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小骏：美国的焦虑（二）

上回谈到（刊2025年2月24日《明报》），从建国之初起便植根在美国社会深处的政治分化之因，经过南北战争、战后重建（Reconstruction Era）、新政（New Deal）直到20世纪中期民权运动等若干阶段孵化，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因互联网经济而加速的全球化浪潮剧烈冲击，其政治后果显现得日益鲜明，终酿成21世纪美国的所谓“文化战争”（culture war）。这一文化战争并与美国政党政治图景的世纪变局互相叠加，影响极为深远。

政党（political parties）这一元素，本来并非出自美国建国者们的原初设计——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中，便根本没有提到“政党”一词。 《联邦党人文集》第9、10号，以及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致美国人民的告别致辞（Farewell Address）等重要文献，均以直言不讳的文字警告，政党政治可能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内部稳定及良政善治形成严重威胁。

然而，仅就远离政党政治这一点而言，美国建国者们的初衷显然不曾得到实现。从制宪伊始，对国家未来政治道路的不同观点，即造就支持建立强而有力联邦政府的所谓“联邦党人”，与支持保持强大州权的所谓“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激辩。之后，奴隶制的存废、美国南部非裔美国人的权利、关税政策、金本位制度存废与改革等种种议题，都不断塑造美国政党之争的激烈图景。

美国政党政治 从地方转向全国

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政党政治并无在美国政治中发生如今天这般程度的严重撕裂作用；实际上，政党竞争也未造成全国范围及全社会层面的二元政治对立。美国选民对政党的支持，在历史上往往是随政策议题、选举时间和当时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政党的选民基础，也不断因这些因素重新分化组合，同时具有非常地方化的特征。

换言之，美国选民并无因为政党政治而结成固定的对立政治派别或联盟，甚至同一个政党标签在不同州或地区，可能代表完全不一样甚至根本相反的政策取向。正如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揶揄“我们不如把美国的两党制看成掩护某种百党制的面具而已”（注1）。

20世纪早期美国联邦政府应对经济大萧条的新政运动，及中期以降争取非裔美国人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动力，对传统美国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和选民游移化特点构成冲击。随着电报、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时代接续到来，美国国内信息和舆论传播管道在20世纪稳步从局限于地方走向全国，不可避免造成政治议题全国化，这使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也逐渐从以地方为中心迈向全国舞台。

于这个过程中，特别是由于大众传媒和利益团体在全国范围的大整合，美国选民的政治分野逐渐脱离地方议题和空间限制，而与全国性的政党标签互相绑定。结果就出现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学家皮尔森（Paul Pierson）和史克勒（Eric Schickler）所称的“分歧层叠效应”（stacking of cleavages）——两党选民终于成为在几乎所有政治、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上都持续对立的两大日益固定的阵营（注2）。由地方化、分散化、议题化的政治分歧，转变为全国范围的、固定的、持续的文化战争，这一进程无疑给美国政治带来新的巨大焦虑。

政治分歧叠加社会根本矛盾

随着美国政治中两党竞争逐渐超越具体政策议题和地方层面资源整合，而转向意识形态争斗和全国范围政治对立，原有的运作模式也难以为继。就吸引选民的手段而言，民主、共和两党都不约而同，从以地方层面的政策辩论为主，上升到寻找所谓“热键问题”（hot-button issue）来增强传播效果，争取和扩大选民基础。

大众媒体的传播手段优化，及互联网时代所提供的信息发布渠道，大大增强了政治传播的即时性，也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对美国政党政治带来新挑战。显然，当政党必须面对多元庞杂的全国选民时，聚焦于诸如持枪权、堕胎选择权等人们易于选边站队的议题展开辩论，就更能够以低成本帮助全国性的政党吸引观众眼球，也易于迅速整合不同地区属于相近政治光谱的选民群体，并实现大联合。

互联网时代美国政党政治的逐渐全国化、对立化，跟其国内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诸如种族、阶级等根本矛盾对立互相层叠。结果就是愈来愈对立的二元政治分野，及日益白热化的选举竞争，不断侵蚀美国民主的稳定基础。实际上，两大政党选择的大多数所谓热键问题，都属于意识形态或个人选择的范畴，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言；但一旦政党把这些议题作为辩论焦点，选举竞争便会愈来愈陷入缠斗而无法自拔。陷入这样的根本无解的白热化文化战争中，美国又如何能够不焦虑呢？

“全球南方”崛起 成美国新焦虑

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恰巧也伴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世纪变局。二战结束后，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大盟国参与主导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其标志和基石是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一度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秩序守卫者，于是便开始向世界宣称“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论和所谓“美利坚和平”（Pax Americana）的降临。

改变冷战后美国单极体制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崛起。中国内地的改革与发展，使在世界东方出现了一个国力超快速成长，并逐渐接近美国的新力量。这引起在冷战后稳居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的担忧，成为美国新的焦虑来源。这从2001年1月就职的美国总统布殊（George W. Bush）甫一上任，就把中美关系的定位从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修改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就可见一斑。

21世纪的中美关系，既有结构性的竞争，也有关键领域的合作。但总体而言，美国对华政策中遏制与接触的成分对比，是与美国自身面对的国际、国内压力，及中国国力上升趋势的相对位置有关。

例如，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重心转向全球反恐，亟需主要大国支持，因此对华政策曾暂时出现一定的接触空间；但伊拉克战争后，由于美国自身反恐压力减低，布殊政府又处于矛盾中，认为中美之间属复杂关系，需要因具体议题而确定取态。 2005年7月，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提出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strategic crossroads）”，表明美国不能肯定中国会如何运用其增长的实力。于是，美国政界亦相应提出各种“对冲”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影响力的政策主张。

随着中美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相对位置的继续变化，美国通过相继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官方文件的形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并认为“（中美）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暂时的和单个领域的，而是战略性、长期性和全面性的竞争”（注3）。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中美力量对比的世纪变局对美国带来的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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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Nelson W. Polsby,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In The New Federalist Papers: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 (edited by Alan Brinkley, Nelson W. Polsby & Kathleen M. Sulliv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注2：Paul Pierson & Eric Schickler, Partisan Nation: The Dangerous New Logic of American Politics in a Nationalized Era,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4.

注3：倪峰《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若干特征》，《外交》季刊，2018年第1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