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伟：智能化战争中人体的数据化

在战争形态走向智能化的今天，关注人类智能、机器智能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需注意到，人类肌体（以下简称人体）并未真正离开战场，而是在智能化推动下，以数据的形式被深度且广泛地卷入其间。智能化战争来临，不仅使人类重新挖掘心智的内涵，而且正重构战争中的身体要素，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省思的一个挑战性趋势。

智能化条件下，摧毁有生力量的意义重心由战争目标向中间手段演变、人体介入战场的途径“由实向虚”。

随着战争从机械化进入信息化时代，战争制胜的基本途径就从大规模歼灭有生力量转换为掌控战场制信息权，大规模毁伤人体不再是战争最为直接的目的。智能化条件下，无人自主作战、精确作战、远程打击等新型作战手段出现，战场行动主体的人机比例有望产生颠覆式改变，交战方谋求以最小的伤亡代价实现战争目的。因此，人体得以最大化地退出火力打击回路。

智能化战争中，打击有生力量的意义重心在一定程度上从物理空间向信息空间、认知空间迁移，围绕人体的“硬摧毁”释放出更强烈的“软杀伤”效能，针对人体的战术行动越来越多地撬动起战略级效应。例如，瞄准重要目标的精准杀伤被用于形成战略性威慑，展示战场精确打击效果构成证明行动正义性、合法性的关键手段，围绕平民无辜伤亡的宣传与反宣传日渐成为争夺人道主义高地的竞争焦点。

当摧毁有生力量的意义从摧毁本身最大限度扩展至呈现摧毁，从根本上讲，这意味着人体介入战场的途径由物理实体形式逐步虚拟化、数据化。将物理打击的效果转化为信息和认知效果，中间途径是以数据化手段把暴力对抗中的人体转化为虚拟形象。更进一步，人的生物特征乃至生命体征数据在智能物联的社会和战场环境中泛在化地流转传播，天罗地网般的社会监控和战场感知体系摄录人体活动状态，智能软件采集存储分析人脸、瞳孔、指纹、声纹、姿态等数据。同时，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交互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处理人体数据的强有力工具。这些为人体以数据形式进入战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智能化战争将人体作为数据流控制的新型节点，开辟聚合人力效能的新方式。

人体数据化的本质即身体在数字空间的复制、拆解、重组、再造。如同计算机和互联网使印刷出版物得以规模扩散和长久留存，人体数据化的结果是，身体资产的“使用权”从个体垄断演变为交战方政府和军队、大型数字平台甚至其他民众个体可以基于数据形态分布式地调用，身体在战场的存在限度也从有限次的毁伤演变为反复的、跨越时间的数据化挖掘。智能化战争将人体覆盖为数据节点，通过控制人体涌现的数据，达成对“人”这个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力量聚合。

人体数据被作为战场控制的精算资源。针对人的控制是战场控制的重要部分。近年来的局部冲突中，交战方整合情报、互联网等渠道，搜集人体数据来判明身份、定位群体。如借助人脸识别手段区分作战人员和平民、确定区域国别属性，从而辅助人道主义行动。更具精确化特征的作战场景是，从人体数据出发，综合社交关系等信息，识别某一具体目标对象是谁、处于作战链什么位置、关联什么群体，在此基础上设计作战行动。在一些局部战争中，已运用此类手段选准指挥枢纽人员实施精准击杀，查找对手战俘或阵亡人员的家属群体实施针对性心理攻势。就这一角度来看，个体实则被数据洪流更深刻地捆绑束缚于作战网络。

人体数据被作为基于群智作战的感知基础。智能化时代，群体智能朝着人、机、物融合的群智计算推进，成为驱动革新作战样式、改变未来作战规则的重要技术逻辑。人体、计算机、智能物体等异质行动者共同形成群智计算的传感网络，人体自身的生物特征数据、所处的时空环境数据、在历史和当下时刻的行为轨迹数据等是全域感知战场态势、灵活筹划作战行动的重要切入口。集群作战等基于群智机制的智能化作战行动，逐渐将人体传感节点纳入其中。

智能化战争以人体作为战场镜像化的新型主体，推动虚拟改写现实的新趋向。

镜像世界是现实世界“同等比例尺的数字复制体”，在硅谷作家凯文·凯利看来，是万维网、社交媒体之后的“第三个大型技术平台”。得益于人工智能、扩展现实、人机交互、物联网等技术创新，镜像世界的图景日益逼近。伴随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演变，“玻璃罩里的战争”在数字空间呈现高透明度、高真实感。当技术持续进步，数字空间可能复制还原出镜像化的战场，以允许指战员或围观民众用仿真、孪生等新手段参与战争，并为军事元宇宙、战争元宇宙探索路径。

人体数据化放大了镜像化战场的影响，进而重塑战争实践。在战争总体层面，局部冲突在镜像世界变得“全球化”，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情绪借助数据化的人体快速扩散至全球范围，战争动力、战争胜负的逻辑受到集体情感、文化认同因素的重构。战争操作层面，指战员借助镜像化战场升级作战效能，与虚拟武器装备交互的同时，可能需要更顽强的意志与镜像世界鲜活的人进行交互，特别是面对残酷的人员伤亡时。相较现实战场，镜像化战场中的人与武器来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更自由的时空。

人体数据化干扰镜像化战场的“保真度”，给战场认知带来变数。从人体“拆解”下来的面部、声纹、指纹等“数据零件”流通于网络，视觉大模型的兴起大幅降低了智能生成的成本和门槛，导致针对人体单一维度的深度伪造和多维度的重组欺骗走向泛滥。镜像化战场并不一定按照对应关系完全复刻现实战场，还可能在过程中发生扭曲、重写。由此，“罗生门”事件接踵而至，对认识战场迷雾提出新的挑战。

智能化战争或将人体拓展为激烈竞争的新型疆域，衍生作战理念、战争伦理的新关切。

在塑造陆、海、空、天等基于自然环境的战争空间之后，人类创造性地开拓出网络空间这一新的带有人工属性的战场空间。时下，人为开创作战疆域的趋势向人体领域蔓延开来，例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近年来的局部冲突中。智能化的技术体系、社会环境将数据生产力的开发推进至人体领域，智能化战争随之延伸战斗力的增长触角。人体日益演化为集成射手、弹药、目标等诸作战要素的载体，精细化地操控实体或虚拟的人体也开始有“数”可依。

人体数据化的背后是人技关系的共生化动向，人与技术互为主体、互相构造。编码后的人体既以不可见的形式融入作战数据链，又以全息形态现身并参与建构镜像化战场，从物质和心理层面影响战争实践和逻辑。这个过程中，人利用技术加强对作战进程的掌控力，也因为技术对人的物质化，而被战争所捕获、所操控。作战体系中的人技关系向共生发展，势必会对作战理念产生冲击。同时，围绕人体的竞争必然包含对心智的夺控，促使智力和情感力的运用与较量及其对战争制胜的影响展现新局面。

人体数据化在战争中的运用应当引起战争伦理学视角的审视，其可能后果、相应规范、国际规则等需要被深究和厘清。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一项特殊的、相互摧毁的暴力活动，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总是两大活生生的力量的彼此冲撞”，我们应竭力避免战争中摧毁的无节制扩展。