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科学家必然会成为引领全球科研前沿的力量，在当下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华人在这一领域的活跃度非常高。因为诺贝尔奖有一个延迟效应，我判断再过二十年，将会更多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一）
我的研究领域是凝聚态物理，主要利用光电子能谱研究高温超导体和新奇量子材料的电子结构和物理机理。
所谓的凝聚态是固体和液体的统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凝聚态发明是创造了晶体管，从而有了经典计算机，而我们现在研究的拓扑材料可以为量子计算机提供更稳定的量子比特实现路径，是量子计算机的关键材料。
量子计算现在很热，前段时间潘建伟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及时，也非常中肯。现在产业界的关注或产业界支持的量子计算公司，并不能真正推动量子计算的发展，被炒得过热反而使得整个生态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量子计算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我们现在的基础科研还需要做很多工作，量子计算还远没有到商业化的阶段。
如何推动类似量子计算这样的研究，我觉得需要一些新的组织形式。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常常导致科研机构很难让优秀的年轻人长时间地专注于一个课题。
在以往的科学研究历史上，依靠个人力量就可以取得成就，无论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一个科学家带几个学生就可以；但到了大科学、大工具时代，需要集中力量来推进。虽然一个人或一个小组可以发些文章，但这些都是孤立的研究；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则需要一个大团队来推进，因为它需要很多材料、设备的支持。
但这个大团队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现在的高校、研究机构能否形成这样一个大团队？这是个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企业做科研的例子，譬如中国也有大公司做量子计算，但有些公司做着做着就放弃了，我觉得类似这种长期的研究确实不适合企业来做，因为企业的创新规划一般只会做到未来三到五年。
从历史上看，真正能在科研上做出成绩的公司大多有“印钞机”的支持，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美国的贝尔实验室，AT&T的电话费业务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使得它有了晶体管这样的伟大发明。
其实DeepSeek也类似，因为有了量化交易的资金支持，创始人有很好的愿景，既没有很多“婆婆”管它，也没有投资机构催促它上市，它可以用更灵活的机制专心做科研。
未来，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资助体系来催生新型的研发机构，能不能有中国的“贝尔实验室”？这是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以前在科研方面，政府承担了很大责任，但发放科研经费就意味着要有相应的考核。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譬如是否可以鼓励一些国央企来资助独立的科研机构，通过资助创新反哺社会？同时在国有资产资助创新方面建立更加宽容的容错机制？上海最近成立了未来产业基金，投资周期是15年加3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二）
做科研是一场马拉松，你必须玩命地投入，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做科研也是“玩命”投入了好几年。我的太太曾评价我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差的，因为同步辐射光源就建在地下室，我一工作就是连续24小时甚至48小时，一年里有半年待在地下室。现在，我的学生比我年轻时更用功。我每次去实验室，都看到有学生在工作。
年轻的时候这一段苦，一定要吃，而且要先吃，因为等年纪大了，其实人的精力、体力也没办法吃得了这个苦。另一方面，对科研人来说，年轻时有了成果，就有了底气。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企业招聘挑选的更多是年轻人的品质。大公司选择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名校学到了比别人更多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们一定是很努力才考上了名校，这种愿意为了一个目标奋斗的品质，才是大公司所看重的。
做科研需要一些“偏执”，但也要有一个好心态。有时候并不是学生的聪明才智不够，不够努力，而是因为碰到问题后无法克服或者不想克服，一个好心态可以帮助你直面挫折和失败。
2008年，我辞去美国终身教授职位回国。那时候，中国的凝聚态物理研究和美国差距还很大，这个领域的大部分杰出人才都在美国。如今，无论是论文发表数量还是成果质量，中国并不比国外落后。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勤奋刻苦的底子，这些力量推动着中国科研实力迅速提升。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非常国际化，且自信、敢于表达，很多人的教育背景也是多样化的，我觉得未来中国的科学家必然会成为引领全球科研前沿的力量，在当下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华人在这一领域的活跃度非常高。因为诺贝尔奖有一个延迟效应，我判断再过二十年，将会更多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丁洪，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讲席教授、凝聚态物理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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