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构型、全景图式及进路设计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交互融通中凝聚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各族群众心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日常交往作为各民族广泛交流交融的前提，其铸牢的逻辑构型体现在，日常交往的个体性构建交互融通的纽带、日常交往的空间性萌发天然朴素的情感、日常交往的反复性塑造熟悉稳固的习惯、日常交往的自发性形成理性有序的境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应立足日常生活场域，以亲善敦睦绘就族际相亲的和美画面、以互嵌融居勾勒族际交融的温馨景象、以生计互补刻画族际共生的繁荣图景、以和衷共济彰显族际聚合的团结局面，展现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景图式。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眼日常交往的基本类型，在涵化于言、融化于情、升华于艺、外化于行的基础上，优化日常言谈提升传播效能、改善日常往来厚植心理积淀、充实日常闲暇丰富具象表征、开展日常协作强化集体观念，使日常交往成为团结各族群众的有效方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常交往；交往交流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基础工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于各族群众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重心向方法意义和实践指向转变，就不可忽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的基本领域，即在日常交往中的生成、传递和铸牢。自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来，其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成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多次提到“交往交流交融”，并强调“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各民族广泛交往作为交流交融的逻辑起始，其“广泛性”的价值诉求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回归日常生活并在日常交往中予以观照。日常交往是族际间最普遍、频繁、基础的交往活动，它能使各族群众相互理解、包容互赏，进而缔结真挚情谊，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然而，作为日常生活中“主体—主体”的交互活动，日常交往时常被人视作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平凡琐碎的活动，而排除于理性交往之外，忽视了日常交往在实然维度对团结个体、涵养情感、凝聚共识的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对各民族“互构性”关系的反映，它既需在日常交往中形成，又要在日常交往中铸牢。基于此，厘清日常交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构型，揭示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景图式并优化进路设计，能更好地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各族群众的内心世界，外化于各民族的日常交往实践，使各民族在交互往来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构型

日常交往是自在主体间维持自身生存和再生产开展的交互性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发展的核心要素与内在基因。日常交往不仅是物质性的生产活动，也是社会意识的生成活动。任何社会意识，都产生于个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同时又在交往中发展稳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社会集体意识，它的生成是各民族日常交往的结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发挥日常交往在消除各族群众情感隔阂与互动壁垒的正向作用。

（一）个体性内含直接性：构建交互融通的纽带

日常交往是日常生活主体本质性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也是增进主体间相互沟通、理解、互动的手段。作为主体生活领域中的习常性往来，日常交往具有鲜明的个体性特质，呈现为单个主体间日常发生的直接联系或互动，甚至还因交往主体的特定性、既成性，通常被人们视作无法“超个体性”的“私域交往”。这种交往的主体关系看似单一、简单，甚至指向的仅是兄弟姊妹、亲朋邻里、同事好友等具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领域，但这种交往却内含直接性。直接性的日常交往，是拉近人际关系最有效的方式。它无需凭借符号化、数字化、媒介化等间接手段，而更多地依赖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这种直接性的日常交往，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人际关联性弱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际关系疏离、冷漠，甚至是矛盾、冲突。日常交往作为人原初性的基础活动领域，它能使交往主体在直接认识、了解彼此的基础上，搭建起交互融通的纽带，增进两者的亲密度、信任感，进而使个体有机结合成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并形成与之相适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维持自身生存发展凝结的社会意识，其群体性的内置属性意涵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由各民族交往的需要产生的集体归属意识。其内在的价值集聚性使各民族无一例外地趋向于以集体（中华民族）的身份出现。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中华民族成员普遍交往的日常性基础上。“交往是团结个体的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这些个体本身的方式。”借助于个体直接性的日常交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共同经历、深化彼此联系、强化持久联合的象征。同时，各民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中，只有借助由日常交往形成的“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样态，在日常化的“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形成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的中华民族内生力、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族群众“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其铸牢的实践着力点，不能仅在“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层面寻求答案，而是要在日常化的交往中予以观照，发挥好日常交往“黏合”个体的纽带作用，构建交互融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在全社会形成基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研判与利益自觉，提升中华民族的集体归属感，以各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日常生活交往，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二）空间性涵养亲近性：萌发天然朴素的情感

日常交往是主体基于日常生活空间进行的交往。日常交往空间作为人感性活动的架构依托，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间或人们生产出来的场所和关系的空间”，为人际间互为主体性关系的活动提供了现实寓所。日常交往空间的有限性使人与人的交往，多集中于以家庭家族、乡村社会、社区居所等天然共同体为主的领域内。这种交往空间看似相对有限、固定，但它却为生活于其中的交互主体提供了赖以支撑其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栖息地。可以说，亲近感既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又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空间分隔的程度决定着关系的强度”。紧密的、簇拥的日常生活空间（天然共同体），在为人际间近距离交互提供便利的同时，又会给人以“在家”的熟悉感、可靠感、温情感，增进交往主体的亲近性，凝聚集体的社会心理共同性，萌生天然的共同体意识与情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基于相似经历、集体心理意识等，生成的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意识、归属意识，它是在“以往积累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中华民族成员朴实的家园意识、乡土意识、社群意识，是中华民族对所处天然共同体的依恋与守护，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热忱和认同。这种情愫既深植于人内在的、个体化的体验，又超越了个体范畴，呈现出外在的、群体性的特质，并会借助特定的方式外化、表现出来，即主体在天然共同体内部，会通过交互往来使这种内在的、个体的亲近感，传递、映射、扩增为共同的集体感，进而发挥感染力、引导力、凝聚力的作用，消除族际关系壁垒与摩擦。这种情愫也会将相对狭窄、局部、分散的天然共同体，聚合为和谐的民族统一体，汇聚民族团结的情感力量。可以说，亲近感是空间内部成员相互认可的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增进中华民族成员间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是中华民族成员基于生活空间进行日常交往的产物，其“日常性”所蕴含的交往空间的有限性，使交往主体间能更好沟通、同感互应，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三）反复性生成恒常性：塑造熟悉稳固的习惯

日常交往是主体在特定时间框架内开展的反复交往。日常交往的反复性源于主体生活的日常性特质。基于该特质，人不可避免地会将维持自身生存和再生的各种活动的总称——日常生活，视为一种在时间维度上持续循环与反复进行的活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仿佛‘日常’所含意义仅限于形式上的反复”。其“恒定的、静态的‘日常性’遮蔽了日常生活的发展性”，使日常生活的基本领域即日常交往，也具备了形式上的反复性特质。该特质表明，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互，通常是在自发性、重复性的思维方式支配下进行的，其本质是一种带有恒常性的日常交往实践活动。该活动“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具有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行为习惯的作用。日常交往是人与人在熟悉、稳固的空间环境中开展的习见性、常识性、经验性的交往。作为人际沟通的重要方式，现实生活中的交往被赋予了“日常性”的意涵，这意味着日常交往理应建立在具体的、生活化的感性内容基础上。任何具有纯粹思想高度与理性特质的非日常交往内容，都会经过主体的认知理解、内化认同、外化取效后，通过主体间的交互沟通实现同质化的意向传递，且随着日常交互沟通在时空界域中的持续拓展与延伸，实现由单个主体意向向共同集体意向转变，进而为人的行动提供意向指导。可以说，“行动是具有意向性的所做”，习惯则是行动的本能，具有稳定性、经常性的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凝聚的社会集体意向。这种意向“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直接相关，反映了中华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交互，展现了基于日常生活交往形成的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客观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在广泛交往的日常生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集体意向，其铸牢的着力点要求它必然回归日常生活，植根于各种群众的日常交往活动中，塑造习以为常的交往习惯，即由倡导的社会意识转化为中华民族成员合理的活动规则、范式规范、礼仪道德等。这种交往习惯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功利化、工具化、物质化交往对他者的无视与偏见，使中华民族成员在日常交往中相互理解、交流合作。

（四）自发性蕴育自觉性：形成理性有序的境况

日常交往是主体基于非理性因素开展的自发交往。日常交往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相对，是对人际交互中理性因素所含程度的表征与区分。日常交往的自发性归因于日常生活的自在性和未分化性，它是人以自在自发的姿态所占有的熟悉的交往领域。置于该领域中的交互往来，通常会呈现出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样态。究其原因在于，对日常交往主体而言，人际间的交互主要集中于“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日常生活领域，是无需反思的、理所当然的。人与人的关系更多依赖于朴质情愫、传统习俗、既定思维来维系，且随着日常化的“互构性”交往普遍扩大，一种自在自发的集体意识正逐渐生成。这种集体意识根植于交往主体间的日常习惯中，尽管它看似是不自知的、无觉察的，但却内含着理性因素的成分，蕴育着自觉性的生成。可以说，“自发中蕴含着自觉，自发性常常通过自觉性而获取自由，扬弃自身”。任何关于人自发的对象化交互活动，唯有依据主体间的自觉意向并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彰显人的社会性，构筑集体的组合力、凝聚力，形成可意识到的意识，即自觉意识，并赋予人的交往以能动与理性的意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生产者对其进行的自觉、理性的创造。它实际早已存在于中华民族日常交往的践履与体悟中，并作为一种“日用而不知”的自发意识，内隐于日常交往主体之间。然而，相较于自觉意识而言，自发意识是更为直观、粗浅且未经深入的意识。受此意识影响，中华民族形成的自发交往，只有转化为自觉意识支配下的理性交往，才能更好地基于情感依赖和内心认同，塑造和构建中华民族成员的良性关系，促使彼此相知、相亲、相惜，形成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景象。事实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使中华民族成员在日常交往活动中生成的意向认知转化为系统理论。其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无意识的自发状态，向有意识的自觉状态的转化，这种转化对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塑造和行为引导具有正向意义。由此，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在系统理论指导下进行自觉交往。这种交往对中华民族成员而言不再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而是建立在理论指导和内心认同基础上的自觉交往。自觉交往在中华民族成员中的普遍开展，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推进。

二、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景图式

日常交往是人与人在互动交融中建立联系、凝聚共识的方式，也是中华民族成员加强关联性与共同性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离不开中华民族成员的日常交往，但也要通过日常交往的活动样态呈现出来，转化为一种现实力量，发挥积极的影响。中华民族成员要在亲善敦睦、互嵌融居、生计互补、和衷共济的日常交往基础上，构建族际间的拟亲关系图景，以内部认同与情感支撑合力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亲善敦睦：绘就族际相亲的和美画面

日常交往是人际间的友善交往。友善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前置条件，也是人际关系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友善虽属于人的内在修养范畴，但也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价值规范，亦是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实际上，人作为“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其交往关系的产生总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满足人的特定需要和利益，并随着“主体—主体”的日常交互而现实生成，是主体间符合彼此需要的美好体验。这种体验对交往主体而言，其内在需要和利益的一致性意味着主体间的“内心图式相关联或沟通”，能形成一种以价值因素为基础的亲善敦睦的和美交往样态。可以说，人与人的友好交往对密切人际关系、促进彼此团结、提升社会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团结与各民族凝聚力的强度，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实体民族，其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演进过程，不仅映射了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的样态，也确证了各民族在日常交往实践基础上拓展物理空间，缔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事实，彰显了中华民族成员亲善敦睦的族际关系。可见，亲善敦睦既是对中华民族成员族际相亲关系的表征，又是对他们和谐友爱心理的体现，呈现出族际间的亲和力与和谐感，形成了对中华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要在亲善敦睦的族际相亲中实现。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在族际交往的日常样态中生成，又需在族际相亲的和谐环境中铸牢。诚如马克思所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靠改变了的环境”，即在亲善敦睦的日常交往氛围中实现。该氛围展现了作为个体的中华民族成员，所持有的亲爱、热忱等情感，并能在日常交往中以相互尊重、宽容谦让、平等互助的态度对待各民族同胞，消除族际歧视与偏见，构建起跨民族的相互依赖、友好互助关系。且随着这种关系的日益深化，中华民族成员的心理距离也将越发趋近。各民族能凭借寓居于日常生活交往细节中的族际友善，系牢中华民族成员守望相助的关系纽带，进而以亲善敦睦的方式交互往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有机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族际相亲的日常交往中，扎根于中华民族成员的精神世界。

（二）互嵌融居：勾勒族际交融的温馨景象

日常交往是人际间的近距交往。距离是衡量人际关系亲疏的表征，它不仅指代线性空间上的距离远近，还指向人际间日益亲近或疏远的心理状态。日常交往作为增进人与人之间亲密度的重要方式，它不仅重视打破人际间的物理区隔，形成“居相融”的空间格局，还注重拉近人与人的心理距离。在这里，“居”所蕴含的涵义不只是为人的生存需要提供躯体庇护的寓居地，还指向人心灵归宿的栖息所，是日常交往主体“身”与“心”的共同容纳场域。基于该场域形成的“互嵌”，是在交互主体的多样性、交互手段的多维性、交互方向的互通性基础上，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相互嵌合状态。该状态的生成有助于交互主体在日常来往中，结成互联互通、深度交融的共同体，形成人际相亲的景象。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推动各民族全方位互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并影响着族际间的整合与国家内部的建构。由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中华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使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就要推动中华民族成员形成“中心—边缘”的双向流动与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族际交融局面。可以说，族际间的互嵌融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实化、具象化的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其实践旨归而言，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应以恒常化、形象化的样态，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场域，达到浸润生活、化育生活、引领生活的功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见行见效，实现中华民族成员间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表明中华民族成员基于日常交往的持续性、广泛性，在生活场域中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或者交错聚居、或者杂居和散居”的空间格局，而且以日常生活空间的毗邻性、交织性、嵌合性，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值得强调的是，物理空间的邻近与相嵌，也为中华民族成员心理空间的契合与共鸣提供了条件。中华民族成员毗邻而居、交互往来，能更好地使他们情意相投、心灵共振，并在频繁的日常互动来往中，建构起共同的利益平衡、形成基本的价值共识。

（三）生计互补：刻画族际共生的繁荣图景

日常交往是人际间的生计交往。生计交往植根于日常生活领域，是人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围绕生产生活资料，甚至是享受发展资料，开展的跨区域、跨民族的商业往来和贸易活动。该活动“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随着日常生活主体的迁移流动，逐渐构成了一种交互性的复杂网格体系。置于该体系中的人及人际间的商贸往来，时常会以彼此互补、互通有无的样态呈现出来，并相互嵌入对方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成为各自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生计交往的互补性或互嵌性，归因于日常生活环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及其形成的共同体，由于会“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尤其是对疆域辽阔、地区资源禀赋各有特点的中国而言，由于各民族生息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且基于各自所处的生产条件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迥异性，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生计分工。而生计分工的差异性使族际间形成了多样的经济类型及丰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显着提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互补性和相互依存度，呈现出族际共生的繁荣图景。可以说，各民族基于日常交往形成的生计互补、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历史上，各民族就因各自所处环境和条件的独特性，发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这种因地制宜的生活策略，为不同民族的生计互补奠定了基础，催生了诸如“茶马互市”“榷场贸易”“丝绸之路”等经济交互活动。另外，即便在物资充裕、交通便利的当下，各民族基于自身特色的生计交往依然存在，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普遍化、频繁化的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各民族间通过“物—物”的互补流动，不仅能满足彼此间的生存发展需要，构建起生计上的合作关系，还增强了不同区域之间各民族的交互往来。各民族基于互嵌共生的生计交往，强化了相互依存、彼此依靠的民族关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可见，实现族际间生计互补、刻画繁荣共生的生活图景，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四）和衷共济：彰显族际聚合的团结局面

日常交往是人际间的团结交往。团结是社会普遍承认的互动形式，是日常生活主体自觉以共同利益或集体利益为准则，呈现的求同存异、积极合作的交往样态，也是衡量社会整合度的重要标尺。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个体想生存发展都要与他者结成交互关系，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和行为统一体，进而凝聚集体共识，共同作用于特定目标抑或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日常交往是团结个体主体形成集体主体的方式。对日常生活主体而言，“人的活动有个体形式，但主要是集体形式”。在集体形式的活动中，人与人不是疏离的、分散的，而是通过主体间的交互融通进行各种接触、联系，并使人际间的相互理解与承认（认同）建立在思想、观念、情感的共同性基础上，使主体间能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孕育共同体思想。可以说，正是由于个体主体间的日常交往所形成的共识性，才会使人对共同作用的客体或事件具有融通性、一致性，进而在千差万别的个体需要和目的中，凝聚集体行动的协调性、统一性，使有限的个体能力得到集中与扩展，形成团结的合力。这种合力不仅确证了“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也明确了“社会是个体的凝聚与综合”。由此，个体的行动就不应该以“原子式”的个人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应当着眼于集体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在中国实然维度的现实指向，不仅表现在中华民族应对日常生活难题形成的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更体现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对重大挑战与危机时所凝聚的和衷共济的团结局面。和衷共济作为对中华民族团结关系的表征，彰显了中华民族和合一体、聚合力生的强大生命力。该生命力植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脉络中，不仅昭示了自在演化时期的中华民族，承载和维系生存空间和地理单元的客观事实；还反映了自觉转向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道义担当。可见，和衷共济的族际聚合贯穿中华民族从自在向自觉演进的整个过程，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基因与共同特质。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凝聚的团结样态，反映了中华民族面对危难时所坚持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该理念不仅在历史中生发与传承，而且在当今社会中也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设计

日常交往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地嵌入各民族的日常交往，能发挥凝聚人心、达成共识、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交往习惯。为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应着眼日常交往的基本类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涵化于言、融化于情、升华于艺、外化于行的形式，合理融入各民族的日常言谈、日常来往、日常闲暇、日常协作中，形成日常交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设计。

（一）涵化于言：优化日常言谈提升传播效能

语言是日常生活主体借以表达思想的“物质外壳”，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际间的交互往来借助语言，能使彼此间的思想观念更好地交流、传递。日常生活语言作为平实浅显的大众语言，在人际交互的日常沟通中，转化为彼此间的日常言谈，并广泛存在于人的交互活动中。语言作为“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思维本身的要素”，它是由人际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媒介与手段。因此，日常化的语言交谈理应建立在思想理论涵化的基础上，规避日常言谈的闲散化、无用化，甚至是消极化、庸俗化，以轻松愉悦的形式发挥好情感交流、信息沟通、意义传递等功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回归日常生活时，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富含思想且贴近生活的优质语言，并融入各族群众“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力。一方面，要注重官方语言向情理语言转化，引领日常言谈的话语走向。官方语言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建构的重要形式，具有宣传性、导向性的作用。官方语言向情理语言转化，就是要将原本权威、严肃的语言，变得更具生动性、感染力，给受众以情深言质、平易近人之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旦采取了情理化的官方语言，就能将具有宣传性、导向性的权威内容，通过富含启发性、引领性的语言，如谚语、箴言等进行情理并茂的往复传递，唤起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印记与历史记忆，凸显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质。各民族在言语谆谆中，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含事理的理解，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围绕各民族共同奋斗、共同发展等主题开展日常言谈，形成忆民族团结事、讲民族团结话、聊民族团结情的氛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借助轻松愉悦的日常言谈走进各族群众心中。另一方面，要重视文本语言向通俗语言转换，提高日常言谈的话语质量。文本语言是呈现理论的特定语言。理论的抽象性，决定了文本语言的晦涩性，因而不易于被普通群众理解和接受。文本语言向通俗语言转换，就是要用各民族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将深奥的理论转化为易于理解的通俗道理。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就理应在不偏离文本（理论）原义基础上，使用各民族愿意听、能听懂的话语进行简单明了、语义清晰的再解读和再表达。这种言语转换不仅能提高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接受度，还能发挥理论对人的涵养功能，提升他们的思维、交际能力。基于该能力，各民族能自觉围绕中华民族历史脉络、存续立意、发展向度等问题，广泛开展通俗性的日常言谈，使各民族通过彼此间的言谈交流，充分了解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之脉、共生的家园之基和共有的文化之源，进而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合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融化于情：改善日常往来厚植心理积淀

往来是表征日常生活主体交互性的礼俗范畴，是主体间基于相互作用机制即日常交往礼俗，开展的反映特定社会文化模式的交往活动。日常往来作为人在交互中形成的有所讲究的礼尚往来，它虽然通过物（礼品）作为媒介相互赠予，但却与那种基于功利目的的交互活动存在本质区别，即日常往来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目的，它以人际间的情感为基础，是为了增进彼此间的情意开展的相互性、对等性的礼尚往来。然而，随着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日渐充裕，出于情感交流需要的物的赠予，逐渐由“物贵情重”向“物轻情深”，甚至“重情轻物”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对日常往来的本真理解，即日常往来的本质是情感交流而非物的交换。基于情感基础上的日常往来，不仅能消除人际摩擦、强化沟通交流，还能增强个体凝聚力、形成集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建立在各民族情感往来基础上的集体认同意识、归属意识，它要回归、化育日常生活，就要改善、超越以物为媒的交互逻辑，发挥情感在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驱动效能，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心理积淀。首先，要以故乡为念，厚植日常往来的乡土情。乡土情不仅根植于对故乡自然风光、文化传统的眷恋，更蕴含着对父老乡亲、亲朋邻里的惦念。乡土情因人而起，人也会因乡土情而聚。将乡土情厚植于各族群众日常往来中，就要通过讲述乡土故事、分享乡土记忆、追寻乡土味道等方式，加深各民族对故乡的认同感、归属感，唤起他们对故地、故事、故人的美好记忆与情感，并使这种记忆和情感持续发扬，成为连接个体、凝聚共识的纽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质朴的感情基础。其次，要以同胞为伴，加深日常往来的手足情。同胞是对深厚情感的表征，它甚至超越了血缘关系，是人们在困难时刻相互扶持的力量源泉。同胞间的手足情不仅限于家庭成员，更指向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部成员，在面对自然灾害或公共事件时的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可以说，手足情即是同胞情，属于集体情感范畴。将手足情融入各民族的日常往来，就要通过结对子、相互学、多活动、互帮扶等方式，形成风雨同舟的生动局面，使各民族汇聚共同的情感体验，生发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知，从内心深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后，要以家园为基，强化日常往来的家国情。家园是人的存在根基，它不仅是人共同生活的空间单元，更是人的心灵归宿与情感寄托。家国情承载着家与国的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其蕴含着朴质、真挚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使人们将对家的眷顾、对中华民族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贯通起来，使家庭的前途命运同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由此，家国情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往来，要通过各民族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践担当，使他们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是命运与共的大家庭，祖国即是各族群众的共同家园，唤起各民族自觉支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心激情。

（三）升华于艺：充实日常闲暇丰富具象表征

日常闲暇作为人们日常交往实践的重要构成，甚至被视作“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可以说，“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艺术作为高级的、文明的闲暇活动”，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消遣活动不同，即任何艺术活动都会借助某种人工的、物质的媒介，创作出艺术形象或作品，并以此诉诸特定的感性经验、思想情感，从而影响、塑造人的心理与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内隐的思想意识，它要回归日常生活并更好发挥作用，就需借助特定的中间环节，化思想意识的内隐性为具象的艺术表征，采取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凝聚力、向心力，升华为艺术化的阐释与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化要在关照大众“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引领他们向更高层次的“心意领悟”转化，使各民族自觉寻求思想意识与躬行实践的契合点。一方面，要以生动的艺术表演，增强日常闲暇情景化的意涵体验。艺术表演是特定表演者运用说、唱、诵、学、做等艺术手段，面对观众进行的艺术化呈现。它在塑造形象、演绎内容、传递思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欣赏乐趣与美感体验。通过精心编排的艺术表演，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及动人故事，依托舞蹈、戏剧、电影等形式给予艺术化的呈现，能使各民族在享受艺术的同时，凝聚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心理和价值精神，潜移默化地接纳、领会、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在艺术表演过程中，借助灯光、音效、舞台、场景等辅助设计，营造中华民族血脉情怀的感染力、表现力，让各民族在全方位的感官体验中，感受、理解中华民族情缘于根、血浓于水的亲和力，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依托艺术表演深入传播、入脑入心，增强中华民族成员的聚合力。另一方面，要以具象的艺术表征，赋予日常闲暇符号化的意涵理解。艺术表征是艺术思想、情感、价值的符号化呈现。符号化的艺术表征能“以具象形态标识抽象概念”，使“情感固着于象征物的载体媒介”，是凝聚思想共识、形塑价值观念的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隐性的思想意识，虽属于“不可见的实在”范畴，但其丰富的思想价值意涵却需要外显的艺术符号表征，进而以“形神兼备”的艺术符号丰富各民族的意向世界，化育他们的日常闲暇。基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就要借助艺术化的形象思维，通过形塑和意构典型、熟悉的形象符号，直观生动地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表达与意涵传递，激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情感，使各民族在日常闲暇中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外化于行：开展日常协作强化集体观念

协作是将个体力量联结为集体力量的交往形式，是衡量人际凝聚力的标志。日常协作是主体为了满足生存发展需要和应对日常生活难题开展的互帮互助的交往活动，它构成了日常生活顺利演进的基础。日常生活中的协作是普遍的、频繁的，它不仅存在于家庭的内部，也发生在社区居民、邻里同乡之间。由此，日常协作就其本质而言，理应是一种能满足人生存发展需要的互助合作。人与人通过日常化的互助合作，不仅能在思想上融会贯通、情感上振荡共鸣、精神上高度契合，还能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坚定性，进而汇聚个人力量，同心协力完成单个人难以完成的事务，提高日常生活效率和质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的日常互助合作。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互助合作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旋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各民族通过日常互助合作，能建构起双向互动的交互逻辑，在增进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形成集体意识和团结观念，增强各民族的协同度、整合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以家庭成员亲密协作，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石。家庭是以婚姻为起点、血缘为纽带，构成的“个体生命延展的时空场域”。家庭成员的亲密协作不仅限于物质层面的相互支持，还应体现在精神层面的互相勉励与尊重。由此，以小家成员和谐相处、理解包容的氛围，促使中华民族相亲相爱、团结互助，能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要以社区居民互助协作，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社区是居民和睦相处、共同居住的生活家园和活动场所。在社区生活中，不论居民在社会、单位、家庭中拥有何种地位，他们都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解决社区面临的问题，并致力于维护社区秩序，而这些工作仅凭单个居民或部分居民是无法完成的。因此，社区居民要在相互了解、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自觉开展互助协作，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增强社区居民的自豪感、责任感，形成共同的社区意识，营造一家人的社区氛围。这种环境不仅有益于培养社区居民集体感、宽容心和互助精神，还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汇聚各民族情感力量。最后，要以邻里同乡融洽协作，映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景象。邻里同乡融洽协作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邻里同乡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地域基础上，是交互主体在特定地理空间内生活互动所构成的关系。该关系“以老乡观念和乡土感情为基础”，能使人情意共鸣、相互支撑。于此，邻里同乡理应形成融洽协作的生活样态，既要彼此关心关照，又要在他人危难时伸出援手、纾困解难，共同携手应对生产生活中的挑战。邻里同乡的融洽协作映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景象，对增强各族群众的集体观念、强化各民族归属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正向作用。

四、结语

日常交往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领域，它是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生命的再生产，开展的一系列具有对等性、交互性的活动。这种活动主要体现在天然共同体内部的成员之间，他们围绕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日常性事务，并遵循一定的传统习俗、常识经验、朴质情感等，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其主体间交往的“日常性”，所蕴含的在特定时空维度内的反复性、平常性，使得日常交往常常被人们的感性直观，甚至是理性思维所忽视，因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习以为常的交往活动，以至于使人们难以真正触及到日常交往的实质所在。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平凡琐碎，甚至是被遗忘和忽视了的日常交往，不仅成为了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和根本性的活动方式，满足了主体间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而且它还构成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社会意识的存在基础，并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良性运行。

日常交往既是一般社会交往的基础与反映，也是社会意识形成的条件和方式。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过程，正是在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并决定着人的社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社会集体意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中华民族在日常生产与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日常交往是中华民族及其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内在基因。借助日常交往，各民族不仅能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有机体，还可以加强各民族间的沟通交流、消除摩擦隔阂、防止情感疏离，进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力量，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合力。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在各民族的日常交往中生发，又在各民族的日常交往中强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回归日常生活，就要贴近各民族的生活情境和活动范围。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标准和价值标准融入各民族的日常交往中，化育各民族的交互往来，使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上高度契合，实现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在此基础上，使各民族坚决抵制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的意识形态渗透，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能。

陈宝，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热合木吐拉·艾山，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西方对新疆的地理考察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8BKS137）；新疆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新疆党建引领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3CDJ023）。

来源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