形越来越糟，世界急需一种新秩序来应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危机，理顺当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前行轨迹，构建关照“人的发展”而非“资本发展”的世界秩序。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科技革新、新质生产力转化的良性互动

科技革新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但科学向来不是中立的，技术创新在极大增益人类社会的同时，抛出的不仅仅是劳动替代、贫富分化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负面问题，一系列与人类本质有关的哲学问题，比如，道德伦理、人类精神世界的维护、人类文明的延续等也将面临挑战。这更加凸显人作为“类存在”的命运一体、利益一体、危机一体。而我们的准备和意识还远远不够。“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用于管理创新成果的传播、减缓颠覆性影响力所必须的制度性框架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位”。因而在科技革新向整体人类社会新质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中，更需要世界各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确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引导政策选择和制度变革，让新一轮技术革命成为推动世界历史个人发展的机遇而非威胁。

（一）重塑共同感，促进新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谐共处

资本的贪婪和新一轮技术革新已经将人类发展置于众多障碍和未知面前，当前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理念将世界从无序发展的状态过渡出来，并以此为依托，进一步地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这样一种引渡方案，它“是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和新共生观”，是基于当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归根结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基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共性表现而提出的解决之道。它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仅强调人类命运的一体性，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是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合作意识和共进意识的体现，是基于人的全面发展来探究个人之道、共同体之道、人类共同发展之道和大自然之道及其相互关系，ヒ是在当前历史阶段，推动人类社会向全面自由发展阶段前进的依托。

从哲学层面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矛盾而建立起来的既尊重和维护“个体独立自由”这一现代性的根本精神，又通过共同体缔造为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共同感和整体力量依托，以此推动世界历史性个人向全面自由发展方向前进。须知“个人‘主观理性’的自觉和挺立，是现代性不可否认的重大成果。但与此同时，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个人‘主观理性’的膨胀所带来的重大挑战，而在诸种挑战中，‘生活世界统一性’的危机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们‘共同感’的丧失，对于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尤其具有十分特殊和迫切的意义”。从现实世界的演变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为了化解世界历史开创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新秩序；更长远地，在挑战人类道德、伦理、文明的终极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环境下，呼吁世界人民形成“世界公民意识”，创造技术与社会和谐共处的方式，使人类社会受益于技术革新而非为新技术所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承前启后，既是立足当前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困境，基于时代精神所需，反思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间的哲学矛盾后建立在关系理性这一哲学基础上的现实共同体道路，又是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内在威胁，达成人类命运一体的世界公民意识，共同迎接新技术红利的重要依托；它是区别于资本搭建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世界市场共同体，而开启的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二）基于“命运共同”的世界性框架构建当代科学精神

随着科技发展在人类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精神、科技伦理道德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例如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引发的社会隐忧、病毒传播的疑云。时代大潮将科学所涉及的精神风貌及伦理道德问题涌到人类发展的主题面前。怀特海说：“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它的根据和意义要从一般的人类思想中寻找。“科学的进步并非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我们所说的进步，体现在追求更为恰当的世界观，和更为融洽地与世界互动”。激烈的技术变革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的本质，建立应有的世界观。对于当前世界而言，无论是面对兼具缔造与颠覆力量的技术革新，还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网络全球所积累的世界难题，又或是战争冲突、疾病传播等的灾难应对，世界无不呼唤一个共同面对模式。世界框架构建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文的连接，是一种共同价值的链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演讲中曾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种共同价值蕴含兼顾性、包容性、共建性特点。面对不同人种、民族、文化、风俗、制度、信仰，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创新面前，整个世界需要在基于人文精神确立的共同价值的指导下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和相对统一的世界观。这个包容性的框架和世界观要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也是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的根本依托。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最先迈出积极的一步。

（三）基于“命运共同性”推进新技术国际标准化建设

爱因斯坦言：“先生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科学是，并且永远是国际的”，“我对普遍性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对于当前新一轮技术革新，“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用于管理创新成果的传播、减缓颠覆性影响力所必须的制度性框架远远不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缺位”。新技术的国际标准化建设更无从谈起。

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事关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规律，准确把握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当前推进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国际标准化建设进程最正当、最合理的立足和出发点。应积极宣传其构建主旨，从人类命运共同视角出发，发挥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应有作用，号召各国共同确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商讨解决其所面临的伦理、道德、法律等问题，促进全球新技术市场的统一，为新技术的应用及健康发展尽快铺平道路，让新一轮技术革命成为所有人的机遇而非威胁。同时，在这些国际性事务建设与实践中，也有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成熟。

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科技进步的根本追求

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内在的包含两个阶段：一是历史向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转变；二是由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转变。“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在这两个阶段中，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层面的转化：一是由人对人的依赖向人对物的依赖的转化；二是由人对物的依赖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转化。在第二个转化中，人类的共同体形态将演变为自由人联合体。而科学技术进步的宗旨一定是推动人类向全面自由发展阶段迈进。

（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工程

世界历史性个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这种动态是来自两个维度的联合。首先，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横向汇合，是指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们普遍交往突破地域、民族、文化、宗教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互动相连的有机整体，狭隘的地域、民族、信仰的个人基于在这一全球交往的过程中转变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这是自发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形成过程。自发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形成过程虽然出现了资本对人的异化，但也正是基于资本的贪婪而生的异化力量使得物质世界的生产力能力得以快速构筑，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在生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与全面性”，但这终究不是人类追求的历史终点。在横向上汇流而成的世界历史性个人是一个动态前进的整体。在世界历史演进中，个人发展逐渐摆脱物质的束缚和异化，最终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自觉的世界历史性个人，也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这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最终归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从落后到先进的必然。世界历史性个人经由自发而向自觉转变，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时代转变。整体来看，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资本主义时代解决了物质生产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共产主义时代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劣根对人的异化。世界历史的两个阶段说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必须借助不同阶段的社会体制，达成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不同条件。而这种系统性源于世界历史是一个自我完善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的内生驱动力是人对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

（二）人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

唯物史观进一步指出，人的发展即是生产力的发展。“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从根本上揭示了“人”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转化关系，以及可达的良性循环境地。暗示了当前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人与新质生产力相互反哺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人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之间既互为路径也互为目的，这是新时期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体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深厚哲学基础。

（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指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历史中“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而从人的角度出发，科技应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促进人走向全面发展，而非剥削的手段。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科技进步一定是向着解放人、服务于人、造福于人的方向前进。从社会制度层面讲，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制度。其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从根本上避免了私有制下资本通过雇佣劳动对人的剥削和异化。人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人”，而非生产工具，科技进步可最大程度发挥其经济功效和社会功效造福于人，而非剥削工具。人们有共同的利益并为之努力，而非利益差别导致物质世界异化。公有制和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避免了先进技术为私有制和市场体制盲目利用而造成更大的经济危机和资源破坏。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唆使资本对劳动阶级进行剥削的根基——私有制不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劣根自然消除，先进的技术也不会由于其资本属性和落后的生产关系而造成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折扣。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引渡性——通过以人为本、命运共同的理念，呼吁人们认识危机、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继而推动现有的人类活动运行在以人为本的哲学轨道，而非被物质或利益异化导致技术进步、经济活动等与人类发展脱轨，并最终推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的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为本，可以从根本上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社会包容性和制度空间，而不是龃龉在剩余价值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泥淖，当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在有限的体制容量内造成制度容器的破裂和经济的危机发生，避免科技从“第一生产力”走向“第一破坏力”。

（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向心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时代的世界整体论课题，其根本的着眼点是“世界历史性个人”在现时代的发展状态及出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哲学基础，为促进世界历史性个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提供了思想基础、凝聚力，树立了共同致力的目标。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追求，更是世界历史性个人发展轨迹的必然选择。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强大的向心力和最根本的目标致力所在就是倡导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管是一国发展还是全球治理，都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角一隅。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引导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照亮人类共同命运空间的希望之光。

赵忠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