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春芳：遵义会议开启中国革命新阶段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这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新时代新征程上，重温遵义会议精神，对于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形势急需成熟的领导核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国革命遭遇严重挫折。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遭受失败，红军被迫转移，开启漫漫长征。

长征开始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依然未得到清算，严重影响红军的决策和行动。在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的道路上，国民党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但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损失惨重。渡过湘江后，红军总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血的事实让党和红军认识到，必须有一个懂得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的领导核心，才能推动形势发展，夺取革命胜利。

湘江战役之后，关于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一直存在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基于当时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前往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紧急召开，与会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均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议决定放弃原计划，转而向贵州北部挺进。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批评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强渡乌江，进军遵义。此后，中央红军从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强渡乌江。6日，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乌江天险，使敌人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强渡乌江后，红军继续向遵义方向疾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遵义是黔北首府以及当时贵州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较大城市。红军进城时，全市的工、农、学、商各界群众兴高采烈，男女老幼奔走相告，鸣放鞭炮欢迎红军，这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在遵义的十余天里，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踊跃参加红军，使红军兵员和物资得到补充。同时，红军也得到宝贵的休整时间和对革命行动进行战略布局的契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该如何总结、“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该怎么纠正、党的领导核心该怎样确立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成为中国革命面临的紧迫任务。

确立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困境，让众多干部和战士认识到，这是因为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以及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如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下严重错误。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同志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同志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与会多数同志不认可博古的总结报告，只有个别人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同志为军事指挥者，同时明确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尽管此时毛泽东同志尚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张闻天同志在会后依据会议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2月，中共中央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该《决议》。《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未能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强调对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两人应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均给予高度评价。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强调，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推动中国革命不断胜利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是军事上取得显着胜利。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正确指挥下，红军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在敌人重兵之间迂回穿插。从1935年1月到3月，红军四渡赤水。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使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忙调集滇军前来增援。滇军被调出后，红军立刻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从而削弱了对金沙江的防务。至此，中央红军成功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界的计划，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上旬，红军巧渡金沙江。随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为红军跳出包围圈、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

二是组织上更加坚固。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领导集体的形成，为党确立了坚强稳定的领导核心，使党在面临困难挑战时能够迅速作出正确决策，并保持一致的行动方向。遵义会议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会议通过充分讨论和协商形成共识，选举产生新的领导集体。这种民主集中的方式，既保证了党内意见充分表达，又确保了党的决策能够迅速、有效地执行。遵义会议后，党更加注重组织制度建设，不断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机构，明确各级党组织的职责和权限，党的组织变得更加有序和高效。正如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号召的那样，“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这一切，都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是政治上更加成熟。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在没有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等关键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破除了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倾向。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掌握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翻开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

四是理论上不断创新。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遭遇一系列困难和挫折，其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存在偏差以及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把握不够准确。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是遵义会议纠正了红军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长征才能胜利，革命才能胜利。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创新理论指导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导。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遵义会议充分证明，一个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对于党的发展至关重要。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为我们今天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了宝贵历史启迪。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