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华：从“李约瑟难题”到李约瑟的医学难题

最近有机会在不同场合跟科技与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研究）的同道们分享研究历程，准备过程中偶而想起何丙郁院士三十年前在所上访问的授课情景，勾起我或者是那个世代在台湾研究科技史的一些回忆。

对此，祝平一的《展望台湾的科技与医疗史研究：一个台湾当代知识社群的分析》（《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卷第二期，1999）与《徘徊在《新史学》边缘：台湾的科技史研究》（《汉学研究通讯》，第29卷第3期，2010）已有清楚分析，于此不赘。对当时从医学院毕业，对人文社会的课题有兴趣，但欠缺整体训练的我来说，这段跨域经历不只给我继续深造的门票，更让我恭逢其盛1990年代几个影响深远的学术反思，其中一个是便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与中国科技史。

李约瑟出身医师世家，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特别是胚胎与形态学（chemical embryology），获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士，前景光明。但他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期间来中国进行科技外交，战后获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的首任主任，牵起他转进跨域文史的人生后半场。从后见之明看，他虽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但前半生的成就陆续被洗刷覆盖，成为庞大科学下的历史注脚。另一方面，他投身中国传统科学与技术的整理，摸索前进的后半生在东亚社群余波荡漾，成为一代研究者的思想资源。

当我攻读硕士时李约瑟依旧重要，但已开始淡出东亚科技史的中心。他一生致力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着作计划尚未完成，但台湾的翻译计划早已搁下，我也读不进那些充满术语与罕见文献的原文。待望的医疗卷只闻楼梯响，是否完成还在未定之天。于是，在何院士的课上我与他讨论术数与音律，而得自前辈厚赠，陈胜昆医师的医学史着作是独学的替代资源。当时也有幸跟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杜正胜院士主持的“疾病、医疗与文化”讨论会与见证生活礼俗史研究室的成立， 与一些师长学友从新史学角度思考医疗书写。[1]

在浑沌不明的科技史地景上“李约瑟难题”（Needham Question）是更抽象的存在。我的医学院老师们似乎不少人知道这个问题，有时遇到还会兴奋地跟我分享见解，像“中国因为没有什么，所以没法产生现代科学”或者是“李约瑟对传统中国的分析过于武断”之类的说法，但研究所课上则会听到对这些看法的批评，认为它们游谈无根，证据薄弱。对一些人来说李约瑟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东亚科技史需要“跳脱李约瑟”（beyond Joseph Needham）。[2] 他虽然对中国科技的发现厥功甚伟，但取向陈旧，最后也会像他的科学研究一样，成为科技史学史的一段过往。

还记得在中国近代科技史课上，杨翠华先生介绍中国医学史开创者之一的席文（Nathan Sivin, 1931-2022）的经典文章《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难道是真的没有吗？》与她的分析，[3]让我思考所谓“多元科学”（复数的sciences）的主张，即中国并存着多样的科学，认为它们“涉及到经过自然或人文研究，所学习到的事物（学），或是更广泛的包含了经由任何认识程序所能理解的‘道’与‘理’”，但并没有在任何观念或哲学下联成一体。当时把这篇文章读成对李约瑟“檄文”的我，不清楚这些人与与东亚科学或“前STS研究”时期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约略同时，在另一个脉络里接触的科学哲学家孔恩（Thomas Kuhn, 1922-96）的想法。最后，在导师建议下我选择既不是医学也不是术数的台湾战后公共卫生作为研究对象，并带着一些疑问踏上海外与STS的研究之路。

等到我再回来思考李约瑟时已经是十数年后了。当时我已经接任《东亚科技与社会国际期刊》（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EASTS）主编，在STS研究里也有点成绩，比方说药物临床试验政策与东亚医学的国际化，但我一直没有远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一方面作为东亚科技史的“学思遗泽”（intellectual legacy），东亚学者透过李约瑟世代交替、相互串联，这对国际期刊的经营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我看到“跳脱李约瑟”之后STS研究逐渐渗入科技史，成为分析东亚的思想活水。我也是在这个脉络下加入“再看李约瑟”（Needham: a second look）的专辑企画，在Isis上发表一篇谈李约瑟与针灸的文章。[4]

关于专辑的旨趣，主编薛凤（Dagmar Sch?fer）与 Florence Hsia有清楚说明。她们指出在二十一世纪李约瑟式的科技史，不论是取径、课题与关怀，都与科技与医疗史的讨论没有交集。相较于李约瑟一心追求让各种文明下的科技发现整合进普世科学（ecumenical science）的大论述，现在科技史家看到的全球科技史中多样的取径与观点。这让我想到“李约瑟难题”的艰难处境：早在1954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一册出版时，李约瑟就丢出很多问题，大致朝向“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方向，但事实上并没有“李约瑟难题”这样的单一命题；李约瑟只是像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一样，以全知高度预示他观察的中国科技演化历程，给了一个暂时解释。就理论理，李约瑟难题是时代产物，不是真理。它本当就会跟着《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计划的进行加以修正，或迟早引发其他学者的大辩论。

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从李约瑟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Moffett）与王晓的《大器晚成——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北京：大象出版社，2022）的整理中，可以看到《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计划开展后，李约瑟陷入愈来愈庞大的“副产品”，也就是中国传统科技，如工艺、造纸与印刷、火药、农业、食品等课题的文献整理与评估。对此，他不得不扩充出版规模、跟出版社协调、募款成立机构、盖馆舍，最后不得不邀请合作者分担部分项目写作，无法亲力亲为。或许在这样的状况下李约瑟既没有修改原始命题，也没用太多心力回应挑战，慢慢跟不断前行的科技史潮流脱节。

以下用两个例子，从全球科技史的格局评价李约瑟难题。第一个是东亚科技与医疗史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SHEASTM）会长冢原东吾（他是李约瑟最后的研究助理），为筑摩书房《世界哲学史》（中译本由黑体文化出版，2025）第二册“世界哲学的诞生”撰写的专栏“李约瑟的发现”，摘要如下：

这原本是从“究竟中国有无科学”的疑问开始的主题 …. 而从根本颠覆这种‘欧洲中心’科学认知的人就是李约瑟 …至十五世纪为止，中国在社会、经济、统式系统等所有面向上都凌驾于世界。… 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纪录，也可说是对人类科学史的纪录。

那为何中国并未产生近代科学呢？这个疑问又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有一个可能性，是从社会经济面、政治体制而回答这个疑问，并从欧洲商业资本开展，以及航海技术与军事技术发展。同时，李约瑟还将科学本身嵌入这个疑问之中，说明与欧洲机械论的世界观（根据笛卡儿的主客观分离，将自然与哲学切割）相对，中国则抱持哲有机体式、还原主义式、整体论式的世界观（加上道教式神秘主义发展出来的直观、感同身受幸的对大自然之理解）。

李约瑟“发现”的影响并不止于“中国”，还从根本上颠覆了欧洲知识主轴的“科学”概念，进而撼动欧洲中心主义。换言之，李约瑟透过中国科技史将近代欧洲置于相对化的位置，这也让他成为抵抗欧洲中心主义的最知名人士。

作为兼治科技史与STS的研究者，冢原教授的解读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这套书的主编将李约瑟放在世界哲学史的脉络，或者是说将科技放在哲学史的脉络书写，因此有此专栏，与第一册的“希腊科学”对应。第二、冢原不执着李约瑟对“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解释是否正确。相反的，他把李约瑟的工作放在思想史，当成撼动欧洲中心论的论述。李约瑟的断言只是开始：他一方面启发新一代学者投身科技史的开发，同时以详实的文献整理，让西方学界无法忽视东亚科技的存在。

曾任国际科技史会学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vision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席的刘钝教授也以“李约瑟的大问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s）为题，对李约瑟难题加以回顾。刘钝指出早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计划开始之前便不乏“中国为何没有科学”与“中国为何落后”的质疑与主张，而19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将两者合流，激起中国知识界对李约瑟难题的阐释，一方面反驳传统科技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一方面为当下科技走向提出建言。与冢原东吾相同，刘钝无意介入李约瑟难题的细节，而是希望超越“落后”的论述迷思。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不应只是探究“落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找到使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并存的方法，同时促进它们的共同繁荣，如同我们今天对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一样”。

刘钝的看法颇具洞见。如果中医是“活传统”（living tradition），从古至今依旧发展，也依旧有用，那它本身便是李约瑟难题的“特例”。这样说，以西方为参考座标，《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原本想整理的是传统科技，或者说传统中国的科技。它们让中国独领风骚，但并未延续到近代。这个框架或许解释其他技术没有问题，但对于早在汉代便接近成熟，具有临床功效，贯穿古今的针灸来说，无法用这样的简单框架解释。

这是李约瑟的医学难题。相较于“李约瑟难题”，医学更像是李约瑟的自我质疑与挑战。如何丙郁指出的，李约瑟与鲁桂珍有生物化学与营养科学专长，鲁桂珍出身药商之家（相关阅读：鲁桂珍：拥有中国灵魂与世界胸怀的金陵女儿），他们也早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起心动念的1939年起便有相关论述，这些都让大家认为医学部分不但会提早问世，内容也更该驾轻就熟，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原先规划里确实将医学分成基础（如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医学与药学等章节，但这些汇整为单册后不再维持这个架构，而后续几次扩张里篇幅也未见成长。最终他们在1980年出版Celestial Lancets: 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作者给的中文书名是“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是李约瑟生前唯一出版的医学专论。[5]

进一步看他们如何在Celestial Lancets思考这样的难题。在序言里作者指出医学在普世科学的融合里还在“发生阶段”（statu nascendi），因此他们不只整理针灸的历史，而且尝试用现代知识刻划其理路（rationale）。此书分成八个章节，分别是经络理论（“Ching-lo” theory）、历史发展、灸术、麻醉治疗与理论的生理学解释（Therapy and analgesia: physiological interpretation）、对其他文化的影响（Influences on other cultures）与点穴奇谈（Lore of vital spots）等。

乍看之下这个架构与教科书大同小异，但细究内容可看出几个李约瑟与鲁桂珍在欠缺统整的医学理论下，如何推演针灸的理路。比方说，他们以概论方式阐述经络，从微观解剖延伸到经络分支原则（如子络与孙络），但对十二经络的原理与运行（除子午流柱与五运六气外）仅简单交代。同样的，针灸在历史上派别林立，理论五花八门，但作者将指标放在针刺系统的发展，比方说古典穴位数的增长与稳定，介绍几本针灸典籍，其他未着墨太多。[6] 针灸镇痛是既“中医”但又不那么中医的章节。作者援引针灸基础研究，佐以亲身观察的治疗试验，整理当时有共识的神经机转，找出可能的对话课题（比方说催眠）。最有趣的应该是其他文明里“类针灸”的实作与点穴。鲁桂珍与李约瑟在这里描述而不强求尽解，从亚洲到欧洲，从禁穴到驯兽再到法医，跳脱中医范畴，自由流畅地将针灸连接到文化、身体与生命，最引人注目。

在此不深入比较Celestial Lancets与原本打算放进《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里的针灸，在叙述架构的差异。[7] 这里要指出的是李约瑟与鲁桂珍的书写策略。他们出身生物医学，理论上可以轻松应付，但谨慎与自我要求如李约瑟者，选择一条迂回但周全的方式开启其中国医学之旅。相较药方与伤科，针灸在理论与操作相对独立，加上各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赤脚医生的好奇，与针刺镇痛的理论研究等，都让针灸成为说明未来医学构想的最好案例。这样说，在Celestial Lancets的铺排下，针灸或许是最容易纳入未来医学的治疗传统（therapeutic tradition），也是鲁桂珍与李约瑟对医学难题的暂时解答。

如果扩大这个医学难题，李约瑟或许会重新思考未来医学里中医的位置。1966年时李约瑟曾乐观表示作为文明的一环，普世科技来自技术与发明的积累，之后是它们的会合（transcurrent points）与融合（fusion），从数学、物理与天文学开始，之后是植物学与医学，之后是化学。医学相较于其他学科是困难案例。虽然中西的会合不算晚，但因为磨合困难，还需要点时间才能由近代科学一统江湖，完成融合。但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写作，由下而上整理课题的过程里，鲁桂珍与李约瑟开始反思既是科学，也是技术与艺术的医学。“什么是中医？”与“什么是“传统中国的医疗”（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a）”成为他的另一个难题。

确实，《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计划开始时中医已经有一定的体制化，其范畴似乎不言自明，但根据张志斌、李经纬、郑金生的爬梳，“中医”一词来自合信（Benjamin Hobson）医师在1857年编译出版的《西医略论》，其历史不过160余年。李约瑟不见得完全套用阴阳五行当作中医的理论基础，但如果不将医学比照其他科技的处理方式，用生医概念强行支解，那他便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做为在中国实行千年以上的治疗方式与体系，这些身体修练、治疗与养生的操作有无内在理路，如果有要怎样描述。

就这个意义而言，李约瑟的“海纳百川”想法或许与席文提倡的“多元科学”并无太大冲突。确实，在海纳百川的架构里，传统科技是用现代科学为参考来描述，因此许多历史学者望文生义，认为是“以今鉴古”的不足取作法。但如果考虑同时也是科技工作者的李约瑟的愿景，可发现他不但不排斥中国科技的另类发展路径，更保留一些当时看起来“不科学”，但有潜力的内容（比方说点穴），存而不论，留给接棒的研究者。席文也有类似作法。他在1980年代翻译整理中国的中医教材，提名为“当前中国的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并在导论里提点观察当代中医的重要，呼应了这样的想法。

顺此继续思索，李约瑟的医学探索也可以给当代中医一些启示。以台湾来说，中医一方面要与生物医学抗衡，使用“中医”或“国医”等划界方式广纳非生物医学的元素。另一方面，学院的专业教育愈来愈生物医学化，从基础医学到疾病分类无不如此，似乎为一面倒的中西医整合铺路。从STS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体制改革都有道理，但恐滋生专业自主的危机。在标准化与体制化下，现代中医的发展坐实席文或不乐见的海纳百川之路，而一味追求科学，预先排除不易用临床试验来检证的理论，也有扼杀中医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李约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最后我想谈李约瑟难题与他的医学难题，对科技史研究者的意义。他影响一代的台湾研究者，包括刚入人文研究的我，还有很多教过我的科学家、历史学家的老师与前辈。我也有机会见证李约瑟的研究典范如何在东亚科技史的发展中转化，用另一种方式给与学术能量，包括STS研究。前国际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会长，也是《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农业卷作者的Francesca Bray教授说得好：

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计划与STS研究所立基的基进批判关系密切。它鼓励STS研究向权力直言真理，为它保有反思性，而且持续让STS研究“永远保持开放，绝不及身而止”（open-ended and never-at-rest-with-itself）。[8]

对我来说，李约瑟的最大启示或许是他透过深信社会改革的科学家的一生投入，让我们反思历史研究的意义。在这个一面到处筑起学科高墙，一面鼓励大家跨域交流的时代，急匆匆地将李约定位为“汉学家”、“科技史家”或者是“历史研究者”（而且只让他选一顶帽子戴），是否会因此捕捉不到他做为“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20th Century Renaissance Man）的特质，更因此无法同情理解他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战后世界找寻出路的初衷？

还记得医学史学者李贞德常用“过去乃异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的名句，[9] 说明过去的招唤与理解过去的不易。她指出研究者应当将自己视为异邦人，用人类学的方式，尝试理解过去的人为何会如此思考和行动，探索各式各样的关联史料与课题。李约瑟与中国的遭遇也是如此。他因为与鲁桂珍的相遇，战时来中国的机缘，汇聚成具体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计划，让它带着李约瑟爬梳传统中国的科技工艺，穷尽文献，带出一个团队（enterprise），吸引着关心中国、东亚与非欧洲的研究者。

曾几何时，从第一册出版还不到七十年，李约瑟与《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似乎已经成为科技史研究里“陌生的过去”。当时引发学界议论，跨界的“李约瑟难题”如同史诺（C. P. Snow）提倡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甚或是孔恩（Thomas Kuhn）石破天惊的“典范”（paradigm）说法一样，不再学术正确（academically correct），更不用说他的医学难题。

当然，《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已不再人人必读，李约瑟念兹在兹的普世科学还有待探索，甚至或许永远不会来。但这些都不是今天谈李约瑟的目的。作为关心科技的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我认为李约瑟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值得用民族志方式重新思考，了解他们的愿景与困难，对此，STS研究可以帮忙。套一句最近很热的句型，我们不用“让李约瑟再度伟大”，但我们希望他历久弥新。

江山代有才人出。仅以此文向这位跨越文化与科技的伟人，与受他启发而开始思考科技与社会的前辈们致敬。

本文得益亲炙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医疗史的前辈的指引与提点，包括梅建军、John Moffett、王晓、刘晓、白馥兰、林力娜、刘钝、冢原东吾、林宗台、韩嵩、祝平一与朗宓谢（按请益顺序）。还有许多师友关心与协助我这场寻根之旅，没有一一致谢在此致歉。最后藉这个机会感谢带我进入李约瑟世界的两位引路人，何丙郁先生 (1926-2014)与杨翠华先生 (1954-2022)。

郭文华，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注释：

[1] 对于杜院士提倡的医疗社会史取径与发展，可参见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八卷第四期，页143-171）的回顾。

[2] 比方说“Beyond Joseph Needham: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专辑，Osiris, Volume 13, 1998.

[3]Nathan Sivin,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Or didn′t It ?＂Chinese Science 5 (1982), pp. 45-66（更新版见 http://www.sas.upenn.edu/~nsivin/from_ccat//scirev.pdf）。杨翠华，1983，《席文对科学革命及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见解》，《汉学研究》，第一卷第二期，521-535。

[4] Kuo, Wen-Hua, 2019, “An Ecumenical Medicine Yet To Come: Re?ections on Needham on Medicine”, Isis, Volume 110, Number 1 (March 2019): 116-21.

[5] 事实上，2000年出版的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VI:6, Medicine是由席文将鲁桂珍李约瑟过去的着作整理编修，并加上席文的导论，并无新的作品。虽然如此，作为李约瑟的忘年之交与同侪，席文有其理解与规划理路，将另文探讨。

[6]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个章节里，以相当篇幅介绍耳针，作为“奇穴”（不在经络上的穴）的代表。

[7] 原先Celestial Lancets的规划是排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六卷第三册（农业部分之后），作为独立单册出版。

[8] Francesca Bray, 2019, “From Needham to EASTS, or Why History Matter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3 No 2 (June 2019): 317-21.

[9] 过去乃异邦出自小说家L.P. Hartley的作品The Go-Between，全句是“过去是异地他乡；在那里的人以不同方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