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孔门四科”的推陈出新——《世说新语》门类发微之一

引　言

近些年，在中国图书市场，《世说新语》大受欢迎，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似乎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大IP”。随着近年华语电影《周处除三害》的走红和电视剧《城中之城》的热播（前者直接以《世说新语·自新》周处的故事为片名，后者男主台词中多次提到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正是出自《世说新语·尤悔》的经典掌故），相信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年轻读者对于这部“风流宝鉴”和“快乐宝典”的阅读热情。

不过，要想读懂《世说新语》，必须对其编撰体例和门类旨归有大概的了解。要知道，《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非常独特和别致的，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分门别类，以类相从。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根据不同主题，细分为36个门类，分别是：

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

下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

每一门类的标题是对记述主题的概括，既统摄全篇，又暗寓褒贬，自《德行》以至《仇隙》，越往后贬意越重，大致遵循“价值递减”的原则。

二是叙事以人为本，所记俱为“人间言动”，故鲁迅称之为“志人小说”。言、行之间，又重在记言。

三是形制上多为丛残小语，篇幅短小。长则一二百字，短则数十字，甚至一句话。

四是各门条目的编排，大体以人物所处时代为序。往往先两汉，次三国，再次西晋，复次东晋——秦末和刘宋时也有零星记载，但不是主流。每门内容皆有一种潜在的“编年”意味，但同写一个人物，相连的几个条目未必一定有事实上的先后关系。

五是每则所记，一般有一中心人物，此人处于主位，其他人物则处于宾位。作者的意图大概是想以一个具体人物为中心，组成一条相对独立的“故事链”。条目与条目之间藕断丝连，既留下了大量“空白”，又可独立成章。这种“留白”的手法，不仅是绘画、书法的技法，也是我国古代文言笔记小说最典型的文体特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书中每一个片段都是对历史某一个局部事件的“抓拍”和“定格”，合起来看犹如博尔赫斯所谓的“沙之书”，分开来看，每一粒沙子又相对完整，具有单独欣赏的价值。因为这种体例具有某种“程式化”特征，便于模仿，所以，后世续书和仿作层出不穷，这一系列的文言笔记小说文体就被称为“世说体”。

那么，《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类到底有何内涵和深意？且容我一一道来。

德行第一

一本充满智慧、性情、趣味的书，为什么会把“德行”放在开篇呢？这问题虽然说来话长，但还是值得一提。

《世说新语》的门类设置，当与《论语》有关。在《论语·先进》篇中，提及孔门中的十位优秀弟子时，分别将他们归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科目中，是为着名的“孔门四科”。前面说过，《世说新语》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三十六门。其中，上卷的四个门类正好就是“孔门四科”，其内容占据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中、下两卷的其他门类，前后位置的安排相对比较“松动”，即使做些“微调”也并无不可，唯独这前四门的次序，是一个不能撼动的整体。这说明，这部展现“魏晋风度”的“名士教科书”，并不打算彻底“放飞自我”，而是保留了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基本敬畏。

就整部书而言，《德行》门的地位十分突出，它所传达的东西，可能不是最为重要的，却是最为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篇的四十七则故事，整部书就会“失重”。好比一块形制端庄、颇有分量的镇纸，它把飘飘欲飞的整部书在开卷之时就给彻底“镇”住了。

还必须指出，在这一门里，出现了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概念——“名教”。所谓“名教”，顾名思义，也就是“以名为教”“因名立教”。“名”，是指儒家最为看重的伦理秩序、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不仅儒家，道家也认同“名”的价值。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因此，循名责实，使名实相符，对于生活在“人间世”的我们来说，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妨说，人所组成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名”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名”（或者说身份）的承载者和体现者。比如，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现实生活中的“五伦”关系，其实就是“名”的相互对待与彼此和解。怎么和解呢？孟子的回答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是五伦关系应该遵循的基本道理，简称“伦理”。关于君臣、父子间的伦理，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言下之意，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有其名，必要有其实；有其名，必要行其道。这就是“正名”。所以，名位、名德、名节、名分、名声、名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和道德伦理规范，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俭、节、让等，也就是所谓“名教”了。

在《德行》门中，大部分故事都与“名教”有关。如仲举礼贤关乎“君臣之义”，陈太丘教子关乎“父子之亲”，荀巨伯宁死不弃友人关乎“朋友之信”，王祥事后母、王戎和峤遭大丧、范宣误伤指、罗企生临死乞一弟以养老母、吴郡陈遗藏焦饭以奉母等，皆关乎孝悌之道，而王献之临终以与郗家离婚为憾，则又关乎“夫妻之情”。

不过，对传统儒家“名教”的肯定，尚不足以体现《世说新语》之“新”。在这一门里，虽未出现但已经“呼之欲出”的还有一个当时流行的关键词——“自然”。“自然”，不是今天所说的自然界，而是一个非常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原本出自道家，老子和庄子就反复强调“自然”。“自然”就是本然、天然、自然而然，是一种自在、自为、自成、自由，不加人为影响的本初状态。大体而言，“自然”带有与“名教”相对的内涵，这与汉末魏晋时期礼坏乐崩，儒家的价值体系也即“名教”遭遇挑战、逐渐式微，而老庄思想也即“自然”则乘势抬头并逐渐流行的时代思潮，恰好是并行不悖的。

这样一种崇尚“自然”的风气，表现在士人的政治选择上，就是出现了不少隐士；表现在个体的精神境界上，就是人们不再过分追求外在事功的表现与实现，而更看重内在情性的自洽和自足。所以，像徐孺子、黄叔度、管宁、阮光禄这样的隐士大量涌现，他们的故事成了《世说新语》最吸引眼球的精彩“桥段”。而像阮籍的“至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卷四九《阮籍传》），嵇康的“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王恭的“作人无长物”（《世说新语·德行》），谢安的“我常自教儿”（《世说新语·德行》），褚季野的“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世说新语·德行》），等等，这些内敛而不外露的气质风度，更成了令人神往的一种“名士范儿”。

当然，“自然”与“名教”的博弈，如果被推向极端，也会出问题。如西晋名士王平子等人“以任放为达”，在一起聚会饮宴时“或有裸体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常“裸奔”——这就走向了反文化的一面，成了“虚无的狂欢”。对此，颇能会通儒道的清谈家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乐广此言，正是强调“名教”作为一种价值系统，本身也是“自然”人性的产物，其中不仅有礼义廉耻的约束，也有基于“人禽之辨”、作为“人”才能体会到的高贵、尊严与快乐。

你看，这看似一本正经的《德行》门，多像是一个阔大无边的酷炫舞台，它不仅让当时各色人等粉墨登场，自说自话，而且兼收并蓄，不分彼此，让一出大戏“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演奏出一曲多声部的时代交响。

《世说新语》之所以为历代读者所爱读，成为亿万中国文人的“枕边书”，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退居幕后，一任“剧中人物”按照自己的“人设”自动表演，作者则袖手旁观，三缄其口，不做任何主观评判。就像“管宁割席”的故事，短短六十一个汉字，却写出了两个人物心灵的“暗战”，看上去波澜不惊，仔细推敲，却如冰山涌动，惊心动魄，分外壮观！

所以，读《世说新语》，就如读今天的微信微博，你大可不必正襟危坐，斜倚平躺可也，一任自然可也。

——这是史上最具魅力的“微型小说”！也是史上最早、最好、最美的“段子文学”！

言语第二

《言语》是颇能代表《世说新语》特色的一个门类。很多人读此书，也许会略过《德行》，直奔《言语》。《言语》门共一百零八则故事，记录了清谈时代上层贵族及名流高士的嘉言懿行、隽语妙对，宛如一场场语言的盛宴，令人齿颊生香，流连忘返。

言语，即善于辞令，巧于应对。通俗地说，就是口才好、会说话。在“孔门四科”中，“德行”之后，紧接着就是“言语”，可见即使在最重德行的孔门，言语应对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相比德行，孔子对言语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时刻警惕的。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说：“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这与《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说法，可谓不谋而合。所以，孔子看人，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主张“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

关于“德”与“言”的关系，孔子还有一个“金句”：“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意思是：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嘉言，有嘉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应该说，这是十分辩证的判断。《言语》之所以必须置于《德行》之后，深层原因大概正在于此。

然而，人终究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语言本身的美哪怕是作为一种客体和对象，也不可能不被发现并受到重视。连孔子都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强调“辞达”“言文”“专对”，更说明语言的表达必须具备两大功能：一是实用，一是审美。

尤其是在“唯才是举”的魏晋时代，在人伦识鉴和人物品藻中，才华的重要性大有凌驾德行之上的趋势，一个人口才好，善应对，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怎么说才具有最佳的视听效果，这样的人受到大家的欣赏和舆论的肯定，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吧。如十岁的孔融面对陈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揶揄，应声答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真是一剑封喉，妙到毫巅！又如口吃的邓艾被司马昭戏谑：“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当即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妙用《论语》典故，真非饱学博雅之士莫能办！再如东晋名僧支道林喜欢鹤，有人送给他两只鹤，他就剪短鹤的翅羽，以免其飞走。后来他见鹤“顾翅垂头”，心有所感，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遂“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公此言，推己及物，何尝不是其“夫子自道”呢？

美学家宗白华曾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美学漫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如顾恺之评赏会稽山川之美，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也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真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千载之下，犹令人为之目眩神怡！

还有一点要说明，《言语》门中所记载的隽言妙语，绝非哗众取宠的“无厘头”表演，而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和现实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生命之苗和语言之果，甚至是在生死俄顷之际绽放出的智慧之花。如孔融被捕后，他的两个儿子对他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虽是幼童之言，亦可见其智勇双全。又如东晋名相王导在一次新亭雅集时，目睹国破家亡，众人意志消沉，“皆相视流泪”之状，乃愀然变色道：“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东晋大司马桓温北伐，经过金城时，见当年所种柳树皆已十围，慨然叹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如此妙语，绝非凡俗之辈所能道，读之令人悠然发思古之幽情。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魏晋人这么会说话？我想原因有二：一是玄学清谈思潮的推波助澜。当时王公名士过从交往，除了家国大事，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清谈论辩。主人家的坐席多是“谈坐”，客人多是“谈客”，清谈又称“剧谈”，或者干脆称为“戏”。可想而知，魏晋名士们是多么享受这样一种舌尖上的语言游戏。二是士家大族内部对家学、家教的重视。《言语》门第七十一则记谢安在下雪天召集家庭聚会，“与儿女讲论文义”，以韵语与孩子问答，就是最好的家教例子。

只可惜，这样一个极重语言之智、应对之妙、修辞之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政事第三

政事，即为政治国之事。本门仅二十六则，却涵盖了古代为政思想的诸多方面，勾勒了汉末魏晋之际治理之道的大致变迁，从中可以看出《世说新语》编撰者（即刘义庆）的政治倾向和为政理想。

大体而言，汉晋之际的为政之道，表现为从贵刑名、用重典向尚宽简、务清静的渐次转型。儒家和道家共同认可的“无为之治”，比刻薄寡恩、动辄得咎的法家治理，越来越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提倡。本门前三则关于陈太丘的故事，或者反对“不忠不孝”，或者贬斥“骨肉相残”，或者主张“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无不体现汉末士大夫对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高度认同。

降及魏晋，曹氏和司马氏之间政争激烈，选官和用人问题遂成为重中之重。关于山涛作吏部尚书的三则（五、七、八）故事，一方面体现了其高超的识鉴才能，另一方面也将士人在乱世的出处、仕隐、去就问题提上日程，充满现实的吊诡和伦理的张力。尤其是在嵇康被司马氏杀害二十年后，山涛竟举荐嵇康之子嵇绍仕晋，这一行为无形中使“名教”所标榜的君臣、父子二伦的伦理规定陷入崩溃的边缘，山涛身后的声名成毁就此展开。可见政治与学术及伦理的关系，绝不能做简单切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山涛说的那句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看似轻描淡写，事实上却蕴含着弥合“名教”与“自然”紧张关系的现实努力，也使魏晋玄学的哲学思辨进一步逼近现实政治的残酷现场。

而在两晋之交，玄学与政治日益勾兑和融合，儒道之间的紧张得到缓解，当时把持政局的多为清谈政治家，所以，无为、清静、怀柔、宽简的“闷闷”“愦愦”之政，大受推崇。如王安期做东海太守时，一位盗池中鱼的小吏被举报，安期却说：“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东晋名相王导晚年时不再处理政事，只在文书上签字画诺，大有今之所谓“懒政”“怠政”的嫌疑，王导却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果然庾冰主政后，就大搞“察察之政”，令人怀念王导当年之宽厚怀柔。甚至连桓温这样的枭雄人物，在荆州刺史任上，也“耻以威刑肃物”。这和王濛主张的“和静致治”，主导思想是一致的。

本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东晋“风流宰相”谢安。当时因为战乱，有不少士兵仆役奔散逃亡，有的就近藏在南塘码头下的船只里。有人请求谢安搜查缉捕，谢安却说：“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谢安之所以能镇安朝野，正是因为其从善如流，有容乃大，骨子里甚至有一种侠骨柔情。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是真名士自风流”，谢安可谓当之无愧！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生活在南朝刘宋初年，当时正是皇族和宗室猜忌与杀戮最为激烈的多事之秋。他选择这些故事入书，应该是对现实政治过于严酷的一种规谏和讽刺吧。

文学第四

《文学》门共一百零四则故事，在全书中所占篇幅较大，地位举足轻重。

在编撰体例上，《文学》一门也很值得注意。一方面，作为“孔门四科”的最后一科，“文学”在先秦基本上等同于“文章博学”，这是《文学》门必须延续的传统含义；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分类日益细密，尤其是南朝刘宋初年儒、史、玄、文四馆的设置，使“文学”渐渐获得相较于“学术”的独立地位，而专指诗、赋、文、笔等纯文学作品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这种新旧杂糅、与时俱进的变迁，在《文学》门中有着非常忠实和清晰的反映，从而使这一门类的编撰在内在肌理和逻辑呈现上与其他门类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世说新语》各门所记，均按时间先后依次排列，大体先东汉、次三国、再次西晋、复次东晋，一以贯之，井然有序。唯独《文学》门是个例外。本门第1-4条记东汉马融、郑玄及服虔事，第5-10条记三国何晏、王弼、钟会、傅嘏事，第11-20条记中朝名士事，第21-65条记东晋名士事——按照记载内容，依次是经学、玄学及佛学，几乎是一部故事本的“学术流变史”。

如果遵循“文学”的传统旧义，似乎到这里便可结束了。但我们看到的是，第65条记东晋“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已然来到《世说》时间的下限，而紧接着第66条忽然宕开一笔，记“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又从东晋跳回至三国——这就完全打乱全书的编撰体例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第66-104条之所以“从头开始”，是因为其所载皆为诗、赋、文、笔之类，与前面的学术思潮判然有别，恰恰体现了“文学”的时代新义——这也正是“世说”所以为“新语”的地方。

明代文学家王世懋曾批点过《世说新语》，他在第65条后评论说：“以上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这“一目中复分两目”，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一编撰体例上的“破格”，既保留了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下“学术”演变的轨迹，又及时展现了在“文学自觉”的时代风气下，诗文歌赋发展变迁的历史“花絮”，体现了“纯文学”观念的日益成熟——真是匠心独运的大手笔！

可惜，王世懋的哥哥王世贞却不明此理，他在编撰《世说新语补》时，竟将原书顺序打乱，重新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予以排列——这就有点煮鹤焚琴、暴殄天物了。明代另一位批评家凌濛初谓其“《补》依时次溷列，便失作者之意”，真是挠到了痒处。所以，《文学》门的前三条以郑玄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故事链”。这等于告诉读者，在“文学”的传统含义中，经学的地位最为崇高，把郑玄的故事放在开篇，显然是把他视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同样，本门第66条以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开启“纯文学”一目，当然也隐含了对曹植文学成就的推重和认可。

明白了《文学》门“一目中复分两目”的体例创变，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门之于全书的重要意义。简而言之，大概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保留了汉末以至东晋的学术史料，尤其是关于清谈和佛学的相关故实和生动个案，极大地提升了《世说新语》这部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研究魏晋文、史、哲的任何一门学问，都绕不开《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的注释中保留下来的原始文献。比如，通过本门第6条“何晏为吏部尚书”和第31条“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的记载，可以了解当时清谈的场景、术语及激烈程度；通过第12条“裴成公作《崇有论》”、第14条“卫玠总角时，问乐令梦”、第18条“阮宣子有令闻”的记载，可以了解当时清谈的主题、观点以及彼此应答的实况；通过第23条“殷中军见佛经”、第30条“有北来道人好才理”、第35条“支道林造《即色论》”等故事，又可以领略当时儒道、玄佛合流及名士僧侣交游的基本情实……诸如此类，都是阅读时值得注意的。

二是《文学》门对于诗、赋、文、论、传等纯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的记载，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空间，不仅是刘宋时期文学独立的证明，更为后来如《文心雕龙》《诗品》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有些精彩的文学本事的记录，几乎可以说就是最早的“诗话”。尤其是不少在《世说新语》经常出现的概念，如“形神”“风骨”“情文”“清通”“简要”“俊逸”“形似”“神似”等，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的发育繁荣均有“导夫先路”的影响和作用。

不过，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太过学术化的内容大可忽略不计，单是就着一杯清茶，让身心“穿越”到古代，去细细欣赏那些精彩纷呈的“文学”故事，便足以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了。

作者简介：

刘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世说学”研究会（筹）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渊明研究会（筹）理事、上海写作学会副会长、守中书院创始山长、明伦书院名誉山长、台湾东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先秦诸子经典、儒学与古典诗学、笔记小说等。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论语新识》《古诗写意》《四书通讲》《世说新语研究史论》等二十余种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