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菲：水资源、水政治与水知识：当代国外人类学江河流域研究的三个面向

摘要：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江河流域资源竞争与协作，不仅是区域权力博弈的政治议题，也是一种在更大背景下与江河文明的悠久历史、区域生态的人地关系，同时还与特定共同体关于水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实践有着密切关联。对国外相关研究个案进行人类学视域梳理，可勾勒出由“江河”到“流域”的理论范式转换，以及“水资源”“水政治”与“水知识”的三大研究面向；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分野，亦有助于反思人类涉水行为背后的文化语境、社会情感与历史动因，以应对流域资源冲突的全球性挑战。

关键词：流域；江河文明；水资源；水政治；水知识

引言

2016年3月，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越南湄公河三角洲遭遇严重干旱。3月15日，中国政府克服自身困难，通过境内景洪水电站对下游实施应急补水，帮助流域国家应对旱情。3月16日，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紧急呼吁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等成员国合理、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在当前全球生态压力持续攀升的大背景下，这一事件凸显了流域资源分享与协作的紧迫议题，并迅速酝酿为区域政治热点。在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下，此事件一方面揭示出，跨境流域资源分配，本质上是一场区域国际关系与多方权力的协商与博弈；另一方面也表明，流域合作问题的由来并非只关联当下政治面向，而在更大背景下与江河文明的悠久历史、区域生态的人地关系相关，也与特定共同体关于水的地方性知识和社会实践有着密切联系。由此，本文从人类学视域出发，力图通过对国外相关研究案例的广泛梳理，勾勒出当代国外江河流域研究的主要面向，为当前日益紧迫的流域水资源冲突问题建构起更具历史深度的分析框架和反思路径。

从“江河”到“流域”：当代人类学江河文明研究的范式转换

江河流域系统不仅是地球上水文循环、物质能量传输的重要路径，也是人类繁衍栖居的重要生境。“文明”（civilization），在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看来，不过是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包括他们的技术水准、礼仪规范以及科学知识发展，等等。“文明”，因而是西方国家、民族自我意识的体现，并不具备普适性的价值意义。当作为自然地理学概念的“江河”与作为社会文化学概念的“文明”相关联时，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西方现代人文学科对“江河文明”的建构和探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东西方跨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对话基础和参照尺度。然而，不论是“黄河文明”“恒河文明”“尼罗河文明”，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文明”，都不能简单理解为对某种人类“文明样态”的概括性描述，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和学科话语的共谋下建构起了一组意味深长的“自然—人文”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这组“自然—人文”关系的解读，反映了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从地球表面的一种地质地貌构造，到孕育人类文明的发源母地；从被征服的客体环境，到可资开发索取的自然资源；从地方社会建构的物理边界，到多元话语纷争的权力场域。“江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复杂动态关系，塑造了多元的族群、社会与文化，与此同时，也在这些社会与文化中得到了多样性的表达。

早期人类学的江河文明研究往往基于江河水系的整体视野，倾向于寻求对某种文化一致性的宏观描述和阐释，旨在为西方社会提供一套借以理解自身与建构全球视野的“他者”参照。比如，古代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代文明，都被认为是在大河滋育下的贫瘠或半贫瘠平原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具有本质上相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德国社会学家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认为，它们都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建构起了专制集权统治的“水利社会”，是与西方社会异质的社会形态。在江河文明知识谱系的历史建构过程中，以人类学为代表的西方近现代人文学科，为这一文化“他者”的想象和认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工具。以印度古老的“文明之河”——萨拉斯瓦蒂河（Saraswati）为例，印度学者查塔（Ashish Chadha）认为，这条河流在认知论意义上的“显现”轨迹经历了四个关键阶段：在殖民主义“印度学”中，它作为一条神话中的想象性河流出现；随后，它成为殖民主义考古学所塑造的一条“文明之河”；在后殖民主义地理学中，它成为了一个水文学意义上的河流实体；在印度后殖民主义考古学和历史学中，它最终演变为一种以观察和实验为依据的经验性实存。这便是近代以来“文明之河”作为西方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产物的基本隐喻。

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人类学界在江河文明研究中引入了新的技术、方法和视角，催生了江河流域的生态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研究等前沿交叉领域，以及“跨境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等重要议题。与此同时，对“江河文明”的理解，也在学科反思中经历了一个去概念化的过程：一方面，“江河”不再是环境决定论意义上人类文明演进的舞台与背景，而是族群、地方、民族国家，以及跨国资本话语交锋、权力博弈的场域；另一方面，“江河文明”也不再被视为某种具有恒定内外部特征的静态“文明类型”，从而还原为人与江河互动、流域生态体系与社会建构交织的动态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流域”概念的日益凸显，体现了当代人类学“江河”研究范式的重要转换。

按照地理学的主张，“流域”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不受社会、文化、政治因素拆分的整体，不仅在直观上表现为流动的水沿着河道将流域内的土地联系为一体，而且在流域生态系统内部表现为人类、其他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当代人类学视域下的江河研究重视“流域整合”的观念，在视野上仍然保持了对人类文化宏观维度的关切，但不再热衷于建构关于江河文明体系的宏大理论话语。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并行的张力推动下，边界含混不清、充满象征意味、内涵广阔到难以把握的“江河”概念，日渐被作为人与自然交互进程的特定“流域”概念所取代。

综上，流域整合研究不仅符合江河流域自然与人文生态叠合的特质，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在微观个案与一般理论间搭建起有效的对话渠道。与此同时，面对全球性的水资源匮乏和水安全危机，流域整合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于江河水资源分享与协作的理论、方法、观念与伦理，在历史与当下的参照中发展出了一套极具批判性的理论话语。从根本上讲，“流域”的人类学研究与“水”的人类学议题密切相关。当代西方人类学家不仅将水视为人类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更视其为一种连接人类社会诸多领域的基本要素。通过在不同文化、社会和共同体中追溯水的不同价值形态，审视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人类学家考察人们管理水资源、制订水政策的法则和习俗，并通过人们对水的不同理解来研究多元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水知识系统。在与水有关的一系列关键场域中——包括多样化的流域、水系、河岸、水坝、水景观等，人类学家都试图提供民族志研究的深入洞察。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奥拉夫和坎通（Ben Orlove and Steven C. Caton）所指出，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水”的人类学议题涉及五大研究面向：（1）价值：自然资源与人权；（2）公正：获取与分配；（3）管理：组织与规则；（4）政治：话语与冲突；（5）知识：地方性／原住民知识与科学知识体系。借鉴上述观点，本文采取一种更为简明的分析框架，将当代国外人类学界对江河流域研究的新开拓归纳为三个主要领域：“水资源”“水政治”与“水知识”。

水资源：流域管理、冲突与共享

今天，“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概念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话语中业已占据了一个核心位置。关于水资源综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也成为当前江河流域研究，尤其是“国际河流”“跨境流域”研究的焦点。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流域水资源问题更易于与严峻的区域经济状况和区域冲突相交织。这也是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水资源协作事件引发国际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环境、政治和人类发展的交叉视角出发，美国学者伍尔夫（Aaron T. Wolf）指出，“跨境流域”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流域水资源协商与利用的结果。这也是世界范围内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在南亚，以恒河—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跨国水资源分享为例。20世纪末期，印度和尼泊尔合作在马哈卡利河流域实施了综合开发计划，孟加拉国的纸厂则由于排污污染了契尼河（Churni River）水质而遭到流域下游邻国的指控。印度学者巴拉基（Arun Kumar Banerji）结合上述案例指出，任何一国单方面开发跨境流域资源，都将导致流域国家间冲突的发生。流域资源共享因而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在西亚，人类历史上最神圣的河流之一——约旦河，发源于黎巴嫩、叙利亚，流经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最终汇入死海，在现代却因为水资源稀缺而成为导致该地区纷争频发的一个主要因素。自20世纪中叶开始，以色列在约旦河上游修筑水渠，几乎截走了上游所有水流，约旦和叙利亚也开始在下游修筑水坝。3个国家几乎占用了整个流域的绝大部分水资源。沿河国家之间的谈判也几乎陷入僵局，导致约旦河面临枯竭的危机。对此，美国学者罗威（Miriam R. Lowi）认为，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约旦河流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武断政治切分。要解决约旦河稀有水资源的政治问题，就必须承认流域应该被视为公共资源，独占式的开发将损害他人共享的利益。

非洲无疑是全世界水资源紧缺状况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河流与政治权力在那里有着更为尖锐的现实关联。美国学者拉曼（Majeed A. Rahman）在讨论当今尼罗河流域埃塞俄比亚与埃及的跨境水安全危机问题时表示，他赞同克里尔和赫夫勒（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所提出的非洲资源问题“冲突模式”——非洲的自然资源，如钻石、金矿、铜矿、铝土矿和石油，是非洲武力冲突的强力预警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尼罗河流域的水资源及流域所处的重要地理区位，也是非洲地区冲突的潜在激发器。此外还需要看到，种族隔离的历史遗产仍然潜在地影响了非洲社会水资源获得与分享的不平等性，也影响了IWRM观念与实践在非洲的生根落地。为使决策者和使用者深入理解水资源获取与分配的公正问题，英国学者兰克福德和沃特森（Bruce Lankford and Drennan Watson）借用经济学的“模拟博弈”理论，在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开展了一项“流域博弈”的游戏体验项目，以帮助人们理解流域资源共享的基本原则。在该项目中，上游流域与下游湿地之间有一条中央水渠，水渠上有多个灌溉系统的汲水口。一些玻璃球代表水流，沿着水渠滚落。参与者们非常活跃，都竭力用棍子抢先将玻璃球引入自己的灌溉系统，由此体验水资源短缺迫在眉睫。作为一种促进理解的对话工具，“流域博弈”以简单而又极具现实性的手段，帮助参与者基于自身经验和局外人的知识去理解复杂的现实，促使他们寻找新方案来解决水资源分享难题。

据联合国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对该项调查做出回应的134个成员国中，有82%都已实施或正着手实施流域资源综合管理，但包括加勒比海地区在内的一些地区却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从全球视野出发，莫林加（英）和迪克赛特（尼泊尔）等（Peter Mollinga，Ajaya Dixit and Kusum Athukorala）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流域水资源管理问题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虽然许多南亚国家都通过发展法律框架协议来解决水资源争议，但实践进展却十分缓慢。某些在美、澳获得成功的合作管理模式移植到南亚国家也都成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南亚基于水利—灌溉的文化和历史之中，众多河流、湖泊、支流、河口等，除经济价值之外，更有着特殊的宗教和审美价值。此外，与发达国家不同，这些发展中国家河流资源的利益相关者，还包括无地农民，以及其他诸如以采摘河畔野花贩卖给宗教场所为生计的贫困人群。因此，当“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理念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还应该考虑到这些特殊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经济发展背后深层次的文化传承问题。

上述比较同时促使人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也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当下价值。以色列学者贝威利斯特（Eyal Benvenisti）认为，亚洲的自然资源管理传统，对当代资源分享合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例子。比如在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伊朗，地方社会规范、区域共享的文化以及宗教都有益于维系长期、公平的水资源共享。许多古老的灌溉系统及其社会组织也都支持这种资源共享并一直延续至今。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贬抑“原始”实践智慧的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逐渐摒弃了原先精细的原生性资源供给系统，转而强行推行由中央计划但缺乏可持续性的资源管理系统。到了当代，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大失所望的政府才转而开始再发现古老传统实践的价值意义，并在可能的地方加以恢复。贝威利斯特回顾了这些悠久的灌溉传统，并分析了支撑相关社会活动的内在文化逻辑，进而指出，水资源共享的亚洲传统有助于解决当前亚洲淡水资源管理——包括印度河、恒河、湄公河的相关问题。同时，若能将这些传统智慧引入到当代国际法中，也可为更多地区性的共享资源管理提供有益的指引。

2015年11月，中国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湄公河沿岸6国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即“澜湄机制”）。这一新机制涵盖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合作等5个优先合作方向。这份合作协议的签署，体现出沿岸各国秉承流域资源共享的悠久传统，就当前存在的分歧展开对话的强烈意愿，更表明了中国参与和推动跨境水电和水资源管理合作的积极姿态。这不仅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协作开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世界其他地区跨境水资源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水政治：话语、权力与民族国家

在当今世界，江河流域水资源议题不仅表达了民族国家内部多元主体的发展诉求，也是国际政治格局中东西方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生存空间与地缘政治的重要关切点。国家水政的制订与实施，不仅包含政治内容，也包含行政内容，是“国家意志”表达和贯彻的重要方面。围绕“水政治”展开的，不仅包括实践层面全球范围内的拦河筑坝与其他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包括话语层面关于霸权主义、冷战、生态正义、人权、公民社会、国族主义等的论说与纷争。

20世纪以来，修筑大坝是许多国家实施江河资源管理的重要举措。从全球政治格局和东西方文明冲突视野出发，美国学者塔克（Richard P. Tucker）将大型水坝的全球性发展，视为冷战时期以华盛顿和莫斯科为首的两大军事阵营对峙所造成的最为直接的环境后果。自20世纪40年代起，全世界范围内数百条河流上都开始修建起大坝，并随之发展起配套的人工水库、灌溉工程、耕地扩张、电力网络、大型工业中心，等等。冷战的地缘政治策略是一系列此类大坝选址的主要动因。两大阵营的中界，恰好是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地带。而两大阵营的成员国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也正是维系冷战格局的支撑基础之一。对抗中的超级大国发明了规模宏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运动来竞相拉拢广大第三世界的中立国，力图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帝国主义都掌控着通往经济繁荣和政治霸权的关键。因而，在冷战冲突与和平时期的更迭之中，对自然的工业化开发在地处竞争性要冲的中立国得到快速发展。以大坝修筑为核心的流域发展项目，便是改造自然以适应冷战策略的最大规模计划。事实上，全世界河流大型水坝的分布图即标示了冷战的竞争地带，这一现象唯有在冷战对抗和东西方冲突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方能得到充分理解。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话语之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修建大坝的举措还有着特别的政治含义。印度学者德苏扎（Rohan D’Souza）将水坝修筑视为新兴民族国家权力建构的一种新的修辞范式。以德干半岛东北部默哈讷迪河（Mahanadi）流域水坝的修建为个案，他考察了1943~1946年间印度“多目标河谷发展规划”（MPRVD）的诞生过程。他指出，尼赫鲁的“碑铭主义”思想（Nehruvian Monumentalism）长期被认为是印度实现国家独立后建设大型水坝的主要驱动力。直至最近，政治和大众想象仍然将大坝视为印度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标志，更作为国家发展非政治化共识的一部分加以赞赏。德苏扎认为，“多目标河谷发展规划”（MPRVD）项目被引入印度本土政治语境，事实上正呼应了一种新的国家统治修辞与统治范式的建构述求。

20世纪末以来，中国长江三峡大坝水利工程的修建是一个引发广泛国际关注的焦点议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三峡大坝是迄今为止人类水利工程史上最宏大的项目，并将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澳大利亚学者威尔姆森（Brooke Wilmsen）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快速发展大型水利建设，中国尤为突出。世界上一半的大型水坝都位于中国境内。她将水坝修建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不同主体展开博弈的过程，并以三峡大坝为例，在决策优先权的分析框架中，讨论了政府、投资者、决策者、规划者、大坝修建者展开博弈的7种策略。而在简·阿什（Jean Ash）看来，三峡大坝的修建，不仅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加以区分，也为当代中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与发展论者、历史保护主义者与洪水控制者，以及百万三峡移民、将三峡大坝视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政府规划者表达各自处境和立场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围绕河流大坝的修建都展开了国家与民众、政府与地方力量之间的复杂政治角力。例如在日本，新仓敏子（Niikura Toshiko）报告了民众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一场顽强持久的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活动最初由反对政府在长良川（Nagara）河口修建大坝开始，随后发展成为波及全日本范围的大规模环境保护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

除了拦河筑坝以外，流域水资源开发的政策制订与实施，也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重要政治议题。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美国学者玛吉（Darrin Magee）以澜沧江流域的水电开发为例，讨论了当代中国国家资源管理制度的调试与变迁。她指出，国家力图以政策调整来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而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同样身为澜沧江流域省份的云南与广东之间的横向省际关系得到了增强。因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制度调整，并不必然促使中央与地方阶序关系的单向强化。在大洋彼岸的南美洲，墨西哥于1992年推行了一项备受瞩目的国家水政改革。美国学者怀尔德尔（Margaret Wilder）通过对墨西哥西北部省份索诺内拉灌渠和流域管理机构的考察，追踪了过去20年来墨西哥的水政变迁。总体而言，墨西哥的水政改革，以建立一种“新的水文化”为目标，致力于提高效率、去中心化和增强可持续性。但由于改革过程中充斥着诸多彼此抵牾的计划，以及未能有效建立持久的管理策略，一直收效甚微。2004年，墨西哥政府再次颁布了一项水政改革修正案，旨在推动流域整体规划与地方实践相结合，但该修正案也从未正式实施。在怀尔德尔看来，墨西哥的水政改革实际上是力图建构一种新型“国家—公民”关系，但该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分裂与党派更迭，阻碍了一种朝向更民主、更具分享性的水政的建立。这不仅是墨西哥水政的困境，也反映出了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水政现状。

在当今发达国家的流域资源管理实践中，政治权力关系也同样是帷幕之后的关键所在。在加拿大，流域水资源管理责任在联邦政府、各省及保留地政府之间被相互分离，导致加拿大水政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况。在北欧国家荷兰，围绕一项名为“给河流以空间”（Room for the River）的水安全计划的实施，则引发了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复杂政治话语实践。荷兰社会学家华纳和布伦（Jeroen Warner and Arwin van Buuren）考察了这项新的流域政治表述如何被“创造”出来，又如何被“转译”到地方层面，以及在此过程中，政策倡导者的“赞成”话语与反对者的“质疑”话语如何得到发展。在这一政策话语转译过程中，官方政策表述的原初要素被地方利益相关者选择、扩展、质疑或再度阐释。地方力量利用修辞策略将朗朗上口的表述、规范性价值和专业知识融合为一套话语体系，并通过在科学立场与政治立场之间左右骑墙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诉求，从而与国家力量相抗衡。由此可见，一项流域水资源管理政策的颁布，引发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其确保资源优化共享的原则和技术路线，也不意味着它所倡导的理念一定会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成功。政治意图的贯彻执行需要人们将其纳入现实并加以改造。从结构分析角度，则可以进一步地揭示出水政体系背后的社会机制特征。同属莱茵河流域的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的水政决策与实施的差异，也折射出四国水政参与者在政治信仰、合作程度、联盟结构以及中介职能等方面的社会结构差异。水政治本身因而也是社会各方不断协商与调试的社会性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在历史视野中，流域社会变迁往往经历了从早期聚落到前现代社会，并最终落入近现代民族国家版图的过程。对流域社会政治历史的深入考察因而可以在长时段历史背景下加深对人与河流互动关系的理解。加拿大作家怀尔德（Paula Wild）在其着作《一条河流，两种文化》中，回顾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贝拉库拉河流域的历史。从该流域“第一民族”印第安努克萨尔克人的深厚文化根脉，到皮货商、探险家、淘金者的到来和影响，再到1894年挪威殖民者定居点的建立，怀尔德追溯了该区域不同族群间的互动模式，进而对贝拉库拉流域当下的经济与政治斗争进行了深入剖析，从长时段视角中描述了一个北美流域社会如何被居处其间的复杂族群文化政治实践形塑为今天的面貌。在澳大利亚，古德沃和卡佐（Heather Goodall and Alison Cadzow）以新南威尔士州的乔治斯河为背景，考察了从19世纪30年代至今，悉尼附近土着居民与城市河道沿岸环境的互动关系，也为深入理解新南士威尔州的土着历史和澳大利亚殖民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她们广泛搜集了早期的文献报告、通讯、照片和地图，结合对当地土着的访谈和对澳大利亚城市土着信仰及实践的人类学考察，揭示了一段迄今为止“被掩藏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在白人定居点拓殖之前，原住民拥有这条河流的淡水资源，多个土着部族也在该流域建立起了持续不断的社会、文化、经济联系。这段“被遮蔽的”原住民历史与乔治斯河的生态历史始终水乳交融为一体，直至新的流域殖民史与国家建构史逐渐将其掩盖。从原住民的权益和政治述求出发，乔治斯河过去曾是、现在也是当地土着生产地方、复兴传统和自我认同的首要因素。原住民个体与部落的社会实践不仅赋予地方以意义，并在其被迫离开地方之后，仍然持续地生产着乔治斯河的“地方性”。正是通过不断地将此“地方性”纳入到国家政治叙事神话之中，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才得以建构和再建构。在美国，人类学家威廉姆斯（Brett Williams）同样考察了数个世纪以来生活在北美安纳科斯提亚河沿岸的人们的经验和观念。她追溯了这条河流从英国殖民时期至美利坚国家建构过程中的4个关键阶段：首都华盛顿的建成、强大中央政府的发明、首都核心区域的都市重建与当代的河岸发展计划。基于人类学、政治生态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视角，她指出，环境与社会变迁不断在人类、自然与人造环境之间引发难以调适的紧张和矛盾。对于生活在河流沿岸的人们来说，安纳科斯提亚河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冲突主宰了华盛顿这座流域城市的历史。当今的城市环境正义运动由河流的使用价值而催生，也始终与华盛顿作为国家政治中心这一关键话语相交融。通过对一系列权力关系、不平等性和多重矛盾的深入剖析，安纳科斯提亚河流域自然、社会过程的政治历史面向得到了深刻揭示：流域变迁的背后，表达了新兴民族国家的缔造神话和民主美利坚的政治述求。

水知识：地方性知识、传统与现代变迁

1997年，当国际法庭裁决匈牙利与斯洛伐克两国围绕多瑙河流域资源利用而产生的争端时，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援引了古代亚洲社会关于水资源分享的悠久传统作为例证，为发展国际法关于跨国资源分享的理念提供了新颖而有益的见解。这一事件表明，面对现代科学话语，那些表达着人与江河共生关系的地方性知识与传统社会的水智慧，在今天仍然是值得尊重和珍视的。

人类栖居于不同的流域环境之中，人对水的经验、感知和实践将建构起怎样的传统和知识呢？英国人类学家斯特朗（Veronica Strang）提供了两个田野案例以资对比：一个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州米切尔河流域的土着社群；另一个是居住在英格兰南部河谷地带的社群。她描述了不同流域的文化语境中水的形式特征、人们关于水的感知经验以及人与水的互动模式，由此主张两个重要的普遍性——水的特殊属性以及人类对水有着同样的身体经验和认知过程。此项研究对关于水的普遍性经验与文化性经验之间关系的讨论提供了基础，也有助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再思考。尽管人们对于水这种普遍性物质的感知有着跨文化的相似性，但不同社会仍然围绕水建立起了不同的文化编码和解码系统。美国人类学家斯金科（Lynn Sikkink）考察了安第斯山区一种名为“yaku cambio”的水仪式。人们在这项仪式中通过混合、连接、交换不同来源地的水，再现了社区成员彼此间的联系，并巩固了社区与土地的纽带。在安第斯山区人们的创造性实践中，水不仅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更是社群仪式的强有力的隐喻。除了关注人们对水的认知观念之外，不同社会和群体对水之“用”也充分显示了传统的经验与智慧。同样基于安第斯山区的田野考察，美国人类学家特拉维柯（Paul Trawick）通过一个社区的灌溉系统和用水实践，讨论了传统社会中水资源的道德经济。在比较民族志的基础上，他认为，这个社区独特的水资源利用传统，定义了社区中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人们不仅通过水的分享与合作来达成认同感，也利于形成一种透明、公正的社会关系。这种传统今天仍然有助于解决某些水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

需要看到，这些弥足珍贵的传统和智慧正遭受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今天，面对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人口增长和跨国资本的压力，几乎全球范围内的原住民社群都在为维系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而进行艰难的抗争。在东南亚，泰国学者孔赛特（Surapong Kongsat）等在南塔克洪河（Lam TaKong）流域的调查中发现，虽然目前该流域的沿河社区和水稻种植者依然运用古老的观念和方式来管理河流，发展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但与此同时，许多从古至今对该流域社群生存来说极为重要的地方传统和智慧正在逐渐走向消失。在南美洲，灌溉体系与印加宇宙论的当代变迁也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西班牙学者玛扎迭戈和普契等（L. F. Mazadiego，O. Puche and A. M. Hervás）在研究中指出，水是印加文明的关键要素，不仅对他们的作物而言极为重要，也是他们宇宙观的一部分。根据神话，印加文明是从海中诞生的凭借对水的卓越直觉和理解，印加人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水利系统来灌溉农田发展农业。与水资源的分享相配合，他们还形成了周期性的村社节日传统，以歌舞和欢宴来庆祝新的耕作周期的开始。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水资源集中控制系统的引入，古老的灌溉体系和仪式实践被逐渐取代，许多文化传统也随之日渐消失。其结果是，以水为根基并根植于农耕社会的古老印加宇宙观也随之消逝，无法挽回了。

与此同时，不同社会应对现代化变迁的策略和方法也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在北美洲西北部的高原文化区，100多年前外来殖民者在Clearwater河和Snake河上修建起了大坝，致使大马哈鱼的迁徙和繁殖线路遭到阻断，当地土着内兹佩尔塞人也无法继续捕获大马哈鱼。这对他们的文化传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琼斯（Peter N. Jones）借用“群体象征”和“关键象征”概念，考察了内兹佩尔塞人如何运用传统知识话语进行文化应对。他指出，捕鱼不仅是一种传统生计手段，更是一种文化认同方式。大马哈鱼在今天内兹佩尔塞人的文化保护和认同维系中，仍然以转换的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印度北部的亚穆纳河流域，美国人类学家哈勃曼（David Haberman）关注面对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危机，传统宗教如何通过自我调适来发挥作用。他提出的问题是：当圣河中飘满污物时，河流中的神灵会怎样？印度传统中以河流为根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又将面临怎样的未来？哈勃曼访谈了亚穆纳河环保运动中的许多角色，包括印度教领袖、本地和来自国外的河流保护者以及设计、执行河流修整计划的政府官员，对传统宗教精神与当代河流生态保护主义之间的交叉点进行了深入考察。他认为，亚穆纳河环保运动的兴起，充分利用了印度教对河流的神圣信仰，以吸引人们投身于清洁河流的行动之中。它发源于个体的宗教实践经验，同时也有赖于政府机构、国家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之间的联盟。这种东方环保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印度教以亚穆纳河为中心的宗教实践提供了一种基础牢固的对于自然的“爱”。与西方环保主义经常出现的核心表述——“危机”相比，祈求神灵的“爱”是一种值得珍视的东方智慧。凯泽尔（Sya Buryn Kedzior）对恒河流域中部地区河流崇拜模式变迁的考察，延续了此议题的探索。她指出，当人们改变用水习惯来应对严重的水污染时，人们对于河流神圣性的观念以及印度教徒与恒河女神母亲的关系也随之发生调整。这不仅反映了传统宗教的社会适应性特征，也揭示了附着于恒河女神的传统宗教意识，如何激发人们重新重视生态健康与人类价值体系的内在关联。对今天印度的河流环保运动而言，传统宗教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当“地方”已无可逆转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任何“传统”的地方性水知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学科话语的重组和再阐释。外来的研究者们并非总是客观地“记录”着流域社会中的种种“事实”，在人与河流关系的考察中，掌握特定学科话语的专家、学者和相关机构，基于特定的利益关切在具体语境中把控信息流向、影响意义制造，不同修辞策略的操控亦是不同价值观的反应。不过，面对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等西方科学话语的强势入侵，原住民及其世代传承的本土知识系统也并非处于全然被动的境地。在巴拿马东部地区，美国人类学家朗科（Julie Velásquez Runk）考察了土着巫纳安人（Wounaan）和外来的环保人士如何以他们各自的宇宙观来“解释”地方，由此讨论了巴拿马土着的流域根系宇宙观与当代森林环保运动的关系。在巴拿马的特定环境历史中，巫纳安人形成了传统的流域根系宇宙观念。现代以来，这种由河流网络、植物根系、森林与社会交织而成的独特文化景观受到西方世界对森林资源偏好的影响而遭到割裂和简化。在西方环保主义推动的以森林为焦点的保护实践中，巫纳安人关于河流和根系网络的宇宙观被忽略了。不过，巫纳安人试图通过强调他们与森林的原生性纽带来弥合这种文化断裂。通过这一表述策略，巫纳安人一方面利用了西方环保主义的森林偏好及其背后的权力资本，却也在环保行动中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力量。这项关于知识、话语与阐释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土着社群的本土宇宙论在当代环境保护运动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在大洋洲，由于殖民时期以来原住民被排除在公民身份、土地拥有权和水资源权力之外，使得澳大利亚在当代原住民水权力与流域管理参与领域的正义重建面临重大挑战。直至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才正式承认原住民在水政策中所应拥有的权利。赫敏（Steve Hemming）等认为，在由非原住民政府推动的组织严密的传统流域管理模式中，原住民很难有效参与，尤其以收效甚微的“顾问”（consult）和“服务输送”（service delivery）模式为甚。他们总结了“墨累河未来计划”中纳林杰里（Ngarrindjeri）原住民群体担当主要力量、以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世界观的平等协作来重塑流域水资源规划的成功案例，呼吁倾听“纳林杰里人怎么说”，并致力于发展一套“基于民族”（nation-based）的方法来推动原住民水资源管理的协作与参与。爱雅和麦肯齐（Margaret Ayre and John Mackenzie）则强调，在以法律与规划条例优先权为前提的流域管理语境中，作为一种与西方科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知识，原住民水知识的利用与其水权力和水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流域水资源规划应该是两套知识系统的观念和实践相互承认、持续转换的过程。由此可见，在现代西方科学的优越性、合法性遭受质疑的同时，地方社会与原住民群体也在积极地争取表达自我的契机，努力参与到全球知识对话与文化协商的过程之中，而不仅是简单地做出回应。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承认原住民的水知识与水权力，方能深刻认识人类、土地与水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

结语

江河以各种方式塑造或改变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故事，在水“流动”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隐喻中，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也获得了自我反思与推进的机遇。随着人类学视域下“流域”概念动态历史本质的揭示，江河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既有的事实性实存，人与江河的相互形塑也在生态动力学、仪式与象征、多元族群关系以及地方、国家与现代化的多重语境中得到全面展开。

过去20年来，基于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在江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实践及其意识形态面向的广泛考察，国外学术界对现代技术科学的优势与适用度、对文化与自然的二分模式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不同流域社群及其文化景观和社会传统被外部加以表述的动机和方式、“可持续发展观”的乐观假想，以及政府、跨国组织与非政府力量所扮演的角色等，也纷纷被加以重新检视。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对江河流域的研究由此显示出强烈的应用性、批判性与现实参与性。

透过对“发展”“保护”“共享”等普世性议题的反思，全球江河流域与水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去人类中心主义”两大立场分野得到进一步揭示。就前者而言，当前全球最大的水危机，仍是人类对水资源利用的危机，而不是水资源的危机。因而水管理、水技术、水治理和水政治仍是问题核心。以英国为例，基于自20世纪后半叶的“生态—无政府主义”（eco-anarchism）发展而来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与“生物区域方法”（bioregional approach），英格兰与威尔士自2001年启动的“河流信托”（The Rivers Trust）计划代表了当今流域资源管理的最新探索方向。相较之下，“去人类中心主义”则秉持更为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例如，“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将生态恶化和生态帝国主义视为严峻的后殖民议题，一方面展望一个人类与其他物种、河流、山脉、岩石等共存适居的地球，一方面强调人类面对生态危机更具责任感的伦理价值诉求。与此相呼应，近年来“水伦理”（Water Ethic）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最终促成联合国于2012年正式启动《国际水伦理宪章》（International Water Ethic Charter）的制订议程。在这个全新的蓝图中，重要的不仅是对人类水权的再理解与人水和谐关系的再建构，更需要重返问题的起点——唯有赋予河流“作为河流”（to be a river）的应有权利，人类才能更深刻地直面其涉水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情感、希望与恐惧。

本文原载于《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