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纳：艺术追问方式的转变及其超越性意义

摘要：艺术本体追问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本体论难题。如何破解本体论难题，改变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与提问方式，成为当代艺术哲学超越形而上学实现理论范式转换的关键议题。艺术哲学的思维方式变革与提问方式转换之间始终构成着互动生成的内在关联。与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提问方式是“艺术是什么”，与语言分析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提问方式是“艺术如何言说”，与当代生存论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提问方式是“艺术如何存在”。概言之，经由传统本体论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和当代生存论哲学的演进发展，艺术哲学经历了从“艺术是什么”到“艺术如何言说”再到“艺术如何存在”三种提问方式的转换。当代艺术哲学取消了“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摆脱了实体化、逻辑化、概念化的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艺术哲学的超越。从艺术哲学思维方式和提问方式入手，反思批判传统艺术本体论问题，有助于改变并超越传统艺术哲学的思维定式与问题视域，探究艺术存在与人类生存的内在深层关联，彰显艺术审美自由的实践生存论意蕴。

关键词：艺术本体论 艺术是什么 艺术如何言说 艺术如何存在

艺术本体追问是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本体论难题”。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始终致力于“艺术的本体存在”“艺术的本质规定”等本体论问题的探究，却较少思考“哲学思维方式”与“哲学提问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传统本体论哲学不断被质疑的语境下，当代艺术哲学将关注的重心从“问题如何解答”转移到“问题如何提出”上来，由此引发出对艺术哲学提问方式本身进行“前提性”反思批判的问题。正如当代学者尚杰所言，对哲学提问方式的反思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哲学，同时也为当代哲学研究拓展了崭新的理论空间：“‘什么是哲学’的提问方式本身，就已经在用传统方式回答了哲学是什么。但是，当代哲学渐渐扭转了这个提问方式，即哲学不是任何意义上已经被准备好了前提的现成的东西。‘什么’或者‘是’的提问方式，变成了关于对这种提问方式是如何出场问题的研究。……如此展开了当代哲学的研究视野。”当代哲学研究表明，“哲学提问方式”不仅仅是哲学家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同时也是一种哲学思维运作与呈现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就是哲学思维方式本身。因此，缺少对艺术哲学提问方式的追问与反思，就无法超越传统本体论美学和艺术哲学的“问题式”（problematic），因而也就无法破解艺术哲学中的“本体论难题”。

从西方艺术哲学史上看，思维方式变革与提问方式转换之间始终构成着互动生成的内在关联。大致上说，主要经历了三种“问题式”的转换：与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提问方式是“艺术是什么”，与语言分析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提问方式是“艺术如何言说”，与当代生存论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提问方式是“艺术如何存在”。概言之，经由传统本体论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和当代生存论哲学的演进发展，艺术哲学经历了从“艺术是什么”到“艺术如何言说”再到“艺术如何存在”三种提问方式转换。当代艺术哲学对传统艺术本体论及艺术本质论的拒斥与瓦解，并不意味着艺术本体追问的彻底取消，而应理解为一种艺术哲学思维方式与提问方式的范式转换。因此，从“提问方式”入手反思艺术理论观念与哲学思考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有助于我们改变传统本体论的艺术哲学思维定式，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美学“问题式”，以探寻破解艺术哲学“本体论难题”的崭新路径。

一、“艺术是什么”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难题

艺术是什么？这一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因为我们经常与艺术打交道，或吟诗绘画，或放歌起舞，或观影听戏，或亲身创作，或品味赏鉴，艺术无时无刻不浸润到日常生活之中，并已然成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审美文化活动。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艺术已然如其所是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艺术是什么”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或无需论证的问题。正如当代艺术哲学家W.E.肯尼克所言：“回答‘艺术是什么’之所以如此困难，并不是艺术品的本质中有什么神秘或复杂的东西而造成的。就象奥古斯丁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样，我们也知道艺术是什么。只是当别人问我们艺术是什么时，我们才答不出来。”诚然，如果仅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停留在现象的表层，我们或许真的没有必要提出“艺术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然而，从哲学的角度看，追问“艺术是什么”却是艺术学研究中最重要也最难解的基本理论问题，即艺术哲学中的“本体论难题”。在传统艺术哲学观念中，要真正解答这一“本体论难题”，就需要把握和认识艺术，深入其内在机理，探寻其内在奥秘，寻找其共同属性；只有找到属于艺术所特有的共同属性或基本规律，才有可能真正解答人们为何会将某些东西称之为艺术，而不把另一些东西视之为艺术的根据与原则。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曾将追问“艺术是什么”的人分为“门外汉”和“哲学家”，他认为普通大众与艺术哲学家的不同正在于，一个停留于感觉现象的表面；一个则致力于本质规律的把握。在克罗齐看来，有时候“门外汉”凭感觉经验或道听途说，也可能会说出与哲学家观点比较相近的观点。然而，“对于艺术是什么的这两种回答，看上去差不多，但由于其本质内容的丰富程度不同，又是不同的；因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的答案面临的任务是要恰当地解决迄今为止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有关艺术本质的问题；而门外汉的答案，因为涉及的范围狭窄得多，所以一超出这些范围就显得无能为力”。克罗齐之所以要区分出这两种不同的人，其目的显然是强调哲学家或艺术理论家的重要性。虽然，克罗齐的看法表露出贬低“门外汉”而抬高“哲学家”的倾向，但他也说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解答“本体论难题”的任务应该由艺术哲学家来承担和完成。那么，艺术哲学家以怎样的方式来探讨艺术本体问题呢？或者，艺术哲学家在何种哲学思维方式的规定下来反思艺术本体的问题呢？这些疑问将我们的思考引入到艺术本体论的哲学视域之中。

作为艺术哲学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艺术本体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有：艺术作品是哪种实体？它们是物理对象、理念种类、想象性实体或别的什么吗？各种艺术作品如何与艺术家或观赏者的内心状态、与物理对象，或者与抽象的视觉性、听觉性或语言性结构相联系？在什么条件下艺术作品开始存在、继续存在或者停止存在？……尽管看起来人们对艺术的本体论状态很少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但是在对艺术作品的常识理解和处理艺术品的实践中，我们还是形成了一些相关想法”。从传统本体论哲学意义上看，艺术本体论追问的实质是要求人们在常识性和经验性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化的逻辑抽象和概念规定，概括总结出艺术自身所特有的本质规律或共同属性，以回答“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这一理论难题。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体论”或“本质论”的艺术哲学思维方式。

在艺术理论史上，柏拉图将美和艺术的思考紧密而牢固地建立在理式论哲学基础之上，由此奠定了建构西方知识体系的基础，使之成为统治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并一直影响至今的哲学思维方式。从哲学提问方式上看，柏拉图将知识的全部意义和最高目的归结为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原、本体或本质的探究，形成了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始终将美的本质和艺术本质作为基本理论问题的思想传统和知识范型。在柏拉图看来，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内在的本质特征或共同属性，正是这种本质特征或共同属性规定了事物之间的区分。柏拉图明确区分了“美的理式”与“美的东西”，进而区分了“什么是美的”与“什么东西是美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提问方式”，开启了“本体论”或“本质论”的艺术哲学提问方式。

我们通常所说的本质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以传统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思维方式与提问方式。显然，本质主义并不仅仅是艺术理论所独有的一种致思方式，而是几乎所有学科知识建构的一种致思方式或思维范式，这就需要我们把“透过现象看本质”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和知识生产方式来看待。

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艺术是什么”或“什么是艺术”。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以“理论化、学科化”的态度和方式去追问艺术本体问题，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本质主义者。进一步说，只要我们提出并试图解答“艺术是什么”的疑问，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艺术哲学范式之中，即进入其寻找艺术普遍共同规律的思维方式之中。换言之，正是本质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引导着我们不断地追问“艺术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很难摆脱本质主义或本体论的哲学范式。

在当代着名哲学家高清海看来，“本体论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引人缅怀过去的思维方式，注重先定的思维方式，走向空幻理想的思维方式，从抽象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消解对立和瓦解矛盾的思维方式，到对象后面去的思维方式，追寻彼岸世界的思维方式，远离现实的存在的思维方式，否弃真实生活的思维方式”。传统本体论哲学致力于寻找事物的同一性规定，从具体事物中抽取提炼出具有普遍概括性的本质规律，并对其加以概念化、逻辑化、抽象化的定义式表述。这无疑也就规定了传统本体论哲学思考的主要任务，即运用归纳、概括、抽象等方法，透过纷杂多样的现象，概括总结出事物的普遍规律，其最终表达形式往往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也正是在这种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几乎所有的理论知识当然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主要任务或终极目标都致力于探究事物的共同属性、本质特征与普遍规律。

二、“艺术如何言说”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拒斥

众所周知，由维特根斯坦所发动的语言学转向在清洗哲学语言的过程中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主张，传统本体论哲学走向瓦解，与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哲学提问方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在语言分析艺术哲学看来，“艺术是什么”这种根植于本体论或本质论哲学的提问方式实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误用，这种误用源自传统本体论哲学把艺术作为一个“实体在场”并确信在艺术与“实体在场”之间存在着逻辑实证的关系。也就是说，“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建立在艺术作为“有一物存在”的前提下，因而一旦拆解了两者之间的指涉关联，也就失去了问题提出的有效性。正如美国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蒯因在《论何物存在》中所指出的：“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在蒯因看来，关于“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的提问实质上不过是我们在“说何物存在”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语言来定义“何物存在”的问题。因此，语言分析哲学家主张以“艺术如何言说”即“如何言说艺术”来取代“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进而提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艺术哲学主张。概言之，语言哲学在清洗和拆解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何物存在”提问方式的同时，也就拆解掉了建立于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基础之上的“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由此，我们才可能理解语言分析美学或艺术哲学反对寻找艺术本质的真实理论内涵。

经由语言学转向，传统本体论问题被纳入到语言哲学视域中来重新考察。所谓“说何物存在”，意在强调所有本体论问题实质上都是人们通过某种言说方式来表达对根本问题的理解。因此，从“艺术如何言说”的角度看，“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像游戏的本体论地位一样，至多是貌似本体论而已；任何为艺术下定义的企图都只能导致唯我论或重言式；艺术的概念是不可决定的；概念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概念的准确定义；最后，你或者借助一种言有所为的言语行为论，或者借助一种机制论得出以下结论：‘艺术就是一切被命名为艺术的东西’——这个经验定义的循环性不仅不是诡辩，而且正是艺术作品的本体论特征”。在语言分析哲学看来，实体本体论追问实质上是一种语言逻辑预设，因此，传统本体论追问的“何物存在”被转化为“说何物存在”，这就消解了传统本体论预设的纯粹的客观实体。

伴随20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时代发展与文化思想激变，尤其是“语言学转向”对当代美学思维方式的深刻改变，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范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不再执着于“艺术是什么”等传统本体论美学问题，甚至主张干脆取消相关艺术本质问题的探讨，由此形成了具有后形而上学特征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从现代艺术史上看，率先挑战艺术本质规定性的是那些在艺术上不断颠覆传统观念、不断进行先锋实验、极具创造活力的艺术家们。因此，“二十世纪的美学家们已经变得越来越谨慎小心。随着各种新异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涌现，传统的艺术惯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不禁质疑，艺术是否还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定义来加以描述。‘现成品’艺术——如铲雪锹和小便池——进入博物馆，更让人们对艺术创造必须具有天才能力或以原创性为前提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按照丹托的说法，当代艺术哲学必须回答“现成品”艺术带来的颠覆性挑战。先锋艺术家们不但热衷于艺术形式上的突破，同时也勇于突破精神观念的束缚，并不断质疑那些经典的对艺术本质的界定，极具破坏性地瓦解了传统艺术观念。这些勇于突破传统观念束缚的艺术家们不断挑战质疑给艺术下定义或寻找艺术本质的传统做法。“在反本质论者看来，艺术并没有任何一种共同本质。因此，无论本质论者用哪一种共同本质，例如‘美’、‘表现’、‘审美特质’、‘有意味的形式’等去为艺术下定义，统统都是错误的，传统美学所造成的巨大混乱多半要归罪于本质论者的这种错误假设。”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给艺术寻找一个抽象的概念定义或给艺术寻找一个永恒的本质规定，乃是一种语言逻辑上的误用，因此他们直接宣布那些试图寻找艺术本质的努力是无效的。与始终执着于寻找事物共同特征或普遍规律的本质主义者截然对立，反本质主义者强调多元差异，反对普遍共同，注重事物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流动性、生成性和不确定性。

从艺术理论史上看，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一些具有后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美学家、艺术理论家极力主张以反传统本体论的哲学立场来看待艺术问题，明确反对给艺术下一个具有本质规定性的定义，认为寻找艺术本质不仅是徒劳无意义的，还会同化艺术的多样性，抑制艺术的生机活力。在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影响下，美国分析美学从语言逻辑概念分析入手，对艺术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论争，形成了反本质主义、反传统本体论的艺术理论，逐步瓦解以至取消了关于“艺术是什么”的艺术本体论追问。最为着名的是，当代美国艺术哲学家莫里斯·威茨在其《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一文中宣布：“作为哲学家，我们最好取消‘艺术的本质为何？’这类问题。”莫里斯·威茨的观点引发了当代艺术理论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持续论争。对此，乔治·迪基在《回归艺术理论》一文中回顾说：“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是保罗·齐夫，然后是莫里斯·威茨，最后是威廉·肯尼克发表了文章，指出对艺术进行理论化的本质追问，实际上是一种哲学上的误用。这种质疑的结果导致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不再探讨艺术本质之类的理论问题。”在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传统艺术哲学关于“艺术是什么”的追问，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误用。丹托曾对此分析说：“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的论点是，我们既不能定义艺术，也不需要定义艺术。艺术不能定义，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概念，不可能为艺术作品提供标准，也就是说，不能给出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维特根斯坦主义者试图说服我们，这种标准是找不到的，顺应传统哲学对充要条件的要求，去追寻一个定义，早已被证明是对理智的误用，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十字军东征，这是因为，哲学家没有把目标瞧仔细，就想当然地认为艺术品像斑马那样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种属，构成了一种逻辑上均质的东西，我们需要发现的仅仅是其原则——若果真如此，我们就会感到奇怪，居然有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中都没能发现这一原则。”我们看到，反本质主义者坚持后形而上学的思想立场和哲学范式，致力于颠覆瓦解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所确立的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并宣告以抽象概念方式概括事物共同本质的知识范型已经进入终结阶段。

虽然，伴随后形而上学哲学范式转向，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本质主义声浪中，关于艺术本质问题的探讨招致了广泛质疑并逐渐走向式微，但作为一种坚固的理论传统，本体论思维依然像一个挥之不去的理论幽灵，无时无刻不潜隐于当代艺术哲学的理论范式之中。或者说，作为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或元问题，艺术本质问题始终贯穿于从传统到当代的艺术哲学反思之中，构成艺术理论知识谱系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理论议题。

在此，我们或许可以继续追问，在传统形而上学被清洗之后，在本质主义失效之后，艺术究竟还有没有本质？我们是否还需要找寻共同的艺术本质或艺术特性呢？在我们看来，警惕和防止本质主义独断论，推崇艺术的多样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以简单的方式宣告艺术本体追问的无效，进而彻底取消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思考。在此，我们的理论思考从传统形而上学进入到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之中。

从后形而上学视域看，当代艺术哲学对传统艺术本体论及艺术本质论的瓦解，并不应仅仅理解为艺术本体追问的彻底取消，而应该理解为一种艺术哲学思维方式和提问方式的转换。我们看到，经由语言分析哲学，当代艺术哲学不再继续寻找“艺术本质”问题的确真答案，而是将“艺术是什么”以及“艺术如何言说”的“提问方式”转换为“艺术如何存在”的追问，从而开启了当代生存论艺术哲学的崭新维度。

三、“艺术如何存在”与实践生存论的艺术哲学范式转换

如前所述，在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传统艺术哲学之所以无法回答“艺术是什么”，乃是缘于语言上的误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一种语言的误用，倒不如说是一种提问方式的误用。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说语言分析哲学开启了瓦解形而上学提问方式的当代艺术哲学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是，W.E.肯尼克于1958年发表的《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一文，围绕“X是什么”这一提问句式分析指认传统美学本体论探寻的错误。肯尼克指出，“X是什么”只适用于回答诸如“氦是什么”这样简单明确的科学事实问题，而并不适于回答诸如“空间是什么”“人是什么”“宗教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等语义复杂丰富的“形而上”问题。“辞典及其中的定义只有在对较为简单、较为平常琐细的问题‘X是什么’作出简要回答时才有用处，在解答困难而较为有趣的问题时，就只会妨碍我们，让我们失望。”这是因为，艺术的本质“必定是一种非常复杂、包括许多特点的东西。这不仅对准确界定艺术的艰难做了注脚，也解释了为什么回答‘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比回答‘氦是什么’困难得多的原因，也许它还说明了为什么有艺术哲学而就没有氦的哲学的原因呢”。在肯尼克看来，传统美学之所以在解答艺术本质问题时面临困境，就在于被看上去十分类似的“X是什么”问题句式所迷惑，未能区分“氦是什么”和“艺术是什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至此，肯尼克几乎接近了对“艺术是什么”这一“艺术哲学提问方式本身”的质疑。

不难看出，语言分析美学将“艺术是什么”转换为“艺术如何言说”，积极尝试从外部绕开“艺术是什么”这一“本质论”问题式，先后提出了“艺术界”“艺术惯例”“艺术体制”“艺术认同”等相关理论，试图寻找新的艺术哲学范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制于语言分析哲学的阈限，肯尼克并未跳出语言逻辑和概念定义的分析思路，并未达到对艺术哲学“提问方式本身”进行“前提性”反思批判的理论自觉。

哲学反思批判必须面对和解答问题，然而，哲学问题的提出以及提问方式的确立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回答问题的开始、过程与结论。这意味着，某种“提问方式”的确立，势必也就规定着某种艺术哲学的思考方式和理论性质。大致上说，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提问方式以“What”为中心，其表达式为“X是什么”；而当代生存论哲学提问方式则以“How”为中心，其表达式为“X如何存在”。由此来看，基于“What”而提出“艺术是什么”的追问，一般来说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艺术本体论；而基于“How”而提出“艺术如何存在”或“艺术怎样存在”的追问，则多属于具有后形而上学理论旨趣的当代生存论艺术哲学。

按照怀特海的说法，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而已。从哲学思维方式与提问方式上看，整个西方传统哲学虽观点各异、论争纷呈，但始终未能越出柏拉图的“问题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将探究本质存在、本体根源与终极根据作为自身的理论任务，是一种以追求终极存在、永恒本体和绝对真理为目标的本体论式的哲学思考方式，这也就决定了其提问方式是基于“What”而提出的“X是什么”的传统本体论提问方式。无论是关于存在与理式、关于现象与本质，还是关于美与艺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始终执着于“X是什么”的理论追问，不断探寻隐藏在实体存在背后的本质规律。从此意义上说，即便后来的哲学家可以提出许多有别于柏拉图“美是理念”的美学观点，但并未质疑柏拉图的“提问方式本身”，使“X是什么”“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等成为自明性的提问方式。

虽然，各种艺术哲学思想和派别玄妙莫测，难以辨识，但从哲学思维方式与提问方式上看，我们还是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从“艺术是什么”到“艺术如何存在”这两种哲学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对此，当代着名哲学家张世英指出：“旧形而上学家的概念哲学要求说出事物是‘什么’，与此相对的是，新的哲学方向则要求显示事物是‘怎样’（‘如何’）的，也就是要显示事物是怎样从隐蔽中构成显现于当前的这个样子的。”“主客关系式就是教人（主体）认识外在的对象（客体）‘是什么’。可是大家知道，审美意识根本不管有什么外在于人的对象，根本不是认识，因此，它也根本不问对方‘是什么’。实际上，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万物。”如果我们将“艺术如何存在”问题，从抽象的形而上学玄想，回归人类生命存在世界，就会发现关于这个世界存在还是不存在的追问，始终与我们关于自身生命存在境域的追问紧密相关。

从当代生存论哲学尤其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生存论哲学视域看，艺术深植于人之存在的本源性境域之中，以其感性的审美方式呈现或绽出人类存在的生存论意蕴。因而，艺术本体论追问内在于生存本体论的哲学视域之中，“此在生存”的本体论意蕴也就是艺术存在的本体论意蕴。

从反形而上学立场看，马克思与传统本体论美学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马克思创立的实践生存论美学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的现代美学新范式。对马克思来说，人之存在的前提是感性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人因此被规定为作为生产者的存在者，或者说，人这一实践主体之“此在”状态乃是作为生产者而此在生存着的“存在”。这意味着，关于这个世界存在还是不存在的追问，从来都与我们关于自身生命存在境域的追问紧密相关。回归存在的生存性，即是回归存在的属人性，即是回归艺术哲学的人文关怀维度，以此摆脱物性化理解世界和抽象化理解世界的形而上学传统。

在马克思看来，人之存在的本源性根据和意义，不在纯粹的客体之中，也不在主观的意识世界，而在于人与世界所构成的对象性关系之中，所谓纯粹的、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以及意识的、观念的主观世界，都不过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设定。“马克思认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根据不在于超感性的实体，而在于感性实践活动历史性的展开之中，‘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外的、无人身的、抽象的超感性实体，而在于人的面向未来的生存筹划活动之中。”因此，对存在的追问，并不是关于实体存在的物性证实，也不是关于本质存在的抽象演绎，而是对生存实践的现实关怀与意义追问。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来说，作为历史性生成，人之存在的前提是通过感性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创造出一个属人的世界，而属人的世界也势必是一个“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世界。因此，“艺术如何存在”的问题，不是“当下给定的”或“现成给予”的实体在场；也不再是以理论态度、科学态度、知识态度去寻找先行预设的本体逻辑或本质规律，而是与人的生命存在，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与人的生存境域息息相关的生命存在问题。正是从此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称之为实践生存论艺术哲学。马克思实践生存论艺术哲学，“从人之感性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出发，探寻如何通过艺术审美之途达成异化的积极扬弃——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艺术如何存在”的追问实质上也就是“人类如何存在”的追问，而“人类如何可能”的追问实质上也就是“解放如何可能”或“自由如何可能”的追问。

综上所述，“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执着于寻找外在于“人与世界”的艺术本质，却在寻找过程中遗忘了艺术存在与生命存在的历史性生成关系；“艺术如何言说”的提问方式，宣布了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的无效，但却将艺术世界限定在语言的世界之中，使艺术本体追问成为不确定的语言游戏；“艺术如何存在”的提问方式，将艺术理解为人之生存境域的感性呈现，在“人在世界之中”探问生命自由如何可能。总之，伴随传统本体论哲学提问方式的瓦解，当代艺术哲学取消了“X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摆脱了实体化、逻辑化、概念化的传统形而上学艺术哲学思维方式，实现了从“艺术是什么”到“艺术如何言说”再到“艺术如何存在”的哲学提问方式的转换，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艺术哲学的超越及其范式革命。也正是在此一超越中，当代艺术哲学致力于揭示艺术存在与人类存在的历史性生成关系，以此呈现与敞开艺术审美自由的“天地境界”。

（注释略）

谢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上海200240）。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P24—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