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安顺：21世纪儒学，从“游魂”到“归魂”——儒学传承发展三十年（1991—2021）

摘要：1991年至2021年，民间读经现象、经典诵读行动和经典教育实验三股儒学传承发展形式相续涌现。在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多方推动、参与和激烈争论下，以儒学经典为主的教育实践在民间社会形成备受关注的“读经现象”，在各级各类学校实施“经典诵读行动”和开展“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此三十年间儒学复兴达到了1900年以来的巅峰，民间读经的理念成果和实践经验，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的成功案例，为儒学回归中国社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仔细梳理这三十年儒学经典传承发展的缘起、过程、论争、转变、缘由、经验和趋势，可以展现儒学如何回归中国教育的实践过程和思潮变迁，清醒认识到21世纪儒学正从“游魂”走向“归魂”。

关键词：游魂说；儒家经典；经典诵读；经典教育；读经教育

1995年余英时在《中国文化》刊发《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长文，其中说道：“尽管旧建制崩溃了，儒学已变成游魂，但这个游魂，由于有两千多年的凭借，取精用宏，一时是不会散尽的。它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由此，儒学“游魂说”成为流传很广、影响极大的学术话语。但令余先生始料未及的，儒学不仅不会很快散尽，而且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会猛烈地归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热、蒙学热、中医热、汉服热、文字热、国学热、经典热……一波热潮接续一波热潮，陈陈相因，遂成为一股上下结合、海内外共同发力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运动。民间读经运动在华人文化圈内蓬勃发展，经典诵读之声在中国大地和全球回响，经典教育也在大中小学各级各类学校持续深入开展中。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华经典正迈着坚定的步伐，通过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这三条大道，大踏步归来。如何细致梳理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儒家经典在教育领域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对于理解儒学“游魂”如何归来以及对于如何更好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承发展体系都极为重要。

一、缘起“幼年古典学校”的力挽狂澜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其中有一句话说出了当时的文化发展动态，那就是：“打出‘国学’二字是很大的勇气！”虽需要勇气才能提倡国学，但国学经典的传承发展已经蓄势待发。1994年，王财贵编写《儿童读经教育宣传手册》，广为流传，王财贵也开始到台湾各地进行演讲。1995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八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第016号提案，提案者是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等9人，这批老人和这个提案才将一场经典传承发展的大幕徐徐打开，为中华经典教育传承发展打开了天窗。

在提案中，九位老人指出承载中华源远流长文化的典籍将面临着后继无人的艰险局面，面临两难的抉择。“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随着人类的进化，知识结构、时代生活、社会环境、教育体系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可能像前人那样终身埋首于古代的经、史、子、集之中；对多数人而言，这一方面研究的抛弃、这一方面知识的萎缩又是不可避免的”。

提案直面真实的现实问题，在矛盾中折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古典学习是少数人从幼小必须接受训练的民族任务。谨慎而真诚地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建议：仿照其他技艺传承和训练的成熟做法，“可依托两三座力量较强的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成立幼年古典学校，也可以就在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附属中学设立古典班，使入学学生除接受一般教育外，重点接受古典学科的基本训练，而教学工作在目前即可由三系的师生兼任”。采用适合古典学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和教学训练。“在此幼年古典学校或古典班中，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都要背诵，不必分科，因为古典学科在打基础阶段是无法分科的，例如古典文学的阅读与创作就必须有深厚的其他古典学科的基础。除背诵相当数量的历代名篇外，还要指导学生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先试点，积累经验后再推广，但保持适度。“此幼年古典学校或幼年班可先在大城市中设立两三个，作为试点，以后也不必遍地开花，在我们这样一个古国、大国中，这方面的人才必不可少，但培养的数量也不必过多”。成建制地解决学生的出路。“幼年学校或幼年班的学生将来升入相当于中学的古典专科学校或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内的古典班，最后升入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这批人毕业后或进入各级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或分别进入文学、历史、哲学研究所及部分大学的古籍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而有关部门则为其提供终身从事专业的必要条件和生活保障，使这支由少数人从小接受培养而形成的专业队伍不致流失”。紧迫感极其强烈。“上述建议，希望尽快组织讨论，付诸实施，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仅就师资而言，目前能担负起古典学科教学工作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多年逾花甲、甚至更老。现在采取行动，尚可集中一部分力量勉强对付，再过十年八年，恐怕这样的古典专科学校，想办也办不起来了”。

当时媒体纷纷跟进，社会各界极其关注。1998年1月5日，赵朴初给国家领导人写信说：“我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唯有一事长系于心……此事曾为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得到海内外众多人士的赞同……这是一项不能再拖延的工作。我们寄厚望于国家教委能及时订出实施方案，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致我民族的固有文化真能永不衰替、永不消失。”

二、自发的民间读经与自觉的经典诵读

蒋庆是21世纪初有影响的读经倡导者之一，2004年他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设计为12册，并给文章的每个字都加注了拼音，为的是使小学6年12个学期里，“每天诵读一课，每学期诵读一册”。但由于蒋庆浓厚的政治儒学思想，其读经理念和经典编写读本遭到学界的广泛质疑，并未得到大范围实施。

经典名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优美文字和思想的结合体。诵读经典既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也在传承中华文化、推进素质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2007年开始，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学校和全社会开展以“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诵读行动，开展了中华诵经典诵读大赛、规范汉字书写大赛、诗词创作大赛、中华经典诵读夏令营、传统文化节日晚会等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不断将中华经典诵读推向纵深发展。2009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在教育系统做好“中华诵”经典诵读工作的意见（教语用厅〔2009〕2号）》，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重视和开展经典诵读类活动；2010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发《关于在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语用函〔2010〕6号）》，开展诵读、书法、写作、演讲等全国性系列活动，2011年召开了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的经验交流会；2013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开始建设中华经典资源库和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2015年中华经典资源库一期结束并对外展示；随后，定期举办经典诵写讲骨干教师培训；又开展“书法名家进校园”专题活动，研究制定“中华通韵”，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和中国诗词大会等原创品牌节目。2018年9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印发《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该工程从2019年到2021年持续开展了经典诵读大赛、诗文创作大赛、“祖国印记”学生篆刻大赛、“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等活动，将经典诵读从试点活动转变为日常活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21世纪的海峡两岸的“读经现象”，持续时间长，社会关注度高，争论激烈，影响深远。读经现象即一场有语文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文化批评家、教师、出版商、教育基金会以及学生和家长们多方参与，有思潮、有纲领，也有争论和批评，自下而上，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活动。呈现出四个特征：需求热，有共识；实践多，分歧大；课程化，有难度；有政策，正深化。但这次读经运动的后期，逐步演化为民间以私塾、学堂和书院为主体的读经教育，和以各级各类学校为主体开展的经典诵读行动。前者在民间悲壮地开展，在发展中逐步暴露出各种问题，不断受到社会部分媒体的批评；后者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从个别试点走向了普遍实施，造就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华经典传承发展史上最为壮阔的活动课高潮，并逐步升级为以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为主体的经典教育开展。

三、“读经”在论争中分化升级

在民间读经和经典诵读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社会上关于儿童读经的批判也是如火如荼。针对2004年蒋庆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时为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的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斥当代“大儒”蒋庆》，对蒋庆编撰的《诵本》和诵经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薛涌赞同蔡元培废除读经是“英明之举”，反对现在还让孩子们读经，反对“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他视蒋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这种思潮如果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将有“回到蒙昧之虞”。薛涌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南方周末》，立即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随后秋风发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反驳薛涌，薛涌以《什么是蒙昧——再论读经，兼答秋风》作答。随后不断有学者发表争论的文章，如杨东平《读经之辨：回到常识和现实》、许纪霖《读经的困境》、袁伟时《评读经：中国人何须为儒家文化殉葬》、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等。

就这次论争的整体而言，提倡推动一方以王财贵、南怀瑾、郭齐家、蒋庆等为主，他们被称为“倡导儿童读经的四君子”，此外还有赵朴初等的极力提议；反对方以方克立、薛涌、刘晓东、柯小刚等为主，而中间派更多，比如徐勇、胡晓明、于述胜、刘铁芳、沈立，等等。就一般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读经是对当下教育的有益补充，如李世宏认为，当前“读经热”的兴起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现象，不过也应该根据当代教学理论和教育心理学原理，采取多种不同形式的教学方法，不要把读经变成应试的附庸！徐梓在分析了朱熹编着的《小学》教材后，指出“我们不反对读经，但不主张儿童过早读经，特别是狭义的儒家经典。现在读经名义下的所谓经典……最主要的是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这是儿童所不能接受、尤其是没有兴趣接受的内容。在旧时行不通，在现代社会实行起来困难更大”。李山认为这一两回关于读经争论质量不济，不能指望争论出建设性意见；认为“兹事体大”，读经典应有现代人的自主性。健康的读经需要多方面学术的合作，需要古典学问与现代知识两翼的并展。“不关未来的读经，容易成为新的禁锢；不尊重传统，也难以真正开出文化的新局”。

对民间读经和经典诵读进行深度反思并提出前瞻性建议，将经典从诵读转变到教育，明确提出此观点的学者之一是沈立。他认为，儿童读经实质上是一种经典文化教育，不仅强调经典文化的学习，还强调各种经典艺术的学习；经典教育除了东方文化与艺术经典以外，还可以包括西方文化与艺术经典，是一种可以面向21世纪的中国博雅教育。反观当下的读经运动，儿童读经的教材一开始都是“四书五经”，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传统教育的教育规律与教学程序；教学方式不只是跟着读，还有吟诵以及书空、影写、描红、摹写和默写等，小学阶段一定要开始以字意与故事为主的讲解而不是不讲解，儿童读经应该接近于新传统教育流派的范畴。儿童读经是摆脱当前教育困境的一种自然选择。当下的教育犯了两种病——“以变为常”和“以本为末”。儿童读经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到达一个十字路口，经过适当的调整与改善，就可能会进入一个健康持续的发展阶段——经典教育阶段。沈立提出在中小学推行从校园环境与视觉形象着手，深入到理念与行为层面，逐渐建立一个基于传统文化的学校形象识别系统。再由表及里，循序渐进，逐步开设以《三字经》与《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课程、以《声律启蒙》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小学”课程以及以《大学》与《论语》为代表的“大学”课程。其实就是已经提出了经典诵读转变到经典教育的初步设计和实践方案，尽管这个方案的传统痕迹和诵读影响还是很浓厚。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第一次全面就推动和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原则、各阶段内容和教学目标、保障措施等给出了指导，特别强调要对全体学生的学习全流程进行全面的传统文化内容的融入。2016年9月，山东省教育厅制定了首个贯穿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山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试行）》，就课程的定位、原则、内容、目标、教材编写要求、考评和保障等给出了具体的要求。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了到2025年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教育普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系，届时要构建贯穿国民教育体系始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2019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研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标准（试用本）》发布。2021年，教育部颁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从中可以看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是一以贯之的国家意志和行为，标志着中华经典从“诵读”到“教育”的转变。

四、为什么是儒学回归？

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前后接续，为何说这次传统文化教育传承发展历程是儒学“游魂”的回归呢？除了国际思潮变迁、国内政治经济等快速发展以及“新经学”学术研究的兴起等众多因素之外，这里主要从近百年中华经典传承发展的内容主体来作一细致分析。

（一）历代学者对读经对象的讨论，始终将儒学经典纳入到大众传播的主体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胡适、钱穆乃至鲁迅都开列过关于国学经典的青年读书书目，其中梁启超说：“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又说：“《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头，《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以《四书》为首的儒家经典是梁启超学者看重和首推的，是20世纪中国大多数学者在面对大众时所达成的共识。钱穆的中国人必读九部书，《四书》在其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不仅看重经典，也如实指出了“四书五经”的重要地位；当代学者楼宇烈的“三玄四书五经”的推荐书目，儒家经典更是占据绝对地位。

（二）儒家经典是当代经典教育中的首选内容和首要内容，是各界的共识

从当代学者认可的经典读物来看，牟钟鉴提出，“要打破传统的经学框架”，“经典”指的是“文化要典”，“学校中的经典教育可以根据青少年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分阶段由浅入深地实施，四书、五经、老、庄、荀、韩逐步列入，或设立国学课，或由道德文学、历史、哲学课分别承担，要组织专家编写课本，但应以解说原典为主”。教育学者郭齐家指出，所谓“文化经典”，则是对于某个文化传统而言的最具权威性的着作，这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就是指儒家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道家的《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孙子》，法家的《韩非子》，医家的《黄帝内经》，佛家的《心经》《金刚经》《坛经》，史家的《史记》等等。教育学者刘良华认为，倘若读经，宜以“四书五经”为主，因为“四书五经”长期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也需要辅之以《老子》《庄子》《黄帝内经》《金刚经》《心经》《坛经》《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史记》《资治通鉴》《近思录》《传习录》、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欧美文化经典。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还不得不考虑主课和副课的关系，还是需要以“四书五经”为其主课或核心课程。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专家徐梓提出，小学学段应以传统蒙书和古典诗词为主要学习内容。在初中学段，可以选读“四书”和诸子。在高中学段，可以选读“五经”与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名篇。

（三）儒家经典是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的主体内容

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兴起，经典的遴选范围又迎来了一次全新而具体的讨论。中国的经典着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的经典着作，二是优秀的古诗文，三是广泛流传的古代蒙学读本。上述经典对象逐渐摆脱“常常被看作圣人的所言所着”的经典，如《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等，将其进一步扩展到《三字经》《弟子规》《史记》、唐诗宋词、四大名着，甚至推展到中国武术、茶道、书法、汉字和民俗等范畴。然而就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开展的主体内容而言，儒家经典仍然是核心内容。如王财贵认为经典指“永垂不朽的着作”，经典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第二个层次是《周易》《诗经》《老子》《庄子》；第三个层次是文艺作品，古文、唐诗、宋词、元曲；第四个层次是蒙学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王财贵认为只有第一、第二层才是真正的经典。而蒋庆认为，“所谓‘经’，就是最初由孔子整理编定的、继而由诸大儒阐发撰述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体现‘常理’‘常道’的、被历代中国人公认享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具有人生理想教育功能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课本教材的儒家诸经典”。其主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包含《孝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春秋繁露》《中说》《通书》《近思录》《二程遗书》《象山全集》《朱子语要》《朱子全集》《传习录》《阳明全集》，除《孝经》外均为节选本，总共约十万字。蒋庆对经的范围界定明显比晚清学制扩大了，内容几乎贯穿了整个儒家思想史，但又比王财贵认为的经典范围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出版了《中华古诗文读本》分12册出版，这12册读本中每册都有《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选篇。就经典诵读而言，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就可以刊出儒家经典的主体地位。在甘肃某所伏羲学校里，“一年级为《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唐诗、宋词、元曲。二年级为《幼学琼林》《孝经》《诗经》节选；三年级为《论语》，四年级为《大学》《中庸》《礼记》（节选）、《尚书》（节选）、《周易·系辞上》《左传》（节选）、《孟子》（节选）；五年级为《道德经》《庄子·内篇》《列子·汤问》《管子·弟子职》《孙子兵法》（节选）、《墨子》（节选）、《荀子》（节选）、《韩非子》（节选）等，六年级为《中华美文》先秦到隋37篇，唐到清39篇”。在传统文化地方必修课程方面，2016年山东省教育厅公布的《山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指导纲要（试行）》为代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地方课程来开展。在课程设计方面，本课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内容的选取以儒家文化经典为主；在儒家文化经典的选取中，以“四书五经”为主。对格言、章句，要有精准的注释、翻译；对选读的书目，需有精辟的导读、必要的注释。在格言、章句、书目选读之外，辅之以相关的人物、事件、故事等。学段课程内容方面，小学阶段以儒家经典及蒙学经典中的格言、章句诵读为主；初中阶段课程要重视儒家文化的系统性，让学生初步系统感知中华传统美德。在内容体系上，以仁义礼智信“五常”，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道德纲目；高中阶段课程要对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系统研读、反思。

由此可见，当代人对“经典”的理解，跳出了“旧经学”的范围，扩大了对象，增加了新的内容，成为一种共识，不过，就上述各类专家学者或者教育实践者认可的经典范围来说，“四书五经”又是普遍认可的最基本的经典文本。

五、儒学为什么会回归？

儒学经典回归中国教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徐梓关于传统经典教育“弥补百年来激烈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裂”，“增强和焕发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信心和活力”，“寻求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阶层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这三句话从历史发展、全球视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做出了恰当的论述。而儒学回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多样性的需求、文明交流的互补性、经济发展的伴随性等等，本文主要从历史大视野和对人的主体价值维护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儒学回归是中西、古今之争在当下的持续

清朝前期以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以及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为标志，中西之争已经难以避免。当下的民间读经、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也是中西、古今之争在教育领域的突出呈现。“在中国不仅仅是自身传统文化和经典着作的断裂和重续，我们还有近现代国运背景下，启蒙和救亡过程中现代性介入和嫁接及其背后的西学因素”，所以，“中国的经典教育中体现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古今之争，也是中西之争，以及西学背后的现代道路之争和西方古今之争”。“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名着在全球化、现代化、西方化背景下如何与其他文化和文明相处并体现在教育中？这是一个新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而核心的老问题”。虽然有学者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国学经典教育的发展既要发扬传统，又要发展创新，要充分借鉴现代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的研究成果”，但中西、古今之争却不可逾越。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西方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个‘争’，中华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个‘和’字”，那么，更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一个“食肉动物”的族群与一个“食草动物”的族群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一直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生存极限挑战问题，处理得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胜利，处理不好，则会沦为历史的罪人。另外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中西文化在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相互交流中，存在着文化交流的误区，最典型的就是中国“龙”翻译成西方的“dragon”，其造成的错误感知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抹平，所以中西文化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还必须深度进行不断地纠错。

（二）儒学回归是当代中国对走出现代性困扰的一次实践探索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达了中西文明互补，甚至以中补西的希望：“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有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个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一百年过去了，今天重新思考梁氏的建议，其实，我们第一步可能就没有走好。

随着中国近现代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现代人要革传统文化的“命”，让经验的、精神的和心理思维的文化传承整个阻断，以凸显现代性的要素。但追求同质性的现代性文化广布之后，文化认同的需要同样强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认同”已成全球性的话题，中国的“现代性焦虑”有所消退，“文化认同”的焦虑则日渐强烈。“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民间和官方“祭孔”，似乎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却遭遇消费社会下已被“现代性”所编码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人们的存在方式——“无我化生存”。“无我化生存”的人是高度社会化和物质化的人，倾向于把一切都化为消费与时尚的狂欢，这使儒学的传播陷入了困境。同时，大众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是“去经典化”的开始。语文教材的去经典化，Q版教材的热销就是一个实证。教育界最终没有接受这种轻便化、娱乐化的教材，因为“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而言，缺乏某些一致的价值观念与某种共同的精神，就失去了维系这个社会或民族的精神支柱。缺乏向心力的社会与民族是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民心与民力”。即使面对大众阅读需求的转变，经典越来越边缘化，其实“对经典造成真正挑战与威胁的则是来自于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去经典的文化，受其影响所形成的大众阅读，对经典形成了严重挑战……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大众文化其实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所以，经典教育必须有效化解商品化、娱乐化的诱惑，这是经典教育在市场经济下遇到的现实挑战。

现代性的困扰在教育领域也集中呈现，由于大众化消费已成时尚，文化认同遭到威胁，人生意义被物化，信息科技更是加重了人的虚化，“成人”问题层出不穷。“教育能否‘成人’，依赖于在社会成员那里是否发生了‘为人’的自觉及其觉悟程度，‘自觉’和‘觉悟’都是无法教的，而经典恰恰蕴含着这种无形的力量，同时具备发人深省的客观作用。”但“‘觉悟’这个东西跟‘潇洒’一样，越故作越远离。”被形式绑架的经典教育效果是大打折扣的，经典教育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大张旗鼓并不妥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恰当氛围中的融和就显得极为重要。而自发的民间读经、自觉的经典诵读和理性的经典教育实施，是中国社会对现代性困扰带来的精神困顿的一次有益突破探索，是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走出现代性迷茫的社会实践运动。

六、儒学回归的历史经验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交接之际，在中国人文教育领域里，儒学教育、读经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教育、经典教育等教育思潮先后涌现，相互激荡。上述教育思潮立足于“人”的主体性、整体性、精神性而展开，其实是人文教育在科学教育面前的多样化探索。在这些教育思潮背景之下，儒学从“游魂”到“归魂”转变的经验总结就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

（一）儒学在教育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是儒学归来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主体思想的再一次扎根

儒学教育、读经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经典教育偏向于本民族文化在教育中的渗透，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全人教育、古典教育是欧美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而后引进到中国教育中的，但两者都是中西方学者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在当代教育快速发展并在普及教育基本实现之后的一种教育反思，其主题就是如何成就一个完整的“人”，尽管名称不一致，出现的时间点也有先后，但都是当代教育对作为“人”的教育的不断反思和总结。由于中国教育中缺乏宗教教育的背景，上述教育思潮总会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冲击着中国当代大中小学教育的神经，但没有哪一种教育思潮能较好地完成中国当代教育中人文教育的不足，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坦然面对的中国当下人文教育的现实和困境所在。中国当代教育有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色，会有自己的问题，从中国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来看，经学传统影响下的经典教育应该成为中国教育的核心部分，是“人”的教育的基础，尽管这种发源于经学教育的经典教育还需要深入挖掘，重新阐发，重新设计。儒学“游魂”归来就是在这样的大教育思潮背景下的结果，标志着中国教育思潮发展史上一次大转折，预示着传统儒学思想在当代教育领域的再一次扎根，再一次传承，再一次发展。

（二）儒学归来是对现有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思，是中国教育学成长的前奏和源泉

教育学者认为，专业教育就是学科分化后的带有职业准备的现代教育主体部分，垄断了高等教育的全部，在中小学表现为各类学科课程的设置，专业教育都是极其必要而高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过度的专业教育却对“人”的教育构成威胁，需要通识教育的补充。经典把握的是永恒，专业不过是因于时代精神而生。经典教育要先于专业教育，意味着经典教育在时间上要先于专业教育。“全人”概念是基于“半人”概念提出的，也是专业教育走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产物。更有学者指出，古典教育与技能教育之间的矛盾是贯穿整个西方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一对基本矛盾。文艺复兴以来，古典教育模式受到了现代性即教育的大众化和实利化的挑战。教育，作为一种以传承知识、训练技能、训练道德、人格养成的制度化的社会活动，始终与人的养成相始终，始终脱离不了培养什么人的目标。“教育究其实质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的活动，经典教育无疑是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典型教育范式”；“无论素质教育、人文教育，还是自由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者高校的国学班，民间的读经运动，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通过经典来进行教育”。从教育的核心载体来说，经典才是这一类以“人”为教育目的的不可或缺的、具有丰富性和具有启迪性的恒久而伟大的教育读本；为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传承民族传统特有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说，有效的方式也是深入理解和活化传承经典。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典是在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形成的经典内容遴选的最大公约数，是教育底线的选择，是民族文化的共识。在发展中国教育学成为当代教育学界的共识之时，中国教育学界提出的培育“有中国心的世界公民”和“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的教育主张，就特别值得中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如何培育全球化时代公民的“中国心”，急切地需要儒家思想的滋养，那就是要通过训练民族思维、确立价值取向和养成人格理想来塑造中国学生的“中国心”；如何“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更需要儒学“天地人三才之道”和心性功夫论思想的灌注。

七、儒学回归的历程和趋势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一轮以《四书》为主体的经典教材建设和实践的探索，但随着台湾地区民进党推行“去中国化”之后，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重任已经毫无争议地从台湾地区转到大陆地区。1995年赵朴初等九老联名提交的《提案》，开创了少年儿童学习中华民族经典的破冰之旅。进入21世纪以后，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密集的政策文件，极大地推动了经典诵读和经典教育的发展，将群众性自发的民间读经和自觉的经典诵读活动阶段推向面向全体学生的中华文化课程体系构建的制度化建设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21世纪的海峡两岸读经现象，以201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2010年之前，民间读经蓬勃开展，各级各类学校经典诵读渐热，是经典诵读的早期兴起和积累阶段；2010年之后，以校本教材、地方教材为主体的经典教育逐步形成，其教育内容、方式、目标、课时、教材、师资等正式提上日程，各类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逐步加强，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理性探索的阶段。这种转变是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整体转变的一个缩影，其核心是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和教材建设的民族化问题，是如何从西方“拿来”到融合中外乃至重建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课程和教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和话语从边缘到重新回归、重建的具体呈现。

祝安顺（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深圳大学国学院）

来源：原载《国际儒学》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