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成武：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关于社会经济活动，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虽然未构成严密体系但是仍然相当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古人对自己所处现实经济活动的考察与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经济活动的样貌。一些思想相比于人们熟知的西方同类思想，提出的时间甚至更早。许多思想由于普遍扎根于社会经济活动现实，提出者普遍又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管理者或观察者，从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而不流于抽象的讨论。回顾与分析这些思想的具体内容与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于当代经济学者而言，仍可以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从而完善自己的研究。这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行之路。

关键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启示

一、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2023年10月7—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在以上会议与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本文旨在讨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对当代经济学研究有哪些可能的启示。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中理解经济思想，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并不是相对独立的内容体系，而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并且直接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下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意义，是不可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来孤立讨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这种特性不但不削弱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反而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起长久广泛地传播，多角度地发挥着现实影响力，有着可贵的实践意义，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性与复杂性。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许多物质与精神的内容，它的重大特点即整体性、融通性、广延性，即无论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分成多少类，各类内容之间总承载与贯彻着共同的理念或原则，并且这些内容有着强大的时间与空间的广延性，而这一广延性反过来又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历史上，即使那些在某一议题上有着长久乃至深刻争议的不同思想，也会渐渐作为一个整体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变得不好截然区分彼此；不同议题上的思想，则亦会渐渐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共同承载着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内容，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很难被截然分割出来孤立地认识与讨论，而必须结合其他内容一起来开展。同样地，包括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都需要在彼此融合的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理解与讨论。具体地，对一种思想的理解与讨论，需要同时考虑其他思想。

当然，不可否认，融合在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中的各种思想，尚没有呈现为近现代式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数千年来的影响力与存续力。今天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言语与行动上明意识或潜意识地仍然受着中华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并在世界上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也尚没有呈现为理论体系，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承载它们的一条条命题，大多数散见于中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等人的着作中，并且这些命题常常以高度简洁的“格言”或“警句”形式出现，经常没有辅以详细而严谨的理论或经验上的证据。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中国古代曾出现的（确切说是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经济思想的讨论，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也没有妨碍我们了解古人对经济活动的观察与思考；也没有必然影响各种经济思想在过去经济活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基本没有出自专门以经济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而多出自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乃至一线经济活动主体。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与地区的直观经济现象的观察、理解、思考与评价，形成了各种经济思想。这种特征从而保证了这些思想有经验基础，甚至直接来自提出者本人亲身参与的经济活动，提出者不仅仅是旁观者。我们能了解到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多见于流传甚久甚广的经典着作中，这表明了这些思想在当时乃至各时代都是富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观点，无论后人提到时同意或反对，都不能忽视这些思想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力。

今天的学者，了解、研究、讨论与评价古代的思想，一个重要的价值是分析这些思想对自己当前研究的启示，这些思想是否能弥补我们已有认知与讨论上的盲点，是否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当前有些问题的认识。我们不能不加思考与分析地、不结合历史具体情况地、不关注人类思想演变进程地、简单粗放地赞扬与贬抑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而要以考察它们为契机与条件，切实推动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这其实不仅是对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态度与做法，也是对待以往一切人类知识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十分丰富，相关着作也繁多复杂，本文的主旨不在于重复介绍它们，而在于讨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经济思想中可能对当代经济学研究有重要启示的内容，并讨论它们有哪些启示。

二、语言的质朴与道理的直观

与中国古代其他思想一样，我们不仅要了解诸思想的内容，还要了解承载诸思想的文字的特色。语言的特色本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汉字历经几千年而不朽，虽然语音、语义、语法、字形、字体等都历经难以统计的变化，但人们（受过课堂训练后）仍可以透过几千年前的文字来获得古人的思想，这是汉字一大难得之处。当然更难得的是，流传于经典着作的语句普遍贯彻了“微言大义”的原则。这一原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或着书者们倾向直达重要观点本身，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思想，并兼顾韵律上的优美（如排比、对仗与押韵）。如，《管子·牧民》中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以具体情形直观生动地表达了一般的道理：人类社会规范的可实践性或可操作性，不能脱离当前社会既定的物质条件。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表达普遍重观点轻论证，但这里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可以供后人再探讨。一是许多经济思想其实比较直观，易于理解，甚至类似于基本原理或公理性的命题，这些思想真正需要注意的并不是论证，而是能否持续有效实践。古人写出这些思想时，也知道相关观点其实足够让人普遍理解与相信，只是人们（特别是历代统治者们）并没有在实践中经常地贯彻它们。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许多道理并不深奥难懂，论证没有多么复杂，也并不是首要问题，真正困难且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如此简单易懂的道理并没有在现实活动中持久稳定地实践，或者说，现实中存在哪些人们已发现或未发现的因素妨碍着这些道理的实践。这类道理，直接启示我们的应该是，努力寻找并破除阻碍实践它们的现实因素。二是许多经济思想如果展开严谨周全的论证，其实是需要“长篇大论”的，因为经济现象通常也是非常复杂的，论证中如何排除各种因素的影响，确认事物间内洽而必然的关系，古今中外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到了近现代，以演绎法对某一命题作严谨论证，很可能遇到，要么该论证本身需要很长的篇幅，要么对该论证的前提的论证（如引理）需要很长的篇幅，要么与其说论证，不如说是寻找该命题成立的某些充分条件——而这些条件对于现实情形极可能是相当理想化的假设。历史上，一些重要命题的严谨论证还需要等待特定方法（尤其是数学方法）的出现。没有这些方法，相关论证对于世界各地之前历代的学者，都很困难乃至不可能完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提出者，无论有没有注意论证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都会更强调思想的传播与实践，或者说，他们更注重传播与实践的效率。与前面一个原因相呼应，即使人们（特别是统治者们）并不愿意接受与实践这些思想，思想的提出者们也会努力在社会上传播这些思想，让它们更普遍更高效地深入人心，从而形成社会共识与舆论。在这个意义上，质朴却“微言大义”、直观却深刻普遍的表述，是思想者们首先要追求与传播的。《论语·颜渊》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思想，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财政的重要原理。而它的表述却直观而富有传播力。如果我们用“培养税源”这样的说法，固然意义相同，但在向社会大众传播的效果上总是多绕了个圈子。学者们作研究，特别是经济学这种政策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的研究，让所面向的接收对象最有效率地清楚学者自己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当然不止于经济思想）的表述，由于潜在受众广大，尤为注意以精巧加工的语言表达大众直观易懂的道理，这不是语言上的粗俗与简单，而恰是语言上的深厚造诣。这种语言上的精加工，尤需要为现代经济学研究者借鉴。

诚然，现代经济学研究非常注重论证的依据——通常所谓理论依据（由在内容上有共识的命题或公理依逻辑原则演绎出目标结论）与经验依据（由在代表性上有共识的经验现象依统计原则呈现出目标结论的非小概率性），我们也绝不能忽视严谨论证与系统内洽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这也不排斥对所用语言的精致性的追求。经济学研究者如果在语言运用上显得“非常不经济”（缺乏效率），不啻于一种黑色幽默。当然，语言精致是一种恒久的追求，是一个永不休止的过程，“最优的表达”未必存在，但经济学者们时时刻刻不该放弃这种追求，而应该不断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这也是让自己的思想有更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必要保证。从更高的层面说，“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直观地在语言上要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气息——这种气息是其他民族难以模仿的，本质地在内容上要富有中国人原创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普遍而可靠的知识——这种知识主要是来自中国本土经验的。

三、重农思想

中国古代的“崇本抑末”与18世纪法国的“重农主义”是人们熟知的相隔几千年遥相呼应的重农思想。这里重点不在于介绍与比较两种重农思想，事实上它们无论从产生的时代背景还是从具体的主张与目标看，都存在非常大的区别。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许多学者会指出甚至指责中国古代重农轻工商的思想长期流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其实这里并不是一个可以粗线条简单化讨论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存在首先要解决人类自身生存的问题，农业产出持久稳定增长是以人口不断增长为重要特征的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指出，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撇开对外贸易，从事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也是评价法国重农主义的。而且马克思这里也点出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关键内容。而农业生产又有着极强的基于各种自然条件的周期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它严重依赖于“天时”（当年天气条件）与“地利”（当地土地面积与品质）。在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并且进步速度较慢的古代，叠加抗自然灾害能力落后，农业的人均产出不仅低，而且极为不稳定。在古代，在不发生自然灾害（如极端天气与地质灾害）的条件下，土地面积与品质及其上投入的劳动量是人均农业产出与农业总产出的关键变量。如果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人口没有大量置于农业生产，该地区在不久的时期内就极可能面临生存危机。虽然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粮食不足问题，但当发生饥荒（事实是，在古代，某地区即使全部劳动力都长年投入农业生产，也难免由于人口增长或自然灾害而频繁出现饥荒）时，从外地交换来的粮食的价格只会大涨，饥荒仍会普遍流行。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得到显着飞跃的时代，被后世所常道的“马尔萨斯陷阱”与“内卷”等现象像古代社会的魔咒一样困扰着当时的人们。从统治者到贩夫走卒，其实都深知农业的可贵与饥荒的可怕。因此，当时的社会强调把社会上的主要资源用于农业生产，是不足为怪的。个别人希望弃农经工商而谋额外高利，就很容易在全社会形成“囚徒困境”的局面。因此就很容易想象，历代统治者普遍愿意重本抑末。

从现代发展经济学研究看，在没有稳定而持久的农业产出与农业劳动力双剩余的条件下，一个经济体是不可能有工业与商业的快速发展的。回顾经济发展史也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先发达并且能较持久发达的国家，都必然是先解决了本国的农业生产问题，或者说，都先实现了农业技术革命，稳定而持久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这才可能有后面的工业技术革命。从全人类社会来看，人类真正走入工业化社会，其实依赖农业不仅没有构成全社会发展的约束，反而为非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要素基础。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较多的剩余农产品作原材料，另一方面更需要较多的剩余劳动力投入本行业。也就是说，农业要能够持久地为非农业提供充足的物力与人力的要素，非农业才可能大发展。反观当前尚未普遍解决本国人口温饱问题的国家，一定属于贫穷国家之列，并且其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可以预想更不会发达。直到今天，至少所有的发达国家，没有不重视本国农业生产能力的。发达的农业不仅是实现粮食自主和社会稳定，不受他国冲击与约束的基础，也是能够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甚至干预别国经济的工具。发达的工业国必然是发达的农业国。重本其实并不必然抑末，历史上出现的重本抑末，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结果——农业生产技术没有飞跃（而这种飞跃其实也是17世纪左右才发生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重本与抑末关联起来，发达经济体重本与重末是统一的，虽然表面上看农业产值比重越来越低，但这恰恰是农业发达而重要的证据，这说明本经济体的农业之发达足以可靠地支撑比自己产值强大得多的非农产业。

我们今天看待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更要看重它产生的现实基础。这其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学者们在做经济学研究时，也要着重关注自己所处的现实基础，不可以想当然地提出自己认为很完美的观点。强调严谨可靠论证从而忽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学者，如果不重视不熟悉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区背景，这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脱离现实背景难以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与适用性。从学术与政策研究上说，一种观点产生的现实基础并不比论证过程次要（当然这里也绝不是说论证不重要）。从现实基础出发，了解已有文献的内容，已有学者的主张，已有政策的实施，我们能洞悉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思想。

四、从农业周期到经济周期

如前所述，农业生产具有显而易见的极强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最直观的就是以地球绕日公转为基础天文现象的回归年（太阳年）。在农业社会，伴随着主要产品亦即农产品的以年为周期的生产，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也相应地以年为周期，最典型的是形成了相应的历法及各种节日（包括节气）。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并不局限于此，他们发现了不同于年的各行星的运行周期，特别是木星接近12年的周期。于是他们把此周期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地支，并猜想大地上的自然状况是否存在比年更长的周期，进而使农业生产存在更长尺度的周期。范蠡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大自然还有12年的周期，一个周期内轮流出现丰年与灾年，对此他还联系了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这种思想今天看来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或者说，很容易可重复地被经验现象证伪）。但是这种考虑自然周期从而预判经济状况周期的思想，是可以为今天的研究者所借鉴的。

范蠡的这种思想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农业生产周期考察中的运用。虽然其相关种种说法并不完全可靠，但是阴阳五行学说内在的周期变化与互相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可以启发我们从特定视角注意事物间变化的关系。当今兴起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其实与这种思想也是遥相呼应的。地球上的气候变化，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是否存在特定的周期，这些周期对地球上的生命包括人类的生存有何种影响；更切实地，人类社会形成以后，大自然是否存在足够影响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气候变化周期；人类多年来的生产生活活动是否反过来影响气候变化，再作用于人类后续生产生活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要研究的内容，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间也不断出现已提出的理论或假说面临质疑甚至证伪。在这方面研究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厚今薄古”。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或经济活动者，早期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虽然不能说都成功，但中国农历（夏历）可以说是其中杰出的成果。他们两千多年前以相对有体系（如阴阳五行学说）的说法触及了今天仍然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现实社会中已经发生的经济周期现象未必与大自然的周期现象直接有关，但显着影响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节律的大自然的周期现象必然带来经济周期现象。其实全人类社会已经有意识无意识地按日、月、季、年等来周期性地安排自己的各种活动了，这些自然周期本身就对应着各种“经济周期”。只是这些周期活动是人们顺应各种自然周期集体预先安排的结果，并且这种安排是所有人的“共同知识”，从而这种安排并不对应经济的强烈动荡。从另一角度看，人们对未来情况预测的可能性、困难性与准确性，其实也高度依赖预测对象内在的周期性。对于非周期现象，人们是很难预测的，也难以提供预测依据，会概之以“无律可循”。而意想不到的冲击常常带来更大更广的影响。中国古代这方面的经济思想，从很早就提示人们关注大自然的周期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目的是尽可能在各种时间尺度上“防患于未然”，缓解冲击的后果。推而广之，除气候变化外，像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疫情，是否也有人类尚未认识的周期变化，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也是人们已经开始研究的方向。

五、欲与求：个人动机与行动

长久以来，由于儒家等思想的影响力，人们容易把关于个人动机或利益的讨论侧重于“义利观”上。这种侧重，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程颢与朱熹。“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而关于义利的关系，孔子很早就予以高度概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总的来说，儒家并不否认利，但强调将利置于义的约束下，或者说，个人满足欲望的逐利行为必须受到社会伦理等制度的限制。但是，义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义的内容与利的内容又有何种关系，其实是更深刻也更费思量的问题。这方面的思考如果不够内洽与普遍，很容易把义利观流于抽象空洞的说教，人们的普遍实践也容易遇到阻力。这方面，《荀子》与《管子》在中国古代做了难得的探讨。这种探讨是从明确承认与说明人的欲望与动机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开始的。

关于人的欲望与动机，《荀子》与《管子》都有非常有代表性的陈述。“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荀子》与《管子》都难得地明确承认了“欲”（欲望）与“恶”（厌恶）的人际普遍性，人都有自发趋利避害的本性，人是因动机与条件而权衡利弊再行动的存在，不因人的身份而有区别。

进一步，荀子由众皆有欲引申出人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也就是，如果人人都随心所欲，必会形成人际纷争，从而社会动乱，最终谁也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荀子·正名》中由此将“欲”与“求”区分开，相应地又做了“天”与“心”的区分，认为：“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也就是说，欲是人的天生的本性，而求是人的理性支配的行动，欲望本身与满足欲望的行动是两个概念。前者是自然存在的、不可否认的、无穷的；后者则是要遵循内在理性的，不是天然存在的，是人们的后天选择。理性有无比欲望多寡更重要，没有理性约束，欲望再少也会发生人际乱象。

把欲望（want）与需求（demand）区分开，是现代经济学中消费理论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学通常把消费者的需求理解为外在的预算约束（由既定收入与价格体系决定）下消费者最优化的选择，但是消费者为什么会遵守预算约束（从而市场中自主交易原则，再推广则是各种社会制度），现代经济学只当作默认假定。荀子在这里更进一层，强调人们之所求的过程中，遵守外在的预算约束（从而市场乃至社会规范，即“从所可”）与服从内在的理性权衡（即“受乎心”）应该是统一的。若不统一，则是“衡权不正”，会“惑于轻重”与“惑于福祸”，最终导致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结果不一致。这里荀子再引出“道”，代表着“正衡正权”，即保证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结果一致的原则。这样，荀子其实指出了，在人们的行动或选择中，人的理性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一是遵守社会规范（外在约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二是在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下寻找最优结果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这种思考就比现代经济学更深一步了（“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

荀子认为，“道”不是人先天就懂的，而要从全社会的后天经验中获得认识。这种认识由于来自人的动机行为与社会规范的互动，逻辑上要包含两方面：对社会规范的反思与对人的理性权衡的反思。并且，这种认识要以教育活动再影响人们，指导人们的理性权衡如何“从道”，实现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结果一致。这种欲与求的思想，在很早就突破了后世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将人的理性与人际互动规范统一在一起考虑。新古典经济学更关心在市场机制中，既定条件下能否实现既定标准的效率，而荀子的思考则深入到遵守市场机制（“从所可”）与人类理性选择的统一性。这种思想升华到“重己役物”而非“以己为物役”后，则是人类理性对自身获得了更飞跃地反思。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不加约束，反而容易丧失自由，为外物所奴役。

荀子之后，管子则从另一角度先由人的欲望的普遍性引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就是强调要从民心（社会成员的欲望与动机）角度来评价统治者的行为。无论是否为统治者，作为个体，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但统治者的成效要看是否顺逆全社会成员的本性（而不是只看自己的本性）。“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再从人们动机不同从而行为不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以及行为的条件与结果不同（“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入手，分析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承认所有人都有天生的欲望，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社会治理既要顺应人的本性，又要利用人的本性，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们趋利避害，那么以奖惩为手段的激励机制（制度设计）就有可能性，从而引导人们基于本性的行为。这种把社会规范置于人的动机分析基础上的思想，摆脱了抽象的道德说教，强调了诸如社会伦理等各种制度的可操作性，各种制度要“落地”于人的本性与现实的经济条件才有可行性。与此相应，这种可行性也并不能只决定于社会治理者们或伦理思想家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后世的博弈论强调制度须具有自我实现性（self-enforcement），也是在千年之后呼应了这一思想。

荀子的思想，可以启发后世的经济学者们，在讨论人类各种行为（选择）时，要全面反思人类理性本身是否是内洽的，而不是在某种人类行为的某个截面上单独讨论人们如何作理性选择。管子的思想对当前经济学者的启示之一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学者光知道作为分析对象的当事人具有动机或欲望现代经济学术语是个体的偏好及其可能存在的效用函数。是不够的，不可想当然地用自己的动机替代别人的动机；而人们的具体动机与利害标准又经常是不同的，想完全了解每个人的偏好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我们真地完全了解每个人的偏好，阿罗不可能定理也表明一般不存在能相容所有人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当然不了解后世基于偏好的研究，但他们提出了利用人们（而不仅是部分人）的喜恶来设计制度（“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并且坚持严格公平执行制度（“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从而着重让人们在制度方面形成稳定预期与共识。承认人们都有个人动机，关键的问题就不是代替别人决策，将自己的理性凌驾于他人的理性之上，讨论别人具体怎么做才最好，而是在全社会设计何种普遍的具有自我实现性的底线规则，让人们在规则内自主行动，而规则好似不存在一样（“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这其实正是政策与制度研究的重要原则。

六、轻重论

《管子·轻重》十六篇很详细地说明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极富特色的“轻重论”。轻与重本质是物品间交换比例及其变化。轻即交换价值小，重即交换价值大。当固定地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历史上很长时期里主要是标准化的贵金属，或者说货币主要以贵金属为本位）出现并流行时，某物品的轻与重就直接表现其与货币的交换比例（亦即价格）及其变化。《管子》敏锐地发现，各种物品间轻重关系（或交换比例，或相对价格）的变化内蕴套利机会，而这些套利机会激励人们以谋利为目的积极进出市场。在这里，难能可贵的是，《管子》并没有简单地视各种物品为一类，而是分成了三类：谷物、货币（充当货币的贵金属）与普通物品（“万物”）。并且，《管子》只是强调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作用，所谓“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握之非有补于暖也，食之非有补于饱也”，，并认为“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而不像后世重商主义者那样视作财富的唯一代表。《管子》并不把积累贵金属当作经济活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相反，《管子》强调谷物作为社会基础的作用：“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我们很容易理解，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管子》认为谷物产量的变化，会决定各种物品间的轻重关系，谷物产量的变化是价格体系变化的决定力量。

后世欧洲先后出现了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两种学派，两个学派分别强调了贵金属与农产品的重要性，并分别将两者当作财富的唯一来源。但《管子》在几千年前就把这两类物品与其他普通物品同时置于一个体系中讨论，并分析它们的区别及其在轻重变化中的不同作用，这是令人惊讶的。特别是，《管子》并不像上述两种主义把注意力放在何为财富的唯一来源上，而是主要分析各种物品间交换比例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并由此形成了朴素的全局而动态的均衡观。《管子》认为经济活动中，各物品间的轻重变化是永恒的，并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上，这种变化是需要关注并可以利用的，而这种利用也正是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内容。《管子》由此引申出政府也可以参与其中并获得收入，这是一种市场化施政的思想，而非单纯地依靠行政力量强制征税来获得收入。这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现代社会要求政府一般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所参与的市场交易应该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主动为全社会调剂余缺，稳定物价。而这方面工作又集中在农产品与货币的调节上。《管子》看到了这两类物品在市场中的特殊性，由此想让政府从中获利，而现代社会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要求政府利用市场交易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币值，而不是从中获利。

耐人寻味的是，斯密曾提出“钻石与水的悖论”，用以说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似乎呈反相关关系。其实，可以沿斯密的思路对这两种物品作两个方向的延展，即贵金属与谷物。它们不同于钻石与水，会更广泛地参与市场交易，但仍可以类比保留某种前述“看似悖论”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历史上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出现，也许更方便了。贵金属与农产品在经济活动中对于所有物品间的交换比例有着不同于其他物品的作用，而《管子》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并把它们与其他物品放在一起讨论，而不是像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分割讨论，还拘泥于财富来源这一点。斯密批判这两个主义，是看到了其他物品与这两种物品都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都可以彼此交换，他也是以此为出发点批判这两个主义的。而《管子》则直接从轻重论入手，从各种物品间的交换比例入手，并区分了三类物品在交换中的作用，这就在很早的时代跳出了后世学者跳入的窠臼。这种整体观与变化观是《管子》能“超前”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当代经济学研究可以重点借鉴的。

再推广一步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期货市场的交易对象，主要是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交易初级产品与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期货市场正是应“商品轻重变化”而产生的标准化跨期交易型市场。一方面它可以为规避“轻重变化”风险而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主动利用“轻重变化”风险而进行投机交易。可以说，期货市场是中国古代“轻重论”在现代跨期交易方面的应用。而且期货合约让两者在今天已交融甚密，使大宗产品交易与金融产品交易统一起来。当今发达国家也无一不重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初级产品在本国与全世界的供求量的变化（从而努力控制价格波动），还有本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权力。这两类产品至今都是如《管子》所强调的在“轻重变化”中有特殊作用的产品。这其中的道理也许并不难懂，但《管子》能在几千年前就注意到这个道理并积极应用，特别是以政府为主体应用，这可以启示我们未来更加注重两类产品市场建设，特别是如何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降低本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风险（包括由国外传导到国内的风险）。

七、劳者得息

长久以来，温饱或饥寒问题是否普遍解决，经常被视作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福利与文明状况的标准。《墨子》则在几千年前率先提出了：“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这种把饥寒劳或食衣息三者并列的判断，体现了墨家学派更完整地从人出发关怀人，不仅限于身外的物质，还看重体内的健康。“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这在今天也非常有借鉴意义。

与大自然一样，人体也随着大自然的周期变化有着自己的节律，与此相应，就某一周期内，人体活动能力有着自己的极限，必须保证休息才可以持久健康的活动，无节律的超额辛苦显然容易让人患上各种疾病，从而损害人力资本。此外，人的闲暇或者自主支配的时间，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从而是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的重要保证。当然，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食衣息的保证，并不能只从经济效率去理解，这同时是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双重保障，是一种社会底线的保障。固然，劳者得息针对的是有劳动能力且付出劳动的人，但不可否认，这部分人群一般是社会人口的主体。墨家既强调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劳动，又强调劳动的人应该保证休息，这就更完整地讨论了社会存在的基础，包括人的义务与权利。

墨家是在几千年前的阶级社会中提出这一主张的，体现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关怀，代表与主张他们的利益。然而，即使今天，劳者得息的思想仍有启示意义。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社会成员的普遍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只有一部分成员有这种机会。激烈的市场竞争常常会挤占各职级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竞争中人们很容易丧失自主性，而被竞争所主导或牵制，这不单是某一人群的情况，而是许多社会成员面临的现实。这种局面其实是以人身健康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最终会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人们日益关注资源环境保护的今天，人们也应该反过来关怀自身健康的保护。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应更多依赖技术创新，而非劳动力无节制的付出（即使要素市场有报酬补偿机制）。另外，技术创新应该是为了节约劳动，增加闲暇，让人们在更健康的条件下进一步实现更多创新，而不是不断成为让更多劳动力付出更多劳动的驱动力。墨家的思想家们应该绝无可能想象出几千年后人类社会的样子，但其劳者得息的思想触及了人类社会恒久的问题，至今也可以提醒经济学研究者们思考，如何让经济增长更好地服务于人本身，而不是简单地实现更多的物的使用与积累，特别是，不能令物的增长普遍剥夺了人的自主性。

八、一些总结

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内容极其庞杂，并且散见于历代大量着作中，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地尝试讨论蕴含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对于今天的经济学研究有何种可能的启示意义。通过以上讨论，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指出这些特点并不是说它们只有这些特点，而是说这些特点可能富有我们当代经济学研究借鉴的意义。

一是各种思想基本不从抽象的特别是难以经验的概念出发，而从人们日常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可以容易遇见的情形出发。这使得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普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对某种思想的理解也不应该脱离其产生的现实基础。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追求严谨性与简洁性对已有经济学内容做了形式化尝试，但这种尝试不是“免费午餐”，它要从少数抽象的概念与命题（形式化为定义了某种结构或性质的集合）出发，推出各种结论。但作为出发点的概念与命题及其各种推论是否具有可经验性，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使得相关结论难以对应现实操作，因为形式化不得不牺牲大量现实细节，来兼顾推理的可能与便利。这形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便于同质化的教学，另一方面又会让学生缺乏经验认识，要在很长时间的实践工作中才能适应理论与现实的差距。而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多尽显可经验情形，载入典籍的思想也常常是正有或曾有现实影响力的观点。

二是各种思想的提出者并不是专职的“经济学家”。后世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者也与此类似，他们大多首先也并不是经济学家。这些提出者称为“思想家”也许更恰当，各种经济思想是这些思想家把观察与思考转向社会经济现象的结果。这使得他们所提出的经济思想经常兼有其他学科的内涵，是融合性的思想。社会经济现象背后有着人们理念与利益方面的重合与冲突，单纯从经济角度去理解会忽视大量现实信息。古代思想家们讨论社会经济现象，可以不局限于经济角度，而是以多角度多目标分析经济现象，这其实是当代许多经济学者做不到的，而需要增强自己的综合知识结构。学科间的交融往往对原有难题产生新的更符合要求的答案。

三是各种思想的提出者还有许多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或者可以直接影响社会管理，这使得他们所提出的经济思想富有政策意义，或者直接对应当时施行的经济政策。这方面也是当代许多经济学者所缺少的。在分工日益扩大与深化的今天，我们固然不要求学者们与社会管理者们必须同一，但两方经常展开思想交流，无疑对两方扩展认识都有益处。

四是各种思想并不把各种问题的解决理解为某种规划（求最优解）问题，而是重点强调经济活动现象中的规律与经济活动应该实现的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贯彻理性，一般将所讨论的问题理解为一个规划问题，相关结论则对应该规划问题的解。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让整个理论体系有形式上的一致性，但为了求解的可能性与便利性，经常不得不对规划问题另加理想化的假设，这就如前面一样容易引致前提与结论的可经验性问题。为了照顾表述与论证严谨性的做法却同时忽视了对所引入前提的现实可靠性的论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西方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并没有采用这种统一形式化的方法，仍然可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思想与原理。而更早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直达人们关心的重要的可重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操作性的强调远重于形式化的要求。今天，我们也不是一味否定严谨形式化的追求，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可以给我们在这方面追求上提供互补的内容，使研究更有操作性。

五是各种思想重视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丛林而具有规范性的特点，认为经济活动应该在既定的伦理框架中运行，并且对经济活动的思考也置于伦理框架中。但是，其中也有思想同时对伦理框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理解，认为伦理框架不可以脱离既定的物质条件来孤立地、抽象地讨论。

毋庸讳言，当前经济学研究对方法特别是经验分析方法更为侧重，这固然是经济学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借鉴也不完全，甚至可以说比较片面。自然科学亦高度重视理论构建、检验与再构建这一循环过程。当前经济学研究对面向可重复预测与检验的经验现象的理论构建的重视还显不足。当然，理论构建确实也是非常具有难度与挑战性的。另一面，当前经济学研究对政策讨论也显不足。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一大不同之处即它自诞生起就与政策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自古典经济学起，重大理论演进都离不开当时理论工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与地域政策的分析或评价。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的分析从而对相关政策建议的探讨，常常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发展契机。忽视可操作的、适用的、有效的政策的探讨，研究者就容易缺乏对现实情况与问题的了解（哪怕是长期从事经验研究，却难以真正了解现实情况与人们的互动行为），也难以可靠判断理论研究方向的取舍。重视经验分析而忽略政策分析，本身是矛盾的，或者是不全面的。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提出者们早在几千年前就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其中有些思想今天仍富有价值。对于古代经济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溢美或批评乃至忽略，而应结合历史条件从中吸收可能的营养，弥补当前研究中的空白，努力实现思想、理论、方法与政策等方面的创新，从而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由于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还有大量内容是服务于统治者利益的，有着鲜明的阶级属性，这些内容不光在现在，即使在过去，也会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我们必须批判地分析与借鉴，剔除糟粕，萃取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