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国：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解析：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的理论考察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新时代新征程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标准。在马克思看来，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既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1]的经济发展过程，又是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的人的不发展过程。马克思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类社会必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经由生产关系变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为了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马克思在对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及其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借助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构建起了相对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按照马克思本人的回忆，“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并强调我们判断一个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并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和新质生产力理论，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因此，有必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的历史生成和创新发展，探讨新时代新征程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二、现代化视域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5]其中，生产力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6]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重商主义的兴起、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盛、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近现代自然法转型，以及18世纪以启蒙运动为思想基础、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进程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乃至一切社会关系。

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代表和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亚当·斯密，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发轫之初即尝试构建一种同现代社会秩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生产力特别是劳动生产力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如斯密在《国富论》正文的开篇即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7]，并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8]。按照斯密的看法，“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取决于：(一)劳动者能力的改进；(二)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9]，而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目标，在于增加劳动生产力，换言之，在于使同一数目的工人能够完成多得多的工作”[10]，这意味着“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11]。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从“劳动生产力”入手，斯密对劳动分工、市场交换和资本积累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相对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或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13]，并由此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为了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马克思在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及其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必将在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经由生产关系变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构建了一种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的更为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具体而言，马克思是在巴黎正式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期间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考察和批判性反思，特别是从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劳动生产力概念入手，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14]在此基础上，通过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代替德国古典哲学中“抽象的人”的精神运动，马克思初步勾勒了一种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整体图景的整体性框架，并在深刻反思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对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进行了理论探讨，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以经济现代化推动人的现代化的现实运动。

1845年移居布鲁塞尔后，马克思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间最为重要的理论突破是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并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不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整体性分析，而且为后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探讨生产力问题提供了整体性框架。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在马克思看来，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必然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为前提，并预期它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各民族的同时行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6]

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利用“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17]，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最终完成了“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并深刻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资本论》(第1卷)[18]。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部经典着作中，生产力同样是一个核心范畴。例如，马克思不仅在第一篇“商品”部分进一步把生产力界定为劳动生产力并系统探讨了其决定因素，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9]，而且在第三篇“劳动过程”部分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并强调“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21]。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创立的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及其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的理论超越，是借助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如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经由生产关系变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体系。当然，正如恩格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2]，马克思在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分析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时，发现其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同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而这种人的不发展反过来又会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并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逐渐由生产力的促进因素变为阻碍因素，最终必然被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并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所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马克思一再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3]，但在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深入分析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时，还是更多地把生产力作为既定前提，而把严重制约人的发展并阻碍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分析重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理论设想不同，社会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而是最早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这就使得我们在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不得不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与生产力高度发达但生产关系存在严重问题的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更为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则是其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实现生产力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又是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实现生产关系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并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说的创新发展，以更好地适应新情况、指导新实践。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24]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着述中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为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其后更是借助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特别是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但正如恩格斯强调的，“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我们不能僵化地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5]。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但这种矛盾运动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动态过程，其具体表现形式更是更多地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看待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又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教条式地理解为“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的线性过程。

作为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某种程度上就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教条式地理解为“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的线性过程，不仅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26]，进而从理论上排除了为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而且简单地把生产关系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甚至认为“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27]。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较多地借鉴了苏联经验，但同时也对其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保持了高度警觉。如毛泽东在谈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28]，并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29]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关系来研究生产力，必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并以此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这是一个艰辛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过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30]近代中国之所以迟迟难以成功开启现代化进程，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同时面临着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制约和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并逐渐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对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31]1949年，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并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同时也为开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大规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开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对此，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3]，而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4]。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借助于这一系列理论突破，我国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而且开启了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然而，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还没有成熟到足以提出相对完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程度，特别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下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缺乏深刻理解、对我国发展的阶段和历史方位缺乏准确把握，一度令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严重曲折。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3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别地，我们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36]。对此，邓小平曾深刻地总结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7]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38]，“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9]。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对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坚持、完善和发展，同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刻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4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我国社会主义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党的十九大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赋予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以更具时代特征的更为丰富的具体内容，而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总结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41]

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我们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以及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根本途径是通过改革来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以此为我国一切发展提供根本动力；相应地，新时代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以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根本途径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以此为包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内的我国一切发展提供根本动力。

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曾深刻地指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42]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是在现有生产关系下初步发展起来的先进生产力，但它的“大发展”则有赖于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新时代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以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43]。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推动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新时代新征程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大发展”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有助于推动“人的发展”的生产关系。就前者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44]，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45]；就后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46]，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并“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47]。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48]，“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49]，“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50]。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引发的万物智能互联的数字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提供了无限可能。新时代新征程以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51]，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塑造我国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过程中注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52]，并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特别是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同时要前瞻性地“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53]，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五、结语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并多次论及“新质生产力”。此后，特别是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问题以来，“新质生产力”迅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并涌现了大量学术文献。不过，现有文献更多地在技术或产业层面对新质生产力展开分析，不少文献甚至单纯地就新质生产力论新质生产力，至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是存在不足的。如毛泽东就曾特别提醒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54]。

显然，我们不能单纯地就新质生产力论新质生产力，而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并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为深刻地理解新质生产力及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力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并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它本身并不必然推动人的发展，其能否推动人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相应地，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能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并以此推进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则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有助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55]。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5]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第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页。

[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

[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3页。

[10][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3页。

[1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32-53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53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24]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第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26]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33页。

[27]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8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页。

[3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3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6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4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页。

[41]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求是》2024年第10期，第14页。

[4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132页。

[4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0、11页。

[44]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第9页。

[4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7页。

[4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4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5页。

[48]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第4页。

[49]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第6页。

[50]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2年第9期，第8页。

[51]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第6页。

[52]《习近平着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7页。

[53]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2年第9期，第13页。

[5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5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3-4页。

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